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试图探究中国本轮宏观经济过热的根本原因，并以此作为宏观调控的基本切入点，则必然可以发现市场预期在经济主体行为变化中的突出作用。因此，宏观调控效率也显然与预期存在某种内在关联。然而，从预期到调控工具的选择存在一系列传导与决策过程。一个好的宏观调控政策组合不是把所有的工具都加以运用，而是以尽可能少的工具运用带来理想的政策效果——这是宏观调控效率的原始含义。
　　正因为是对预期的解读和调节，宏观调控必须具有预见性而非事后性，这是宏观调控效率的高层次含义。恰如《黄帝内经》上对治病的理解：圣人治“未病”，已病而治，如临渴而掘井、发战而铸兵。据此，关于宏观调控的正确理解在于：宏观调控当局如何依据信息或经验，判断未来经济走势，给出一个准确预防“未病”的最优方案。
　　如果我们从少用工具而达到效果，预先调节以熨平波动两个角度出发，可以对当前的宏观调控作出评价。
　　第一，经济结构，特别是金融资产结构的变化是导致宏观调控面临难题的主要原因，中央银行运用各种工具进行试探性治疗是一种不得不为的方式，由此客观上会导致某些效率损失。一方面，当前的过热很大程度上由于人民币升值预期导致的热钱流入，由此撬动国内金融资产进入资产市场。另一方面，结售汇体制尽管在不断放松，但外汇资金源源不断通过银行体系转入中央银行外汇储备，并形成了流动性过剩压力。因此，中央银行通过发行票据回收流动性，通过准备金政策控制银行信贷都无疑是必须采取的手段。从这个意义出发，我们很难说宏观调控效率低下。
　　第二，从未来的发展趋势看，通过持续的利率上调，包括专门针对房地产炒作的利率政策，房地产泡沫已经面临破裂的临界点；而恰恰是基于对从紧的宏观调控政策预期，资本市场指数（沪市）从10月上旬至今回落了1000点，这在严格意义上说明了宏观调控的高效率。上述情况说明，在居民金融资产由保守的存款型向激进的资产投机型转变过程中，宏观调控很可能促使今年四季度出现某种形式的结构回调，并最终达成某种均衡——居民资产结构达到固定收益与浮动收益并重的证券组合。
　　第三，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对未来结构演化有充分准确的预期，并以此形成准确的治疗“未病”之手段。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并不高于往年、财富效应即将消失的背景下，国内居民收入的增长点何在？如果要素收入增幅不可持续，是否我们有足够的能力确保内需不出现逆转性下降？利率上升到一定幅度是否会让中国出现美国式的住房抵押贷款违约高峰？如果汇率升值达到临界点而出现一定程度的外需下降，又依靠什么手段拉动经济？
　　显然，紧的货币政策以控制当前可能出现的持续价格上涨，相对松的财政政策以保证要素就业和内需旺盛，或许是一种面向结构调整中的中国经济的高效率宏观调控组合。
　　
　　作者为本刊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