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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往上奋斗，我们往下漂流，靠着刹那的码头，答应我，不靠大时代的户口……”黄耀明穿着华丽，牵着台湾创作歌手陈珊妮，唱起《下流》，掀起“文艺复兴2012音乐节”的一次高潮，台下4000名观众站在草地上挥舞双臂，一片沸腾。
11月24日，香港首个汇聚两岸三地歌手乐队的华人户外大型音乐节举行，为“文艺复兴基金会”的正式成立揭开序幕，从下午三点开始，一直持续到深夜十点，演唱者包括来自台湾的陈珊妮，内地的周云蓬、小河，香港的林一峰、黄靖……黄耀明是当晚的压轴演唱者，也是整个音乐节的主要负责人。
这个从1980年代走出来的流行歌者，曾经是新锐、先锋、实验的标签代言，然而流年辗转，他渐渐成为主流与非主流之间的桥梁，50岁时，他接下了公益组织“文艺复兴基金会”的理事长工作，“这是独立创作文化者的自救”，黄耀明说得一字一句。
从歌手，到创立NGO，黄耀明身体力行地在实践，一个娱乐工业工作者，对社会公共生活的参与度可以进一步、再进一步。
“文艺很重要”
除了两名正式员工负责日常杂物，“文艺复兴基金会”全部是志愿者，包括韩寒、贾樟柯、彭浩翔、周耀辉、舒淇等。
理事长黄耀明也不例外。但他无疑是最忙的，单是接受采访，每天就有五六场。他说，基金会的产生缘于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这些人在一起的共性是，觉得文艺是重要的，是最重要的”。
“我们如果不再需要文艺，没有讨论，不看书，只看漫画，歌词都在消费情感，没有另外一个层次的享受和思考，我们会开心吗？如果只是上班赚钱，下班花钱，那是机器的生活。”
这种选择，看似随意，却并不偶然。
37年前，音乐人刘以达在一本音乐杂志上刊登广告，寻求合作伙伴，电台DJ黄耀明看到，便去应征，两人一拍即合，组成“达明一派”。
他们的词曲都与主流乐坛格格不入，黄耀明更是留着及腰长发，脸上涂着亮丽的油彩，媚惑而娇娆，连他的小侄子见了都大喊“叔叔成了女人”。
达明一派却迅速红了。时隔多年，回忆起当年的成功，黄耀明将其归结为那个时代的包容，以及当年一批音乐人的坚持。
“音乐和社会发展可以是没有关系的，完全脱离的，完全是逃避主义，但是更多时候，有很多人的选择是记录社会的改变，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这也是我投身音乐的原因，”黄耀明说，“可以选择不做，但是我选择做。”
达明一派的确是这样做的。1988年，香港讨论大亚湾核电站建设时，达明一派创作了《大亚湾之恋》；《今天应该很高兴》则记录了80年代香港新旧移民潮的交替；《爱在瘟疫蔓延时》是探讨艾滋病话题；《今夜星光灿烂》则描述了于一对情侣对当时香港社会气氛的恐慌，“请看一眼这个光辉都市，再奔驰，心里猜疑，恐怕这个璀璨都市光辉到此……”
最著名的还是《禁色》，即使开放如香港，同性恋情那时依然是“社会不容许的爱”，然而黄耀明说，“别怕，爱本是无罪……无需逃走，世俗目光属荒谬，为你，我甘愿承受。”
若干年后，他公开宣布自己为同性恋者，当年“温柔的反抗”变成了“自由的表达”。
黄耀明觉得，是“时代的机缘”成就了达明一派的成功。1980年代的香港，经济迅速发展，“当人们有很多钱，就希望有多一点选择。”那时香港乐坛的“主流”更多是陈百强、邓丽君这种具备东方特质的抒情音乐，然而另类的达明一派也有一席生存空间，并且获得了商业的上成功，这让他们获得了更多的“话语权”。
