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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说，人生无非大闹一场，悄然离去。青年时光芒万丈，暮年时举重若轻。无意问鼎，却已然巅峰，或许这，便是加里·格拉夫曼一生的写照。
“媒人”格拉夫曼
2019年6月2日，郎朗大婚。
这位被视为“中国名片”的世界级青年钢琴家，在三十七岁这一年，终于迎娶了他的公主——吉娜·爱丽丝。
消息一出，瞬间占据各大媒体头条，引爆古典乐圈。
隔日，这对神仙眷侣在法国凡尔赛宫举行婚礼，各国大咖悉数到场，众星云集，一时风头无两。席间两人的一曲四手联弹，让人惊叹，原来美貌与才华，竟可以同时兼得。
翻开爱丽丝的履历，四岁习琴，八岁公开演出，其间多次在钢琴比赛中获奖，之后进入法兰克福音乐学院就读，并曾师从郎朗的恩师加里·格拉夫曼。
原来，郎朗和爱丽丝，是师出同门的师兄妹。
今日的我们无从考证格拉夫曼是否间接促成了两人的姻缘，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一段同门的经历，一定为两人的相处增加了不少共同话题。
那么，今天，当全世界都在谈论郎朗和爱丽丝，让我们来聊一聊他们的老师格拉夫曼吧。
音乐神童的传奇人生
格拉夫曼何许人也？
音乐世家、钢琴神童、左手大师、金牌教头、大师高徒、名校院长……每一个名号都赫赫有名，如雷贯耳。
这位出生于犹太裔小提琴世家的钢琴天才，一生的经历颇具传奇色彩。因为扛不动小提琴而未能子承父业，却在学了六个月钢琴后崭露出了天才般的音乐天赋;七岁考入柯蒂斯音乐学院，十七岁即跟随钢琴大师霍洛维茨学习钢琴，是大师唯一承认的几个弟子之一;二十一岁赢得利文特里特音乐大奖，此后三十年，以每年超过一百场的演出数量踏遍世界各地;五十一岁因为右手腱鞘炎而无法炫技，于是转向左手领域的探索，二十年里凭着惊人的毅力成为了为数不多的左手钢琴家之一;六十七岁那年接受母校邀请，成为了享誉世界的柯蒂斯音乐学院院长。
这一串的履历中任何一个，都是专业音乐家一辈子追求的职业高度，更不要说这样包揽似的“大满贯”了。如果不算上右手受伤的话，这样的履历几乎可以称得上完美。
命运在关上一扇门的同时也会打开一扇窗，正是由于右手的受伤，格拉夫曼有了更多的时间从事教学研究。如今，九十一岁高龄的格拉夫曼尽管已经卸去了柯蒂斯音乐学院院长一职，但仍然以极其旺盛的精力活跃于乐坛，就在三年前，他还来到中国选拔学生，并上了大师课。而这，已经是他近第四十次来到中国。
格拉夫曼对中国怀有强烈的兴趣，他曾表示现在的很多乐趣都来自中国。他曾自学中文，为自己的大陆历险做足了准备。几十年间，新疆、西藏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身影。他还收藏各种中国艺术品，从汉唐到明清的陶瓷器皿、书法字画，都在他的收藏清单里。
这或许与格拉夫曼收了那么多中国学生存在着某种关联。在他的二十六个学生里，有十三个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其中就包括了郎朗、王羽佳、张昊辰、贾然这些在国际乐坛享有盛名的新生代钢琴家。
钢琴界的“黄金教头”
一流的院校培养优秀学生，卓越的院校打磨优秀学生，顶尖的院校为天才提供舞台。柯蒂斯音乐学院正是这样一所顶尖音乐院校。它的办校格言是“一个极具天赋的青年音乐家从一开始学习音乐就应该师从好老师”。因此尽管每年只招收一百六十多名学生，柯蒂斯却配备了一百多名教师。同时，在“在实践中学习”（Learn most by Doing）这一理念的指导下，学校每年为学生提供超过一百场公开演出的机会。柯蒂斯的任教老师们无一不是活跃在乐坛的著名音乐家，这也使得学生在一踏入学校之时，便拥有了顶级的艺术圈人脉，与只能通过比赛在乐坛崭露头角的普通院校学生相比，可以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音乐技术的雕琢中。
