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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 王 蒙 整理 张学英
1949年10月1日，当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宣布新中国成立之时，我和我周围的年轻人兴奋极了。我们相信，可以重新建设一个富强的中国，大家都加倍努力地学习、工作，渴望一切新知识。
1950年5月，我担任了北京市团委组织部的负责人。那一年我还不到20岁，如此年轻而获得这样高的职位在那一时代并不多见，如果按照这一升迁速度，我的政治生涯或许会前途无量，但就在那时，一篇文章，改变了我的命运。那是俄国作家爱伦堡的作品，题名是《谈谈作家的工作》，它使我相信，文学可以提升人生，文学可以使生活更加鲜艳而使战斗更加豪迈，文学使思想丰富使情感深邃使话语与岁月迷人，文学使天与地、月与星都洋溢着生命。文学与革命同样是一项伟大而光辉的事业!其实我从小就对文学感兴趣，上小学的时候，我的作文就受到老师的赞赏。
我的内心充满了写作的冲动，渴望把我和我周围年轻人的激情表达出来。我的周围有一大批充满阳光的青年骨干。他们人小心大，才智出色，一心革命，能讲演，善分析，同时具有组织指挥能力，很优秀。
1956年4月，团市委痛快地批准了我的创作假。那一年，我21岁，发表了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
一部作品与一种命运
作家经常在作品中左右一个人的命运，但是一部作品左右作家的命运却令人匪夷所思。《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就是让我的人生充满戏剧性的作品。
这篇小说描写了一个对新中国和革命事业抱着单纯而真诚信仰的年轻人林震，来到中共北京市某区委组织部工作后所遭遇的矛盾和困惑。小说表现了强烈的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的思想主题。我曾以为，革命需要这样的文学，需要文学的理想、批判、煽情鼓动。
然而，在刚刚建立政权，经济尚没有坚实基础的中国，意识形态斗争相当激烈，各种针对敌对势力、破坏势力的斗争仍在继续。经济建设成为当时的首要目标。50年代中期提出了15年超过英国的目标，在万众一心铸造无产阶级的铁打江山的当儿，这篇小说的内容显然有些消极，甚至是立场的错误。
《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很快引发了讨论，有称赞，有批评。看到作品引起这么大动静、看到人们争说这部作品、看到行行整齐的铅字里王蒙二字出现的频率那么高，我最初真有些得意洋洋。但很快，批判的调子渐高。1957年2月，《文汇报》发表李希凡的长文，对这篇小说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就在这个时候，我听到了毛泽东主席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录音。他说：“有个王蒙写了一篇小说，一些人准备对他围剿，把他消灭。我看也是言过其实。对他的批评我就不服。北京就没有官僚主义?反官僚主义我就支持。”
尽管有毛泽东的干预，短时间内我几乎变成了文坛的宠儿，但最终，我还是因为这篇小说被开除党籍，并被划为“右派分子”。
1957年到1962年，我经历了劳动改造，后到北京师范学院教中文。但我并不想从事教师这个职业，我依然热爱着写作。在北京找寻不到出路的我，突然想到去新疆。那里是中国最西部的省份、维吾尔族聚居地，却也是我心目中最浪漫的地方。1963年12月下旬，新年前夕，我带着全家(夫人和两个年幼的孩子)，带着些许的不甘心、冒险心、好奇心，卖掉了无法携带的家具，踏上行程。但是我没想到，在那里一待就是16年，在这期间我甚至还失去了公开发表作品的权利。值得庆幸的是，新疆的生活扩大了我的视野、增长了我的见识、丰富了我的生活，它日后多次出现在我的作品中。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这次会议上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做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并富有远见地提出了对党和国家各个方面的工作进行改革的任务。多年后我们把这一年称之为“改革开放的元年”。在这次会议上还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
