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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杀、政变、外国干涉、党内斗争、坠马身亡……身为国家领导人，他们纵然站在了世界之巅，但他们的人生所面临的风暴也不是常人所能想象的。权力本来就是一场危险的游戏。
2016年12月9日，在韩国国会通过朴槿惠弹劾案后的国务委员恳谈会上，朴槿惠说自己终于知道“泣血”是什么意思，而且“感到撕心裂肺的疼”。
但这并不是最坏的情况。她的前任，有的入狱，有的自杀，有的流亡海外。人们开玩笑说，韩国总统是一个危险的职业，几乎没有人能够善终。其实也并不只有韩国领导人会意外下台，有些领导人下台的方式还要更惨烈。
刺杀
有两个日子，朴槿惠一直记得清清楚楚：1974年8月15日和1979年10月26日。
前一个日子，居住在日本的朝鲜人文世光，潜入韩国光复29周年纪念活动现场。朴槿惠的父亲朴正熙在这里做总统致辞。刚讲了5分钟，文世光忽然开枪朝朴正熙射击。他只打中了朴槿惠的母亲、第一夫人陆英修。
这并不是针对朴正熙的第一次刺杀行动。1968年，朝鲜政府还曾派出一支31人武装部队，企图潜入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刺杀他，但由于计划败露，刺杀行动最终失败。
但在距离这场刺杀5年后，1979年10月26日，朴正熙依然死于枪杀。在餐桌上，被因工作不顺而含恨在心的情报部长金载圭一枪击毙。朴正熙手握了18年的总统权力，就此终结。
在这18年里，虽然韩国经济发展迅速，但因为铁腕统治，很多人视其为独裁者。他遇刺身亡后，韩国长期被压制的民主运动终于大面积爆发，最终席卷全国。虽然也遭到政府镇压，但并未就此止息。
这也印证了美国两位经济学家本杰明·琼斯和本杰明·奥尔肯的研究：对独裁者的成功暗杀可以显著地提高该国民主转型发生的概率，“如果一国独裁者被暗杀，那么相对于暗杀没有得逞的国家，前者在第二年走向民主的几率，比后者高出13个百分点”。
这两位经济学家研究了1874年至2004年期间298起暗杀案件，发现一战前后，刺杀领导人的行动最为流行，“上世纪10年代时达到了一个高峰，统治者被暗杀的几率为1%”，两个人在2009年发表的论文中写道。但之后，成功的刺杀行动越来越少，“现在，可能性已经低于0.3%”。这可能和二战后安保水平的普遍提高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民主化的浪潮。在越来越多的国家，民众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让领导人下台，而非将其置于死地，“由于代议制政府的出现，（领导者被暗杀）的情况大大减少”。
当然，针对领导人的刺杀行动只是在减少，却从来没有消失。韩国总统朴正熙遇刺身亡后，埃及总统萨达特、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以色列总理拉宾等国家领导人，都先后遇刺身亡。二战结束后一直到2004年，他们共统计到30位领导人因暗杀死亡，频率最高的年份发生在1994年和2001年，每年都有两位领导人遇刺身亡。遇刺的原因也各有不同，拉宾是因为与巴勒斯坦的和解，“以土地换和平”政策激怒了右翼激进分子，在一场和平集会结束后，一名大学生朝着他连开三枪。英迪拉·甘地则是因为政府在教派冲突中的行动，惹恼了锡克教的极端分子。最终，两名锡克教警卫，将毫无防备的英迪拉·甘地射杀在血泊之中。
前埃及总统萨达特
政变
2016年7月15日晚上11点，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发生政变。这是1997年以来，土耳其发生的最大的一场政变。当时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正在境外度假，虽然政变军队声称掌管了国家，但埃尔多安并没有就此放弃权力。很快，他就重新掌握了主动权，不但粉碎了政变图谋，而且还展开了一场大清洗。