达明一派并非唯一撞击主流、并在商业上取得成就的非主流乐队，太极乐队、软硬天师等一批吸取西方音乐元素的乐队，都是最早将电子、摇滚、说唱等带入香港乐坛的“先驱”。
“80年代的香港受到较多西方影响，比台湾和大陆更快，抓到了很多年轻人的渴望和焦虑，人文的情感。”台湾乐评人张铁志说，“这也是达明一派这样的乐队成功的原因。”
“文艺复兴基金会”发言人梁东则感慨“80年代就是创造历史的一代”，彼时，网络尚不发达，靠广播来传播音乐文化，“不是一两个乐队，那是一批，是一个浪潮”。
80年代的梁东还在读书，毕业后加入传媒行业，在工作中接触到黄耀明。和很多同行一样，梁东对黄耀明的印象，从一个普通“歌手”很快转化成“艺术家”——在主流、商业化的唱片公司当“艺人”的同时，不遗余力地鼓励独立文化创作的人。
1991年，“达明一派”解散。香港独立音乐的生存状况也开始变得艰难。“媒体上每天关注的都是经济和GDP，即便关注娱乐文化，也都是八卦，人们再没有力气做艺术活动、关注音乐创作。”最明显的标志是，“从那时候起，香港再没一家能够生存得好的专业音乐杂志”。
那时候世界很新，很多东西还没有名字
1999年6月16日，37岁生日那天，黄耀明成立了“人山人海”公司，成为迄今香港最重要的独立音乐品牌，先后聚集了一帮制作人，蔡德才、于逸尧、郭启华，AT17等。
几经周转，“人山人海”搬进香港中心商业区中环的一座“大厦”，11层的写字楼每层只有一两间办公室，面积逼仄，有电视台来采访，工作人员便全员撤退，在走廊候场。不过，对于公司运营来说，这里的租金仍然“贵得吓人”。
2003年，黄耀明签约加入香港最商业化的主流音乐公司——英皇娱乐。AT17组合中的卢凯彤曾告诉媒体，一个宣传经理说，此举无非是为了人山人海的独立创作人，“人山人海培养我们真的需要很多投资，花很多精力”。
不只如此，黄耀明还是一批香港先锋性和实验性文化创作的民间组织最早成员之一，比如，“进念二十面体”和“突破时刻”，他们的共同点是，支持非主流纪录片、非虚构报告、独立文学和音乐等创作。
“其他人赚钱，我们却在玩，这要看你是个怎样价值观的人了。”他说。即便市场环境不好，但黄耀明始终乐观，“我觉得每个地方都有发展先锋性、实验性文化的根基，这需要良好的、开放的社会风气，我相信香港有这样的土壤。”
发展独立文化创作，很重要的一点是能够给新的创作者更多的展示机会，这也是黄耀明办“人山人海”和接手“文艺复兴基金会”的原因。 “人山人海”旗下的音乐人黄靖几年前从英国毕业后回港，一边专职自己的舞台设计工作，一边用业余时间创作音乐，靠工资和教别人弹吉他来“养活”音乐创作。三年前，他听说黄耀明在某地拍广告，跑到现场等了四个小时，在休息间隙，冲过去表示要弹唱一首歌。他没想到，黄耀明笑着同意了，听了三分钟后，就表示愿意跟黄靖合作，并帮他出专辑。两个月前，黄靖终于可以不再把做音乐当成副业，正式成为一名音乐人。
即便在香港，能像黄靖这样有机会转变成全职音乐创作的人也非常少，“这个市场无法支持他们，香港稍有名气的独立音乐人，都是靠外地的资源、机会、艺术节等才能养活自己。”梁东说。
在梁东看来，如今的独立音乐变得越来越小众，“家境好的，可以支持做音乐；或者家庭对下一代的期望没有那么单一，不要求他一定要赚钱；周边的朋友也不对这个人有压力，不恶性比较，才有可能出现一个人……但，这样就很难。如果要出现一批，就更难。”
黄耀明则用“单薄”来形容现在的独立音乐创作的景象——“应该在这个时代出现的作品没有出现，很多有活力的年轻人应该做出的创作也没有很多。”
