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两会的记者会上，一位记者就极个别人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挑事拍摄侮辱民族感情的行为提问，外交部长直斥这类人是“中国人的败类”。“精日”事件，去年有上海四行仓库事件，4个青年身穿侵华日军军服，乘夜拍照，在网上欣然得色地宣布 “夜袭四行”“顺利完成”。此事被公安机关查获，4人分别被处行政拘留和训诫。今年2月，在南京，接连又发生几起，包括同样军服摆拍的南京紫金山抗日碉堡事件，两人被行政拘留；一男子威胁举报抗日碉堡拍照事件举报人，被行政拘留。3月，上海男子孟某某网上侮辱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被行政拘留后，又到纪念馆拍摄视频发泄，再被拘留；南京警方还处理了一起群众举报的涉及南京大屠杀极端言论。
　　从这几起事件看，涉案人都瞄准了抗日战争这一历史记忆，以正面形象装扮成日本侵略军，或者直接以言论贬损中国人。这些行为，与其说是“精神上的日本人”，不如说是“精神上的日本军国主义者”，或者“精神上的日本法西斯”。日本人，也是形形色色，可分左中右，日本右翼算不算社会主流还不好说；即使占了主流，我们还区分受蒙蔽、一时不明事理的普通日本民众，和少数顽固分子。而且右翼势力又有区分，即使为侵略或大屠杀辩护，采取的多是迂回办法，赤裸裸为侵略或大屠杀张目的，数量不多。这几起事件中的涉案人，赞美屠杀，赞美侵略，赞美军国主义，可以说最直接也最粗鄙地展示了其精神世界的荒芜与野蛮，并带有明确的挑衅滋事意图，实施了挑衅滋事行为。
　　这类“精日”，不只是“中国人的败类”，更是“人类的败类”。对其行为，不止是作为中国人不能接受，实际上作为拥有基本人类价值立场的人们都不能容忍。事件发生在我们这里，我们作为中国人对日本军国主义的痛恶特别鲜明，记忆特别深刻，因而，在情感上的斥责会更加强烈。但我们不能仅仅从“中国人”的立场看待这些行为。
　　抗日战争作为一场正义战争，不止是中国人民的正义，也是国际正义的一部分，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是世界人民与黑暗野蛮势力殊死战斗的一部分。为德国纳粹主义、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日本军国主义招魂，放在任何地方，包括德国、意大利、日本，也都是不正义的，这是人类立场与反人类立场之别。那些倒丑为美、以丑为美的“精神日本军国主义者”，侮辱的是全人类的价值，挑战的是全人类的良知。
　　对这类人，法律制裁是必要的，但也是次要的，因为法律只能以行为的直接后果来惩罚；但更重要的是，整个社会有价值共识，这种价值共识应当有发生作用的机会。法律不会禁止一个人去做生意，但一个企业可以不选择丧失基本立场的人作为生意伙伴。法律不会规定一个人怎样交朋友，但人人都可以选择不与一个践踏价值底线的人打交道。法律不会规定一个工作岗位提供给谁，但用工单位可以决定在市场上挑选哪些人成为员工。这就是惩恶扬善、择优汰劣的社会机制。
　　社会舆论更是一个可以起作用的机制。这里所说的舆论，不只指媒体机构发出正声，还包括每个人身边交往所形成的社会舆论、包括社交平台上的和自媒体上的网言网语。媒体机构有引领作用，但及于每个人切身的舆论场、周围人的议论，对个人的价值端正是可以起到作用的，毕竟，一个“精神上的日本军国主义者”有什么可神气的呢。
　　应当区分“精神上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和“精神上的日本人”。前者是不可容忍的，而后者，如果只是一種文化偏好，那并不是问题，就像国外有喜爱中华文化的“精神上的中国人”一样。这种文化喜好在自身的国家忠诚、民族忠诚的限度之内，完全可以理解。虽然切实地说， “精神上的外国人”现象在一部分中存在，但这应当作为文化自信、民族自信问题来正向解决。而对精神上的军国主义者，不应当有丝毫退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