这是1960年以来，土耳其军方发动的第五次政变。不同的是，前四次都取得了成功，只有这一次，失败了。
二战结束后，虽然针对领导人的暗杀行动越来越少，但政变一度却变得频繁。这主要是因为很多新兴的民族国家走向独立，军队功不可没。军人不但拥有强大的武力，而且民意支持度也很高。当进入和平时期，军队的将军们对政治发生兴趣时，政变的风险就会存在。据系统和平中心收集的数据显示，就在上世纪60年代和上世纪70年代，全世界平均每年都会发生约15起以上的政变。
值得一提的是，朴槿惠的父亲朴正熙作为曾掌权的军人，也是通过政变成为总统，掌握了韩国的实权。
全球最容易发生政变的国家是泰国。自从1946年以来，泰国成功的政变次数累计为10次，数量高居各国之首。这个国家最近一次政变发生在2014年。原泰国总理英拉，被泰国宪法法院裁定违法滥权而下台后，副总理兼商务部长汶颂派讪被选为看守政府总理。但他的权力也只维持了几天，泰国军方陆军总司令巴育就与军方官员透过电视向全国宣布强行接管政府。
澳洲国立大学研究员法瑞里分析道，泰国已经培养出一种“政變文化”，这个国家的精英将政变视为解决问题的可行之道，“已经将政变的终极可行性深植于内心世界”。
这种政变“传染”，在拉美地区也非常明显。20世纪50年代末，当时20个拉美国家中有14个是由军人统治的;60至70年代，多数拉美国家曾由军政府掌权。1973年，智利陆军总司令皮诺切特发动军事政变，迫使总统阿连德自杀。此后，拉美军事独裁达到鼎盛。
但如同刺杀行动一样，伴随着民主化的进程，这种军事政变的成功率也在逐渐降低。2000-2009年间，平均每年有9起政变发生。而2010-2015年，这个数字降低到了5起。系统和平中心机构负责人Monty Marshall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现在，想让领导人下台，可以通过弹劾和群众上街游行。 就像韩国人对总统朴槿惠所做的事情一样。
外国干涉
1968年的捷克，从1月开始，在捷克共产党第一书记亚历山大·杜布切克的领导下，开展了一系列后来被称为“布拉格之春”的政治民主化运动，不但想修正捷克共产党的权力集中问题，也要给予民众言论与艺术的自由化。在国际关系上，他还主张建立与西方国家的联系——这无疑令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与苏联政策背道而驰。
一开始，苏联只是给杜布切克施加政治压力，但最终没有奏效。苏联主导下的华约五国联名，要求捷克修正之前的错误，“这已经不仅仅是你们一国的事情了”。但这封联名信，遭到了杜布切克的公开反驳。
于是，1968年8月20日晚上的11点，苏联突击队员借民航迫降的名义，占领了机场，并指挥装载着苏联坦克和华约军队的飞机降落。坦克开上街头，包围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驻地党中央大厦。士兵们冲进大厦，扣押了杜布切克及其他政府高层。
前智利总统阿连德
据事后统计，苏联共调动了60万大军和5000多辆坦克，只一天时间就将捷克占领。杜布切克虽然没有立即失去总书记的职位，但在苏联军事占领下，“布拉格之春”自是无以为继。次年，其职位由胡萨克接替。
冷战时的美蘇对抗期间，类似的军事干预并不罕见。两个大国都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维护甚至扩展势力范围。1970年3月，柬埔寨武装部队司令朗诺趁西哈努克出访之际发生政变。虽然看似是内部权力斗争，但实际上，这起政变是在美国军方策动和支持下进行的。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甚至派遣了作战部队进入柬埔寨境内。
