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我国年初计划出台的一系列减税降费举措已经就位。减税降费的力度空前，政策效应也在加速显现。与此同时，各方呼吁持续减税降费的热情高涨，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政策正在酝酿之中。
　　政府和业界对大规模减税形成这样的共鸣，大致基于如下多重效应的考虑。
　　一是从稳增长角度看，减税降费可以扩大居民收入，提升居民获得感，进而提振消费，促进经济结构再平衡；可以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主体活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可以适度缓解外部不确定性对就业的潜在影响。
　　二是从防风险角度看，减税降费直接作用于企业，可以改善其盈利能力，有助于化解实体经济的债务风险，降低对民营企业的风险预期和信用利差；作用于上市公司，有助于提振股市信心，稳定股市情绪，降低超调中的踩踏风险，缓解当前十分突出的股权质押与股市的负面反馈效应；在国际博弈中顺势而为，可以提振信心，凝聚共识和力量，避免外部不确定性和市场震荡下对境内金融市场的传导效应。
　　三是从政策治理角度看，减税降费可以作为宏观调控创新举措，避免单纯靠财政支出扩张刺激的老路，符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又可以提高市场主导的配置效率；特朗普减税对国内外心理层面有影響，我们的政策治理思维也需适应这种变化。
　　但减税毕竟不是万灵丹，它面临不少现实的约束，和其他政策一样，有其适用的局限性。首要的是企业债务约束。我国去杠杆的结构性矛盾是企业部门杠杆率过高。在此情形下，减税固然可以缓解企业财务压力，但在经济下行压力下，企业理性选择仍是维护财务健康而非外延式扩张，且对深度亏损的企业减税也不会立竿见影地稳投资。这样，更大规模地减税降费必然带来政府收入缺口，减税的财政减收效应是即期的，而增长效应却是长期的。因而应对突发性需求冲击，减税力有未逮，不一定能在当期立刻弥补实际增长与预期增长的缺口。其次是政府支出约束。减税是以当期“放水养鱼”换得未来扩大税基，但政府支出的刚性在增强，特别是面对人口老龄化的社会保障负担以及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相匹配的公共财政支出压力均日益增长。减税带来的缺口一定程度上要依赖政府举债弥补。在中央债务层面尚有空间，而地方因存量债务较多、隐性债务治理较难，举债需要更加审慎。此外，还需要考虑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条件的配合。
　　没有配套机制变革，单纯把减税当“王炸”多少有点自欺，效果可能不彰，甚至过犹不及，加剧不必要的风险。破解上述这些约束，需要紧紧抓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科学审慎地搭建政策组合，坚定有序地推进资产重组、债务治理、市场治理和机构治理。
　　责任编辑：宗军 刘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