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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贝奥武夫》是迄今为止最古老的英国民族史诗，与法国的《罗兰之歌》、德国的《尼伯龙根指环》并称为欧洲文学的三大英雄史诗。史都拉·伽纳逊导演的电影《贝奥武夫与格伦德尔》和罗伯特·泽米吉斯导演的同名电影《贝奥武夫》以不同解读视角对原著重新审视而搬上银幕，对于理解史诗中极为重要的日耳曼命运观、荣誉观以及其中的异教与基督教元素提供了一个新的注解和一个宽阔的视野。
关键词 《贝奥武夫与格伦德尔》《贝奥武夫》 魔性 人性 神性
引言
英国民族史诗《贝奥武夫》(Beowulf)是欧洲中世纪一部关于日耳曼民族的历史与命运、现实意义十分深刻的英雄史诗，由于该诗为吟游诗人集体创作，成书年代跨度久远等因素，其历史性研究目前尚无定论。然而探索《贝奥武夫》巨大的艺术生命力却是一个动态延续而永无休止的过程。解释学文论大师伽答默尔认为：艺术作品的存在类似于游戏：艺术作品不是一件摆在那儿的东西，它存在于意义的显现和理解活动之中，至关重要的是。作品显现的意义并不是作者的意图而是读者所理解到的作品的意义。史都拉·伽纳逊(Sturla Gunnarsson)导演的电影《贝奥武夫与格伦德尔》和罗伯特·泽米吉斯(Robert Zemekis)导演的同名电影《贝奥武甫》将《贝奥武夫》这一史诗题材搬上银幕，对原著都作了不同方面的改编。从除魔主题、宗教元素、表现风格三个方面比较两部电影对于魔性、人性、神性的不同阐释，是揭示史诗《贝奥武夫》不朽艺术价值的一把钥匙。
一、除魔主题的不同演绎
史诗《贝奥武夫》以斯堪地那维亚(Scandinavia)的英雄贝奥武夫的英勇事迹构成主要内容。集中展现并歌颂了日耳曼民族的传统英雄价值观：力量、勇气、忠诚、慷慨好客、强烈的荣誉观等。相比原著而言，改编的两部影片除刻画英雄外在形象之外，更加侧重于体现日耳曼英雄主义价值观与基督教价值观的冲突，以及除魔故事中人性、魔性、神性的相互激荡下人物内心世界的波动不安。英雄主义价值观与基督教价值观的冲突主要体现在：前者认为荣誉的获得来自于除魔的行动，而后者认为荣耀只来自来世。武士文化基督文化的不同在于：前者推崇“与其哀悼，不如复仇”的精神，而后者则倡导对于敌人采取宽恕、消除纠纷、和平共处。
影片《贝奥武夫与格伦德尔》情节较原著简化了许多，打斗场面也并不激烈，却成功刻画了英雄主义价值观与基督教价值观的冲突下人物性格真实的一面，真实再现了对魔性、人性、神性的深刻思考。除魔故事的象征意义在于：人性中既有魔性的成分，也有神性的成分。人的一丝残暴和贪婪本身将会造就魔的产生和存在，魔性如同一粒生长于阴暗沼泽中的种子，一旦成长起来就会肆逆横行：人只有不断深刻反省自我，才能找到自己的神性。人与魔、善与恶之间只有一步之差，如果人与魔之间的复仇无限循环下去。人也会变成魔。影片以不同与原著的精神塑造了“魔”的形象和产生根源。原著中的妖魔形象格伦德尔在影片中被塑造为一个被仇恨所异化的人。幼年时代的格伦德尔从目睹父亲被丹麦国王赫罗斯(Hrothgar)杀害之刻起，魔性的种子便开始生根，一个极具震撼力的特写镜头凸现出格伦德尔强烈的复仇信念，预示着随之而来的复仇行为将会是灾难性的：他双手吃力地举起那把沉重的剑。