1979年，苏联声称受阿富汗总统阿明邀请，出兵阿富汗。但直到苏联军队攻占了阿富汗王宫，控制了阿明全家，才掏出一份“阿富汗请求苏联出兵”的邀请书，要阿明签署。依靠政变夺取权力的总统阿明拒绝签字，随即他和4个妻子、24名子女都被苏军枪杀。
虽然198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不容干涉和干预别国内政宣言》，但这种情况并未完全消失。2010年，西非国家科特迪瓦举行大选，总统巴博败选后却拒绝下台，操纵宪法委员会推翻选举结果，自行宣布连任。2011年3月，在联合国、欧盟等方面斡旋无果后，该国陷入内战。法国出动独角兽部队，协助反对派击溃了巴博的支持者，并将其生擒。虽然看起来，法国出兵是为了维护科特迪瓦的局势稳定，但也是维护自己传统势力范围的举措。
自苏联解体后，大国互相争夺势力范围的情况不复存在，人道主义和反恐需求，成了军事干预的重要理由。在法国干预科特迪瓦局势前，出于反恐需要，美国已经发动了伊拉克战争，终结了萨达姆的统治。之后，2011年，北约联合出兵利比亚，协助反政府武装摧垮了卡扎菲的政权。
颜色革命
杜布切克的政治生命，并没有在苏联的军事干预后终止。
1968年的改革遭到苏联镇压后，捷克国内的民主化运动仍在以地下方式进行。一直到1989年前，还不时有一些要求民主的游行活动。1989年11月17日起，布拉格出现超过10万人的游行，之后每天都有游行活动向政府要求结束捷共的统治。在国内民众的巨大压力下，捷克共产党第一书记被迫辞职，捷克政府随即举行第一次多党选举。哈维尔当选总统，杜布切克担任了联邦国会议长。
与以往的政变、刺杀相比，这一场权力变换最大的特点是没有流血事件，有媒体形容它“有天鹅绒般的顺滑质感”。这之后，人们把通过不流血方式实现政权和平转移的政变或革命称为“天鹅绒革命”。
苏东剧变之后，从格鲁吉亚、乌克兰到吉尔吉斯斯坦，类似的街头运动也相继发生，而因为它们有着更明确的特色——格鲁吉亚的街头抗议者拿起了玫瑰花，所以也称“玫瑰色革命”;乌克兰的本来叫“栗子花革命”，因为栗子花是橙色的，所以后来被称为“橙色革命”;吉尔吉斯斯坦的被称作“黄色革命”，也叫“柠檬色革命”，因为该国首都比什凯克的市花是黄色迎春花——于是，这一系列革命又被称为颜色革命。
这一波民众走上街头，终结统治者权力的革命运动，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一脉相承。在上海师范大学比较政治研究中心主任李路曲看来，这一波民主运动的特点之一是，“国家的民主化或政治转型的方式已经基本从暴力对抗转变为和平过渡，其渐进性也越来越明显”。虽然称之为革命，但权力的终结或更替，更多时候，不再需要暴力和流血。
这波浪潮，到21世纪初已经逐渐消退，但2010年12月17日之后，又开始抬头。这一天，突尼斯一名小贩因为摊车被警察没收而自焚，此前因为通货膨胀、政府腐败、言论被压制、生活条件恶劣而积压的不满，瞬间爆发。抗议活动持续了半个多月后，突尼斯总统本·阿里终于决定放弃权力，离开突尼斯，结束他长达23年的执政。因突尼斯的国花为茉莉花，这一场革命也被称为“茉莉花革命”。
此后，整个阿拉伯世界受到波及，一场规模空前的民众反政府运动陆续在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国发生，稳坐江山数十年之久的政治强人和独裁者如多米诺骨牌般接二连三地倒下。当时的媒体上，人们称之为“阿拉伯之春”。
党内“逼宫”
