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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哈姆雷特》是英国戏剧大师莎士比亚的经典剧作之一，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今，中国出现了几十种汉语译本，其中以朱生豪先生与卞之琳先生的译本最为突出。通过素体诗和双关语两个方面对莎剧《哈姆雷特》朱生豪译本和卞之琳译本进行研究，发现两个译本存在明显差异。翻译诗学、译者的翻译思想、读者的审美期待是造成其差异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哈姆雷特》 素体诗 双关语
《哈姆雷特》是英国戏剧大师莎士比亚的经典剧作之一。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今，中国出现了几十种汉语译本。其中散文译本居多，诗体译本只占少数。散文译本中以朱生豪先生的译本最为突出：而卞之琳先生的译本则是现有诗体译本中的佼佼者。两个译本都是译者呕心沥血之作，却存在相当大的差别，主要体现在素体诗和双关语这两个莎士比亚的典型的语言特征上，文章对其相异性进行归因，阐述它们不同的效果。
一、素体诗翻译的不同
素体诗，英语格律诗的一种。每行用五个长短格音步——十个音节组成，每首行数不拘，不压韵。这种轻重相间的五音步符合英语的节奏，适合舞台演出，一方面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另一方面保留了诗歌的优雅和节奏。在《哈姆雷特》这部戏中，莎士比亚对素体诗韵律的把握已相当成熟。素体诗的运用更加体现文雅、教养、高贵，也更加注重礼仪形式，反映了剧中人物的阶级地位、所受教育、情绪、人际关系以及人物风格。
朱生豪把原来的素体诗形式全部翻译成了散文，完全失去了原文的诗体形式。我们很难从他的译文语言形式上感受到哈姆雷特的贵族品质和高雅。但他的语言却如原文一样华丽。在卞之琳的译本中，译文语言形式与原文语言形式相似，每一行诗基本上包括五个“顿”。但有时候，他的语言不如朱的译文华丽。
二、双关语翻译的不同
莎翁有“双关语大师”的美誉。他的双关语形象生动、诙谐幽默，不仅增强语言的感染力，还可以达到冷嘲热讽，奚落挖苦的效果，对揭示人物的性格特征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根据Shakespeare。s wordpIav的数字统计，《哈姆雷特》一剧中有90多个双关语，大大超过了莎士比亚的其它任何一部作品。如何解决这些双关语的翻译直接影响到整个剧作的翻译。为了忠实原文的艺术魅力，卞总是尽力地翻译它们。其中一些双关语的翻译是相当精彩的，但也有一些翻译显得繁冗，效果并不令人满意。朱的译本删掉了很多有趣的双关语，至于一些重要双关语，他也只是把基本意思表达出来。因此，他的译本很遗憾地丧失了莎士比亚笔下精彩的双关语语言艺术。更糟糕的是，这种删除有时还造成了一些负面效果，如语义的误解或人物性格特征的忽略。
三、翻译诗学分析和个人因素分析
根据上面的分析，两个译本在素体诗和双关语的翻译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就差异出现的原因，这里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归因：翻译诗学的影响：译者个人的翻译思想；不同时期读者的审美期待。
1、翻译诗学
在译入语的文化背景下，很多因素可以造成翻译的不同。翻译诗学或当时流行的审美追求是最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很显然，朱和卞各自采用了不同的翻译诗学。朱采用了中国传统的翻译诗学，他也是中国传统翻译诗学的重要创始人之一。“神似”、“化境”(朱志瑜，2001)是其核心思想。从传统意义上讲，朱生豪所采用的翻译诗学强调“意”的翻译，尤其是“神韵”的传递。这种翻译诗学经常被比作传统的中国绘画，描绘“神韵”。其翻译宗旨主要是“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傅雷：陈福康，2000)，“译者不但须求达意，并且须以传神为目的”(林语堂：ibid)
卞之琳采用的翻译诗学强调展现原文的语言特征。20世纪之初，一些语言学家开始强调语言不仅仅是交流的工具，语言本身也体现思想和现实。因此，文学翻译的标准开始考虑语言特征的体现。这一时期，鲁迅发挥了旗手作用。早在1918年，他在写给张寿明的信中说一 “我认为以后译本，要使中国文中容得别国文的度量，又当竭力保持原作的‘风气习惯，语言条理’。最好是逐字译，不得已也应逐句译，宁可‘中不像中，西不像西’。不必改头换面。”(陈福康，1992)就在五四后的十五六年间，在鲁迅、瞿秋白等人的倡导、带动下，不少作家翻译家有意识地采取异化译法，促进了汉语白话文的最终发展成熟。不仅如此，还给中国带来了自由诗、散文诗、短篇小说等文学样式。