不停地挥动直至砍下父亲头颅。在基督教文化中，“魔鬼”(monster)一词被理解为来自于出生的缺陷、一种邪恶与厄运的标志，它带给丹麦王国以深重的灾难：影片中格伦德尔屡次残杀丹麦士兵反映出着魔性的狂暴，赫罗斯加的神情呆滞、忧郁重重无疑是出于对魔的畏惧。然而在魔的面前，塞尔特人布兰登(Brendan)神父却毫发无伤，似乎在炫耀神(上帝)的威严，却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魔”人性的一面，安佛斯及其它丹麦武士的接连受洗反映出异教人魔冲突历史的将要走向终结，人性渴望摆脱魔性而向神性臣服是历史的必然。善于斩妖除魔的贝奥武夫与老渔夫之间的简单对话隐含着深刻的道理：英雄的宝剑固然可以斩妖除魔，然而终究不能斩除隐匿于心中的罪孽感，荣耀获得的背后必定挣扎着心灵的忏悔与觉醒。和女巫萨满(saima)(原著没有这个人物)的谈话使贝奥武夫产生了一个关于“恶魔”格伦德尔杀人动机的谜团，而这恰是赫罗斯加内心受魔性折磨的原因——践踏人性的罪恶后果。在魔性的折磨下，赫罗斯加也接受了受洗。但是贝奥武夫对于日尔曼英雄主义的最高追求——现世荣誉的追求，使他最终采取除魔行动来挽救备受妖魔折磨的丹麦人。人魔激战中格伦德尔杀死破坏自己洞穴、砸碎父亲颅骨的那名武士，“它”截断自己臂膀夺路而逃的场面令贝奥武夫感到极大的震惊：所谓“妖魔”不过是人的化身，对于死亡也会本能的逃避，且有人性生存尊严的需求。贝奥武夫除掉女妖，却并没有杀掉“小妖”的行为说明：斩妖除魔不仅仅是勇士的荣耀，更是在维护人性的不被践踏和不被扭曲。
如果说史都拉·伽纳逊版的《贝奥武夫与格伦德尔》有意刻画格伦德尔人性化的一面，罗伯特·泽米吉斯版的《贝奥武甫》则突出了格兰代尔的魔性化的一面，无论从外表形象还是内在品质来看，它更像史诗中所描述的那样：生活在“湿地和沼译深处”，栖身“魔怪群聚之所”，身躯巨大，相貌丑陋。同样是围绕着人魔之间、善恶之间的冲突，影片《贝奥武甫》凸现了另外一个重要的主题：人在利益和诱惑之下所做的抉择往往会违背自己的良心，真正的拯救必然不能避免对自己灵魂的拯救。影片中贝奥武甫赤身裸体与格伦德尔的搏斗生动地再现了原著中英雄形象的一方面，然而随着剧情的发展。贝奥武甫做出了一个合呼常人情理却理应失去英雄名誉的行为——屈服于强大女妖的诱惑与胁迫，英雄屈从女妖的事实赋予该片深刻的思想内涵：魔的面孔并不全是恐怖与血腥，在带着美丽面孔的魔面前，人性中时常隐匿的另一层面才全然展开。贝奥武甫仅仅带回格伦德尔的头颅并掩饰了自己未能除掉女妖的事实，却丢掉了象征勇士精神的龙杯与宝剑。火龙的出现把贝奥武甫又一次推上了担当英雄斩妖除魔的位置，贝奥武甫义无返顾地选择崇高的死亡，承担起斩除妖孽的使命，灵魂终于得到了安息。火龙既是神话传说中邪恶力量的象征，又是基督教中罪恶的象征，与火龙的搏斗则意味着与死亡不可避免的遭遇。英雄终于在与魔搏击的战斗中领略到了人性被魔性诱惑所付出的代价，只有上帝的神性才能拯救失去的灵魂。
二、宗教元素的色彩斑斓
