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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WTO，意味着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漫长转轨进程步入最后一个阶段。中国必须进行改革，以求和WTO的体系相一致，而这些改革将会使中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并融入32万亿美元的世界经济中。当中国的经济体系和世界经济体系更加一致时，经济的质和量两方面都将得到提高。中国入世改革完成之后，其经济水平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将会更快地缩小。因此，对于中国政府来说，首要的是捍卫这个改革进程而不是经济增长目标本身。
全国九届人大第五次全体会议强调了转型过程中维护中国稳定的三个支柱：以财政支持来减轻对下岗工人的负面影响；通过减轻农民负担和提供投资支持来提高农民收入；继续进行反腐运动以加强社会公正。我相信，对于中国未来几年，这些措施不但非常中肯，而且绝对必要。
首先，我想强调的是，对于中国未来改革过程和前景的种种忧虑被过分夸大了。中国的出口业绩非常好，而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将持续这种态势，这可以使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7％以上。世界范围的制造业产品价格下降正使得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其生产转移到生产成本低的地区。对于越来越多的行业，中国是成本最低的生产基地。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出口占东亚出口的份额从1997年的15.6％增长到去年的21.58％的原因。这个增长速度是1990年～1997年间的两倍。
最新的数据显示，制造业重新向中国转移的趋势正在加速。2002年1月到2月期间，中国的出口量比去年同期增长14.1％，而韩国和台湾地区的出口量则出现两位数的下降。如果中国每年的出口量增加速度能够高于10％，在中国的改革过程中，它将能带动足够的经济增长。我相信，世界经济即使在当前的复苏之后，在2003年重新减缓，中国的出口也能超过这个目标。
由于强劲的出口足以保持经济稳健增长，政府就能集中精力于减轻入世改革所带来的社会影响上。中国的入世改革将建立一整套统一、透明和有效的规则，来管理工人、企业、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过去，中国一直依赖于高级领导人的作用来提高生产和投资，在中国经济体还很弱小和简单的时候，这种直接的干预效果很好；但是，中国经济现在已经很大，而且非常复杂，在将来会更大更复杂，所以，过分依赖直接干预将会限制中国的发展。发展这样巨大而复杂的经济体，建立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体系是惟一可行的选择。因此，入世改革对于中国未来20年的持续增长是至关重要的。
短期而言，最为尖锐的问题是如何创造足够的工作机会，以吸纳国有企业的下岗工人。这些工人往往在国有企业工作数十年，以低工资换取职业安全、医疗保险和养老金。当前的改革则将切断这种关系。在劳动力市场中，在国企苦干了10年以上的工人往往缺乏和年轻人及受过更好教育的工人相竞争的能力，他们寻找新工作更为费时费力。政府以及整个中国社会理应向这些工人伸出援助之手。在2002年度预算中，政府加强了财政支持，以维持下岗工人的最低生活标准。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趋势。事实上，如果实际的财政需要超过了预算额度，政府应该考虑延迟一些投资项目来为这个最为紧迫的社会问题提供资金。
政府预测，预算赤字可能比去年高出19％，即占GDP的3％。我相信，只要赤字是主要为了解决入世改革所带来的社会问题，这个问题就不需要过分忧虑。随着没有效率的经济活动的萎缩，更有效率的经济活动将取代它们。因此，创造出来的工作机会就会比失去的要多，政府为社会安全所需要支付的净值就会减少。财政收入将比支出增长更快。随着更有效率的经济的更高速增长，政府预算将重新归于平衡。
另一方面，如果预算赤字仅仅是为了刺激内需，则将导致长期的问题。日本是前车之鉴，其疲软的经济绩效主要是因为生产能力过剩而且没有效率。解决之道应当是关闭亏损的企业。相反，日本政府一直动用财政去推动需求，希望更高的需求能使得亏损的公司盈利。结果恰得其反。政府的支持反而减少了亏损公司重组的积极性。政府不得不维持长期财政刺激来避免经济滑坡。因此，日本这种靠政府债务支持的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今后几年，中国有可能面临更大的财政赤字，但这不至于构成对政府财务的长期威胁。政府有大规模的资产可以货币化来抵消其债务。比如，政府仍然拥有三分之二的上市公司股权。而且，还有更多的国有企业可以上市，并且经过重组之后，它们将会更有价值。重组之后创造的财富可以用来支付重组带来的成本。中国由此可以创造一个良性循环。
和重组国有企业相比，提高农民收入同样具有挑战性。农民收入增长的关键性约束是农村人口相对于城市人口比例太高，这使得农民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即使农民的技术和税费负担情况好转，最终的结果仍然是利益转移到城市消费者身上，因为农产品价格很低。导致农民收入低下的因素中，农民之间的竞争比起其他因素所起的作用远为巨大。
