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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译者是从事翻译活动的主体，译本是译者主体性的体现。译者的风格、能力、创造性会在文本翻译中体现出来。早期的翻译主张忠实原作，主要分析译本是否完整传达原作的意图等，而忽略了译者主体性。如今，译者主体性越来越得到重视，从“隐身人”走到台前。本文主要探究郭沫若译《少年维特之烦恼》中译者主体性的体现。
关键词：译者主体性 郭沫若 《少年维特之烦恼》
“所谓的译者主体性的含义是，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创造性地发挥自己的主体意识，在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上凸显译者的独特性。”[1]虽然长期追求对原作的忠实性，但是在具体翻译过程中，译者难免会受到个人能力、风格等的影响，从而有意或无意地进行一定的改写。
郭沫若作为作家、诗人、戏剧家，他的翻译就会带有个人色彩。长期以来，有很多人对郭沫若的翻译作品进行了研究。王文华在《郭沫若翻译成就研究》中对郭沫若的主要譯著、翻译理论与实践、诗歌翻译等方面作了论述;孔令翠、王慧在《郭沫若翻译实践特色研究》中对郭沫若的原著选择、翻译取向、翻译策略、翻译方法、翻译风格、翻译语体、翻译类型、翻译模式、翻译特长到翻译地位等多个方面都进行了论述;在傅勇林等主编的《郭沫若翻译研究》中对郭沫若的背景、译文、思想、影响等进行了研究。相关研究成果很多，就不一一赘述。
对郭沫若译作中译者主体性的研究多是从他的诗歌翻译出发，如罗煦以郭沫若译《西风颂》为例，探究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影响下的译者的主体性[2];罗静斯也是从郭沫若译《西风颂》出发，论诗歌翻译中的主体性[3]。咸立强在《译者主体性视野里的郭译〈少年维特之烦恼〉》中，通过“‘语言层面上的艺术再创造’讨论《少年维特之烦恼》所体现出来的译者主体性特征”[4]。
本文主要从译者的意向性与选择性、主体意识与潜意识、主体创造性三方面来浅析郭沫若译《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的译者主体性。
一.意向性与选择性
“意向性指在特定的情况下译者的意图行为”[5]，也就是译者对原作的选择与解读以及翻译策略的运用。如明末清初注重天文、数学、机械等科学技术书籍的翻译，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期间，西方思想和文学的翻译则占据了主流。不同的历史环境下，译者会通过对文本的选择来传达自己的意图。
歌德以自己的情感经历为原型，创作了《少年维特之烦恼》。小说面世后，在欧洲掀起了“维特热”。郭沫若在《序引》中交代了他翻译这部作品的过程及其中的艰辛：“这部《少年维特之烦恼》我存心移译已经四五年了。去年七月寄寓上海时，更经友人劝嘱，始决计移译。”[6]在翻译的过程中，歌德的很多思想都引起了他的共鸣，他对书中体现的“主情主义”、“泛神思想”等感到认同。在日本留学期间，郭沫若曾有一个时期相信泛神论。他在自叙中提过，因为喜欢泰戈尔和歌德而有了泛神论的哲学思想倾向。《少年维特之烦恼》在欧洲的重大影响以及郭沫若对其中思想的认同都是他翻译这本书的原因。同时，他在译者扉语中表明，希望读者从这本书中感受并赞叹维特的精神和性格，而经历同样不幸的人能从中汲取安慰。这些都体现了译者的意向性与选择性。
作为诗人，郭沫若有其独特的译诗见解，并且用于自己的翻译实践中，提出了“风韵译”，即译诗必须尽量保持原作的风格与韵律。郭沫若更偏向于将《少年维特之烦恼》看成一部散文诗集。在《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中，郭沫若详细论述了诗与散文的区别，认为不能拘泥于“韵”，所以散文诗之名不是悖理。从中可以看出郭沫若对于翻译形式的选择，也体现了他的意图。
二.主体意识与潜意识