尽管是一首异教题材的故事，《贝奥武甫》却成书于基督徒之手，我们今天读到的《贝奥武甫》极有可能并不是盎格鲁－撤克逊人首次听到的那样。自19世纪以来，基督教和日耳曼传统在《贝奥武甫》中的关系一直是人们探讨《贝奥武夫》这部史诗的重点。有些学者看到诗中系统表达的基督教思想，认 为它是一首“基督教拯救故事的寓言诗”或者是“模仿赎罪的神圣奇迹的寓言诗”。另外一些学者则针锋相对地指出，诗中的所谓基督教成分只不过是为一首异教英雄史诗添上少许“基督教色彩”而已。从影片的角度来看，两部影片都反映了异教和基督教既矛盾又融合的宗教现实，对于史诗的宗教因素采用了各自不同的呈现方式来展现魔性、人性、神性的互为因果与相互对抗的关系。
影片《贝奥武夫与格伦德尔》中塞尔特人布兰登神父多次给日尔曼人实行受洗仪式，反映了史诗中多神教信仰的逐渐没落和基督教的兴起，也预示着人性的黑暗时代即将结束而启蒙时代即将开始。从某种意义来看，人类与魔对抗的过程象征着与强大的自然力量的对抗，人类的解脱之路唯有不断反省自我，以神圣的理性之光重新看待自然。女巫萨满这一人物丰富了原著中没有的元素，她处身人、魔之间且具有预知死亡的神力，能够与“魔”和睦相处却总是受到人的排挤和歧视，影片塑造的这一人物形象无疑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萨满教源远流长，学术界一致认为其发轫于原始渔猎时代。萨满信仰(shamanism)是一种原始宗教形式，萨满教的教义中充斥着“万物皆有灵”的观点。他们认为，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甚至我们周围一切“东西”，都像男人和女人一样，拥有生命，拥有灵魂，因而我们完全可以与它们沟通、交流。贝奥武夫与女巫萨满的交往在影片中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使得贝奥武夫对人与人、人与自然有了不同的认识。当除魔行动风平浪静之后，受洗的赫罗斯加问贝奥武夫：“你有没有担心过这一点，担心上不了天堂?”贝奥武夫的回答是“我想顺其自然就行了。”历经人生磨难的贝奥武夫似乎接受了“万物有灵”的原始信仰，认识到人性与魔性不过是同一事物的两方面，而上帝的神性正是魔的强大与人的理性的统一体。
抛开自然神论的视角，影片《贝奥武夫》集中于反映的是基督教的原罪与救赎问题。人性、魔性与基督神性之间错综复杂的对立与交融阐释了一个真实的道理：英雄与魔鬼的斗争从来都不会轻易的结束，人性中既有魔性的一面，就可能随时受到魔性诱惑。但最终人类的理性之光会在遥远处上帝之光的引导下穿透层层黑暗，人将重新找到自我而获得新生。影片中采用侧面暗示的方式透露了国王赫罗斯加与女妖曾经的结合，却以正面的方式突出了贝奥武夫与女妖由敌对立场转化为肉欲的结合这一极具现实意义的人性层面，赫罗斯加由于人性薄弱而遭受的诅咒同样地发生在贝奥武夫身上。令人庆幸的是贝奥武夫能够反思自我、反思人性的弱点，以人类应有的智慧和力量将恶龙消灭，虽然付出了死亡的沉重代价，却为人类继续前行的历史铺平了道路，显示了人的神性光环。影片将罪恶循环这一基督教话题突出呈现出来是对原著侧重歌颂英雄精神的重大改变，也赋予本片更多思考人性、思考历史的空间。
三、表现风格的写实与张扬
不同于传统的叙述时间的基本顺序，《贝奥武夫》诗歌叙述中频繁出现的时序前后跳动，空间不断变换的非直线式叙事结构。史诗以三战怪物为情节框架，其间夹叙有许许多多类似的“离题”故事，因而在结构上显得松散。在空间转换方面，其场景不断变更，纷纭交织，形成立体的、动态多变的空间构筑。而两部影片在叙述方式上则基本删繁就简，场景变换多以色彩的明暗对照出现，鲜明地体现了视觉艺术的特点。
