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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人20世纪90年代，随着苏东剧变和中国改革向“市场经济”迈进，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内外部条件都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为了适应这种变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自觉实现了从“体系意识”到“问题意识”的转换，实际上是从“在体系内部提问题”到“体系外部寻找生长点”的转换，最突出的表现就是领域(部门)哲学研究迅速兴起并得到很大发展；同时在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方面也取得了明显进展，主要表现为对马克思哲学观的重新思考趋向哲学研究的前台。
一、“问题意识”的凸显和研究重心的转移
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基本取向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有的学者将其概括为从“体系意识”到“问题意识”的转变。这种概括比较准确地反映了上世纪90年代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实际状况，因而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同。导致这种转变的原因很多，除学术界长期不能在体系改革上达成共识，因而难以产生整体协调一致的方案外，主要是因为经过体系改革的讨论和尝试，多数学者都认识到，单纯就体系谈体系，仅仅把既有的理论内容像堆积木那样重新排列组合一番，并不能真正解决传统教科书落后于时代和实践发展要求的问题。要解决哲学体系陈旧与时代发展新要求之间的矛盾，关键还是要从问题人手，着眼于哲学内容上的更新。只有在内容更新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体系。所以在上世纪90年代的哲学研究中，“少谈体系多谈问题”的“问题意识”凸显。一些学者甚至不无嘲讽地指出，痴迷于在故纸堆里建构一个又一个的体系，而有意无意地回避当代社会发展中复杂而深刻的矛盾和难题，是哲学研究长期在低水平上徘徊的一个重要原因。
与此同时，有的学者从学理上对“体系哲学”进行了深入反思。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作为体系化的哲学理论的对立面而登上历史舞台的，其理论内涵是实践观点和批判精神。它彻底抛弃了任何“体系哲学”的构想，而成为融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于一体的“科学的革命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的实质就在于从现实的、历史的、具体的视角来分析社会生活。稍有不同的表述是：马克思把作为时代精神的哲学看作是“冲破了固定不变的、令人难解的体系外壳”的活的思想，他竭力反对并力图超越任何封闭、僵固的哲学体系，而坚持采取一种能动地面向生活实践、面向未来的开放的思维方式。当然，争论仍然是非常激烈的。有的学者坚持认为，任何成系统的思想和学说都是一个体系，一门科学的体系的完整、严密程度是它的发展水平的标志之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建立一个完整、严密的科学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建设和发展的重要任务。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理顺体系的内部逻辑，将不够完整、不够严密的体系细致化、精密化。还有学者指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争论，是由于“概念的误会”，即混淆了“体系哲学”和“哲学体系”所致。“体系哲学”是指那些自诩为“建构了某种终极真理体系的哲学”；而“哲学体系”则是指“哲学内容的逻辑结构”，即哲学范畴之间的规律性联系。任何理性主义哲学都是有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反对“体系哲学”，但并不反对“哲学体系”。
争论归争论，在上世纪9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体系意识”趋于淡化，“问题意识”明显增强。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研究者们普遍感到，当今世界格局和人们的生产方式、交往方式、生活方式乃至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都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急剧变化的生活世界本身向哲学提出了各种各样、层出不穷的问题，迫切需要哲学面向自己时代的现实问题，把问题作为研究的出发点。虽然在哲学捕捉和把握时代问题的方式上，即在如何把时代提出的问题转化为哲学研究的课题上仍有分歧，但主张哲学研究应该面向时代问题，则是基本一致的取向。回顾上世纪9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难看到，诸如改革开放中的历史观和价值观问题、现代化的模式和道路问题、可持续发展及其代价问题、资源环境问题、利益和价值冲突问题、公平和效率的关系问题、文化问题、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问题等等，所有这些带有明显时代特征的“问题”，都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的对象和理论探索的兴奋点。其中，发展问题、文化问题、价值问题和人的问题，是上世纪90年代哲学界集中研究的四大相关重点问题，并涌现出一批有分量的研究成果。
