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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石库门弄堂里的孩子们，还是很自由的。那时每个家庭都有好多孩子，大多数当母亲的只能采取“粗放型”的管理；那时读书没什么压力，回家作业用上一小时左右就可以完成；那时的孩子，穿的大多是旧衣服，不怕它们脏了破了。所以每天三点钟后，弄堂里就很热闹了：男孩们“捉强盗”，斗鸡，刮刮片，飞香烟牌子，抽陀螺，滚铁环——当然，还少不了打架、捣蛋和闯祸；女孩们则跳橡皮筋，跳绳，“造房子”，“办家家”——少不了的是吵嘴、告状和哭鼻子。这主要是指已经上学的。还有一帮学龄前的小屁孩，轮不上他们撑市面，只好在一旁羡慕地看热闹或者当个跟屁虫。
我是家里第一个野在弄堂里的孩子，孩子们在石库门弄堂里上演的悲喜剧，我看了不少。
夏天是孩子们的天堂。那时上海的盛夏一般不过“大热三天”而已，通常下午四五点钟时，暑气渐消，一些孩子多、住房挤的母亲们或是放个木盆，提个铅桶；或是从龙头上接根皮管出来，在后门口摆开了阵势。那些穿着裤衩，趿着木拖鞋，在弄堂里奔来奔去，玩得满头大汗，浑身上下脏兮兮的男孩们，一个个被他们的母亲大声命令着，甚至拉扯着耳朵，极不情愿地回到家门口。母亲们往往边用水管、水桶没头没脑地从头顶到脚底冲洗脏得像个小乌龟似的孩子，边没好气地数落着他们的不是。而那时的男孩往往是最老实的时候，因为稍有反抗，母亲就会顺手一巴掌响亮地打在他的光屁股上。再说，男孩们都希望快快结束这每天必须演出的一幕，否则给女孩子看见了，多难为情啊。稍大一些的男孩，穿着裤衩自己洗，完事后进屋去换裤衩。小女孩也有坐在门外木盆里洗的。当然，大多数的孩子还是在自己的家里洗澡，洗完后换上干净的衣服，额头上扑一厚层白白的痱子粉，下面露出两只骨碌碌的眼睛，看上去活像半张京剧脸谱，老老实实坐在家门口的小凳子上等候吃晚饭。这是孩子们一天中最安静的时候，因为母亲们绝不允许洗完澡的孩子再去疯玩，免得刚上身的衣服又弄脏了。晚饭后，天色暗下来了，几个大一些的孩子就牵头招呼，其他孩子们则拿着小凳子和扇子围坐成一个大圈玩游戏。玩的最多的是“丢手帕”。还有一种是：参加的人先为自己设定一个地名代号，游戏开始，大伙儿有节奏地鼓掌，第一个人和着节拍大声说：“北京飞机飞出去”，大家齐声问：“飞到哪里去？”那人说：“飞到上海去。”代号为上海的那个人必须马上接上：“上海飞机飞出去”，——如此这般，一旦有人接不上，就罚唱歌表演。一时间，弄堂里笑声、歌声、掌声、起哄声响成一片，煞是热闹。圈子外还站着不少看闹猛的大人们，对参加游戏的孩子们评头论足；他们身边那些小屁孩们则在圈子边上挤进挤出，川流不息。通常要到九十点钟，孩子们还起劲着呢，有大人发话了：“好了好了，好回去睡觉了。”孩子们于是依依不舍地散伙，不一会儿，弄堂里安静下来，取而代之的是各式各样的门板横七竖八地放倒在弄堂里。一天下来玩累了的男孩们，有不少就这样露天躺在弄堂里的门板上，睡过童年时代的夏天。要是半夜里刮起阵风下起雷雨来，弄堂里可炸了锅了。先听得有人惊叫：落雨了，落雨了！接着又有人咋呼：“阿三，快点进来！”“大头黄鱼，你死人啊，落雨嘞！”再往后，就是一阵骚乱：噼里啪啦的雨点声，噼里啪啦的木拖鞋声和各种人声响成一团，好一会才恢复平静。