《贝奥武夫与格伦德尔》以朴素写实的自然主义表现风格着力表现魔性、人性的斗争。人性中放荡的魔性以杀戮为荣，却不知这样的行为却是罪的开始，与魔性的殊死斗争正是罪的代价。影片开始优美北欧田园风光背景上上演的那场残酷的杀戮行为与影片结尾风平浪静的海上风光交相呼应，衬托出一个起伏涤荡的英雄除魔故事之终归定静。影片善于运用原野绿色背景与武士盔甲灰色背景之间的切换来表现和平与杀戮的场面转换，而海蓝背景和黑暗之色的切换则加强了小说的恐怖悬疑气氛，强烈对比效果的背景设计使人物之间的外在冲突与斗争成为反映人物内心犹豫与坚定、恐惧与坦然的外在表象。
影片《贝奥武夫》则以场面的壮观、战斗的激烈、语言的个张扬来凸现英雄的气概与胆魄、魔怪的狂暴和妖媚，生动展现了一个永无止境的生存悖论：对荣誉的追求时刻纠缠着人性与身俱来的贪婪，对生的向往始终无法摆脱对死的恐惧。闪闪发光的金黄色龙杯在层层暗夜中似乎穿越着哥特式的魔幻所营造的黑暗阴影与悬疑的气氛，在基督不断询问罪者良心的过程中剧情逐渐走向高潮。火龙肆无忌惮地毁坏王国土地、摧毁十字架，作为罪者的贝奥武夫义无返顾地搏击恶龙，拉开了他迈入天国之门的序幕，也为他的王国迎来了上帝之光，史诗结尾的葬礼似平也在暗示异教黑暗时代的结束和基督教光明时代的来临。
结语
按照传统的艺术观，艺术存在的合法性在于它以图像帮助人们理解难以理解的神启(基督教)，或者艺术存在的合法性在于它以感性形式显现理念(黑格尔)。《贝奥武夫与格伦德尔》和《贝奥武夫》两部影片无疑对于理解《贝奥武夫》中基督教因素和日耳曼传统中极为重要的命运观、荣誉观提供了一个新的注解和一个宽阔的视野。无论是挣扎于灵异世界阴湿泥潭的魔，还是挣扎与物质、金钱、贪欲中人类世界的人，都在经验中积累前行的智慧。心灵充斥着仇恨与贪欲的人最终会从罪走向魔，心灵摆脱仇恨与贪欲的人则从罪走向光明。魔性、人性、神性的对话赋予了史诗《贝奥武夫》以深刻的历史感、哲学内涵和永久的艺术生命力。
关键词 《贝奥武夫与格伦德尔》《贝奥武夫》 魔性 人性 神性
引言
英国民族史诗《贝奥武夫》(Beowulf)是欧洲中世纪一部关于日耳曼民族的历史与命运、现实意义十分深刻的英雄史诗，由于该诗为吟游诗人集体创作，成书年代跨度久远等因素，其历史性研究目前尚无定论。然而探索《贝奥武夫》巨大的艺术生命力却是一个动态延续而永无休止的过程。解释学文论大师伽答默尔认为：艺术作品的存在类似于游戏：艺术作品不是一件摆在那儿的东西，它存在于意义的显现和理解活动之中，至关重要的是。作品显现的意义并不是作者的意图而是读者所理解到的作品的意义。史都拉·伽纳逊(Sturla Gunnarsson)导演的电影《贝奥武夫与格伦德尔》和罗伯特·泽米吉斯(Robert Zemekis)导演的同名电影《贝奥武甫》将《贝奥武夫》这一史诗题材搬上银幕，对原著都作了不同方面的改编。从除魔主题、宗教元素、表现风格三个方面比较两部电影对于魔性、人性、神性的不同阐释，是揭示史诗《贝奥武夫》不朽艺术价值的一把钥匙。
一、除魔主题的不同演绎
史诗《贝奥武夫》以斯堪地那维亚(Scandinavia)的英雄贝奥武夫的英勇事迹构成主要内容。集中展现并歌颂了日耳曼民族的传统英雄价值观：力量、勇气、忠诚、慷慨好客、强烈的荣誉观等。相比原著而言，改编的两部影片除刻画英雄外在形象之外，更加侧重于体现日耳曼英雄主义价值观与基督教价值观的冲突，以及除魔故事中人性、魔性、神性的相互激荡下人物内心世界的波动不安。英雄主义价值观与基督教价值观的冲突主要体现在：前者认为荣誉的获得来自于除魔的行动，而后者认为荣耀只来自来世。武士文化基督文化的不同在于：前者推崇“与其哀悼，不如复仇”的精神，而后者则倡导对于敌人采取宽恕、消除纠纷、和平共处。