比“问题意识”的凸显更深层次的变化是研究重心的转移。对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来说，如果说上世纪50至60年代的基本主题是唯物论和辩证法，70年代末至80年代的基本主题是认识论，那么进入90年代以后，其研究主题或研究重心则发生了从认识论向历史观的转移。虽然上世纪80年代也出版过一些有影响的历史观著作，如景天魁的《打开社会奥秘的钥匙——历史唯物主义逻辑结构初探》(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王于主编的《科学历史观新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赵家祥的《新技术革命与唯物史观的发展》(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等，但它们在当时以认识论为重心的研究氛围中影响毕竟有限。与反思传统教科书的理论缺陷相关联，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与人的自觉活动的关系、历史决定论与历史选择论的关系，成为当时人们研究的主要理论问题。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和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深入，如何有效地克服和避免西方工业化的弊端，真正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势必涉及历史发展普遍规律与各民族独特发展道路的关系问题；而市场经济及其负面效应的暴露，则关系到如何看待“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这种社会形态及其历史作用；社会发展过程中各种问题的突出以及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相互制约，又要求重新认识社会的有机整体性。因此，诸如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理论、马克思的历史发展“三形态”理论、马克思晚年书信中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思想和人类学笔记中的东方社会理论，以及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所面临的挑战等等，所有这些重要问题都被推向了哲学研究的前台，并且不再停留于一般性的抽象议论，而是与怎样理解这个变动的时代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作为“(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主张的代表人物，俞吾金在其所发表的大量论文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系列基础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反思qj。而吴晓明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主体概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张一兵的《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杨耕的《“危机”中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现代阐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任平的《交往实践与主体际》(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则是上世纪90年代有广泛影响的专著。
历史观成为研究重心，至今不衰。进入21世纪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形成的一些研究课题。诸如世界历史理论、社会形态理论、东方社会理论、生产理论、交往理论、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等仍在继续深入进行，而现代性、全球化、公共性等则成为新的研究热点。与此同时，赵家祥等试图把历史观研究进一步提升为历史哲学研究，主持编写了一套《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可以预见，由于其强烈的现实性。这方面的研究今后仍将是一个大有作为的领域。
二、领域(部门)哲学研究的勃兴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问题意识”凸显最直接和具体的表现，就是领域(部门)哲学研究的兴起。这里所说的领域(部门)哲学不同于通常所说的哲学二级分支学科，是指以某些特定的领域为对象和范围而形成的相对独立的研究部门(不同于分支)，诸如自然哲学、社会哲学、历史哲学、文化哲学、人的哲学(人学)，经济哲学、政治哲学、法哲学、道德哲学、宗教哲学、艺术哲学、教育哲学、管理哲学、日常生活哲学，以及自然科学哲学、人文社会科学哲学，等等。虽然这些研究领域不能为某个现行的哲学二级分支学科所垄断，但除自然哲学、宗教哲学、艺术哲学、教育哲学等几个领域外，其它都主要是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者在开拓和耕耘。上世纪90年代以来领域哲学研究发展迅猛，其中社会哲学、人的哲学(人学)、文化哲学是成果最为突出的几个领域。