寒假里只要天气晴朗，弄堂里也是很热闹的。孩子们最热衷的活动有“老鹰捉小鸡”、跳绳、踢毽子和跳橡皮筋。
“老鹰捉小鸡”一般会选一个机灵的大孩子当“老母鸡”，其他的统统当“小鸡”。“老鹰”则由一个强势男孩担当。游戏只要开始，孩子们的嬉笑声和尖叫声就此起彼伏，响彻弄堂。一长串小鸡们一个挨一个地攥紧前一个孩子的后衣襟，在大弄堂里呈S型地奔逃，躲避老鹰的追捕。最后一只小鸡如果反应慢，要不了多久就被老鹰“叼”走，那就意味着被淘汰出局。游戏继续下去，直到小鸡越来越少，老母鸡与老鹰的对抗进入相持阶段，剩余的小鸡们才有可能幸免于难。跳长绳时先要找一根三四米以上的绳子。一大群孩子凭“猜东里猜”（即“剪刀、石头、布”，）决定首批两个甩绳的倒霉蛋，然后排队从甩动的长绳中鱼贯跳过，谁碰了绳子谁就得去顶替甩绳的，技巧差的孩子好不容易跳上几回就又去为人民服务了。跳短绳有很多花样，最好看的是跳“双飞”，即跳起来后要在空中让绳子两次甩过身子。这个项目对身体的弹跳力和敏捷度都有较高的要求，不是每个孩子都会跳，女孩子中会跳的更是凤毛麟角，但也有个别的男孩甚至可以“三飞”。擅长跳双飞的男孩，身子跳得很高并在空中躬成一团，同时两手快速甩动绳子，姿势很好看。踢毽子也有很多花样，不过女孩们最钟爱的还是跳橡皮筋。它的游戏规则是团队作战，除非全军覆没，就可以继续对抗下去。所以拥有高手是团队的致胜法宝。一般先由两个实力派选手组团，她们也用猜拳的方式，胜者可以优先挑人。跳橡皮筋往往配之以儿歌说唱，让活泼伶俐，身手敏捷的女孩子大有用武之地。有一首跳橡皮筋的歌是这样的：“你看这里有一只，小小花蝴蝶。我轻轻地走过去，想要抓住它。为什么小蝴蝶它不害怕？哦，原来是朵美丽的蝴蝶花。”多美呀！我们班有个女生跳橡皮筋最出色，一口气能跳到高层次高难度境界。这时，她身子高高腾起，两根结着蝴蝶结的小辫飞舞在空中，真像只美丽的花蝴蝶。跳橡皮筋对鞋的损害很厉害，我记得小时候母亲老是责难我：“这双鞋怎么又穿（洞）啦？你是不是在吃鞋哪！”
我在弄堂里自己结识的第一个朋友，是个和我同岁的女孩，叫阿兰。怎么会认识她我已经忘了，只记得她样子长得很好看：两根齐肩的小辫子，眼睛乌黑，穿着也很体面：花布连衣裙和搭攀皮鞋，文文静静的。我先随她上她的家玩，后来又把她带到我家来玩。正好我爸爸在家，便问她：“你叫什么名字啊？”她忽闪着大眼睛说，“我叫刘若兰。”我爸爸说：“你会写自己的名字吗？”阿兰点点头。我爸爸递给她一支粉笔，她大大方方地接过来，踩在小条凳上，在我家墙上挂着的黑板上毫不胆怯地写下刘、若、兰三个歪歪斜斜的大字。我爸爸看了她写的字赞赏地说，“写得不错呀，名字叫若兰，人也长得若兰。”很喜欢她的样子。我在一旁暗暗得意，很为自己带回这样一个小朋友感到骄傲。那一年夏天，我几乎天天和她在一起玩，从不吵架。到了上学的年龄，阿兰被大学毕业后在外地工作的爸爸妈妈接走了。但她那清纯可爱的样子，一直令我怀念。