作为“文艺复兴基金会”的顾问，张铁志觉得在大片的文化盛事中，独立越来越困难，被商业市场的压力所限制，“过去大约十年来，好的音乐人要有好的收入，都要被大的唱片公司吸入，但是大唱片公司只为市场而作，电影市场也是，商业利益的诱惑造成没办法做独立创作”，而结果就是“当代中国很多大片都没法看”。
作为曾经是一名另类的、独立的音乐人，黄耀明觉得，独立音乐创作在如今的香港乐坛加重要，“他们担当前瞻性的工作，比其他人走得快，往往是他们在冲击主流，令主流不会很自满地停留在一个地方。”
“不要被过热的经济与过热的消费拖垮我们”
“文艺复兴基金会”概念出现时，黄耀明有些“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第一届的理事长。梁东说，“他不只是一个音乐人，也一直在参与艺术领域。香港很少有歌手，像他这样一直在独立和主流之间生存，却没有被主流吞掉，他对新的独立文化人的扶持也因此更显得有说服力。”
张铁志觉得，基金会需要黄耀明和韩寒这样，“一直有独立态度，但在主流市场有影响力的人”，用自己的知名度让更多的观众和创作人看到，“在这个行业是可以有独立的可能性的”。
“他可能不是个精于计算的人，但是了解市场。”一位人山人海的工作人员评价说，黄耀明懂得“怎么跟观众沟通”—— 他了解哪些东西是大家一看就会有兴趣的，哪些是大家需要花多一些时间去了解的，哪些东西需要观众再往下思考。
成为一个基金会的“舵手”，对年过半百的黄耀明也有很多挑战，比如行政经验、和政府打交道、相关法律的条款和知识、对公众直接宣传……
也有人质疑，这样一群文艺界人士创办的组织，会不会最终流于空洞和不切实际。
“我们不是尝试去复兴那些属于欧洲的古老文艺，我们希望用自己的方法，用文艺去复兴我们的生活，不要被过热的经济与过热的消费拖垮我们”。在微博上，黄耀明这样回答。
黄耀明尝试用更加实际的方式让基金会运作，“不单单是给创作人资金帮助，更重要的是，能跟他们更加亲密地合作，给他们专业的、艺术的借鉴”。这也源于他20多年的独立文化人的经验，他发现，有很多独立创作者有创作的欲望，“想当导演”“相当作词人”……但追问下去，大多数人并没有思考和深沉，因而并没有创作和表达的具体方向。因此，基金会将致力于“给独立创作者思考的方向和氛围”。
基金会创办初期，黄耀明就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创办免费音乐节——联合两岸四地的音乐人在香港西九龙文化区举办“文艺复兴2012”。这对于一个刚刚诞生的民间公益组织来说，无论从经济上还是组织上，都是不小的压力。
“创作人和观众可以在音乐节上看到不一样的东西，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想法，促进更多的合作，刺激出更多的文化和作品。”张铁志说，“基金会作为一个两岸四地的平台，很多交流已经发生，但需要更多互动，让创作人了解彼此在做什么，这个音乐节就是契机”。
梁东透露，之后基金会可能会举办“马拉松沙龙”——在大学或露天举办电影沙龙。从下午到凌晨，播放一部电影之后进行评论、交流、做笔记，为的是让大家“走出来”，不设门槛地分享， “让文艺成为大家都能享受的权利”。
入夜时分，香港中环商业区车水马龙，霓虹闪烁，有街头艺人抱着吉他，扩音器把他的声音传遍了整条街：“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
一半是空间狭小，一半是为了避开干扰，黄耀明把椅子拉得很近，有时还会低下身子，努力倾听，认真思，然后缓缓给出他的回答。