(一)社会发展理论和社会哲学研究。这种研究兴起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通常是与现代化研究结合在一起的。发展是当今时代和当代中国的重要主题，随着发展进程的加速、发展矛盾的暴露和发展代价的突出，上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发展理论研究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热点之一。在这个领域，孟宪忠等有开拓之功，而庞元正、丰子义、刘森林、王新生等的研究成果则较有代表性②。丰子义的《现代化进程的矛盾与探求》、《发展的反思与探索——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阐释》，把实证分析与哲学思辨结合起来，达到了较高的学术水平。
在社会发展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社会哲学应运而生。吴元梁的《社会系统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王锐生等的《社会哲学导论》(人民出版社，1994年)是这方面较早的专著，而陈晏清主编的“社会哲学研究丛书”则最具系统性，初步奠定了我国社会哲学研究的规模。但是，社会哲学由于对象不够明确、定位不够清楚，面临着如何与理论社会学和历史哲学区分开来的难题，可能会影响到这种研究今后的发展前景。
(二)人学理论研究。人学理论研究孕育于上世纪80年代初关于人道主义的讨论，90年代以后逐渐发展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这种研究一方面是为了回应西方学者对马克思哲学中存在所谓“人学空场”的责难，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适应当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改革开放要求发挥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也就相应突出了人的权利、人的品质、人的能力、人的个性、人的自由、人的发展等问题。哲学界把目光聚焦于这些问题，逐步形成了对人的宏观综合性研究，即人学研究。虽然关于“人学”的名称和学科性质，从中国人学学会酝酿之初到2001年正式成立后一直没有停止过争论，但它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相对独立且有众多研究者参与其中的研究领域。代表性著作主要有：郭湛的《人活动的效率》(人民出版社，1990年)、韩庆祥的《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发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陈新夏的《人的尺度——主体尺度研究》(湖南出版社，1995年)、袁贵仁的《马克思的人学思想》(北师大出版社，1996年)、黄克剑的《人韵——一种对马克思的读解》(东方出版社，1996年)、林剑的《人的自由的哲学思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黄栅森的《人学的足迹》(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夏甄陶的《人是什么》(商务印书馆，2000年)等。中国人学学会成立后，组织编写出版了一套“人学理论与历史”丛书①，其中陈志尚主编的《人学原理》，比较系统地反映了我国人学理论研究的成果。
(三)文化哲学研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际文化交流的普遍开展和冷战结束后文化(文明)冲突的凸显，文化问题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上世纪80年代曾经出现过全国范围的“文化热”(主要是中西文化比较研究)，90年代以后又兴起了“传统文化热”或“国学复兴热”。在这种背景下，哲学界一部分学者开始把目光投向文化问题，逐渐形成了文化哲学这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有的学者甚至提出，哲学的合理形态或未来形态应该是文化哲学。文化研究中涉及的问题很多，既有文化的本质和特征、文化的类型、文化传统及其变革等基础性研究，也有我国文化发展方向等战略性问题和文化体制改革等对策性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文化研究中心，主要从事对策性研究，而哲学界更多学者则力图通过基础理论研究来引导和促进当代中国的文化变革。代表性成果主要有：李鹏程的《当代文化哲学沉思》(人民出版社，1994)，邹广文的《文化哲学的当代视野》(山东大学出版社，1994年)，陈筠泉和刘奔主编的《哲学与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黄栅森主编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李德顺、孙伟平、孙美堂合著的《家园——文化建设论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衣俊卿的《文化哲学》(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何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文化哲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郭建宁的《当代中国的文化选择》(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邴正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年)等。