2、译者的翻译思想
在上面两种翻译诗学的不同影响下，朱和卞各自形成了不同的翻译思想。
朱在《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的“译者自序”里清晰地表达了自己的翻译思想： “余译此书之宗旨，第一在求于最大可能范围内，保持原作之神韵，必不得已而求其次，亦必以明白晓畅之字句，忠实传达原文之意趣，而于逐字逐句对照式之硬译，则未敢赞同。”{朱生豪，1947)显然，正是基于这种思想，朱生豪先生在翻译《哈姆雷特>时完全改变了原文素体诗的格式。至于双关语的删减，他的妻子说，“原文中也偶有涉及诙谐类似‘插科打诨’或不甚雅驯的语句，他就暂作简略处理，认为不甚影响原作宗旨。”(吴洁敏、朱宏达，1989)因此，朱的“神似”翻译思想是他对原文改动的主要原因。
卞在“十年来的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工作”这篇文章中表达了自己对文学翻译尤其是诗歌翻译的思想。在这篇文章中，他谈到， “一个广义的‘信’字——从内容到形式(广义的形式，包括语言、风格等等)全面的忠实”(卞之琳，1959)。他接着说，“在另一种语言里，全面求‘信’，忠实于原著的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体，做到恰到好处，正是文学翻译的艺术性所在。”他认为译者应该把握好分寸，创作和原著相当的译作。因此，在翻译莎士比亚的素体诗时，他尽力模仿每个音步的韵律和节奏，在翻译双关语时，他尽力展现这一修辞的语言特色。
3、读者的审美期待
在翻译的过程中，不仅译者和原文创作者重要，译本的读者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Wolfram Wilss，2001)。译者在翻译的时候，头脑中都有特定的读者群。正是基于这个原因，Nida呼吁构建“翻译的社会语言学理论“o “sociolinguistic theories oftranslation”(Nida，1976)。
读者的审美期待是译者的一个很重要的动力。不同时期读者的审美期待会鼓励不同的翻译策略。当一部外国作品最初介绍到一个国家时，读者渴望获得作品的基本含义。他们对翻译的要求并不高。以译入语为出发点的交际翻译(communicativetranslation)就能满足他们的要求。随着时代的发展，读者的审美期待也随之增高。他们渴望更深层的解读这部外国作品。因此对翻译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复译是不可避免的，必须尽可能的展现原文的语言特征。这时，时代需要的是以原文为出发点的语义翻译(semantlc translation)。
朱生豪于20世纪40年代翻译哈姆雷特，比卞之琳早十年。那个时代的读者对莎士比亚不甚熟悉，渴望了解莎士比亚。所以，更需要简单流畅的译本。朱的译本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十年的流逝让读者渴望更详细地了解莎士比亚，与原文近似的卞之琳的译本满足了当时读者的审美期待。如今，莎土比亚戏剧的翻译仍是翻译界一个重要的课题。这激励了很多著名的译者。例如，方平主张出版《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的诗歌译本，裘克安也指出，如果我们只满足于散文体的译本，莎士比亚作品的研究就不能更上一层楼。(屠国元，1998)，
结语
通过对两个译本在翻译素体诗、双关语方面进行相异性归因，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翻译过程中，译者具有创造性。由于两个译者在翻译诗学、翻译思想、读者审美期待方面存在差异，造成两个译本不同。
2、两个译本采用的翻译方法不同。出于对译本可读性和接受性的考虑，朱采用交际翻译。卞采用语义翻译，主要目的在于保留原文的语言特征。
3、这些不同对译本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是两个译本优点所在，同时也给译本带来缺陷。朱的译本自然流畅，吸引了大批读者。但有时对原文的处理有过当之处。卞尽可能地忠实于莎士比亚的语言特征，但译本整体风格和用词又欠通畅。