影片《贝奥武夫与格伦德尔》情节较原著简化了许多，打斗场面也并不激烈，却成功刻画了英雄主义价值观与基督教价值观的冲突下人物性格真实的一面，真实再现了对魔性、人性、神性的深刻思考。除魔故事的象征意义在于：人性中既有魔性的成分，也有神性的成分。人的一丝残暴和贪婪本身将会造就魔的产生和存在，魔性如同一粒生长于阴暗沼泽中的种子，一旦成长起来就会肆逆横行：人只有不断深刻反省自我，才能找到自己的神性。人与魔、善与恶之间只有一步之差，如果人与魔之间的复仇无限循环下去。人也会变成魔。影片以不同与原著的精神塑造了“魔”的形象和产生根源。原著中的妖魔形象格伦德尔在影片中被塑造为一个被仇恨所异化的人。幼年时代的格伦德尔从目睹父亲被丹麦国王赫罗斯(Hrothgar)杀害之刻起，魔性的种子便开始生根，一个极具震撼力的特写镜头凸现出格伦德尔强烈的复仇信念，预示着随之而来的复仇行为将会是灾难性的：他双手吃力地举起那把沉重的剑。不停地挥动直至砍下父亲头颅。在基督教文化中，“魔鬼”(monster)一词被理解为来自于出生的缺陷、一种邪恶与厄运的标志，它带给丹麦王国以深重的灾难：影片中格伦德尔屡次残杀丹麦士兵反映出着魔性的狂暴，赫罗斯加的神情呆滞、忧郁重重无疑是出于对魔的畏惧。然而在魔的面前，塞尔特人布兰登(Brendan)神父却毫发无伤，似乎在炫耀神(上帝)的威严，却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魔”人性的一面，安佛斯及其它丹麦武士的接连受洗反映出异教人魔冲突历史的将要走向终结，人性渴望摆脱魔性而向神性臣服是历史的必然。善于斩妖除魔的贝奥武夫与老渔夫之间的简单对话隐含着深刻的道理：英雄的宝剑固然可以斩妖除魔，然而终究不能斩除隐匿于心中的罪孽感，荣耀获得的背后必定挣扎着心灵的忏悔与觉醒。和女巫萨满(saima)(原著没有这个人物)的谈话使贝奥武夫产生了一个关于“恶魔”格伦德尔杀人动机的谜团，而这恰是赫罗斯加内心受魔性折磨的原因——践踏人性的罪恶后果。在魔性的折磨下，赫罗斯加也接受了受洗。但是贝奥武夫对于日尔曼英雄主义的最高追求——现世荣誉的追求，使他最终采取除魔行动来挽救备受妖魔折磨的丹麦人。人魔激战中格伦德尔杀死破坏自己洞穴、砸碎父亲颅骨的那名武士，“它”截断自己臂膀夺路而逃的场面令贝奥武夫感到极大的震惊：所谓“妖魔”不过是人的化身，对于死亡也会本能的逃避，且有人性生存尊严的需求。贝奥武夫除掉女妖，却并没有杀掉“小妖”的行为说明：斩妖除魔不仅仅是勇士的荣耀，更是在维护人性的不被践踏和不被扭曲。