除以上提到的几个领域外，余源培、孙承叔、张雄、鲁品越、刘敬鲁等的经济哲学研究②，欧阳康等的人文社会科学哲学研究，衣俊卿等的日常生活哲学研究@，徐春等的环境哲学或生态哲学研究④等等，也都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韩庆祥主编的“哲学理论创新丛书”⑤，对我国领域哲学研究的主要成果作了比较集中的展示。近年来，政治哲学已成为新的研究热点。总之，领域(部门)哲学的勃兴，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哲学研究中最值得瞩目的现象。
关于上世纪90年代哲学研究的状况，人们以前曾有一种较普遍的看法，即认为与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社会科学的繁荣相比，哲学受到了“冷落”，出现了“危机”。然而，赵敦华却从西方哲学演进历史的观察中独具慧眼地发现了这样一种现象：“哲学危机”实际上只是“纯哲学”的危机。从历史上看，“纯哲学”处于“危机”之际，正是各种文化思想极其活跃并相互碰撞之时；“哲学危机”只是“学院哲学”的危机，至于应用哲学、跨学科哲学、各个领域的“准哲学”，形态之丰富，范围之广阔，是前所未有的。近年来，他又倡导打破学科壁垒，淡化哲学二级学科的区分，开展跨学科交叉研究，甚至认为前面所提到的那些“领域(部门)哲学”——他使用的术语是“分支哲学”——如政治哲学、经济哲学、社会哲学、法哲学、历史哲学、考古哲学、生物哲学，还有跨哲学(Philosophy)、政治学(Politics)和经济学(E-conomics)的综合学科PPE，都是最有活力、最有发展前景的新的理论形态。
我认为，这种看法不仅符合当代哲学发展的史实，而且能在一定程度上较为准确地描述和说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领域哲学勃兴的原因。总之，这是一个“纯哲学”相对沉寂，而“准哲学”相当繁荣的时代。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代世界哲学图谱中，哲学的那些古老的分支虽然仍保持着自身的位置，但与当代社会发展相关联的问题则被提到了更加突出的地位，在一定意义上预示着哲学存在形态 的变化。领域(部门)哲学是联系哲学与具体科学的桥梁和纽带，虽然目前的相关研究中还比较普遍地存在着哲学味不浓、理论层次不高的弱点，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它们今后仍将是我国哲学研究非常有发展前景的方向。
三、重思马克思的哲学观及其所开辟的哲学道路
上世纪90年代，在领域(部门)哲学成为显学的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继续稳步推进，除了在辩证法、历史观、价值论等具体理论方面的进展外，研究逐渐聚焦于马克思的哲学观及其所开辟的哲学道路。这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围绕“实践唯物主义”讨论而展开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实质研究的继续和深入。学者们普遍认为，哲学观是哲学的元问题，历史上哲学理论的重大的或根本性的变革，总是集中地体现为哲学观的变革，体现为“哲学理念”的更新。而要深刻理解马克思在哲学史上所实现的变革及其实质，必须从哲学观的视角切人。基于这样的认识，原来处于哲学思考后台(背景性)的哲学观问题，一下子被推到了哲学研究的前台。与此同时，原来只在哲学原理的“绪论”中出现的关于“哲学本身”的简略概述，开始有了系统的专门研究，综合性大学哲学系也普遍开设了“哲学通论”或“哲学导论”之类课程。当然，从事这方面教学和研究的包括了众多哲学二级学科的学者，仅就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范围而言，最有代表性的著述是孙正聿的《哲学通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2007年)和王德峰的《哲学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学者们指认，马克思在创立自己的新哲学时，并没有刻意为它制定一劳永逸的体系，甚至没有给哲学下过明确的定义，他的哲学观是通过一系列论战性著作来表述的。但透过这些表述，我们仍然可以清晰地看到马克思在哲学观上所实现的变革，它改变了哲学的性质和功能，改变了哲学问题的提法和探讨哲学问题的思维方式，从而也改变了哲学的存在形态和存在方式。李文阁的《回归现实生活世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一书，考察了从近代哲学到现代哲学发展过程中哲学视野的根本置换，并将马克思哲学置于这一哲学视野转换的背景之中，揭示了其“回归生活世界”的真实内涵和理论意义。有的学者强调，马克思在哲学观上的变革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它宣告了超越实证科学的玄思哲学的终结，哲学不再是超历史的抽象叙事，哲学命题不能现成地作为逻辑演绎的大前提；其二，马克思哲学的根本精神是理性批判精神，它不是从而也不能使之沦为单纯的辩护工具[7l。
关于马克思哲学观的研究一直持续到21世纪。徐长福在《哲学研究》2004年第6期发表论文《求解“柯尔施问题”——论马克思学说跟哲学与科学的关系》，文章提出，马克思在形成自己学说的过程中，对自己学说的性质及其与哲学和科学的关系有过一个较为明晰的看法：哲学是一种抽象的思辨的学问，科学才是真正的知识；哲学随着黑格尔哲学的瓦解而终结了，他所创立的学说是科学而不是哲学。他还认为，在马克思那里发生了一种知识观的变迁，即从“哲学一知识”观到“科学一知识”观的变迁。该文发表后引起了比较热烈的讨论①。有学者指出，在马克思关于哲学的根本性变革规划中，他真正关心的决不是思辨的哲学知识与实证的科学知识之间这种知识类型的对立，而是哲学理论的抽象思辨旨趣与干预现实旨趣的对立；马克思要求实现的变革不是从思辨的知识转向实证的知识，而是要放弃旧哲学的抽象思辨而转向对现实的理论干预。这种讨论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马克思哲学观的理解。