4、两个译本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的创造性。面对原著的艺术价值，译者的创造性自然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另一方面，翻译过程中很难界定译者创造的限度。译者必须综合考虑翻译质量等因素，译本才能呈现令人满意的结果。
【关键词】《哈姆雷特》 素体诗 双关语
《哈姆雷特》是英国戏剧大师莎士比亚的经典剧作之一。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今，中国出现了几十种汉语译本。其中散文译本居多，诗体译本只占少数。散文译本中以朱生豪先生的译本最为突出：而卞之琳先生的译本则是现有诗体译本中的佼佼者。两个译本都是译者呕心沥血之作，却存在相当大的差别，主要体现在素体诗和双关语这两个莎士比亚的典型的语言特征上，文章对其相异性进行归因，阐述它们不同的效果。
一、素体诗翻译的不同
素体诗，英语格律诗的一种。每行用五个长短格音步——十个音节组成，每首行数不拘，不压韵。这种轻重相间的五音步符合英语的节奏，适合舞台演出，一方面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另一方面保留了诗歌的优雅和节奏。在《哈姆雷特》这部戏中，莎士比亚对素体诗韵律的把握已相当成熟。素体诗的运用更加体现文雅、教养、高贵，也更加注重礼仪形式，反映了剧中人物的阶级地位、所受教育、情绪、人际关系以及人物风格。
朱生豪把原来的素体诗形式全部翻译成了散文，完全失去了原文的诗体形式。我们很难从他的译文语言形式上感受到哈姆雷特的贵族品质和高雅。但他的语言却如原文一样华丽。在卞之琳的译本中，译文语言形式与原文语言形式相似，每一行诗基本上包括五个“顿”。但有时候，他的语言不如朱的译文华丽。
二、双关语翻译的不同
莎翁有“双关语大师”的美誉。他的双关语形象生动、诙谐幽默，不仅增强语言的感染力，还可以达到冷嘲热讽，奚落挖苦的效果，对揭示人物的性格特征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根据Shakespeare。s wordpIav的数字统计，《哈姆雷特》一剧中有90多个双关语，大大超过了莎士比亚的其它任何一部作品。如何解决这些双关语的翻译直接影响到整个剧作的翻译。为了忠实原文的艺术魅力，卞总是尽力地翻译它们。其中一些双关语的翻译是相当精彩的，但也有一些翻译显得繁冗，效果并不令人满意。朱的译本删掉了很多有趣的双关语，至于一些重要双关语，他也只是把基本意思表达出来。因此，他的译本很遗憾地丧失了莎士比亚笔下精彩的双关语语言艺术。更糟糕的是，这种删除有时还造成了一些负面效果，如语义的误解或人物性格特征的忽略。
三、翻译诗学分析和个人因素分析
根据上面的分析，两个译本在素体诗和双关语的翻译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就差异出现的原因，这里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归因：翻译诗学的影响：译者个人的翻译思想；不同时期读者的审美期待。
1、翻译诗学
在译入语的文化背景下，很多因素可以造成翻译的不同。翻译诗学或当时流行的审美追求是最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很显然，朱和卞各自采用了不同的翻译诗学。朱采用了中国传统的翻译诗学，他也是中国传统翻译诗学的重要创始人之一。“神似”、“化境”(朱志瑜，2001)是其核心思想。从传统意义上讲，朱生豪所采用的翻译诗学强调“意”的翻译，尤其是“神韵”的传递。这种翻译诗学经常被比作传统的中国绘画，描绘“神韵”。其翻译宗旨主要是“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傅雷：陈福康，2000)，“译者不但须求达意，并且须以传神为目的”(林语堂：ibid)
卞之琳采用的翻译诗学强调展现原文的语言特征。20世纪之初，一些语言学家开始强调语言不仅仅是交流的工具，语言本身也体现思想和现实。因此，文学翻译的标准开始考虑语言特征的体现。这一时期，鲁迅发挥了旗手作用。早在1918年，他在写给张寿明的信中说一 “我认为以后译本，要使中国文中容得别国文的度量，又当竭力保持原作的‘风气习惯，语言条理’。最好是逐字译，不得已也应逐句译，宁可‘中不像中，西不像西’。不必改头换面。”(陈福康，1992)就在五四后的十五六年间，在鲁迅、瞿秋白等人的倡导、带动下，不少作家翻译家有意识地采取异化译法，促进了汉语白话文的最终发展成熟。不仅如此，还给中国带来了自由诗、散文诗、短篇小说等文学样式。
2、译者的翻译思想
在上面两种翻译诗学的不同影响下，朱和卞各自形成了不同的翻译思想。