作为柯蒂斯音乐学院的院长，格拉夫曼在“伯乐”这一重任上走得更远。他几乎能叫出柯蒂斯所有学生的名字，常与他们交谈，毫无架子。而他在音乐圈积累的深厚人脉，更使得他的学生能够借由引荐，获得含金量更高的演出机会和唱片合约。
对于郎朗而言，格拉夫曼是他职业生涯的开启者。格拉夫曼是个坚决的比赛反对者，他曾说过：“我从来不允许郎朗和王羽佳参加比赛。”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郎朗是一路比赛晋级的中国天才琴童。因此，这对师徒在合作之初，也有过一段磨合期。最终，格拉夫曼说服了郎朗和他的父亲，让郎朗撕掉了比赛清单，抛开了国内一路比赛晋级的成功模式，潜心于琴艺。之后，格拉夫曼又为十五岁的郎朗联系了公司，为其演艺生涯铺路。在郎朗一次于卡内基大厅举行的与克利夫兰交响乐团的合作中，他的才华终于被发现，从此一马平川，走上了职业钢琴家的道路。在自传《千里之行，我的故事》中，郎朗提起这段经历，深深感激老师的睿智：“我为曾经怀疑过我的老师而表示歉意。如果我不听他的话，硬要参加比赛，此刻也许我会在欧洲的哪个国家参赛，而不是即将开始一段真正的事业。”
唯一例外的是张昊辰，然而他的获奖也并非是刻意为之。在参加范·克莱本钢琴比赛之前，张昊辰就已经拥有了丰富的演奏经历。格拉夫曼曾表示：“听过他演奏的行业大咖都说他棒极了，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不能马上和他签约。这个时候，他就可以去参加比赛了，因为他没什么可损失的，他的职业发展通道已經打开，比赛对他来说不再是负担，而是锦上添花的事情。”所以张昊辰参加范·克莱本钢琴大赛，格拉夫曼没有阻止他，而张昊辰最终也以第一名的成绩证明了格拉夫曼理念的先进。
先进的教学理念
如果你听过郎朗、王羽佳、张昊辰的演奏，你会发现，尽管师出同门，又都是中国人，这三位钢琴家的演奏风格却截然不同。这得益于格拉夫曼先进的教学理念。优秀的钢琴家并不一定是好的钢琴老师，天才的产生常常存在着极大的偶然性。霍洛维茨的一些学生就曾经很长时间活在老师的阴影之下。然而对于格拉夫曼而言，能够培养出如此众多的优秀钢琴家，与他完备的教育思维是分不开的。 “永远不说你是错的”
尽管格拉夫曼培养出了那么多世界闻名的钢琴家，但当你聆听他们的演奏时，却根本听不出是同出一门。这正是格拉夫曼的厉害之处：能进入柯蒂斯的学生们都拥有最佳的演奏水平、鉴赏能力和表现能力，因此格拉夫曼从来不尝试让学生们和自己弹的一样，只有当他们弹错时才会纠正，更多的时候他只是建议学生换个角度试试。
张昊辰曾这样评价他的老师：“格拉夫曼教我在练琴中学会思考，要对每一首乐曲形成独特的想法，在演奏中到达自由的境界。多年来的积累让我受益匪浅，也让我一毕业就能开始职业生涯。”
格拉夫曼的这一套教学理念或许来源于他的老师霍洛维茨，他回忆自己跟随霍洛维茨的学习时说道：“当我练习时，他从不会自己走到钢琴边，然后说，‘不不不，要这么弹……’他没有在我弹琴的时候走过来纠正我，然后自己演示一遍，从来没有……他会在理解我兴趣的前提下指导我怎么弹，告诉我怎么在自己喜爱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手型不是最重要的”
与很多老师一上来就强调手型不同，格拉夫曼认为手型对钢琴演奏并不重要，强调手型是传统的俄式教育方式。“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每个钢琴家的手型都不一样，最重要的是演奏出来的效果。每个人手的大小、柔软度都不同，手型没有定式。”
无独有偶，我国著名钢琴家、钢琴教育家周广仁教授也持有相似的观点。她认为：“过去许多教科书强调弹琴的姿势和手型，特别是对初学者先要定规矩。但如果是教条式地对待这些规定，就会把人束缚住。……实际上，在演奏的过程中，一切手段都要根据乐曲的需要而定。”