总之，对马克思哲学观的反思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它破除了人们以往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上的种种僭越和虚妄，对于在当代条件下重新理解马克思及其所开辟的哲学道路已经并将继续产生积极的影响。
责任编辑：何敬文
一、“问题意识”的凸显和研究重心的转移
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基本取向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有的学者将其概括为从“体系意识”到“问题意识”的转变。这种概括比较准确地反映了上世纪90年代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实际状况，因而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同。导致这种转变的原因很多，除学术界长期不能在体系改革上达成共识，因而难以产生整体协调一致的方案外，主要是因为经过体系改革的讨论和尝试，多数学者都认识到，单纯就体系谈体系，仅仅把既有的理论内容像堆积木那样重新排列组合一番，并不能真正解决传统教科书落后于时代和实践发展要求的问题。要解决哲学体系陈旧与时代发展新要求之间的矛盾，关键还是要从问题人手，着眼于哲学内容上的更新。只有在内容更新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体系。所以在上世纪90年代的哲学研究中，“少谈体系多谈问题”的“问题意识”凸显。一些学者甚至不无嘲讽地指出，痴迷于在故纸堆里建构一个又一个的体系，而有意无意地回避当代社会发展中复杂而深刻的矛盾和难题，是哲学研究长期在低水平上徘徊的一个重要原因。
与此同时，有的学者从学理上对“体系哲学”进行了深入反思。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作为体系化的哲学理论的对立面而登上历史舞台的，其理论内涵是实践观点和批判精神。它彻底抛弃了任何“体系哲学”的构想，而成为融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于一体的“科学的革命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的实质就在于从现实的、历史的、具体的视角来分析社会生活。稍有不同的表述是：马克思把作为时代精神的哲学看作是“冲破了固定不变的、令人难解的体系外壳”的活的思想，他竭力反对并力图超越任何封闭、僵固的哲学体系，而坚持采取一种能动地面向生活实践、面向未来的开放的思维方式。当然，争论仍然是非常激烈的。有的学者坚持认为，任何成系统的思想和学说都是一个体系，一门科学的体系的完整、严密程度是它的发展水平的标志之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建立一个完整、严密的科学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建设和发展的重要任务。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理顺体系的内部逻辑，将不够完整、不够严密的体系细致化、精密化。还有学者指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争论，是由于“概念的误会”，即混淆了“体系哲学”和“哲学体系”所致。“体系哲学”是指那些自诩为“建构了某种终极真理体系的哲学”；而“哲学体系”则是指“哲学内容的逻辑结构”，即哲学范畴之间的规律性联系。任何理性主义哲学都是有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反对“体系哲学”，但并不反对“哲学体系”。
争论归争论，在上世纪9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体系意识”趋于淡化，“问题意识”明显增强。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研究者们普遍感到，当今世界格局和人们的生产方式、交往方式、生活方式乃至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都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急剧变化的生活世界本身向哲学提出了各种各样、层出不穷的问题，迫切需要哲学面向自己时代的现实问题，把问题作为研究的出发点。虽然在哲学捕捉和把握时代问题的方式上，即在如何把时代提出的问题转化为哲学研究的课题上仍有分歧，但主张哲学研究应该面向时代问题，则是基本一致的取向。回顾上世纪9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难看到，诸如改革开放中的历史观和价值观问题、现代化的模式和道路问题、可持续发展及其代价问题、资源环境问题、利益和价值冲突问题、公平和效率的关系问题、文化问题、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问题等等，所有这些带有明显时代特征的“问题”，都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的对象和理论探索的兴奋点。其中，发展问题、文化问题、价值问题和人的问题，是上世纪90年代哲学界集中研究的四大相关重点问题，并涌现出一批有分量的研究成果。