那一年夏天，文学界宣布为一大批曾被错误地批判否定过的所谓毒草作品平反，其中就有《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官方重要的媒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都把这个消息作为重要新闻播出。之后，我的其他作品也相继出现在公开发行的报纸杂志上。
改革时代的试验
1977年冬，《人民文学》上刊登了刘心武的《班主任》，它讲述了“文革”十年造成的心灵创伤。看完这篇小说，我当时就想：难道小说当真又可以这样写了，不会招致杀身之祸?1978年我也尝试着写了一篇同主题的小说。《最宝贵的》，讲述一个15岁的少年在胁迫和恐吓下透露了一位老领导的藏匿地点，导致老领导被迫害致死，而少年的心灵也从此变得如冰冷的石头一般。事实上不只是我们，同一时期，有一批小说，都描述了“文革”十年中知青、知识分子、受迫害官员及城乡普通民众的悲剧性遭遇，这批作品，被当代文学史统称为“伤痕文学”。但由于它们大都是以宣泄十年来积郁心头的大痛大恨为宗旨，并不注重小说的创作技巧和艺术形式，很快，“伤痕文学”就被认为浅俗而廉价，缺乏文学性，遭到批评。
围绕着“伤痕文学”，从1978年夏开始，作家们进行了热烈的争论，文艺创作是为什么，它与意识形态、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被重新提出。这一争论延续至1979年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会上小平同志代表中央致词祝贺，他指出：“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我记得当小平同志说到“不要横加干涉”时，全场掌声如雷，人人欣喜若狂。这次会议被称为当代文学史上的重大转折点。会议提出政治型向社会型转变是文学的一次大的解放，而作家也由此获得了独立的地位，同时宣称文学向人学回归。
这之后，文学从作品内容到数量都极大地丰富起来。学界普遍将它们称为“新时期文学”。
文坛的热闹感染了我，压抑很久后而勃发的创作冲动替代了曾经的小心谨慎。1979至1980年两年间，我就创作了9部短篇小说、两部中篇小说，超过我前25年作品的总和。
我至今认为《夜的眼》是这一时期我最值得回顾的作品。它讲述了一个叫陈杲的人，“文革”期间去了新疆，“文革”后回到了他原来生长的都市，却发现这里一切都变了，包括人情也都变得淡漠了。我想表现人处于社会、时代变迁中内心的困惑与矛盾；一种遭遇冷落后，对社会将会变得更好的期待与乐观，如同寒夜里的路灯一般温暖。这篇短篇小说因为打破了那一时期“伤痕文学”一揽天下的局面，同时首次对人物内心进行了细致的描述而备受好评。时任《光明日报·副刊》负责人的秦 晋说：“这部小说创造了新的境界。”但小说也因为灰暗的调子私下里受到一些同行们的非议。
不过，这次我并没有遭受到政治上的清算，相反，还先后担任了作协书记处书记、《人民文学》主编等职。《人民文学》是中国当时四个大型刊物之一，发行量已经达到150万册。
出任文化部部长
1986年6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通过，我正式就任文化部长。说实在的，当部长我有许多不习惯的东西，譬如要批那么多文件，要开那么多的会，从早到晚的开会，有时候国务院开会连着开四五天，开得我有点坐不住，但是特别不习惯的没有。
对于出任文化部长，我且悲且喜。喜的是，像我这样一个曾经被打入另册的人居然还会成为内阁成员，悲的是突然间对于艺术我有了责任有了义务也有了说三道四的权力，我究竟应该怎么做?我也担心，我能否帮助艺术?我会亵渎艺术吗?我是假装要指挥艺术，还是认真地掌握着、规划着、安排着，当然也要保护着艺术还有无所不包的文化?