苏联末期，有个政治笑话很流行：召开党代表大会时，会议主持宣布说：“代表全体起立，现在把总书记抬进来。”这是在讽刺苏联当时老人治国的情况，像契尔年科，接任苏联一把手后不到一年，就无法工作，第二年就去世了。在呼唤领导人年轻化的背景下，54岁的戈尔巴乔夫才终于走上权力巅峰。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开展了一系列的改革。但当时在苏共党内，已经派别林立，矛盾重重。戈尔巴乔夫希望叶利钦能支持他，却没有给予他相应的政治地位——戈尔巴乔夫让叶利钦担任首都莫斯科的第一把手，但并没有提升他任政治局委员，这最终把叶利钦赶到了自己的对立面。 1991年8月，苏共中央、苏联政府、武装力量和克格勃领导层中的保守派联合起来，决定罢免戈尔巴乔夫，阻止改革，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但这场“宫廷政变”只持续了3天，就被打压下去，继而，以俄罗斯加盟共和国总统叶利钦为首的改革派政治家地位得到加强。这时候的戈尔巴乔夫虽然仍是苏联领导人，却已经没有实权了。加盟共和国分崩离析，克里姆林宫已经掌握在叶利钦手中——到他政治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叶利钦甚至要求仍然担任苏联总统的戈尔巴乔夫离开克里姆林宫。
在政治权力的决斗场上，这样的“宫廷戏码”时有上演。只是很多内情，作为旁观者的民众很难知晓罢了。戈尔巴乔夫则应该知道，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是如何逼迫总书记赫鲁晓夫辞职的：他们先是在赫鲁晓夫缺席的情况下，召开了主席团会议，内定勃列日涅夫为第一书记，之后，勃列日涅夫再以讨论农业问题的理由，请赫鲁晓夫参会。等他赶到会场，一系列的指责和批评扑面而来，勃列日涅夫甚至迫使与会者要全部表态，直到最后，把一张打印好的辞职声明推到赫鲁晓夫面前，让他签字。
在党魁出任领导人的西方代议制国家，这种情况也会出现。1990年11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与前国防大臣迈克尔·赫塞尔廷竞争保守党新党魁。撒切尔夫人召开内阁大臣谈话，希望他们全力助她胜选。结果，会上，自己的内阁成员开始发难，劝她不要再参选，“不然失败了，你会很丢脸的”。党内元老也劝她，即便胜出，得票率也不会太高，不足以团结全党，不如体面退出。正是在党内“逼宫”之下，这位担任首相11年，出任党魁15年的“铁娘子”，只好宣布退出选举，并辞去首相一职。
意外死亡
澳大利亚前总理哈罗德·霍尔特是位游泳爱好者，尤其喜欢潜水。1967年12月17日，当时还是总理的他，和4位私人朋友到海边散步。阳光很好，他们决定到海里游泳。霍尔特自信地说自己对这片海域了如指掌。但没想到，水下暗流很强，身后的朋友很快就看不到他的身影了。
针对这位国家领导人，澳大利亚展开了规模非常大的陆、海、空大营救，但毫无结果。搜寻霍尔特遗体的行动持续了两周多，据报道，搜救人员还剖开了一条鲨鱼的肚子，希望能发现一些线索。但这位国家领导人，就此消失在茫茫大海里。
美国经济学家本杰明·琼斯和本杰明·奥尔肯还做过另外一项研究：暗杀之外，国家领导人的死亡时刻。他们统计了1945年到2000年130个国家的领导人，除了尚且在任的领导人外，共有1184个案例，其中105位领导人因死亡而失去权力——这还不包括21例因政变死亡的领导人。除了生病、自然死亡和刺杀行动外，有12名领导人死于意外。
1952年，斯里兰卡开国总理唐·斯蒂芬·森纳那亚克骑马时，忽然身体不适，从马上摔下而死亡。1970年，冰岛总理布亚尼·本尼迪克特松所在的避暑别墅发生火灾，他和妻子以及孙子在大火中喪生。
意外死亡的领导人中，飞机失事的原因最多，占到8例。而死于疾病的领导人中，心脏病是第一病因，29人因此而死亡，之后是癌症（12人）和中风（6人）。
无论是意外死亡，还是前述其他原因，这些领导人政治生命突然终止的情况，自然会给其领导的国家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但琼斯和奥尔肯在数据统计中发现，这种影响，在专制独裁国家会更大，在民主国家则相对较小。这当然与不同政体之下，领导人的权力大小有关。也正是如此，虽然针对朴槿惠的弹劾案已经通过，但韩国社会的运转，却依然照常。