比“问题意识”的凸显更深层次的变化是研究重心的转移。对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来说，如果说上世纪50至60年代的基本主题是唯物论和辩证法，70年代末至80年代的基本主题是认识论，那么进入90年代以后，其研究主题或研究重心则发生了从认识论向历史观的转移。虽然上世纪80年代也出版过一些有影响的历史观著作，如景天魁的《打开社会奥秘的钥匙——历史唯物主义逻辑结构初探》(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王于主编的《科学历史观新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赵家祥的《新技术革命与唯物史观的发展》(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等，但它们在当时以认识论为重心的研究氛围中影响毕竟有限。与反思传统教科书的理论缺陷相关联，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与人的自觉活动的关系、历史决定论与历史选择论的关系，成为当时人们研究的主要理论问题。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和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深入，如何有效地克服和避免西方工业化的弊端，真正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势必涉及历史发展普遍规律与各民族独特发展道路的关系问题；而市场经济及其负面效应的暴露，则关系到如何看待“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这种社会形态及其历史作用；社会发展过程中各种问题的突出以及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相互制约，又要求重新认识社会的有机整体性。因此，诸如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理论、马克思的历史发展“三形态”理论、马克思晚年书信中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思想和人类学笔记中的东方社会理论，以及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所面临的挑战等等，所有这些重要问题都被推向了哲学研究的前台，并且不再停留于一般性的抽象议论，而是与怎样理解这个变动的时代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作为“(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主张的代表人物，俞吾金在其所发表的大量论文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系列基础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反思qj。而吴晓明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主体概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张一兵的《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杨耕的《“危机”中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现代阐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任平的《交往实践与主体际》(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则是上世纪90年代有广泛影响的专著。
历史观成为研究重心，至今不衰。进入21世纪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形成的一些研究课题。诸如世界历史理论、社会形态理论、东方社会理论、生产理论、交往理论、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等仍在继续深入进行，而现代性、全球化、公共性等则成为新的研究热点。与此同时，赵家祥等试图把历史观研究进一步提升为历史哲学研究，主持编写了一套《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可以预见，由于其强烈的现实性。这方面的研究今后仍将是一个大有作为的领域。
二、领域(部门)哲学研究的勃兴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问题意识”凸显最直接和具体的表现，就是领域(部门)哲学研究的兴起。这里所说的领域(部门)哲学不同于通常所说的哲学二级分支学科，是指以某些特定的领域为对象和范围而形成的相对独立的研究部门(不同于分支)，诸如自然哲学、社会哲学、历史哲学、文化哲学、人的哲学(人学)，经济哲学、政治哲学、法哲学、道德哲学、宗教哲学、艺术哲学、教育哲学、管理哲学、日常生活哲学，以及自然科学哲学、人文社会科学哲学，等等。虽然这些研究领域不能为某个现行的哲学二级分支学科所垄断，但除自然哲学、宗教哲学、艺术哲学、教育哲学等几个领域外，其它都主要是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者在开拓和耕耘。上世纪90年代以来领域哲学研究发展迅猛，其中社会哲学、人的哲学(人学)、文化哲学是成果最为突出的几个领域。
(一)社会发展理论和社会哲学研究。这种研究兴起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通常是与现代化研究结合在一起的。发展是当今时代和当代中国的重要主题，随着发展进程的加速、发展矛盾的暴露和发展代价的突出，上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发展理论研究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热点之一。在这个领域，孟宪忠等有开拓之功，而庞元正、丰子义、刘森林、王新生等的研究成果则较有代表性②。丰子义的《现代化进程的矛盾与探求》、《发展的反思与探索——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阐释》，把实证分析与哲学思辨结合起来，达到了较高的学术水平。