也正是有这样的担心和忧虑，在上级领导找我谈话时，我表明态度，只干三年，三年中请中央物色更合适的人选。
文化艺术的争论贯穿于整个80年代，不仅激烈而且争论的内容之广泛是不多见的。处在改革开放的探索期，这是很自然的，但对于管理者我来说，管理起来却是相当困难的。我于是邀请了一批文化界的老前辈、大家、权威，多次举行座谈，听取他们的意见，希望借助他们的影响、他们的经验给我以指引。
这件事让我发觉，作为领导者，我在政治上的天真。每次开会，这些老同志都在狠狠批评通俗的、消费性的文艺文娱活动，令我十分尴尬。作为文化部部长，我不能与他们一起否定当前蓬勃发展的文艺生活。因而每次会议的最后总是不能达成一致的意见。
我在任期间，深圳曾经计划举办准选美活动。那时并不敢用“选美”一词，只称作评选“礼仪小姐”或是“时装模特”。但就这样还引起了媒体的质疑之声，不仅如此，还有一些高层女领导做出批示，说选美是旧社会拿妇女当玩物的一种活动，表现的是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绝对不可以在我们神圣国土上举行。我当然要贯彻执行。深圳的“选美”最终没有举办成。但是谁也没想到，1999年，海南三亚举办了“三亚旅游形象大赛”，成为中国第一个举办“选美”比赛的城市，不仅如此，从2001年开始，三亚连续三年举办“世界小姐”选美比赛。
中国有句俗语叫“不当官不知道自己官小”。我真的是当了官才发现有很多想做的事不能做，但令我相当自豪地是，我也尽我所能做了很多。
在文化部任职期间，我秉持一贯的准则，提出维护改革开放以来的大局，维护文化工作的已经明确的方针政策。我一直强调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不要因为个别事件而动辄调整政策，以保持政策的稳定性，保持事业的稳定性。这一观点令文坛借意识形态互相倾轧之风有所收敛。
营业性舞厅的开放是我另一项颇为自豪的功绩。1988年以前，中国一直严禁举办营业性舞会舞厅，如果有人敢闯禁令，会遭到惩罚。禁止的原因是有关部门怕流氓滋事，甚至发生恶性事件，导致破坏社会道德、社会风气。一次我与一位高级首长见面，他在聊天时说，舞厅的开设、夜晚娱乐场所的开设是人民的需要。于是我决定开放营业性舞厅。
针对流氓滋事的问题，在制定政策时特别给予了重点考虑：营业性舞厅要欢迎执法部门派员前往监督视察，甚至可以请穿制服的人员来维持治安。政策一经推出，果然没有人提出异议。从此中国舞厅开始合法经营。
在我的推动下，1987年首届中国艺术节举办，如今它已经成为一个盛大的节日。
这些其实都是文化市场的一部分，现在称为文化产业。在我担任文化部长期间，文化已经开始由计划走向市场，面临着诸多新问题，如文物仿制品的问题。当时中国人已经有了艺术审美的需要，但刚刚满足温饱，买不起货真价实的文物，于是市场上就出现了文物仿制品以满足需求。但是如何管理这些文物的仿制品，有些想买真货的人却买到假货，无处投诉。文艺演出也是如此，改革开放前，文艺演出团体都是国营的，演出是按计划，不仅演出场次少，内容也不丰富、多元，难以满足大众多层次的文化艺术需求。后来开始有了演出经纪人，当时称为“穴头”。一些演员在穴头的组织下，利用业余时间演出称为“走穴”，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演出质量的问题、演员是否应该“走穴”的问题、穴头应该如何管理等等问题一时间全都摆在眼前，亟待处理和解决。还有书画如何进入市场，如何流通，税收的问题如何解决，从我们面对的问题就可以看到当时中国从计划向市场转变时的混乱，制度的建立远远落后于市场的发展。
为了对文化市场有所研究，我们专门设立了一个新的部门——文化市场司，对文化市场予以推动和管理。现在回想起来应该说，当时成立文化市场司还是相当及时的，它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树立了督促、稽查的概念，包括文物假冒的问题、音像制品的非法盗版问题等等，一定意义上，起到了规范市场的作用。
1989年，我从部长职位上退下来，重新开始我心爱的创作工作。从1990年到2009年的20年间，中国社会、经济平稳、快速地发展，我的工作生活一如国家的发展也处于稳定增长期。