“该思考的问题还有很多，现在的公众需要什么样的音乐，该如何为独立文化的创作提供支持……但有一点是很坚持的：独立给主流冲击，主流才会有新潮流，而独立这时应该就在下一个浪潮了。”
11月24日，香港首个汇聚两岸三地歌手乐队的华人户外大型音乐节举行，为“文艺复兴基金会”的正式成立揭开序幕，从下午三点开始，一直持续到深夜十点，演唱者包括来自台湾的陈珊妮，内地的周云蓬、小河，香港的林一峰、黄靖……黄耀明是当晚的压轴演唱者，也是整个音乐节的主要负责人。
这个从1980年代走出来的流行歌者，曾经是新锐、先锋、实验的标签代言，然而流年辗转，他渐渐成为主流与非主流之间的桥梁，50岁时，他接下了公益组织“文艺复兴基金会”的理事长工作，“这是独立创作文化者的自救”，黄耀明说得一字一句。
从歌手，到创立NGO，黄耀明身体力行地在实践，一个娱乐工业工作者，对社会公共生活的参与度可以进一步、再进一步。
“文艺很重要”
除了两名正式员工负责日常杂物，“文艺复兴基金会”全部是志愿者，包括韩寒、贾樟柯、彭浩翔、周耀辉、舒淇等。
理事长黄耀明也不例外。但他无疑是最忙的，单是接受采访，每天就有五六场。他说，基金会的产生缘于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这些人在一起的共性是，觉得文艺是重要的，是最重要的”。
“我们如果不再需要文艺，没有讨论，不看书，只看漫画，歌词都在消费情感，没有另外一个层次的享受和思考，我们会开心吗？如果只是上班赚钱，下班花钱，那是机器的生活。”
这种选择，看似随意，却并不偶然。
37年前，音乐人刘以达在一本音乐杂志上刊登广告，寻求合作伙伴，电台DJ黄耀明看到，便去应征，两人一拍即合，组成“达明一派”。
他们的词曲都与主流乐坛格格不入，黄耀明更是留着及腰长发，脸上涂着亮丽的油彩，媚惑而娇娆，连他的小侄子见了都大喊“叔叔成了女人”。
达明一派却迅速红了。时隔多年，回忆起当年的成功，黄耀明将其归结为那个时代的包容，以及当年一批音乐人的坚持。
“音乐和社会发展可以是没有关系的，完全脱离的，完全是逃避主义，但是更多时候，有很多人的选择是记录社会的改变，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这也是我投身音乐的原因，”黄耀明说，“可以选择不做，但是我选择做。”
达明一派的确是这样做的。1988年，香港讨论大亚湾核电站建设时，达明一派创作了《大亚湾之恋》；《今天应该很高兴》则记录了80年代香港新旧移民潮的交替；《爱在瘟疫蔓延时》是探讨艾滋病话题；《今夜星光灿烂》则描述了于一对情侣对当时香港社会气氛的恐慌，“请看一眼这个光辉都市，再奔驰，心里猜疑，恐怕这个璀璨都市光辉到此……”
最著名的还是《禁色》，即使开放如香港，同性恋情那时依然是“社会不容许的爱”，然而黄耀明说，“别怕，爱本是无罪……无需逃走，世俗目光属荒谬，为你，我甘愿承受。”
若干年后，他公开宣布自己为同性恋者，当年“温柔的反抗”变成了“自由的表达”。
黄耀明觉得，是“时代的机缘”成就了达明一派的成功。1980年代的香港，经济迅速发展，“当人们有很多钱，就希望有多一点选择。”那时香港乐坛的“主流”更多是陈百强、邓丽君这种具备东方特质的抒情音乐，然而另类的达明一派也有一席生存空间，并且获得了商业的上成功，这让他们获得了更多的“话语权”。
达明一派并非唯一撞击主流、并在商业上取得成就的非主流乐队，太极乐队、软硬天师等一批吸取西方音乐元素的乐队，都是最早将电子、摇滚、说唱等带入香港乐坛的“先驱”。