在社会发展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社会哲学应运而生。吴元梁的《社会系统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王锐生等的《社会哲学导论》(人民出版社，1994年)是这方面较早的专著，而陈晏清主编的“社会哲学研究丛书”则最具系统性，初步奠定了我国社会哲学研究的规模。但是，社会哲学由于对象不够明确、定位不够清楚，面临着如何与理论社会学和历史哲学区分开来的难题，可能会影响到这种研究今后的发展前景。
(二)人学理论研究。人学理论研究孕育于上世纪80年代初关于人道主义的讨论，90年代以后逐渐发展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这种研究一方面是为了回应西方学者对马克思哲学中存在所谓“人学空场”的责难，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适应当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改革开放要求发挥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也就相应突出了人的权利、人的品质、人的能力、人的个性、人的自由、人的发展等问题。哲学界把目光聚焦于这些问题，逐步形成了对人的宏观综合性研究，即人学研究。虽然关于“人学”的名称和学科性质，从中国人学学会酝酿之初到2001年正式成立后一直没有停止过争论，但它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相对独立且有众多研究者参与其中的研究领域。代表性著作主要有：郭湛的《人活动的效率》(人民出版社，1990年)、韩庆祥的《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发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陈新夏的《人的尺度——主体尺度研究》(湖南出版社，1995年)、袁贵仁的《马克思的人学思想》(北师大出版社，1996年)、黄克剑的《人韵——一种对马克思的读解》(东方出版社，1996年)、林剑的《人的自由的哲学思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黄栅森的《人学的足迹》(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夏甄陶的《人是什么》(商务印书馆，2000年)等。中国人学学会成立后，组织编写出版了一套“人学理论与历史”丛书①，其中陈志尚主编的《人学原理》，比较系统地反映了我国人学理论研究的成果。
(三)文化哲学研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际文化交流的普遍开展和冷战结束后文化(文明)冲突的凸显，文化问题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上世纪80年代曾经出现过全国范围的“文化热”(主要是中西文化比较研究)，90年代以后又兴起了“传统文化热”或“国学复兴热”。在这种背景下，哲学界一部分学者开始把目光投向文化问题，逐渐形成了文化哲学这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有的学者甚至提出，哲学的合理形态或未来形态应该是文化哲学。文化研究中涉及的问题很多，既有文化的本质和特征、文化的类型、文化传统及其变革等基础性研究，也有我国文化发展方向等战略性问题和文化体制改革等对策性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文化研究中心，主要从事对策性研究，而哲学界更多学者则力图通过基础理论研究来引导和促进当代中国的文化变革。代表性成果主要有：李鹏程的《当代文化哲学沉思》(人民出版社，1994)，邹广文的《文化哲学的当代视野》(山东大学出版社，1994年)，陈筠泉和刘奔主编的《哲学与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黄栅森主编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李德顺、孙伟平、孙美堂合著的《家园——文化建设论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衣俊卿的《文化哲学》(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何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文化哲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郭建宁的《当代中国的文化选择》(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邴正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年)等。
除以上提到的几个领域外，余源培、孙承叔、张雄、鲁品越、刘敬鲁等的经济哲学研究②，欧阳康等的人文社会科学哲学研究，衣俊卿等的日常生活哲学研究@，徐春等的环境哲学或生态哲学研究④等等，也都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韩庆祥主编的“哲学理论创新丛书”⑤，对我国领域哲学研究的主要成果作了比较集中的展示。近年来，政治哲学已成为新的研究热点。总之，领域(部门)哲学的勃兴，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哲学研究中最值得瞩目的现象。