如果你看过钢琴家们的演奏，就会发现他们的手型几乎没有相似的：霍洛维茨的手几乎完全与琴键平行，古尔德弹琴时坐得极低，手腕低于琴键并喃喃自语，但这些都不妨碍他们成为顶尖的钢琴大师。或者，我们更应该说，比起手型来说，借由手型而发出的声音动听与否，才是最重要的。格拉夫曼深谙这一点，于是才有了郎朗的濃郁，王羽佳的热烈，以及张昊辰的沉静。
“多读书”
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钢琴教育家，格拉夫曼在关注技术的同时，也同样重视学生综合艺术素养的提升。柯蒂斯的学生们从被录取的那一刻起，便开始接触大量艺术史料。他们需要学习莎士比亚，学习文学、艺术、美国历史、文化等等。格拉夫曼认为，这样可以“帮助音乐家理解作品”。
我由此联想到了贾然，这位格拉夫曼的中国弟子在七年的柯蒂斯学习生涯后，转而前往德国科隆音乐学院攻读博士学位。而去德国的重要原因，竟然是因为学语言。谈及这段经历，她表示：“要演奏德奥作品，不懂其生活中的语言，音乐里的语言也是不懂的。我只有学习了德语才能更好地理解德奥作品。”
没有艺术能够孤立于时代与历史，想成为一位优秀的演奏者，功夫不仅仅花在琴上，更在琴外。这一点，格拉夫曼与柯蒂斯已经传递给了他的学生们。
何为成功？
王家卫借《一代宗师》说出了大师的三境界：“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格拉夫曼少年成名，足迹踏遍全球，能看的都已看遍。而现在，提起成功，他却说：“我在学生时代认为，成功就是能够跟非常有名的乐团、大师级人物合作，在同一辈中能够非常出众。现在就完全不同了，如今我认为成功就是对这些看得很平淡，珍视每一次合作，做好每一场演出。”也正是因为这样，这几年来，我们既可以在金碧辉煌的演奏厅里听见格拉夫曼穿越世纪、千锤百炼的琴声，也可以在大大小小的大师课上看见他平易近人、俯身躬亲的身影。
金庸说，人生无非大闹一场，悄然离去。青年时光芒万丈，暮年时举重若轻。无意问鼎，却已然巅峰，或许这，便是加里·格拉夫曼一生的写照。
（本文选自：音乐爱好者 2019年12期）
“媒人”格拉夫曼
2019年6月2日，郎朗大婚。
这位被视为“中国名片”的世界级青年钢琴家，在三十七岁这一年，终于迎娶了他的公主——吉娜·爱丽丝。
消息一出，瞬间占据各大媒体头条，引爆古典乐圈。
隔日，这对神仙眷侣在法国凡尔赛宫举行婚礼，各国大咖悉数到场，众星云集，一时风头无两。席间两人的一曲四手联弹，让人惊叹，原来美貌与才华，竟可以同时兼得。
翻开爱丽丝的履历，四岁习琴，八岁公开演出，其间多次在钢琴比赛中获奖，之后进入法兰克福音乐学院就读，并曾师从郎朗的恩师加里·格拉夫曼。
原来，郎朗和爱丽丝，是师出同门的师兄妹。
今日的我们无从考证格拉夫曼是否间接促成了两人的姻缘，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一段同门的经历，一定为两人的相处增加了不少共同话题。
那么，今天，当全世界都在谈论郎朗和爱丽丝，让我们来聊一聊他们的老师格拉夫曼吧。
音乐神童的传奇人生
格拉夫曼何许人也？
音乐世家、钢琴神童、左手大师、金牌教头、大师高徒、名校院长……每一个名号都赫赫有名，如雷贯耳。
这位出生于犹太裔小提琴世家的钢琴天才，一生的经历颇具传奇色彩。因为扛不动小提琴而未能子承父业，却在学了六个月钢琴后崭露出了天才般的音乐天赋;七岁考入柯蒂斯音乐学院，十七岁即跟随钢琴大师霍洛维茨学习钢琴，是大师唯一承认的几个弟子之一;二十一岁赢得利文特里特音乐大奖，此后三十年，以每年超过一百场的演出数量踏遍世界各地;五十一岁因为右手腱鞘炎而无法炫技，于是转向左手领域的探索，二十年里凭着惊人的毅力成为了为数不多的左手钢琴家之一;六十七岁那年接受母校邀请，成为了享誉世界的柯蒂斯音乐学院院长。
这一串的履历中任何一个，都是专业音乐家一辈子追求的职业高度，更不要说这样包揽似的“大满贯”了。如果不算上右手受伤的话，这样的履历几乎可以称得上完美。