作为共和国六十年亲历者，我想我可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一份证词。因为我亲自参与了、看到了、经历了新中国的起起伏伏。中国前30年，可以说是热情建设的时期，欢呼着新纪元到来，渴望着过上幸福、平稳、富裕的生活，但是太急躁，把执政和经济建设看得太简单了，沿用指挥战役的方式，动员所有人员和物资，以为就可以实现目标，事实证明太激进了；后30年，发展的步调越来越稳，已经掌握了执政和发展的规律。我用我的作品记录了60年来中国曲折发展的过程，既描写了新中国带来的希望，也没有回避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时候，一些人所表现的那种幼稚、那种乌托邦、那种天真以及某些方面的极端和偏执。我既没有回避当时很不正常的一些状况，也没有回避当事者的责任。虽然，因为创作，我的命运也随着国家的命运起伏波折，但看到如今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看到我们当时的理想正在一步步实现，还是深感安慰。
1949年10月1日，当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宣布新中国成立之时，我和我周围的年轻人兴奋极了。我们相信，可以重新建设一个富强的中国，大家都加倍努力地学习、工作，渴望一切新知识。
1950年5月，我担任了北京市团委组织部的负责人。那一年我还不到20岁，如此年轻而获得这样高的职位在那一时代并不多见，如果按照这一升迁速度，我的政治生涯或许会前途无量，但就在那时，一篇文章，改变了我的命运。那是俄国作家爱伦堡的作品，题名是《谈谈作家的工作》，它使我相信，文学可以提升人生，文学可以使生活更加鲜艳而使战斗更加豪迈，文学使思想丰富使情感深邃使话语与岁月迷人，文学使天与地、月与星都洋溢着生命。文学与革命同样是一项伟大而光辉的事业!其实我从小就对文学感兴趣，上小学的时候，我的作文就受到老师的赞赏。
我的内心充满了写作的冲动，渴望把我和我周围年轻人的激情表达出来。我的周围有一大批充满阳光的青年骨干。他们人小心大，才智出色，一心革命，能讲演，善分析，同时具有组织指挥能力，很优秀。
1956年4月，团市委痛快地批准了我的创作假。那一年，我21岁，发表了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
一部作品与一种命运
作家经常在作品中左右一个人的命运，但是一部作品左右作家的命运却令人匪夷所思。《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就是让我的人生充满戏剧性的作品。
这篇小说描写了一个对新中国和革命事业抱着单纯而真诚信仰的年轻人林震，来到中共北京市某区委组织部工作后所遭遇的矛盾和困惑。小说表现了强烈的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的思想主题。我曾以为，革命需要这样的文学，需要文学的理想、批判、煽情鼓动。
然而，在刚刚建立政权，经济尚没有坚实基础的中国，意识形态斗争相当激烈，各种针对敌对势力、破坏势力的斗争仍在继续。经济建设成为当时的首要目标。50年代中期提出了15年超过英国的目标，在万众一心铸造无产阶级的铁打江山的当儿，这篇小说的内容显然有些消极，甚至是立场的错误。
《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很快引发了讨论，有称赞，有批评。看到作品引起这么大动静、看到人们争说这部作品、看到行行整齐的铅字里王蒙二字出现的频率那么高，我最初真有些得意洋洋。但很快，批判的调子渐高。1957年2月，《文汇报》发表李希凡的长文，对这篇小说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就在这个时候，我听到了毛泽东主席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录音。他说：“有个王蒙写了一篇小说，一些人准备对他围剿，把他消灭。我看也是言过其实。对他的批评我就不服。北京就没有官僚主义?反官僚主义我就支持。”
尽管有毛泽东的干预，短时间内我几乎变成了文坛的宠儿，但最终，我还是因为这篇小说被开除党籍，并被划为“右派分子”。
