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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茶商的所谓“封建性”,体现为依附的群体性格,这同时蕴含着追求商业利益的考量,那就是通过兴办地方善举,官府为其“义行”赋予某种正统性,这也为其行商提供了“护身符”。清末新政时期至民国初年,因兴办新式学堂、开办警政、加强地方防务等所谓“新办地方公益”,徽州茶商们的捐税负担较前大幅增加,从而导致所谓的“国家政权内卷化”。而帝国的贡赋制传统仍得以延续,茶叶经济仍不脱传统农业经济之窠臼,无法为国家财政广开税源提供新的商业税,商人们此前的那种矛盾性格也很难发生根本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