如果说史都拉·伽纳逊版的《贝奥武夫与格伦德尔》有意刻画格伦德尔人性化的一面，罗伯特·泽米吉斯版的《贝奥武甫》则突出了格兰代尔的魔性化的一面，无论从外表形象还是内在品质来看，它更像史诗中所描述的那样：生活在“湿地和沼译深处”，栖身“魔怪群聚之所”，身躯巨大，相貌丑陋。同样是围绕着人魔之间、善恶之间的冲突，影片《贝奥武甫》凸现了另外一个重要的主题：人在利益和诱惑之下所做的抉择往往会违背自己的良心，真正的拯救必然不能避免对自己灵魂的拯救。影片中贝奥武甫赤身裸体与格伦德尔的搏斗生动地再现了原著中英雄形象的一方面，然而随着剧情的发展。贝奥武甫做出了一个合呼常人情理却理应失去英雄名誉的行为——屈服于强大女妖的诱惑与胁迫，英雄屈从女妖的事实赋予该片深刻的思想内涵：魔的面孔并不全是恐怖与血腥，在带着美丽面孔的魔面前，人性中时常隐匿的另一层面才全然展开。贝奥武甫仅仅带回格伦德尔的头颅并掩饰了自己未能除掉女妖的事实，却丢掉了象征勇士精神的龙杯与宝剑。火龙的出现把贝奥武甫又一次推上了担当英雄斩妖除魔的位置，贝奥武甫义无返顾地选择崇高的死亡，承担起斩除妖孽的使命，灵魂终于得到了安息。火龙既是神话传说中邪恶力量的象征，又是基督教中罪恶的象征，与火龙的搏斗则意味着与死亡不可避免的遭遇。英雄终于在与魔搏击的战斗中领略到了人性被魔性诱惑所付出的代价，只有上帝的神性才能拯救失去的灵魂。
二、宗教元素的色彩斑斓
尽管是一首异教题材的故事，《贝奥武甫》却成书于基督徒之手，我们今天读到的《贝奥武甫》极有可能并不是盎格鲁－撤克逊人首次听到的那样。自19世纪以来，基督教和日耳曼传统在《贝奥武甫》中的关系一直是人们探讨《贝奥武夫》这部史诗的重点。有些学者看到诗中系统表达的基督教思想，认 为它是一首“基督教拯救故事的寓言诗”或者是“模仿赎罪的神圣奇迹的寓言诗”。另外一些学者则针锋相对地指出，诗中的所谓基督教成分只不过是为一首异教英雄史诗添上少许“基督教色彩”而已。从影片的角度来看，两部影片都反映了异教和基督教既矛盾又融合的宗教现实，对于史诗的宗教因素采用了各自不同的呈现方式来展现魔性、人性、神性的互为因果与相互对抗的关系。
影片《贝奥武夫与格伦德尔》中塞尔特人布兰登神父多次给日尔曼人实行受洗仪式，反映了史诗中多神教信仰的逐渐没落和基督教的兴起，也预示着人性的黑暗时代即将结束而启蒙时代即将开始。从某种意义来看，人类与魔对抗的过程象征着与强大的自然力量的对抗，人类的解脱之路唯有不断反省自我，以神圣的理性之光重新看待自然。女巫萨满这一人物丰富了原著中没有的元素，她处身人、魔之间且具有预知死亡的神力，能够与“魔”和睦相处却总是受到人的排挤和歧视，影片塑造的这一人物形象无疑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萨满教源远流长，学术界一致认为其发轫于原始渔猎时代。萨满信仰(shamanism)是一种原始宗教形式，萨满教的教义中充斥着“万物皆有灵”的观点。他们认为，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甚至我们周围一切“东西”，都像男人和女人一样，拥有生命，拥有灵魂，因而我们完全可以与它们沟通、交流。贝奥武夫与女巫萨满的交往在影片中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使得贝奥武夫对人与人、人与自然有了不同的认识。当除魔行动风平浪静之后，受洗的赫罗斯加问贝奥武夫：“你有没有担心过这一点，担心上不了天堂?”贝奥武夫的回答是“我想顺其自然就行了。”历经人生磨难的贝奥武夫似乎接受了“万物有灵”的原始信仰，认识到人性与魔性不过是同一事物的两方面，而上帝的神性正是魔的强大与人的理性的统一体。