命运在关上一扇门的同时也会打开一扇窗，正是由于右手的受伤，格拉夫曼有了更多的时间从事教学研究。如今，九十一岁高龄的格拉夫曼尽管已经卸去了柯蒂斯音乐学院院长一职，但仍然以极其旺盛的精力活跃于乐坛，就在三年前，他还来到中国选拔学生，并上了大师课。而这，已经是他近第四十次来到中国。
格拉夫曼对中国怀有强烈的兴趣，他曾表示现在的很多乐趣都来自中国。他曾自学中文，为自己的大陆历险做足了准备。几十年间，新疆、西藏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身影。他还收藏各种中国艺术品，从汉唐到明清的陶瓷器皿、书法字画，都在他的收藏清单里。
这或许与格拉夫曼收了那么多中国学生存在着某种关联。在他的二十六个学生里，有十三个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其中就包括了郎朗、王羽佳、张昊辰、贾然这些在国际乐坛享有盛名的新生代钢琴家。
钢琴界的“黄金教头”
一流的院校培养优秀学生，卓越的院校打磨优秀学生，顶尖的院校为天才提供舞台。柯蒂斯音乐学院正是这样一所顶尖音乐院校。它的办校格言是“一个极具天赋的青年音乐家从一开始学习音乐就应该师从好老师”。因此尽管每年只招收一百六十多名学生，柯蒂斯却配备了一百多名教师。同时，在“在实践中学习”（Learn most by Doing）这一理念的指导下，学校每年为学生提供超过一百场公开演出的机会。柯蒂斯的任教老师们无一不是活跃在乐坛的著名音乐家，这也使得学生在一踏入学校之时，便拥有了顶级的艺术圈人脉，与只能通过比赛在乐坛崭露头角的普通院校学生相比，可以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音乐技术的雕琢中。
作为柯蒂斯音乐学院的院长，格拉夫曼在“伯乐”这一重任上走得更远。他几乎能叫出柯蒂斯所有学生的名字，常与他们交谈，毫无架子。而他在音乐圈积累的深厚人脉，更使得他的学生能够借由引荐，获得含金量更高的演出机会和唱片合约。
对于郎朗而言，格拉夫曼是他职业生涯的开启者。格拉夫曼是个坚决的比赛反对者，他曾说过：“我从来不允许郎朗和王羽佳参加比赛。”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郎朗是一路比赛晋级的中国天才琴童。因此，这对师徒在合作之初，也有过一段磨合期。最终，格拉夫曼说服了郎朗和他的父亲，让郎朗撕掉了比赛清单，抛开了国内一路比赛晋级的成功模式，潜心于琴艺。之后，格拉夫曼又为十五岁的郎朗联系了公司，为其演艺生涯铺路。在郎朗一次于卡内基大厅举行的与克利夫兰交响乐团的合作中，他的才华终于被发现，从此一马平川，走上了职业钢琴家的道路。在自传《千里之行，我的故事》中，郎朗提起这段经历，深深感激老师的睿智：“我为曾经怀疑过我的老师而表示歉意。如果我不听他的话，硬要参加比赛，此刻也许我会在欧洲的哪个国家参赛，而不是即将开始一段真正的事业。”
唯一例外的是张昊辰，然而他的获奖也并非是刻意为之。在参加范·克莱本钢琴比赛之前，张昊辰就已经拥有了丰富的演奏经历。格拉夫曼曾表示：“听过他演奏的行业大咖都说他棒极了，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不能马上和他签约。这个时候，他就可以去参加比赛了，因为他没什么可损失的，他的职业发展通道已經打开，比赛对他来说不再是负担，而是锦上添花的事情。”所以张昊辰参加范·克莱本钢琴大赛，格拉夫曼没有阻止他，而张昊辰最终也以第一名的成绩证明了格拉夫曼理念的先进。
先进的教学理念
如果你听过郎朗、王羽佳、张昊辰的演奏，你会发现，尽管师出同门，又都是中国人，这三位钢琴家的演奏风格却截然不同。这得益于格拉夫曼先进的教学理念。优秀的钢琴家并不一定是好的钢琴老师，天才的产生常常存在着极大的偶然性。霍洛维茨的一些学生就曾经很长时间活在老师的阴影之下。然而对于格拉夫曼而言，能够培养出如此众多的优秀钢琴家，与他完备的教育思维是分不开的。 “永远不说你是错的”