不同的身份背景和学习经历都会使译者的个人风格和用语习惯等出现差异，这些会通过译者的主体意识或潜意识浮现在译文中。
郭沫若的母亲在他幼时就不断教他唐诗，这种教育对他今后的文学生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同时，他熟读古文典籍，有深厚的文学功底。此外，他还接触了很多外国的文学作品。在日本留学时，因为阅读大量外文原著或名译本，不仅提高了外语水平，而且激发了郭沫若的文艺热情。精通外语、文学功底扎实、学识渊博，这些都是郭沫若作为译者所具备的良好素养，也是他成为翻译大家的必备前提。
郭沫若翻译《少年维特之烦恼》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正处于新旧转型时期，作品中常见文言文与白话文交杂使用的情况。郭沫若译文中“群丘簇拥，为状至佳，所构成之溪谷亦极秀美。”[7]“步下一小丘，便到一崖扄之前，下阶可二十武，其处有清冷之水自大理石岩中迸出”[8]。这些译文完全就是文言句式，丝毫看不出德语原文的影子。译文中还有很多倒装和文言词语的例子，如咸立强提出的“良人”、“诸君”等。译文中还出现了大量“底”，这是因为当时“的地得”用法尚未明晰。
文言文的应用就体现了郭沫若在教育经历的影响下译者主体意识与潜意识的发挥。另外，郭沫若是四川省乐山县人，他对于生长和养育自己的家乡满怀深情。他在日本留学，又在上海生活工作过，所以他的译文中有方言。不管是无意中使用还是刻意为之，都体现了译者主体性中的主体意识与潜意识。
三.主体创造性
“译者力图打破原文的桎梏，穿越时空的限制，为目的语文学带来新的惊喜。译者主体性和创造性就在于敢于取舍，敢于叛逆和创新。”[9]如绿原翻译《浮士德》时，将其译为散文的形式，完全打破了原作者赋予原作的形式，这就是一种叛逆和创新。上文提到的体现译者主体意识与潜意识的例子，其实也是译者主体创造性的一种表现。使用文言文，将德语原文的意思用文言形式表达出来，不拘泥于德语原文，进行了叛逆与创新。
用斯坦纳的阐释学翻译理论来看译者主体性中的主体创造性，可以对应四个步骤中的“容纳”，也就是译者把自己攫取到的原文意义，通过理解植入译文当中，进行创造性翻译，根据自己的思维模式，选择不同的翻译策略并应用相应的技巧。如郭沫若译本开篇“分袂”一词就是他在理解原文的基础上所进行的创造性翻译。
关键词：译者主体性 郭沫若 《少年维特之烦恼》
“所谓的译者主体性的含义是，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创造性地发挥自己的主体意识，在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上凸显译者的独特性。”[1]虽然长期追求对原作的忠实性，但是在具体翻译过程中，译者难免会受到个人能力、风格等的影响，从而有意或无意地进行一定的改写。
郭沫若作为作家、诗人、戏剧家，他的翻译就会带有个人色彩。长期以来，有很多人对郭沫若的翻译作品进行了研究。王文华在《郭沫若翻译成就研究》中对郭沫若的主要譯著、翻译理论与实践、诗歌翻译等方面作了论述;孔令翠、王慧在《郭沫若翻译实践特色研究》中对郭沫若的原著选择、翻译取向、翻译策略、翻译方法、翻译风格、翻译语体、翻译类型、翻译模式、翻译特长到翻译地位等多个方面都进行了论述;在傅勇林等主编的《郭沫若翻译研究》中对郭沫若的背景、译文、思想、影响等进行了研究。相关研究成果很多，就不一一赘述。
对郭沫若译作中译者主体性的研究多是从他的诗歌翻译出发，如罗煦以郭沫若译《西风颂》为例，探究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影响下的译者的主体性[2];罗静斯也是从郭沫若译《西风颂》出发，论诗歌翻译中的主体性[3]。咸立强在《译者主体性视野里的郭译〈少年维特之烦恼〉》中，通过“‘语言层面上的艺术再创造’讨论《少年维特之烦恼》所体现出来的译者主体性特征”[4]。
本文主要从译者的意向性与选择性、主体意识与潜意识、主体创造性三方面来浅析郭沫若译《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的译者主体性。
一.意向性与选择性