抛开自然神论的视角，影片《贝奥武夫》集中于反映的是基督教的原罪与救赎问题。人性、魔性与基督神性之间错综复杂的对立与交融阐释了一个真实的道理：英雄与魔鬼的斗争从来都不会轻易的结束，人性中既有魔性的一面，就可能随时受到魔性诱惑。但最终人类的理性之光会在遥远处上帝之光的引导下穿透层层黑暗，人将重新找到自我而获得新生。影片中采用侧面暗示的方式透露了国王赫罗斯加与女妖曾经的结合，却以正面的方式突出了贝奥武夫与女妖由敌对立场转化为肉欲的结合这一极具现实意义的人性层面，赫罗斯加由于人性薄弱而遭受的诅咒同样地发生在贝奥武夫身上。令人庆幸的是贝奥武夫能够反思自我、反思人性的弱点，以人类应有的智慧和力量将恶龙消灭，虽然付出了死亡的沉重代价，却为人类继续前行的历史铺平了道路，显示了人的神性光环。影片将罪恶循环这一基督教话题突出呈现出来是对原著侧重歌颂英雄精神的重大改变，也赋予本片更多思考人性、思考历史的空间。
三、表现风格的写实与张扬
不同于传统的叙述时间的基本顺序，《贝奥武夫》诗歌叙述中频繁出现的时序前后跳动，空间不断变换的非直线式叙事结构。史诗以三战怪物为情节框架，其间夹叙有许许多多类似的“离题”故事，因而在结构上显得松散。在空间转换方面，其场景不断变更，纷纭交织，形成立体的、动态多变的空间构筑。而两部影片在叙述方式上则基本删繁就简，场景变换多以色彩的明暗对照出现，鲜明地体现了视觉艺术的特点。
《贝奥武夫与格伦德尔》以朴素写实的自然主义表现风格着力表现魔性、人性的斗争。人性中放荡的魔性以杀戮为荣，却不知这样的行为却是罪的开始，与魔性的殊死斗争正是罪的代价。影片开始优美北欧田园风光背景上上演的那场残酷的杀戮行为与影片结尾风平浪静的海上风光交相呼应，衬托出一个起伏涤荡的英雄除魔故事之终归定静。影片善于运用原野绿色背景与武士盔甲灰色背景之间的切换来表现和平与杀戮的场面转换，而海蓝背景和黑暗之色的切换则加强了小说的恐怖悬疑气氛，强烈对比效果的背景设计使人物之间的外在冲突与斗争成为反映人物内心犹豫与坚定、恐惧与坦然的外在表象。
影片《贝奥武夫》则以场面的壮观、战斗的激烈、语言的个张扬来凸现英雄的气概与胆魄、魔怪的狂暴和妖媚，生动展现了一个永无止境的生存悖论：对荣誉的追求时刻纠缠着人性与身俱来的贪婪，对生的向往始终无法摆脱对死的恐惧。闪闪发光的金黄色龙杯在层层暗夜中似乎穿越着哥特式的魔幻所营造的黑暗阴影与悬疑的气氛，在基督不断询问罪者良心的过程中剧情逐渐走向高潮。火龙肆无忌惮地毁坏王国土地、摧毁十字架，作为罪者的贝奥武夫义无返顾地搏击恶龙，拉开了他迈入天国之门的序幕，也为他的王国迎来了上帝之光，史诗结尾的葬礼似平也在暗示异教黑暗时代的结束和基督教光明时代的来临。
结语
按照传统的艺术观，艺术存在的合法性在于它以图像帮助人们理解难以理解的神启(基督教)，或者艺术存在的合法性在于它以感性形式显现理念(黑格尔)。《贝奥武夫与格伦德尔》和《贝奥武夫》两部影片无疑对于理解《贝奥武夫》中基督教因素和日耳曼传统中极为重要的命运观、荣誉观提供了一个新的注解和一个宽阔的视野。无论是挣扎于灵异世界阴湿泥潭的魔，还是挣扎与物质、金钱、贪欲中人类世界的人，都在经验中积累前行的智慧。心灵充斥着仇恨与贪欲的人最终会从罪走向魔，心灵摆脱仇恨与贪欲的人则从罪走向光明。魔性、人性、神性的对话赋予了史诗《贝奥武夫》以深刻的历史感、哲学内涵和永久的艺术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