后弄堂还有一个孩子给我的印象也永远不会磨灭。她比我大几岁，长得很丑陋。我经常在夏天的弄堂里看见这个女孩披头散发地从弄底拼命往弄口跑，身后有个凶恶的男人挥舞着棍子或是火钳在后面追。女孩总是逃不到弄口就被那男人追上，那人一把揪住她的辫子，用拖把柄或是火钳，有时则顺手脱下鞋，用鞋底狠狠地抽打她。女孩边挣扎边哭喊：“阿爸，别打了！阿爸，别打了！”那男人却仍然骂骂咧咧，手下毫不留情。我在一旁看得惊心动魄，心想：她到底犯了什么错，会遭此毒打呢？后来才听说，这女孩是“拖油瓶”，智商又低下，所以常受外人甚至兄弟姐妹的欺负，还经常受到继父的打骂。他们家有八口人，住一间不到十平方的灶披间，住房够困难的。“文革”中，她家是工人阶级成分，在抢房风中住进了我们楼下的前厢房，她便成了我的邻居。她长成大人了，不再挨打但还是挨骂。她和我小时候看到的一样，丑丑的、傻傻的，见人憨憨的。后来她母亲设法把她嫁到乡下，嫁给了一个五官端正，但瘸了一条腿的残疾人，还有了个儿子，我暗自为她高兴。没想到过了一二年，她就不明不白地死了。没人为她办丧事，我是在半夜里被一阵阵时断时续、悲悲切切的呜咽声惊醒，听了半天，才听出是她的母亲在为自己这个苦命的女儿哀哀地哭泣，还强忍着不想为他人所知。
幸福的孩子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孩子却各有各的不幸。13号里有个比我大几岁的男孩，小时候得了小儿麻痹症，两只脚的脚背都侧翻着，不能正常走路。他不上学，智力比普通孩子低一些，说话也不是很清楚。他的父亲好像进了监狱，他的母亲靠帮佣养活他和他的弟妹，没工夫照顾他，所以他老是一个人拄着拐杖一瘸一拐，极困难地走到大弄堂，坐在那里的井盖上，茫然地看着来往的人，直到弟弟放学带他一同回家。放学了，那些捣蛋的男孩们见他一个人坐着，就过来捉弄他，把他的拐杖抢走，诱使他起身去夺，然后趁机把他推倒在地，哄笑他。一旦他弟弟赶到目睹这一幕，便怒不可遏地挥舞着自己的书包冲过去，和那些坏孩子打成一团。因为寡不敌众，他常常被打得鼻子出血，衣服扯破，可是他从不退却，直到那些坏孩子扔下拐杖悻悻地离去，才边擦眼泪边扶着哥哥回家。也有这样的情形，那些孩子被他“拼命三郎”的气势所慑服，不战而退，每每这时候，那哥哥便高兴得手舞足蹈，嘴里咿咿呀呀地说些谁也听不懂的话，于是兄弟俩勾肩搭背，亲亲热热地慢慢回家。在我的心目中，那位弟弟是个了不起的英雄，而这个英雄，正是我的同班同学。
俱往矣，数幸福人生，还看今朝！
我是家里第一个野在弄堂里的孩子，孩子们在石库门弄堂里上演的悲喜剧，我看了不少。
夏天是孩子们的天堂。那时上海的盛夏一般不过“大热三天”而已，通常下午四五点钟时，暑气渐消，一些孩子多、住房挤的母亲们或是放个木盆，提个铅桶；或是从龙头上接根皮管出来，在后门口摆开了阵势。那些穿着裤衩，趿着木拖鞋，在弄堂里奔来奔去，玩得满头大汗，浑身上下脏兮兮的男孩们，一个个被他们的母亲大声命令着，甚至拉扯着耳朵，极不情愿地回到家门口。母亲们往往边用水管、水桶没头没脑地从头顶到脚底冲洗脏得像个小乌龟似的孩子，边没好气地数落着他们的不是。而那时的男孩往往是最老实的时候，因为稍有反抗，母亲就会顺手一巴掌响亮地打在他的光屁股上。再说，男孩们都希望快快结束这每天必须演出的一幕，否则给女孩子看见了，多难为情啊。稍大一些的男孩，穿着裤衩自己洗，完事后进屋去换裤衩。小女孩也有坐在门外木盆里洗的。当然，大多数的孩子还是在自己的家里洗澡，洗完后换上干净的衣服，额头上扑一厚层白白的痱子粉，下面露出两只骨碌碌的眼睛，看上去活像半张京剧脸谱，老老实实坐在家门口的小凳子上等候吃晚饭。这是孩子们一天中最安静的时候，因为母亲们绝不允许洗完澡的孩子再去疯玩，免得刚上身的衣服又弄脏了。晚饭后，天色暗下来了，几个大一些的孩子就牵头招呼，其他孩子们则拿着小凳子和扇子围坐成一个大圈玩游戏。