（萧阳荐自《看天下》）
2016年12月9日，在韩国国会通过朴槿惠弹劾案后的国务委员恳谈会上，朴槿惠说自己终于知道“泣血”是什么意思，而且“感到撕心裂肺的疼”。
但这并不是最坏的情况。她的前任，有的入狱，有的自杀，有的流亡海外。人们开玩笑说，韩国总统是一个危险的职业，几乎没有人能够善终。其实也并不只有韩国领导人会意外下台，有些领导人下台的方式还要更惨烈。
刺杀
有两个日子，朴槿惠一直记得清清楚楚：1974年8月15日和1979年10月26日。
前一个日子，居住在日本的朝鲜人文世光，潜入韩国光复29周年纪念活动现场。朴槿惠的父亲朴正熙在这里做总统致辞。刚讲了5分钟，文世光忽然开枪朝朴正熙射击。他只打中了朴槿惠的母亲、第一夫人陆英修。
这并不是针对朴正熙的第一次刺杀行动。1968年，朝鲜政府还曾派出一支31人武装部队，企图潜入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刺杀他，但由于计划败露，刺杀行动最终失败。
但在距离这场刺杀5年后，1979年10月26日，朴正熙依然死于枪杀。在餐桌上，被因工作不顺而含恨在心的情报部长金载圭一枪击毙。朴正熙手握了18年的总统权力，就此终结。
在这18年里，虽然韩国经济发展迅速，但因为铁腕统治，很多人视其为独裁者。他遇刺身亡后，韩国长期被压制的民主运动终于大面积爆发，最终席卷全国。虽然也遭到政府镇压，但并未就此止息。
这也印证了美国两位经济学家本杰明·琼斯和本杰明·奥尔肯的研究：对独裁者的成功暗杀可以显著地提高该国民主转型发生的概率，“如果一国独裁者被暗杀，那么相对于暗杀没有得逞的国家，前者在第二年走向民主的几率，比后者高出13个百分点”。
这两位经济学家研究了1874年至2004年期间298起暗杀案件，发现一战前后，刺杀领导人的行动最为流行，“上世纪10年代时达到了一个高峰，统治者被暗杀的几率为1%”，两个人在2009年发表的论文中写道。但之后，成功的刺杀行动越来越少，“现在，可能性已经低于0.3%”。这可能和二战后安保水平的普遍提高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民主化的浪潮。在越来越多的国家，民众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让领导人下台，而非将其置于死地，“由于代议制政府的出现，（领导者被暗杀）的情况大大减少”。
当然，针对领导人的刺杀行动只是在减少，却从来没有消失。韩国总统朴正熙遇刺身亡后，埃及总统萨达特、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以色列总理拉宾等国家领导人，都先后遇刺身亡。二战结束后一直到2004年，他们共统计到30位领导人因暗杀死亡，频率最高的年份发生在1994年和2001年，每年都有两位领导人遇刺身亡。遇刺的原因也各有不同，拉宾是因为与巴勒斯坦的和解，“以土地换和平”政策激怒了右翼激进分子，在一场和平集会结束后，一名大学生朝着他连开三枪。英迪拉·甘地则是因为政府在教派冲突中的行动，惹恼了锡克教的极端分子。最终，两名锡克教警卫，将毫无防备的英迪拉·甘地射杀在血泊之中。
政变
2016年7月15日晚上11点，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发生政变。这是1997年以来，土耳其发生的最大的一场政变。当时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正在境外度假，虽然政变军队声称掌管了国家，但埃尔多安并没有就此放弃权力。很快，他就重新掌握了主动权，不但粉碎了政变图谋，而且还展开了一场大清洗。