“80年代的香港受到较多西方影响，比台湾和大陆更快，抓到了很多年轻人的渴望和焦虑，人文的情感。”台湾乐评人张铁志说，“这也是达明一派这样的乐队成功的原因。”
“文艺复兴基金会”发言人梁东则感慨“80年代就是创造历史的一代”，彼时，网络尚不发达，靠广播来传播音乐文化，“不是一两个乐队，那是一批，是一个浪潮”。
80年代的梁东还在读书，毕业后加入传媒行业，在工作中接触到黄耀明。和很多同行一样，梁东对黄耀明的印象，从一个普通“歌手”很快转化成“艺术家”——在主流、商业化的唱片公司当“艺人”的同时，不遗余力地鼓励独立文化创作的人。
1991年，“达明一派”解散。香港独立音乐的生存状况也开始变得艰难。“媒体上每天关注的都是经济和GDP，即便关注娱乐文化，也都是八卦，人们再没有力气做艺术活动、关注音乐创作。”最明显的标志是，“从那时候起，香港再没一家能够生存得好的专业音乐杂志”。
那时候世界很新，很多东西还没有名字
1999年6月16日，37岁生日那天，黄耀明成立了“人山人海”公司，成为迄今香港最重要的独立音乐品牌，先后聚集了一帮制作人，蔡德才、于逸尧、郭启华，AT17等。
几经周转，“人山人海”搬进香港中心商业区中环的一座“大厦”，11层的写字楼每层只有一两间办公室，面积逼仄，有电视台来采访，工作人员便全员撤退，在走廊候场。不过，对于公司运营来说，这里的租金仍然“贵得吓人”。
2003年，黄耀明签约加入香港最商业化的主流音乐公司——英皇娱乐。AT17组合中的卢凯彤曾告诉媒体，一个宣传经理说，此举无非是为了人山人海的独立创作人，“人山人海培养我们真的需要很多投资，花很多精力”。
不只如此，黄耀明还是一批香港先锋性和实验性文化创作的民间组织最早成员之一，比如，“进念二十面体”和“突破时刻”，他们的共同点是，支持非主流纪录片、非虚构报告、独立文学和音乐等创作。
“其他人赚钱，我们却在玩，这要看你是个怎样价值观的人了。”他说。即便市场环境不好，但黄耀明始终乐观，“我觉得每个地方都有发展先锋性、实验性文化的根基，这需要良好的、开放的社会风气，我相信香港有这样的土壤。”
发展独立文化创作，很重要的一点是能够给新的创作者更多的展示机会，这也是黄耀明办“人山人海”和接手“文艺复兴基金会”的原因。 “人山人海”旗下的音乐人黄靖几年前从英国毕业后回港，一边专职自己的舞台设计工作，一边用业余时间创作音乐，靠工资和教别人弹吉他来“养活”音乐创作。三年前，他听说黄耀明在某地拍广告，跑到现场等了四个小时，在休息间隙，冲过去表示要弹唱一首歌。他没想到，黄耀明笑着同意了，听了三分钟后，就表示愿意跟黄靖合作，并帮他出专辑。两个月前，黄靖终于可以不再把做音乐当成副业，正式成为一名音乐人。
即便在香港，能像黄靖这样有机会转变成全职音乐创作的人也非常少，“这个市场无法支持他们，香港稍有名气的独立音乐人，都是靠外地的资源、机会、艺术节等才能养活自己。”梁东说。
在梁东看来，如今的独立音乐变得越来越小众，“家境好的，可以支持做音乐；或者家庭对下一代的期望没有那么单一，不要求他一定要赚钱；周边的朋友也不对这个人有压力，不恶性比较，才有可能出现一个人……但，这样就很难。如果要出现一批，就更难。”
黄耀明则用“单薄”来形容现在的独立音乐创作的景象——“应该在这个时代出现的作品没有出现，很多有活力的年轻人应该做出的创作也没有很多。”
作为“文艺复兴基金会”的顾问，张铁志觉得在大片的文化盛事中，独立越来越困难，被商业市场的压力所限制，“过去大约十年来，好的音乐人要有好的收入，都要被大的唱片公司吸入，但是大唱片公司只为市场而作，电影市场也是，商业利益的诱惑造成没办法做独立创作”，而结果就是“当代中国很多大片都没法看”。