政府减低农民生产成本的措施在短期将有助于农民收入的提高。但长期的解决办法则是减少农村人口，这个进程其实一直在进行。如果政府能够采取恰当的政策来帮助农村劳动力向非农活动转移，将更能有效地提高农民收入。政府鼓励小城市服务业的政策将对这个目标大有帮助。
有助于农民的另外一个办法是增加农村劳动者向大城市的迁移。当小城市没有突破性的发展时，它只能提供低收入的工作机会。大城市的人均收入比小城市的要高，如果中国致力于发展更多大城市来吸收更多的剩余农村劳动力，经济将会发展更快，同时，迁移的劳动力能给家里寄更多的钱来缓解农村的压力。中国的储蓄率很高。过去三年来，由于许多制造业生产能力过剩，储蓄被再分配到许多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中国的基础设施将更为充裕，而储蓄可以更多地转移到城市发展中去。
我认为，中国的城市化战略是国家未来的一个关键。发展小城市固然有许多大城市所没有的优点，如没有大城市的污染、拥挤和其他城市病。但是，这些问题可以通过事先的城市设计来避免。因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大城市一开始并非为今天如此多的人口而设计，所以诸如交通拥挤和污染等大城市病才会如此普遍。然而，如果这些城市一开始就为容纳如此多的人口而设计，这些问题是可以避免的。
大城市有提供基础设施和创造就业的规模经济优势。中国仍然是一个低收入的经济体，但必须尽快创造数以百万计的就业机会。大城市的发展如果处理得恰当，将是解决中国就业问题的关键。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它的发展必须比任何发达国家在发展早期更多地利用规模经济的优势。深思熟虑地发展设计良好的大城市，将是中国发展战略的重要因素。
中国的收入不平等正在加深。这主要是全球化的一个结果。随着中国和世界经济的结合更为紧密，中国工人也将参与到世界经济中去并和那些高收入国家中的同行竞争。由于中国工资水平低于高收入国家的水平，全球化将提高中国的工资水平。然而这个进程对熟练工人的好处要大于不熟练工人。相对于其他国家，由于中国的不熟练劳动力非常众多，他们其实是在和本国人竞争而不是和其他国家工人竞争。中国在轻工业出口上占有巨大的市场份额正反映了这一点。这些产业的工资是由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竞争而不是国际市场的竞争所决定的。因此，全球化带来收入不平等的原因是由于中国有大规模的剩余不熟练劳动力。
在中长期，中国必须提升劳动力技能以缩小不平等。中国高等教育的迅猛增长将有助于此。然而在短期，其实没有必要对此过于忧虑。对于透明和公平的市场竞争所导致的收入不平等，人们其实并不愤恨。事实上，中国人民钦佩那些通过市场公平竞争致富的商人。但是，不公平竞争，特别是腐败导致的不平等则会引发强烈的社会不满。这是中国应当尽可能严厉地打击腐败的原因。在面临当前困难的调整时期，中国将无法承受腐败所导致的社会动荡。
全国九届人大第五次全体会议强调了转型过程中维护中国稳定的三个支柱：以财政支持来减轻对下岗工人的负面影响；通过减轻农民负担和提供投资支持来提高农民收入；继续进行反腐运动以加强社会公正。我相信，对于中国未来几年，这些措施不但非常中肯，而且绝对必要。
首先，我想强调的是，对于中国未来改革过程和前景的种种忧虑被过分夸大了。中国的出口业绩非常好，而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将持续这种态势，这可以使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7％以上。世界范围的制造业产品价格下降正使得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其生产转移到生产成本低的地区。对于越来越多的行业，中国是成本最低的生产基地。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出口占东亚出口的份额从1997年的15.6％增长到去年的21.58％的原因。这个增长速度是1990年～1997年间的两倍。
最新的数据显示，制造业重新向中国转移的趋势正在加速。2002年1月到2月期间，中国的出口量比去年同期增长14.1％，而韩国和台湾地区的出口量则出现两位数的下降。如果中国每年的出口量增加速度能够高于10％，在中国的改革过程中，它将能带动足够的经济增长。我相信，世界经济即使在当前的复苏之后，在2003年重新减缓，中国的出口也能超过这个目标。
由于强劲的出口足以保持经济稳健增长，政府就能集中精力于减轻入世改革所带来的社会影响上。中国的入世改革将建立一整套统一、透明和有效的规则，来管理工人、企业、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过去，中国一直依赖于高级领导人的作用来提高生产和投资，在中国经济体还很弱小和简单的时候，这种直接的干预效果很好；但是，中国经济现在已经很大，而且非常复杂，在将来会更大更复杂，所以，过分依赖直接干预将会限制中国的发展。发展这样巨大而复杂的经济体，建立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体系是惟一可行的选择。因此，入世改革对于中国未来20年的持续增长是至关重要的。