这是1960年以来，土耳其军方发动的第五次政变。不同的是，前四次都取得了成功，只有这一次，失败了。
二战结束后，虽然针对领导人的暗杀行动越来越少，但政变一度却变得频繁。这主要是因为很多新兴的民族国家走向独立，军队功不可没。军人不但拥有强大的武力，而且民意支持度也很高。当进入和平时期，军队的将军们对政治发生兴趣时，政变的风险就会存在。据系统和平中心收集的数据显示，就在上世纪60年代和上世纪70年代，全世界平均每年都会发生约15起以上的政变。
值得一提的是，朴槿惠的父亲朴正熙作为曾掌权的军人，也是通过政变成为总统，掌握了韩国的实权。
全球最容易发生政变的国家是泰国。自从1946年以来，泰国成功的政变次数累计为10次，数量高居各国之首。这个国家最近一次政变发生在2014年。原泰国总理英拉，被泰国宪法法院裁定违法滥权而下台后，副总理兼商务部长汶颂派讪被选为看守政府总理。但他的权力也只维持了几天，泰国军方陆军总司令巴育就与军方官员透过电视向全国宣布强行接管政府。
澳洲国立大学研究员法瑞里分析道，泰国已经培养出一种“政變文化”，这个国家的精英将政变视为解决问题的可行之道，“已经将政变的终极可行性深植于内心世界”。
这种政变“传染”，在拉美地区也非常明显。20世纪50年代末，当时20个拉美国家中有14个是由军人统治的;60至70年代，多数拉美国家曾由军政府掌权。1973年，智利陆军总司令皮诺切特发动军事政变，迫使总统阿连德自杀。此后，拉美军事独裁达到鼎盛。
但如同刺杀行动一样，伴随着民主化的进程，这种军事政变的成功率也在逐渐降低。2000-2009年间，平均每年有9起政变发生。而2010-2015年，这个数字降低到了5起。系统和平中心机构负责人Monty Marshall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现在，想让领导人下台，可以通过弹劾和群众上街游行。 就像韩国人对总统朴槿惠所做的事情一样。
外国干涉
1968年的捷克，从1月开始，在捷克共产党第一书记亚历山大·杜布切克的领导下，开展了一系列后来被称为“布拉格之春”的政治民主化运动，不但想修正捷克共产党的权力集中问题，也要给予民众言论与艺术的自由化。在国际关系上，他还主张建立与西方国家的联系——这无疑令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与苏联政策背道而驰。
一开始，苏联只是给杜布切克施加政治压力，但最终没有奏效。苏联主导下的华约五国联名，要求捷克修正之前的错误，“这已经不仅仅是你们一国的事情了”。但这封联名信，遭到了杜布切克的公开反驳。
于是，1968年8月20日晚上的11点，苏联突击队员借民航迫降的名义，占领了机场，并指挥装载着苏联坦克和华约军队的飞机降落。坦克开上街头，包围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驻地党中央大厦。士兵们冲进大厦，扣押了杜布切克及其他政府高层。
据事后统计，苏联共调动了60万大军和5000多辆坦克，只一天时间就将捷克占领。杜布切克虽然没有立即失去总书记的职位，但在苏联军事占领下，“布拉格之春”自是无以为继。次年，其职位由胡萨克接替。
冷战时的美蘇对抗期间，类似的军事干预并不罕见。两个大国都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维护甚至扩展势力范围。1970年3月，柬埔寨武装部队司令朗诺趁西哈努克出访之际发生政变。虽然看似是内部权力斗争，但实际上，这起政变是在美国军方策动和支持下进行的。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甚至派遣了作战部队进入柬埔寨境内。
1979年，苏联声称受阿富汗总统阿明邀请，出兵阿富汗。但直到苏联军队攻占了阿富汗王宫，控制了阿明全家，才掏出一份“阿富汗请求苏联出兵”的邀请书，要阿明签署。依靠政变夺取权力的总统阿明拒绝签字，随即他和4个妻子、24名子女都被苏军枪杀。