玩的最多的是“丢手帕”。还有一种是：参加的人先为自己设定一个地名代号，游戏开始，大伙儿有节奏地鼓掌，第一个人和着节拍大声说：“北京飞机飞出去”，大家齐声问：“飞到哪里去？”那人说：“飞到上海去。”代号为上海的那个人必须马上接上：“上海飞机飞出去”，——如此这般，一旦有人接不上，就罚唱歌表演。一时间，弄堂里笑声、歌声、掌声、起哄声响成一片，煞是热闹。圈子外还站着不少看闹猛的大人们，对参加游戏的孩子们评头论足；他们身边那些小屁孩们则在圈子边上挤进挤出，川流不息。通常要到九十点钟，孩子们还起劲着呢，有大人发话了：“好了好了，好回去睡觉了。”孩子们于是依依不舍地散伙，不一会儿，弄堂里安静下来，取而代之的是各式各样的门板横七竖八地放倒在弄堂里。一天下来玩累了的男孩们，有不少就这样露天躺在弄堂里的门板上，睡过童年时代的夏天。要是半夜里刮起阵风下起雷雨来，弄堂里可炸了锅了。先听得有人惊叫：落雨了，落雨了！接着又有人咋呼：“阿三，快点进来！”“大头黄鱼，你死人啊，落雨嘞！”再往后，就是一阵骚乱：噼里啪啦的雨点声，噼里啪啦的木拖鞋声和各种人声响成一团，好一会才恢复平静。
寒假里只要天气晴朗，弄堂里也是很热闹的。孩子们最热衷的活动有“老鹰捉小鸡”、跳绳、踢毽子和跳橡皮筋。
“老鹰捉小鸡”一般会选一个机灵的大孩子当“老母鸡”，其他的统统当“小鸡”。“老鹰”则由一个强势男孩担当。游戏只要开始，孩子们的嬉笑声和尖叫声就此起彼伏，响彻弄堂。一长串小鸡们一个挨一个地攥紧前一个孩子的后衣襟，在大弄堂里呈S型地奔逃，躲避老鹰的追捕。最后一只小鸡如果反应慢，要不了多久就被老鹰“叼”走，那就意味着被淘汰出局。游戏继续下去，直到小鸡越来越少，老母鸡与老鹰的对抗进入相持阶段，剩余的小鸡们才有可能幸免于难。跳长绳时先要找一根三四米以上的绳子。一大群孩子凭“猜东里猜”（即“剪刀、石头、布”，）决定首批两个甩绳的倒霉蛋，然后排队从甩动的长绳中鱼贯跳过，谁碰了绳子谁就得去顶替甩绳的，技巧差的孩子好不容易跳上几回就又去为人民服务了。跳短绳有很多花样，最好看的是跳“双飞”，即跳起来后要在空中让绳子两次甩过身子。这个项目对身体的弹跳力和敏捷度都有较高的要求，不是每个孩子都会跳，女孩子中会跳的更是凤毛麟角，但也有个别的男孩甚至可以“三飞”。擅长跳双飞的男孩，身子跳得很高并在空中躬成一团，同时两手快速甩动绳子，姿势很好看。踢毽子也有很多花样，不过女孩们最钟爱的还是跳橡皮筋。它的游戏规则是团队作战，除非全军覆没，就可以继续对抗下去。所以拥有高手是团队的致胜法宝。一般先由两个实力派选手组团，她们也用猜拳的方式，胜者可以优先挑人。跳橡皮筋往往配之以儿歌说唱，让活泼伶俐，身手敏捷的女孩子大有用武之地。有一首跳橡皮筋的歌是这样的：“你看这里有一只，小小花蝴蝶。我轻轻地走过去，想要抓住它。为什么小蝴蝶它不害怕？哦，原来是朵美丽的蝴蝶花。”多美呀！我们班有个女生跳橡皮筋最出色，一口气能跳到高层次高难度境界。这时，她身子高高腾起，两根结着蝴蝶结的小辫飞舞在空中，真像只美丽的花蝴蝶。跳橡皮筋对鞋的损害很厉害，我记得小时候母亲老是责难我：“这双鞋怎么又穿（洞）啦？你是不是在吃鞋哪！”