作为曾经是一名另类的、独立的音乐人，黄耀明觉得，独立音乐创作在如今的香港乐坛加重要，“他们担当前瞻性的工作，比其他人走得快，往往是他们在冲击主流，令主流不会很自满地停留在一个地方。”
“不要被过热的经济与过热的消费拖垮我们”
“文艺复兴基金会”概念出现时，黄耀明有些“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第一届的理事长。梁东说，“他不只是一个音乐人，也一直在参与艺术领域。香港很少有歌手，像他这样一直在独立和主流之间生存，却没有被主流吞掉，他对新的独立文化人的扶持也因此更显得有说服力。”
张铁志觉得，基金会需要黄耀明和韩寒这样，“一直有独立态度，但在主流市场有影响力的人”，用自己的知名度让更多的观众和创作人看到，“在这个行业是可以有独立的可能性的”。
“他可能不是个精于计算的人，但是了解市场。”一位人山人海的工作人员评价说，黄耀明懂得“怎么跟观众沟通”—— 他了解哪些东西是大家一看就会有兴趣的，哪些是大家需要花多一些时间去了解的，哪些东西需要观众再往下思考。
成为一个基金会的“舵手”，对年过半百的黄耀明也有很多挑战，比如行政经验、和政府打交道、相关法律的条款和知识、对公众直接宣传……
也有人质疑，这样一群文艺界人士创办的组织，会不会最终流于空洞和不切实际。
“我们不是尝试去复兴那些属于欧洲的古老文艺，我们希望用自己的方法，用文艺去复兴我们的生活，不要被过热的经济与过热的消费拖垮我们”。在微博上，黄耀明这样回答。
黄耀明尝试用更加实际的方式让基金会运作，“不单单是给创作人资金帮助，更重要的是，能跟他们更加亲密地合作，给他们专业的、艺术的借鉴”。这也源于他20多年的独立文化人的经验，他发现，有很多独立创作者有创作的欲望，“想当导演”“相当作词人”……但追问下去，大多数人并没有思考和深沉，因而并没有创作和表达的具体方向。因此，基金会将致力于“给独立创作者思考的方向和氛围”。
基金会创办初期，黄耀明就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创办免费音乐节——联合两岸四地的音乐人在香港西九龙文化区举办“文艺复兴2012”。这对于一个刚刚诞生的民间公益组织来说，无论从经济上还是组织上，都是不小的压力。
“创作人和观众可以在音乐节上看到不一样的东西，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想法，促进更多的合作，刺激出更多的文化和作品。”张铁志说，“基金会作为一个两岸四地的平台，很多交流已经发生，但需要更多互动，让创作人了解彼此在做什么，这个音乐节就是契机”。
梁东透露，之后基金会可能会举办“马拉松沙龙”——在大学或露天举办电影沙龙。从下午到凌晨，播放一部电影之后进行评论、交流、做笔记，为的是让大家“走出来”，不设门槛地分享， “让文艺成为大家都能享受的权利”。
入夜时分，香港中环商业区车水马龙，霓虹闪烁，有街头艺人抱着吉他，扩音器把他的声音传遍了整条街：“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
一半是空间狭小，一半是为了避开干扰，黄耀明把椅子拉得很近，有时还会低下身子，努力倾听，认真思，然后缓缓给出他的回答。
“该思考的问题还有很多，现在的公众需要什么样的音乐，该如何为独立文化的创作提供支持……但有一点是很坚持的：独立给主流冲击，主流才会有新潮流，而独立这时应该就在下一个浪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