1957年到1962年，我经历了劳动改造，后到北京师范学院教中文。但我并不想从事教师这个职业，我依然热爱着写作。在北京找寻不到出路的我，突然想到去新疆。那里是中国最西部的省份、维吾尔族聚居地，却也是我心目中最浪漫的地方。1963年12月下旬，新年前夕，我带着全家(夫人和两个年幼的孩子)，带着些许的不甘心、冒险心、好奇心，卖掉了无法携带的家具，踏上行程。但是我没想到，在那里一待就是16年，在这期间我甚至还失去了公开发表作品的权利。值得庆幸的是，新疆的生活扩大了我的视野、增长了我的见识、丰富了我的生活，它日后多次出现在我的作品中。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这次会议上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做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并富有远见地提出了对党和国家各个方面的工作进行改革的任务。多年后我们把这一年称之为“改革开放的元年”。在这次会议上还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
那一年夏天，文学界宣布为一大批曾被错误地批判否定过的所谓毒草作品平反，其中就有《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官方重要的媒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都把这个消息作为重要新闻播出。之后，我的其他作品也相继出现在公开发行的报纸杂志上。
改革时代的试验
1977年冬，《人民文学》上刊登了刘心武的《班主任》，它讲述了“文革”十年造成的心灵创伤。看完这篇小说，我当时就想：难道小说当真又可以这样写了，不会招致杀身之祸?1978年我也尝试着写了一篇同主题的小说。《最宝贵的》，讲述一个15岁的少年在胁迫和恐吓下透露了一位老领导的藏匿地点，导致老领导被迫害致死，而少年的心灵也从此变得如冰冷的石头一般。事实上不只是我们，同一时期，有一批小说，都描述了“文革”十年中知青、知识分子、受迫害官员及城乡普通民众的悲剧性遭遇，这批作品，被当代文学史统称为“伤痕文学”。但由于它们大都是以宣泄十年来积郁心头的大痛大恨为宗旨，并不注重小说的创作技巧和艺术形式，很快，“伤痕文学”就被认为浅俗而廉价，缺乏文学性，遭到批评。
围绕着“伤痕文学”，从1978年夏开始，作家们进行了热烈的争论，文艺创作是为什么，它与意识形态、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被重新提出。这一争论延续至1979年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会上小平同志代表中央致词祝贺，他指出：“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我记得当小平同志说到“不要横加干涉”时，全场掌声如雷，人人欣喜若狂。这次会议被称为当代文学史上的重大转折点。会议提出政治型向社会型转变是文学的一次大的解放，而作家也由此获得了独立的地位，同时宣称文学向人学回归。
这之后，文学从作品内容到数量都极大地丰富起来。学界普遍将它们称为“新时期文学”。
文坛的热闹感染了我，压抑很久后而勃发的创作冲动替代了曾经的小心谨慎。1979至1980年两年间，我就创作了9部短篇小说、两部中篇小说，超过我前25年作品的总和。
我至今认为《夜的眼》是这一时期我最值得回顾的作品。它讲述了一个叫陈杲的人，“文革”期间去了新疆，“文革”后回到了他原来生长的都市，却发现这里一切都变了，包括人情也都变得淡漠了。我想表现人处于社会、时代变迁中内心的困惑与矛盾；一种遭遇冷落后，对社会将会变得更好的期待与乐观，如同寒夜里的路灯一般温暖。这篇短篇小说因为打破了那一时期“伤痕文学”一揽天下的局面，同时首次对人物内心进行了细致的描述而备受好评。时任《光明日报·副刊》负责人的秦 晋说：“这部小说创造了新的境界。”但小说也因为灰暗的调子私下里受到一些同行们的非议。
不过，这次我并没有遭受到政治上的清算，相反，还先后担任了作协书记处书记、《人民文学》主编等职。《人民文学》是中国当时四个大型刊物之一，发行量已经达到150万册。
出任文化部部长
1986年6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通过，我正式就任文化部长。说实在的，当部长我有许多不习惯的东西，譬如要批那么多文件，要开那么多的会，从早到晚的开会，有时候国务院开会连着开四五天，开得我有点坐不住，但是特别不习惯的没有。
对于出任文化部长，我且悲且喜。喜的是，像我这样一个曾经被打入另册的人居然还会成为内阁成员，悲的是突然间对于艺术我有了责任有了义务也有了说三道四的权力，我究竟应该怎么做?我也担心，我能否帮助艺术?我会亵渎艺术吗?我是假装要指挥艺术，还是认真地掌握着、规划着、安排着，当然也要保护着艺术还有无所不包的文化?