虽然198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不容干涉和干预别国内政宣言》，但这种情况并未完全消失。2010年，西非国家科特迪瓦举行大选，总统巴博败选后却拒绝下台，操纵宪法委员会推翻选举结果，自行宣布连任。2011年3月，在联合国、欧盟等方面斡旋无果后，该国陷入内战。法国出动独角兽部队，协助反对派击溃了巴博的支持者，并将其生擒。虽然看起来，法国出兵是为了维护科特迪瓦的局势稳定，但也是维护自己传统势力范围的举措。
自苏联解体后，大国互相争夺势力范围的情况不复存在，人道主义和反恐需求，成了军事干预的重要理由。在法国干预科特迪瓦局势前，出于反恐需要，美国已经发动了伊拉克战争，终结了萨达姆的统治。之后，2011年，北约联合出兵利比亚，协助反政府武装摧垮了卡扎菲的政权。
颜色革命
杜布切克的政治生命，并没有在苏联的军事干预后终止。
1968年的改革遭到苏联镇压后，捷克国内的民主化运动仍在以地下方式进行。一直到1989年前，还不时有一些要求民主的游行活动。1989年11月17日起，布拉格出现超过10万人的游行，之后每天都有游行活动向政府要求结束捷共的统治。在国内民众的巨大压力下，捷克共产党第一书记被迫辞职，捷克政府随即举行第一次多党选举。哈维尔当选总统，杜布切克担任了联邦国会议长。
与以往的政变、刺杀相比，这一场权力变换最大的特点是没有流血事件，有媒体形容它“有天鹅绒般的顺滑质感”。这之后，人们把通过不流血方式实现政权和平转移的政变或革命称为“天鹅绒革命”。
苏东剧变之后，从格鲁吉亚、乌克兰到吉尔吉斯斯坦，类似的街头运动也相继发生，而因为它们有着更明确的特色——格鲁吉亚的街头抗议者拿起了玫瑰花，所以也称“玫瑰色革命”;乌克兰的本来叫“栗子花革命”，因为栗子花是橙色的，所以后来被称为“橙色革命”;吉尔吉斯斯坦的被称作“黄色革命”，也叫“柠檬色革命”，因为该国首都比什凯克的市花是黄色迎春花——于是，这一系列革命又被称为颜色革命。
这一波民众走上街头，终结统治者权力的革命运动，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一脉相承。在上海师范大学比较政治研究中心主任李路曲看来，这一波民主运动的特点之一是，“国家的民主化或政治转型的方式已经基本从暴力对抗转变为和平过渡，其渐进性也越来越明显”。虽然称之为革命，但权力的终结或更替，更多时候，不再需要暴力和流血。
这波浪潮，到21世纪初已经逐渐消退，但2010年12月17日之后，又开始抬头。这一天，突尼斯一名小贩因为摊车被警察没收而自焚，此前因为通货膨胀、政府腐败、言论被压制、生活条件恶劣而积压的不满，瞬间爆发。抗议活动持续了半个多月后，突尼斯总统本·阿里终于决定放弃权力，离开突尼斯，结束他长达23年的执政。因突尼斯的国花为茉莉花，这一场革命也被称为“茉莉花革命”。
此后，整个阿拉伯世界受到波及，一场规模空前的民众反政府运动陆续在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国发生，稳坐江山数十年之久的政治强人和独裁者如多米诺骨牌般接二连三地倒下。当时的媒体上，人们称之为“阿拉伯之春”。
党内“逼宫”
苏联末期，有个政治笑话很流行：召开党代表大会时，会议主持宣布说：“代表全体起立，现在把总书记抬进来。”这是在讽刺苏联当时老人治国的情况，像契尔年科，接任苏联一把手后不到一年，就无法工作，第二年就去世了。在呼唤领导人年轻化的背景下，54岁的戈尔巴乔夫才终于走上权力巅峰。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开展了一系列的改革。但当时在苏共党内，已经派别林立，矛盾重重。戈尔巴乔夫希望叶利钦能支持他，却没有给予他相应的政治地位——戈尔巴乔夫让叶利钦担任首都莫斯科的第一把手，但并没有提升他任政治局委员，这最终把叶利钦赶到了自己的对立面。 