短期而言，最为尖锐的问题是如何创造足够的工作机会，以吸纳国有企业的下岗工人。这些工人往往在国有企业工作数十年，以低工资换取职业安全、医疗保险和养老金。当前的改革则将切断这种关系。在劳动力市场中，在国企苦干了10年以上的工人往往缺乏和年轻人及受过更好教育的工人相竞争的能力，他们寻找新工作更为费时费力。政府以及整个中国社会理应向这些工人伸出援助之手。在2002年度预算中，政府加强了财政支持，以维持下岗工人的最低生活标准。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趋势。事实上，如果实际的财政需要超过了预算额度，政府应该考虑延迟一些投资项目来为这个最为紧迫的社会问题提供资金。
政府预测，预算赤字可能比去年高出19％，即占GDP的3％。我相信，只要赤字是主要为了解决入世改革所带来的社会问题，这个问题就不需要过分忧虑。随着没有效率的经济活动的萎缩，更有效率的经济活动将取代它们。因此，创造出来的工作机会就会比失去的要多，政府为社会安全所需要支付的净值就会减少。财政收入将比支出增长更快。随着更有效率的经济的更高速增长，政府预算将重新归于平衡。
另一方面，如果预算赤字仅仅是为了刺激内需，则将导致长期的问题。日本是前车之鉴，其疲软的经济绩效主要是因为生产能力过剩而且没有效率。解决之道应当是关闭亏损的企业。相反，日本政府一直动用财政去推动需求，希望更高的需求能使得亏损的公司盈利。结果恰得其反。政府的支持反而减少了亏损公司重组的积极性。政府不得不维持长期财政刺激来避免经济滑坡。因此，日本这种靠政府债务支持的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今后几年，中国有可能面临更大的财政赤字，但这不至于构成对政府财务的长期威胁。政府有大规模的资产可以货币化来抵消其债务。比如，政府仍然拥有三分之二的上市公司股权。而且，还有更多的国有企业可以上市，并且经过重组之后，它们将会更有价值。重组之后创造的财富可以用来支付重组带来的成本。中国由此可以创造一个良性循环。
和重组国有企业相比，提高农民收入同样具有挑战性。农民收入增长的关键性约束是农村人口相对于城市人口比例太高，这使得农民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即使农民的技术和税费负担情况好转，最终的结果仍然是利益转移到城市消费者身上，因为农产品价格很低。导致农民收入低下的因素中，农民之间的竞争比起其他因素所起的作用远为巨大。
政府减低农民生产成本的措施在短期将有助于农民收入的提高。但长期的解决办法则是减少农村人口，这个进程其实一直在进行。如果政府能够采取恰当的政策来帮助农村劳动力向非农活动转移，将更能有效地提高农民收入。政府鼓励小城市服务业的政策将对这个目标大有帮助。
有助于农民的另外一个办法是增加农村劳动者向大城市的迁移。当小城市没有突破性的发展时，它只能提供低收入的工作机会。大城市的人均收入比小城市的要高，如果中国致力于发展更多大城市来吸收更多的剩余农村劳动力，经济将会发展更快，同时，迁移的劳动力能给家里寄更多的钱来缓解农村的压力。中国的储蓄率很高。过去三年来，由于许多制造业生产能力过剩，储蓄被再分配到许多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中国的基础设施将更为充裕，而储蓄可以更多地转移到城市发展中去。
我认为，中国的城市化战略是国家未来的一个关键。发展小城市固然有许多大城市所没有的优点，如没有大城市的污染、拥挤和其他城市病。但是，这些问题可以通过事先的城市设计来避免。因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大城市一开始并非为今天如此多的人口而设计，所以诸如交通拥挤和污染等大城市病才会如此普遍。然而，如果这些城市一开始就为容纳如此多的人口而设计，这些问题是可以避免的。
大城市有提供基础设施和创造就业的规模经济优势。中国仍然是一个低收入的经济体，但必须尽快创造数以百万计的就业机会。大城市的发展如果处理得恰当，将是解决中国就业问题的关键。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它的发展必须比任何发达国家在发展早期更多地利用规模经济的优势。深思熟虑地发展设计良好的大城市，将是中国发展战略的重要因素。
中国的收入不平等正在加深。这主要是全球化的一个结果。随着中国和世界经济的结合更为紧密，中国工人也将参与到世界经济中去并和那些高收入国家中的同行竞争。由于中国工资水平低于高收入国家的水平，全球化将提高中国的工资水平。然而这个进程对熟练工人的好处要大于不熟练工人。相对于其他国家，由于中国的不熟练劳动力非常众多，他们其实是在和本国人竞争而不是和其他国家工人竞争。中国在轻工业出口上占有巨大的市场份额正反映了这一点。这些产业的工资是由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竞争而不是国际市场的竞争所决定的。因此，全球化带来收入不平等的原因是由于中国有大规模的剩余不熟练劳动力。
在中长期，中国必须提升劳动力技能以缩小不平等。中国高等教育的迅猛增长将有助于此。然而在短期，其实没有必要对此过于忧虑。对于透明和公平的市场竞争所导致的收入不平等，人们其实并不愤恨。事实上，中国人民钦佩那些通过市场公平竞争致富的商人。但是，不公平竞争，特别是腐败导致的不平等则会引发强烈的社会不满。这是中国应当尽可能严厉地打击腐败的原因。在面临当前困难的调整时期，中国将无法承受腐败所导致的社会动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