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歌在世界诗歌史上之所以独具特色，与其多民族的特点紧密相关。在东亚大陆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很早就形成了以华夏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文化圈，并形成了以汉语为主体、以其他民族语言为辅助的诗歌创作传统。从时间上讲，中国诗歌上下贯通数千年;从空间上讲，它包括北起黑龙江，南到海南，西起昆仑山，东到太平洋的文化大版图;从诗歌所用语言来讲，除汉语之外，从古到今共使用了80多种语言，方言多达数百种，这是世界文学史上的奇迹。其中，丰富多彩的中国诗歌是由各民族共同创造的。要全面认识中国诗歌，就要知道它的多民族特点。
　　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与诗歌创作
　　中国诗歌的多民族特点，首先来源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中华民族本来就是多民族的融合体，近代以来的考古发掘已经证明，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就同时存在着仰韶文化、红山文化、河姆渡文化等多种文化类型，它们同是中华文明的起源。传说中的炎、黄二帝，原本是以凤和龙为图腾的两大部落，殷商与姬周则是两个不同的民族。在春秋时期的中华大地上，所谓的南蛮、北狄、西戎、东夷，与中原各族人民杂居而处，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华文化本来就是由民族文化共同生成的。
　　秦汉统一之后，在其版图之内的先秦各民族逐渐融而为一，在汉王朝内形成了一个新的多源融合的大民族，于是才有了“汉人”和“汉族”的称谓。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南方，晋人南渡与南越之人相互融合;在北方，则有“五胡十六国”的政权代兴，中国历史又经历了一个将近四百年的多民族大融合。至隋唐复归于一统之后，南北朝时期的各少数民族再一次融合于多元包容的大唐盛世，汉民族的多元性特征更为明显。
　　五代以后，中华民族又进入一个新的民族融合期。北宋与西夏、辽并立，南宋先后与金、元南北对立。忽必烈建都北京，满族入主中原，民族间的交融更为广泛和深入。现在的中国版图，是清代中叶以后才逐步确定下来的。因此，一部中华民族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多民族融合的历史。在这种语境下所产生的中国诗歌，包含了历史上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创作。
　　现存的中国古代诗歌，大多是用汉语保存下来的，所以给人的印象是，似乎这些诗歌都是漢人创作的。其实不然。严格来讲，汉语的产生，从来就不独属于汉族，而是早期中华文化圈各民族共同创造，作为共同的交流工具而使用的。
　　商民族、周民族、楚民族的诗歌，都是用汉语写下来的。大诗人屈原的创作深受南方各民族的影响。据近现代国学大师、史学大家陈寅恪考证，陶渊明可能出身于溪族，刘禹锡是匈奴人后裔，元稹则是鲜卑人后裔。《全金诗》《全元诗》《全金元词》所收的作品中，有很多出于金人、蒙古人之手，清代满族人所创作的汉语诗词更是不计其数。元好问出身于北魏鲜卑族拓跋氏，萨都剌是回族，纳兰性德为满族，他们都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著名诗人。
　　此外，历史上还有许多少数民族也用汉语进行诗歌创作。因此，准确地说，即便是我们仅以传统的汉语诗歌为主而撰写的诗歌史，同样不是汉族诗歌史，而是包含多民族诗歌创作的中国诗歌史。
　　古代优秀的多民族诗歌作品
　　在现存的历代汉语诗歌中，有许多优秀的其他民族诗歌创作，至今脍炙人口，是中国诗歌中的艺术瑰宝。如先秦诗歌中有一首《越人歌》，据刘向《说苑·善说》记载，楚王母弟鄂君子皙泛舟河中，船似飞鸟，涂以青色，号为青翰之舟。翠盖轻张，钟鼓齐鸣。摇船的是一位越族姑娘，她趁乐声暂停，便怀抱双桨，用越语唱了这首歌谣：“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君兮君不知。”
　　这首歌表达了她对鄂君子皙深沉真挚的爱慕之情。歌词清新自然，委婉动听。谐音双关的运用，更显得含蓄蕴藉。原诗为越语，被翻译成楚语。这首歌产生在春秋战国之间，从时间上看要早于屈原的作品，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越人诗歌的风貌—浪漫抒情，摇曳多姿，开楚辞之先河。
　　汉有鼓吹曲和横吹曲。鼓吹曲，一曰短箫铙歌。秦始皇时班壹避难于楼烦，受当地文化影响而作鼓吹之乐。可见，鼓吹曲是出自汉代北方民族的歌曲。而横吹曲则来自西域。现存汉乐府中有《鼓吹铙歌》十八曲，里面就有历来深受人们喜爱的《上邪》《有所思》《战城南》等名作。宋人郭茂倩所编《乐府诗集》收有“横吹曲辞”五卷，其中很多诗歌都是汉魏六朝时期各民族的诗作。