尽管格拉夫曼培养出了那么多世界闻名的钢琴家，但当你聆听他们的演奏时，却根本听不出是同出一门。这正是格拉夫曼的厉害之处：能进入柯蒂斯的学生们都拥有最佳的演奏水平、鉴赏能力和表现能力，因此格拉夫曼从来不尝试让学生们和自己弹的一样，只有当他们弹错时才会纠正，更多的时候他只是建议学生换个角度试试。
张昊辰曾这样评价他的老师：“格拉夫曼教我在练琴中学会思考，要对每一首乐曲形成独特的想法，在演奏中到达自由的境界。多年来的积累让我受益匪浅，也让我一毕业就能开始职业生涯。”
格拉夫曼的这一套教学理念或许来源于他的老师霍洛维茨，他回忆自己跟随霍洛维茨的学习时说道：“当我练习时，他从不会自己走到钢琴边，然后说，‘不不不，要这么弹……’他没有在我弹琴的时候走过来纠正我，然后自己演示一遍，从来没有……他会在理解我兴趣的前提下指导我怎么弹，告诉我怎么在自己喜爱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手型不是最重要的”
与很多老师一上来就强调手型不同，格拉夫曼认为手型对钢琴演奏并不重要，强调手型是传统的俄式教育方式。“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每个钢琴家的手型都不一样，最重要的是演奏出来的效果。每个人手的大小、柔软度都不同，手型没有定式。”
无独有偶，我国著名钢琴家、钢琴教育家周广仁教授也持有相似的观点。她认为：“过去许多教科书强调弹琴的姿势和手型，特别是对初学者先要定规矩。但如果是教条式地对待这些规定，就会把人束缚住。……实际上，在演奏的过程中，一切手段都要根据乐曲的需要而定。”
如果你看过钢琴家们的演奏，就会发现他们的手型几乎没有相似的：霍洛维茨的手几乎完全与琴键平行，古尔德弹琴时坐得极低，手腕低于琴键并喃喃自语，但这些都不妨碍他们成为顶尖的钢琴大师。或者，我们更应该说，比起手型来说，借由手型而发出的声音动听与否，才是最重要的。格拉夫曼深谙这一点，于是才有了郎朗的濃郁，王羽佳的热烈，以及张昊辰的沉静。
“多读书”
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钢琴教育家，格拉夫曼在关注技术的同时，也同样重视学生综合艺术素养的提升。柯蒂斯的学生们从被录取的那一刻起，便开始接触大量艺术史料。他们需要学习莎士比亚，学习文学、艺术、美国历史、文化等等。格拉夫曼认为，这样可以“帮助音乐家理解作品”。
我由此联想到了贾然，这位格拉夫曼的中国弟子在七年的柯蒂斯学习生涯后，转而前往德国科隆音乐学院攻读博士学位。而去德国的重要原因，竟然是因为学语言。谈及这段经历，她表示：“要演奏德奥作品，不懂其生活中的语言，音乐里的语言也是不懂的。我只有学习了德语才能更好地理解德奥作品。”
没有艺术能够孤立于时代与历史，想成为一位优秀的演奏者，功夫不仅仅花在琴上，更在琴外。这一点，格拉夫曼与柯蒂斯已经传递给了他的学生们。
何为成功？
王家卫借《一代宗师》说出了大师的三境界：“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格拉夫曼少年成名，足迹踏遍全球，能看的都已看遍。而现在，提起成功，他却说：“我在学生时代认为，成功就是能够跟非常有名的乐团、大师级人物合作，在同一辈中能够非常出众。现在就完全不同了，如今我认为成功就是对这些看得很平淡，珍视每一次合作，做好每一场演出。”也正是因为这样，这几年来，我们既可以在金碧辉煌的演奏厅里听见格拉夫曼穿越世纪、千锤百炼的琴声，也可以在大大小小的大师课上看见他平易近人、俯身躬亲的身影。
金庸说，人生无非大闹一场，悄然离去。青年时光芒万丈，暮年时举重若轻。无意问鼎，却已然巅峰，或许这，便是加里·格拉夫曼一生的写照。
（本文选自：音乐爱好者 2019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