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
　　上海，
　　教育工作者
　　推进教育改革，每个人都有责任，而不能把这都视为教育部门的责任。对于教育改革中存在的问题，老是想到行政监管，而不是想到办学者、教育者、受教育者以实际行动来扭转教育问题，这让我国的教育改革，一直走不出行政思维，也就无法打破行政治校的框架。
　　目前，各地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关于深化教育改革的要求，积极推进学校管办评分离，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对此，社会上存在一种较有代表性的看法，他们认为，在监管机制没有建立起来之前，要慎重落实学校的办学自主权。
　　推进教育改革，当然需要完善监管机制——所谓管办评分离，不是不需要“管”，而是政府、学校、社会专业机构在教育发展中各司其职，但如果把深化改革的希望全部寄希望于强化行政监管，管办评分离的新体系将难以建立。相对于强化行政监管，推进教育改革，更需要参与机制。强化行政监管的思路，本质上还是行政治理的思路，而我国教育的最大问题，是行政力量过于强大。在推进行政放权的过程中，学校、专业机构可能会出现诸多新的问题，但这不能通过“强化行政监管”来解决。“强化”的结果，会使权力重新回到行政部门，行政部门借治理学校、教育机构的问题，而进一步增加行政权。而应该通过与教育相关的各方积极参与，建立权力制约机制，从行政那里争得教育权、学术权、评价权、选择权。教育和评价领域的问题，要通过教育自主、学术自治和行业自治加以完善。
　　行政部门要对学校、教育机构进行监管，但监管必须依据法律法规，不得越权干涉。动辄呼吁强化行政监管，会出现两方面问题。一是公众还是认为办好学校、教育，是政府部门的事，与自己无关，主动放弃自己的教育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决策权。甚至受教育者在选择培训机构时，也要求监管部门监管教育培训机构的培训内容、培训质量，这完全超过监管部门监管职责的范畴。如果监管机构顺势“监管”，这不就把办学权也交给了行政部门吗？以监管之名干涉学校教育、专业评价，导致我国学校办学缺乏个性，行政评价泛滥，弄虚作假严重。在放权给学校和专业机构时，行政部门要监管学校、教育机构依法办学、开展活动，而不能再介入干预办学活动、评价过程。防止办学活动、评价活动出问题，关键在扩大受教育者（消费者）的选择权，以选择权落实监督权，同时建立学术共同体，形成新的教育标准和学术标准。在这过程中，受教育者（教育消费者）要有对自己负责的意识，学会选择、评价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所有办学者和教育者应从自身思考解决问题，从教育和学术角度建立规范和制度，而不是等行政出面。二是行政部门在放权改革中，有的故意制造障碍，让学校、教育机构自主办学，难以顺利进行。比如，在科研立项时，要求明确各项预算支出；在进行研究时，必须按预算支出。这表面上看，是让每一笔钱的使用都得到监控，可是，这却是违背基本科研规律的。学者在研究时，无法充分预计究竟在哪方面支付多少钱。
　　解决教育中的问题，办学者、教育者、受教育者积极参与，履行各自的责任十分重要。比如，针对校长公选，有专家认为这只是走过场、搞形式，如果大家都认为这是走过场，不把其当回事，结果确实可能就是走过场，而如果教授们不愿意让其走形式，是完全可以有作为的。在目前推行的校长公选中，有教师、学生参与的民意测评环节，公选组织者称，这一环节的民意测评结果，将影响公选人选，但测评意见并不当场公布。对此，大家怀疑测评究竟起不起作用，既然怀疑，那么为何不要求测评环节的意见当场公开？如果所有（或者大多数）参与的师生都有此要求，组织部门如果拒绝公开，就将承担很大的压力。如果当场公开，这不就促进校长公选前进一步吗？
　　再比如，中小学家长委员会只是摆设，学校乱收费屡禁不止，培训机构侵犯消费者权益频频发生等问题，如果仅仅依靠行政部门，是不可能得到根本治理的。而只有每个受教育者、教育消费者增强自身的权利意识，并坚定地捍卫自己的权利，才能对学校和教育机构的办学者、经营者形成制约。这比健全监管机制，其实更为现实。如果消费者认为培训机构质量低、收费高，就不选择，靠市场生存的培训机构怎么能继续生存下去呢？
　　简单地说，即便政府部门不愿意动真格放权推进改革，但所有教育者、受教育者以动真格的态度，落实国家已确定的改革措施，这不是可倒逼改革动真格吗？如果大家都觉得政府不会放权，也不愿在政府放权后做出自己的改革努力，一遇到问题，就叫行政来管理，而不是通过自主、自治解决，改革是难以推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