我在弄堂里自己结识的第一个朋友，是个和我同岁的女孩，叫阿兰。怎么会认识她我已经忘了，只记得她样子长得很好看：两根齐肩的小辫子，眼睛乌黑，穿着也很体面：花布连衣裙和搭攀皮鞋，文文静静的。我先随她上她的家玩，后来又把她带到我家来玩。正好我爸爸在家，便问她：“你叫什么名字啊？”她忽闪着大眼睛说，“我叫刘若兰。”我爸爸说：“你会写自己的名字吗？”阿兰点点头。我爸爸递给她一支粉笔，她大大方方地接过来，踩在小条凳上，在我家墙上挂着的黑板上毫不胆怯地写下刘、若、兰三个歪歪斜斜的大字。我爸爸看了她写的字赞赏地说，“写得不错呀，名字叫若兰，人也长得若兰。”很喜欢她的样子。我在一旁暗暗得意，很为自己带回这样一个小朋友感到骄傲。那一年夏天，我几乎天天和她在一起玩，从不吵架。到了上学的年龄，阿兰被大学毕业后在外地工作的爸爸妈妈接走了。但她那清纯可爱的样子，一直令我怀念。
后弄堂还有一个孩子给我的印象也永远不会磨灭。她比我大几岁，长得很丑陋。我经常在夏天的弄堂里看见这个女孩披头散发地从弄底拼命往弄口跑，身后有个凶恶的男人挥舞着棍子或是火钳在后面追。女孩总是逃不到弄口就被那男人追上，那人一把揪住她的辫子，用拖把柄或是火钳，有时则顺手脱下鞋，用鞋底狠狠地抽打她。女孩边挣扎边哭喊：“阿爸，别打了！阿爸，别打了！”那男人却仍然骂骂咧咧，手下毫不留情。我在一旁看得惊心动魄，心想：她到底犯了什么错，会遭此毒打呢？后来才听说，这女孩是“拖油瓶”，智商又低下，所以常受外人甚至兄弟姐妹的欺负，还经常受到继父的打骂。他们家有八口人，住一间不到十平方的灶披间，住房够困难的。“文革”中，她家是工人阶级成分，在抢房风中住进了我们楼下的前厢房，她便成了我的邻居。她长成大人了，不再挨打但还是挨骂。她和我小时候看到的一样，丑丑的、傻傻的，见人憨憨的。后来她母亲设法把她嫁到乡下，嫁给了一个五官端正，但瘸了一条腿的残疾人，还有了个儿子，我暗自为她高兴。没想到过了一二年，她就不明不白地死了。没人为她办丧事，我是在半夜里被一阵阵时断时续、悲悲切切的呜咽声惊醒，听了半天，才听出是她的母亲在为自己这个苦命的女儿哀哀地哭泣，还强忍着不想为他人所知。
幸福的孩子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孩子却各有各的不幸。13号里有个比我大几岁的男孩，小时候得了小儿麻痹症，两只脚的脚背都侧翻着，不能正常走路。他不上学，智力比普通孩子低一些，说话也不是很清楚。他的父亲好像进了监狱，他的母亲靠帮佣养活他和他的弟妹，没工夫照顾他，所以他老是一个人拄着拐杖一瘸一拐，极困难地走到大弄堂，坐在那里的井盖上，茫然地看着来往的人，直到弟弟放学带他一同回家。放学了，那些捣蛋的男孩们见他一个人坐着，就过来捉弄他，把他的拐杖抢走，诱使他起身去夺，然后趁机把他推倒在地，哄笑他。一旦他弟弟赶到目睹这一幕，便怒不可遏地挥舞着自己的书包冲过去，和那些坏孩子打成一团。因为寡不敌众，他常常被打得鼻子出血，衣服扯破，可是他从不退却，直到那些坏孩子扔下拐杖悻悻地离去，才边擦眼泪边扶着哥哥回家。也有这样的情形，那些孩子被他“拼命三郎”的气势所慑服，不战而退，每每这时候，那哥哥便高兴得手舞足蹈，嘴里咿咿呀呀地说些谁也听不懂的话，于是兄弟俩勾肩搭背，亲亲热热地慢慢回家。在我的心目中，那位弟弟是个了不起的英雄，而这个英雄，正是我的同班同学。
俱往矣，数幸福人生，还看今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