“意向性指在特定的情况下译者的意图行为”[5]，也就是译者对原作的选择与解读以及翻译策略的运用。如明末清初注重天文、数学、机械等科学技术书籍的翻译，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期间，西方思想和文学的翻译则占据了主流。不同的历史环境下，译者会通过对文本的选择来传达自己的意图。
歌德以自己的情感经历为原型，创作了《少年维特之烦恼》。小说面世后，在欧洲掀起了“维特热”。郭沫若在《序引》中交代了他翻译这部作品的过程及其中的艰辛：“这部《少年维特之烦恼》我存心移译已经四五年了。去年七月寄寓上海时，更经友人劝嘱，始决计移译。”[6]在翻译的过程中，歌德的很多思想都引起了他的共鸣，他对书中体现的“主情主义”、“泛神思想”等感到认同。在日本留学期间，郭沫若曾有一个时期相信泛神论。他在自叙中提过，因为喜欢泰戈尔和歌德而有了泛神论的哲学思想倾向。《少年维特之烦恼》在欧洲的重大影响以及郭沫若对其中思想的认同都是他翻译这本书的原因。同时，他在译者扉语中表明，希望读者从这本书中感受并赞叹维特的精神和性格，而经历同样不幸的人能从中汲取安慰。这些都体现了译者的意向性与选择性。
作为诗人，郭沫若有其独特的译诗见解，并且用于自己的翻译实践中，提出了“风韵译”，即译诗必须尽量保持原作的风格与韵律。郭沫若更偏向于将《少年维特之烦恼》看成一部散文诗集。在《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中，郭沫若详细论述了诗与散文的区别，认为不能拘泥于“韵”，所以散文诗之名不是悖理。从中可以看出郭沫若对于翻译形式的选择，也体现了他的意图。
二.主体意识与潜意识
不同的身份背景和学习经历都会使译者的个人风格和用语习惯等出现差异，这些会通过译者的主体意识或潜意识浮现在译文中。
郭沫若的母亲在他幼时就不断教他唐诗，这种教育对他今后的文学生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同时，他熟读古文典籍，有深厚的文学功底。此外，他还接触了很多外国的文学作品。在日本留学时，因为阅读大量外文原著或名译本，不仅提高了外语水平，而且激发了郭沫若的文艺热情。精通外语、文学功底扎实、学识渊博，这些都是郭沫若作为译者所具备的良好素养，也是他成为翻译大家的必备前提。
郭沫若翻译《少年维特之烦恼》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正处于新旧转型时期，作品中常见文言文与白话文交杂使用的情况。郭沫若译文中“群丘簇拥，为状至佳，所构成之溪谷亦极秀美。”[7]“步下一小丘，便到一崖扄之前，下阶可二十武，其处有清冷之水自大理石岩中迸出”[8]。这些译文完全就是文言句式，丝毫看不出德语原文的影子。译文中还有很多倒装和文言词语的例子，如咸立强提出的“良人”、“诸君”等。译文中还出现了大量“底”，这是因为当时“的地得”用法尚未明晰。
文言文的应用就体现了郭沫若在教育经历的影响下译者主体意识与潜意识的发挥。另外，郭沫若是四川省乐山县人，他对于生长和养育自己的家乡满怀深情。他在日本留学，又在上海生活工作过，所以他的译文中有方言。不管是无意中使用还是刻意为之，都体现了译者主体性中的主体意识与潜意识。
三.主体创造性
“译者力图打破原文的桎梏，穿越时空的限制，为目的语文学带来新的惊喜。译者主体性和创造性就在于敢于取舍，敢于叛逆和创新。”[9]如绿原翻译《浮士德》时，将其译为散文的形式，完全打破了原作者赋予原作的形式，这就是一种叛逆和创新。上文提到的体现译者主体意识与潜意识的例子，其实也是译者主体创造性的一种表现。使用文言文，将德语原文的意思用文言形式表达出来，不拘泥于德语原文，进行了叛逆与创新。
用斯坦纳的阐释学翻译理论来看译者主体性中的主体创造性，可以对应四个步骤中的“容纳”，也就是译者把自己攫取到的原文意义，通过理解植入译文当中，进行创造性翻译，根据自己的思维模式，选择不同的翻译策略并应用相应的技巧。如郭沫若译本开篇“分袂”一词就是他在理解原文的基础上所进行的创造性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