关于上世纪90年代哲学研究的状况，人们以前曾有一种较普遍的看法，即认为与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社会科学的繁荣相比，哲学受到了“冷落”，出现了“危机”。然而，赵敦华却从西方哲学演进历史的观察中独具慧眼地发现了这样一种现象：“哲学危机”实际上只是“纯哲学”的危机。从历史上看，“纯哲学”处于“危机”之际，正是各种文化思想极其活跃并相互碰撞之时；“哲学危机”只是“学院哲学”的危机，至于应用哲学、跨学科哲学、各个领域的“准哲学”，形态之丰富，范围之广阔，是前所未有的。近年来，他又倡导打破学科壁垒，淡化哲学二级学科的区分，开展跨学科交叉研究，甚至认为前面所提到的那些“领域(部门)哲学”——他使用的术语是“分支哲学”——如政治哲学、经济哲学、社会哲学、法哲学、历史哲学、考古哲学、生物哲学，还有跨哲学(Philosophy)、政治学(Politics)和经济学(E-conomics)的综合学科PPE，都是最有活力、最有发展前景的新的理论形态。
我认为，这种看法不仅符合当代哲学发展的史实，而且能在一定程度上较为准确地描述和说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领域哲学勃兴的原因。总之，这是一个“纯哲学”相对沉寂，而“准哲学”相当繁荣的时代。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代世界哲学图谱中，哲学的那些古老的分支虽然仍保持着自身的位置，但与当代社会发展相关联的问题则被提到了更加突出的地位，在一定意义上预示着哲学存在形态 的变化。领域(部门)哲学是联系哲学与具体科学的桥梁和纽带，虽然目前的相关研究中还比较普遍地存在着哲学味不浓、理论层次不高的弱点，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它们今后仍将是我国哲学研究非常有发展前景的方向。
三、重思马克思的哲学观及其所开辟的哲学道路
上世纪90年代，在领域(部门)哲学成为显学的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继续稳步推进，除了在辩证法、历史观、价值论等具体理论方面的进展外，研究逐渐聚焦于马克思的哲学观及其所开辟的哲学道路。这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围绕“实践唯物主义”讨论而展开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实质研究的继续和深入。学者们普遍认为，哲学观是哲学的元问题，历史上哲学理论的重大的或根本性的变革，总是集中地体现为哲学观的变革，体现为“哲学理念”的更新。而要深刻理解马克思在哲学史上所实现的变革及其实质，必须从哲学观的视角切人。基于这样的认识，原来处于哲学思考后台(背景性)的哲学观问题，一下子被推到了哲学研究的前台。与此同时，原来只在哲学原理的“绪论”中出现的关于“哲学本身”的简略概述，开始有了系统的专门研究，综合性大学哲学系也普遍开设了“哲学通论”或“哲学导论”之类课程。当然，从事这方面教学和研究的包括了众多哲学二级学科的学者，仅就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范围而言，最有代表性的著述是孙正聿的《哲学通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2007年)和王德峰的《哲学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学者们指认，马克思在创立自己的新哲学时，并没有刻意为它制定一劳永逸的体系，甚至没有给哲学下过明确的定义，他的哲学观是通过一系列论战性著作来表述的。但透过这些表述，我们仍然可以清晰地看到马克思在哲学观上所实现的变革，它改变了哲学的性质和功能，改变了哲学问题的提法和探讨哲学问题的思维方式，从而也改变了哲学的存在形态和存在方式。李文阁的《回归现实生活世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一书，考察了从近代哲学到现代哲学发展过程中哲学视野的根本置换，并将马克思哲学置于这一哲学视野转换的背景之中，揭示了其“回归生活世界”的真实内涵和理论意义。有的学者强调，马克思在哲学观上的变革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它宣告了超越实证科学的玄思哲学的终结，哲学不再是超历史的抽象叙事，哲学命题不能现成地作为逻辑演绎的大前提；其二，马克思哲学的根本精神是理性批判精神，它不是从而也不能使之沦为单纯的辩护工具[7l。
关于马克思哲学观的研究一直持续到21世纪。徐长福在《哲学研究》2004年第6期发表论文《求解“柯尔施问题”——论马克思学说跟哲学与科学的关系》，文章提出，马克思在形成自己学说的过程中，对自己学说的性质及其与哲学和科学的关系有过一个较为明晰的看法：哲学是一种抽象的思辨的学问，科学才是真正的知识；哲学随着黑格尔哲学的瓦解而终结了，他所创立的学说是科学而不是哲学。他还认为，在马克思那里发生了一种知识观的变迁，即从“哲学一知识”观到“科学一知识”观的变迁。该文发表后引起了比较热烈的讨论①。有学者指出，在马克思关于哲学的根本性变革规划中，他真正关心的决不是思辨的哲学知识与实证的科学知识之间这种知识类型的对立，而是哲学理论的抽象思辨旨趣与干预现实旨趣的对立；马克思要求实现的变革不是从思辨的知识转向实证的知识，而是要放弃旧哲学的抽象思辨而转向对现实的理论干预。这种讨论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马克思哲学观的理解。
总之，对马克思哲学观的反思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它破除了人们以往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上的种种僭越和虚妄，对于在当代条件下重新理解马克思及其所开辟的哲学道路已经并将继续产生积极的影响。
责任编辑：何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