也正是有这样的担心和忧虑，在上级领导找我谈话时，我表明态度，只干三年，三年中请中央物色更合适的人选。
文化艺术的争论贯穿于整个80年代，不仅激烈而且争论的内容之广泛是不多见的。处在改革开放的探索期，这是很自然的，但对于管理者我来说，管理起来却是相当困难的。我于是邀请了一批文化界的老前辈、大家、权威，多次举行座谈，听取他们的意见，希望借助他们的影响、他们的经验给我以指引。
这件事让我发觉，作为领导者，我在政治上的天真。每次开会，这些老同志都在狠狠批评通俗的、消费性的文艺文娱活动，令我十分尴尬。作为文化部部长，我不能与他们一起否定当前蓬勃发展的文艺生活。因而每次会议的最后总是不能达成一致的意见。
我在任期间，深圳曾经计划举办准选美活动。那时并不敢用“选美”一词，只称作评选“礼仪小姐”或是“时装模特”。但就这样还引起了媒体的质疑之声，不仅如此，还有一些高层女领导做出批示，说选美是旧社会拿妇女当玩物的一种活动，表现的是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绝对不可以在我们神圣国土上举行。我当然要贯彻执行。深圳的“选美”最终没有举办成。但是谁也没想到，1999年，海南三亚举办了“三亚旅游形象大赛”，成为中国第一个举办“选美”比赛的城市，不仅如此，从2001年开始，三亚连续三年举办“世界小姐”选美比赛。
中国有句俗语叫“不当官不知道自己官小”。我真的是当了官才发现有很多想做的事不能做，但令我相当自豪地是，我也尽我所能做了很多。
在文化部任职期间，我秉持一贯的准则，提出维护改革开放以来的大局，维护文化工作的已经明确的方针政策。我一直强调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不要因为个别事件而动辄调整政策，以保持政策的稳定性，保持事业的稳定性。这一观点令文坛借意识形态互相倾轧之风有所收敛。
营业性舞厅的开放是我另一项颇为自豪的功绩。1988年以前，中国一直严禁举办营业性舞会舞厅，如果有人敢闯禁令，会遭到惩罚。禁止的原因是有关部门怕流氓滋事，甚至发生恶性事件，导致破坏社会道德、社会风气。一次我与一位高级首长见面，他在聊天时说，舞厅的开设、夜晚娱乐场所的开设是人民的需要。于是我决定开放营业性舞厅。
针对流氓滋事的问题，在制定政策时特别给予了重点考虑：营业性舞厅要欢迎执法部门派员前往监督视察，甚至可以请穿制服的人员来维持治安。政策一经推出，果然没有人提出异议。从此中国舞厅开始合法经营。
在我的推动下，1987年首届中国艺术节举办，如今它已经成为一个盛大的节日。
这些其实都是文化市场的一部分，现在称为文化产业。在我担任文化部长期间，文化已经开始由计划走向市场，面临着诸多新问题，如文物仿制品的问题。当时中国人已经有了艺术审美的需要，但刚刚满足温饱，买不起货真价实的文物，于是市场上就出现了文物仿制品以满足需求。但是如何管理这些文物的仿制品，有些想买真货的人却买到假货，无处投诉。文艺演出也是如此，改革开放前，文艺演出团体都是国营的，演出是按计划，不仅演出场次少，内容也不丰富、多元，难以满足大众多层次的文化艺术需求。后来开始有了演出经纪人，当时称为“穴头”。一些演员在穴头的组织下，利用业余时间演出称为“走穴”，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演出质量的问题、演员是否应该“走穴”的问题、穴头应该如何管理等等问题一时间全都摆在眼前，亟待处理和解决。还有书画如何进入市场，如何流通，税收的问题如何解决，从我们面对的问题就可以看到当时中国从计划向市场转变时的混乱，制度的建立远远落后于市场的发展。
为了对文化市场有所研究，我们专门设立了一个新的部门——文化市场司，对文化市场予以推动和管理。现在回想起来应该说，当时成立文化市场司还是相当及时的，它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树立了督促、稽查的概念，包括文物假冒的问题、音像制品的非法盗版问题等等，一定意义上，起到了规范市场的作用。
1989年，我从部长职位上退下来，重新开始我心爱的创作工作。从1990年到2009年的20年间，中国社会、经济平稳、快速地发展，我的工作生活一如国家的发展也处于稳定增长期。
作为共和国六十年亲历者，我想我可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一份证词。因为我亲自参与了、看到了、经历了新中国的起起伏伏。中国前30年，可以说是热情建设的时期，欢呼着新纪元到来，渴望着过上幸福、平稳、富裕的生活，但是太急躁，把执政和经济建设看得太简单了，沿用指挥战役的方式，动员所有人员和物资，以为就可以实现目标，事实证明太激进了；后30年，发展的步调越来越稳，已经掌握了执政和发展的规律。我用我的作品记录了60年来中国曲折发展的过程，既描写了新中国带来的希望，也没有回避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时候，一些人所表现的那种幼稚、那种乌托邦、那种天真以及某些方面的极端和偏执。我既没有回避当时很不正常的一些状况，也没有回避当事者的责任。虽然，因为创作，我的命运也随着国家的命运起伏波折，但看到如今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看到我们当时的理想正在一步步实现，还是深感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