1991年8月，苏共中央、苏联政府、武装力量和克格勃领导层中的保守派联合起来，决定罢免戈尔巴乔夫，阻止改革，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但这场“宫廷政变”只持续了3天，就被打压下去，继而，以俄罗斯加盟共和国总统叶利钦为首的改革派政治家地位得到加强。这时候的戈尔巴乔夫虽然仍是苏联领导人，却已经没有实权了。加盟共和国分崩离析，克里姆林宫已经掌握在叶利钦手中——到他政治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叶利钦甚至要求仍然担任苏联总统的戈尔巴乔夫离开克里姆林宫。
在政治权力的决斗场上，这样的“宫廷戏码”时有上演。只是很多内情，作为旁观者的民众很难知晓罢了。戈尔巴乔夫则应该知道，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是如何逼迫总书记赫鲁晓夫辞职的：他们先是在赫鲁晓夫缺席的情况下，召开了主席团会议，内定勃列日涅夫为第一书记，之后，勃列日涅夫再以讨论农业问题的理由，请赫鲁晓夫参会。等他赶到会场，一系列的指责和批评扑面而来，勃列日涅夫甚至迫使与会者要全部表态，直到最后，把一张打印好的辞职声明推到赫鲁晓夫面前，让他签字。
在党魁出任领导人的西方代议制国家，这种情况也会出现。1990年11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与前国防大臣迈克尔·赫塞尔廷竞争保守党新党魁。撒切尔夫人召开内阁大臣谈话，希望他们全力助她胜选。结果，会上，自己的内阁成员开始发难，劝她不要再参选，“不然失败了，你会很丢脸的”。党内元老也劝她，即便胜出，得票率也不会太高，不足以团结全党，不如体面退出。正是在党内“逼宫”之下，这位担任首相11年，出任党魁15年的“铁娘子”，只好宣布退出选举，并辞去首相一职。
意外死亡
澳大利亚前总理哈罗德·霍尔特是位游泳爱好者，尤其喜欢潜水。1967年12月17日，当时还是总理的他，和4位私人朋友到海边散步。阳光很好，他们决定到海里游泳。霍尔特自信地说自己对这片海域了如指掌。但没想到，水下暗流很强，身后的朋友很快就看不到他的身影了。
针对这位国家领导人，澳大利亚展开了规模非常大的陆、海、空大营救，但毫无结果。搜寻霍尔特遗体的行动持续了两周多，据报道，搜救人员还剖开了一条鲨鱼的肚子，希望能发现一些线索。但这位国家领导人，就此消失在茫茫大海里。
美国经济学家本杰明·琼斯和本杰明·奥尔肯还做过另外一项研究：暗杀之外，国家领导人的死亡时刻。他们统计了1945年到2000年130个国家的领导人，除了尚且在任的领导人外，共有1184个案例，其中105位领导人因死亡而失去权力——这还不包括21例因政变死亡的领导人。除了生病、自然死亡和刺杀行动外，有12名领导人死于意外。
1952年，斯里兰卡开国总理唐·斯蒂芬·森纳那亚克骑马时，忽然身体不适，从马上摔下而死亡。1970年，冰岛总理布亚尼·本尼迪克特松所在的避暑别墅发生火灾，他和妻子以及孙子在大火中喪生。
意外死亡的领导人中，飞机失事的原因最多，占到8例。而死于疾病的领导人中，心脏病是第一病因，29人因此而死亡，之后是癌症（12人）和中风（6人）。
无论是意外死亡，还是前述其他原因，这些领导人政治生命突然终止的情况，自然会给其领导的国家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但琼斯和奥尔肯在数据统计中发现，这种影响，在专制独裁国家会更大，在民主国家则相对较小。这当然与不同政体之下，领导人的权力大小有关。也正是如此，虽然针对朴槿惠的弹劾案已经通过，但韩国社会的运转，却依然照常。
（萧阳荐自《看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