　　公元4—6世纪，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处在鲜卑、匈奴等民族的统治之下，先后建立了北魏、北齐、北周等国。北朝民歌主要是北魏以后用汉语记录的作品，主要收录在《乐府诗集》中《梁鼓角横吹曲》一卷。这些歌谣风格豪放刚健，感情爽直坦率，语言质朴无华，表现了北方民族英勇豪迈的气概。其中就有我们熟悉的《木兰诗》。
　　收录于郭茂倩《乐府诗集》中的《敕勒歌》也是一首名作：“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它产生的时期应为5世纪中后期。在史书中，最早提到《敕勒歌》的是唐朝初年李延寿撰的《北史》卷六《齐本纪》。据说北齐开国皇帝高欢率兵十万，从晋阳南下进攻西魏而受伤，返回晋阳途中，军中谣传其中箭将亡，于是高欢设宴以避谣言。他命部将斛律金唱了这首《敕勒歌》，于是谣言不攻自破，军心大振。此事又见郭茂倩《乐府诗集》所引《乐府广题》。这是在北朝流传的一首歌谣，一般认为原作是鲜卑语，后译成汉语。
　　这首诗是描写草原风光的千古绝唱。头两句写敕勒川的位置，三四句写一望无际的草原天空。“天似穹庐”的比喻非常贴切，“穹庐”本指游牧民族的圆顶帐幕，用“穹庐”比喻笼罩四野的浩渺青天，这是来自游牧民族最真切的生活体验。同样，“天苍苍”“野茫茫”，极写草原的辽阔空旷，也只有生活在大草原上的民族才有这样的感受。而“风吹草低”一句，既写出了草原上水草的茂盛和牛羊的肥壮，又使整个画面充满了动感，生动异常。全诗雄浑天成，写出了北国草原的辽阔壮美，唱出了敕勒人对家乡的热爱，诗句语言简练质朴，音调悠扬雄壮，风格明朗豪放。 　　这些優秀的多民族诗歌创作最后都译成了汉语，不仅极大地丰富了汉语诗歌的内容，也丰富了汉语诗歌的形式。汉语诗歌的众多诗体，也是在多民族融合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丰富的多民族语言和多种诗体创作
　　中国诗歌的多民族特点，还表现为在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中，用各民族语言所创作的大量诗歌。在漫长的历史阶段，除了有众多少数民族融入汉族大家庭，并逐渐采用汉语言文字进行诗歌创作以外，同时仍然有众多的民族，保留着自己的语言文字，用自己的语言进行诗歌创作，留下大量作品。它们与汉语诗歌交相辉映，共同编织成中国诗歌的美丽画卷。这些民族的成长有早有晚，文明发展的速度有快有慢，诗歌创作的形式多姿多彩，与汉语诗歌具有明显的差异，但是它们同属于中华文化圈，又有着一些共同的文化特征。
　　各民族诗歌使用不同的语言，诗歌内容丰富多彩，在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中各呈特色。居住在西北地区的各民族，天生能歌善舞，早在11世纪成书的《突厥语大词典》中就记载了很多原始的歌谣，如《节日歌》和《狩猎歌》。在西南各民族中，很早就流传着一些古老的歌谣，如彝族的《盖房歌》描绘了早期先民从巢居、穴居到屋居的过程;纳西族的《犁牛歌》基本由呼喝耕牛的声音构成，语言简洁朴素，具有鲜明的原始诗歌特色。
　　在云南各民族中，流传着许多祭祀歌，如彝族的《祭火神》，既祈求火神给他们带来生活上的便利，也希望它能给人以福佑;侗族的《棉婆孵蛋》是一首神话短歌，用很短的篇幅讲述了一个神话故事;壮族的《盘古歌》和《开天辟地歌》同样带有短篇史诗的性质;傣族的《摘果歌》描写了先民们采摘野果时的快乐，具有童稚般的情趣。清康熙六十年（1721年），黄叔儆任巡视台湾御史，组织人员采录了当时台湾熟番的34首歌曲，分为六类，有颂祀歌、耕猎歌、纳饷歌、会饮歌、祝年歌、抒情歌，体式多样。
　　中华各民族长期以来流传着许多长篇诗歌，如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已经成为饮誉世界的“中国三大英雄史诗”。此外，还有叙事长诗，如壮族的《特华之歌》、傣族的《召树屯》、侗族的《娘梅歌》、布依族的《抱摩山》等，其题材多样，内容丰富，叙事生动曲折，人物形象鲜明。因为它们的存在，方显出中华民族诗歌多姿多彩的绚丽风情。
　　由于各民族诗歌的语言不同，语系不同，作为诗体构成的音律特点自然也不相同。以押韵为例，汉民族诗歌多以押偶句尾韵为主，但苗族与瑶族诗歌则要押调韵，阿尔泰语系民族如维吾尔族、蒙古族的诗歌主要押头韵，此外，还有尾顿韵、局部反复韵、头脚韵、复合韵等20多种。这些复杂的押韵方式，都与其语言结构有着紧密的联系，可谓花样繁多，各呈其妙，与汉语诗歌一起，构成了五音繁复的韵律交响曲。
　　中华大家庭是多民族的共同体，多样化的生活造就了多样化的诗歌，多样化的语言构成了多样化的诗体，使之成为无比丰富的艺术宝库。充分认识中国诗歌的多民族特点，体会中华文化的博大与包容，在21世纪的今天显得尤为重要。
　　赵敏俐，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