朱在《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的“译者自序”里清晰地表达了自己的翻译思想： “余译此书之宗旨，第一在求于最大可能范围内，保持原作之神韵，必不得已而求其次，亦必以明白晓畅之字句，忠实传达原文之意趣，而于逐字逐句对照式之硬译，则未敢赞同。”{朱生豪，1947)显然，正是基于这种思想，朱生豪先生在翻译《哈姆雷特>时完全改变了原文素体诗的格式。至于双关语的删减，他的妻子说，“原文中也偶有涉及诙谐类似‘插科打诨’或不甚雅驯的语句，他就暂作简略处理，认为不甚影响原作宗旨。”(吴洁敏、朱宏达，1989)因此，朱的“神似”翻译思想是他对原文改动的主要原因。
卞在“十年来的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工作”这篇文章中表达了自己对文学翻译尤其是诗歌翻译的思想。在这篇文章中，他谈到， “一个广义的‘信’字——从内容到形式(广义的形式，包括语言、风格等等)全面的忠实”(卞之琳，1959)。他接着说，“在另一种语言里，全面求‘信’，忠实于原著的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体，做到恰到好处，正是文学翻译的艺术性所在。”他认为译者应该把握好分寸，创作和原著相当的译作。因此，在翻译莎士比亚的素体诗时，他尽力模仿每个音步的韵律和节奏，在翻译双关语时，他尽力展现这一修辞的语言特色。
3、读者的审美期待
在翻译的过程中，不仅译者和原文创作者重要，译本的读者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Wolfram Wilss，2001)。译者在翻译的时候，头脑中都有特定的读者群。正是基于这个原因，Nida呼吁构建“翻译的社会语言学理论“o “sociolinguistic theories oftranslation”(Nida，1976)。
读者的审美期待是译者的一个很重要的动力。不同时期读者的审美期待会鼓励不同的翻译策略。当一部外国作品最初介绍到一个国家时，读者渴望获得作品的基本含义。他们对翻译的要求并不高。以译入语为出发点的交际翻译(communicativetranslation)就能满足他们的要求。随着时代的发展，读者的审美期待也随之增高。他们渴望更深层的解读这部外国作品。因此对翻译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复译是不可避免的，必须尽可能的展现原文的语言特征。这时，时代需要的是以原文为出发点的语义翻译(semantlc translation)。
朱生豪于20世纪40年代翻译哈姆雷特，比卞之琳早十年。那个时代的读者对莎士比亚不甚熟悉，渴望了解莎士比亚。所以，更需要简单流畅的译本。朱的译本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十年的流逝让读者渴望更详细地了解莎士比亚，与原文近似的卞之琳的译本满足了当时读者的审美期待。如今，莎土比亚戏剧的翻译仍是翻译界一个重要的课题。这激励了很多著名的译者。例如，方平主张出版《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的诗歌译本，裘克安也指出，如果我们只满足于散文体的译本，莎士比亚作品的研究就不能更上一层楼。(屠国元，1998)，
结语
通过对两个译本在翻译素体诗、双关语方面进行相异性归因，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翻译过程中，译者具有创造性。由于两个译者在翻译诗学、翻译思想、读者审美期待方面存在差异，造成两个译本不同。
2、两个译本采用的翻译方法不同。出于对译本可读性和接受性的考虑，朱采用交际翻译。卞采用语义翻译，主要目的在于保留原文的语言特征。
3、这些不同对译本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是两个译本优点所在，同时也给译本带来缺陷。朱的译本自然流畅，吸引了大批读者。但有时对原文的处理有过当之处。卞尽可能地忠实于莎士比亚的语言特征，但译本整体风格和用词又欠通畅。
4、两个译本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的创造性。面对原著的艺术价值，译者的创造性自然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另一方面，翻译过程中很难界定译者创造的限度。译者必须综合考虑翻译质量等因素，译本才能呈现令人满意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