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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泽忠是海外研究中国会计的著名学者之一，他的从研之路却充满了偶然和质疑。在15岁上大学时，班主任建议他去学日语，他却阴差阳错端起了算盘，成为会计专业的学生，结果招来家乡人质疑：“会计还需要上大学吗？”大学毕业后，在工作期间受徒弟怂恿“意外”考取会计硕士研究生。本想成为一名编辑，却在那教师队伍青黄不接的年代，毕业后“被迫”成为一名大学会计教师。再后来，肖泽忠出国考取了博士。这时候，连学工程的博士朋友们都提出“会计为什么还要读博士？”
如今，肖泽忠已经是英国Cardiff大学商学院会计学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他在中外许多著名的学术刊物上发表了诸多论文。为了取得更好的研究成绩，肖泽忠还在Cardiff大学成立了中国会计、财务和管理研究中心。现在，他的研究成果颇受关注，研究中心在国际会计学术界也颇具影响力。该中心还被许多国内外会计界人士戏称为中国会计“海外兵团司令部”。
在国外开设中国会计研究中心，这其中必有缘由。带着这个疑问，记者向肖泽忠教授求证了答案。
构建中西学术交流平台
一直以来，肖泽忠在英国研究中国会计问题处于孤军奋战的状态，虽然受到各方面困难的制约，但他仍坚信研究中国会计问题前途远大。
肖泽忠萌生在海外研究中国会计的想法是发生在求学期间。在读博士期间，肖泽忠去威尼斯参加欧洲会计学会一次年会。在年会上，肖泽忠介绍了一篇研究中国会计制度的工作稿。回到英国后，肖泽忠竟然收到了美国一家会计杂志主编的来函。原来该主编先生聆听了肖泽忠的发言，感觉文章会受到读者欢迎。他极力劝说肖泽忠把文章投寄该杂志（肖泽忠还回忆道，尽管如此，主编坚持要肖泽忠按杂志规定交审稿费）。审稿后经过修改，文章得以发表，这也是肖泽忠在英文杂志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而他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写出的若干关于会计信息系统的论文却是在毕业后的三四年才陆续得以发表。正所谓无心插柳柳成荫。
从这个偶然的机会，肖泽忠发现国际学术界对中国会计问题有着浓厚的兴趣。从此，他就开始了研究上的双轨制，既研究会计信息系统，又研究中国会计和公司治理问题。而现在，他已经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后者上。
这次经历让肖泽忠看到了研究中国问题的必要性。他意识到，中国越来越发达，在国际经济中的影响日增，国际学术界和实务界需要了解中国。此外，中国经济和会计改革既轰轰烈烈，又有鲜明的特点，涌现出许多与国外理论和实务不一致的做法。因此，他得出结论：在海外研究中国会计前景非常乐观。后来肖泽忠在Cardiff的同事和学术指导员Mike Jones教授曾对他开玩笑说：“在英国六千万人口里，唯有你有中国学术和实务背景。你不做中国研究，就是一个浪费”。
博士毕业后，肖泽忠到英国Cardiff大学任教。为了更好地研究中国会计，肖泽忠向学校申请成立了中国会计、财务和管理研究中心，这个研究中心成为一个很好的海内外学者交流的平台。
自1999年研究中心成立起，中心汇集了许多Cardiff大学和国际上会计、金融和管理界著名的学者。据肖泽忠介绍，研究中心的顾问或研究员不仅有国际著名学者（如李志文、周齐武、John Child、Mahmoud Ezzamel等），还有国内知名学者（如王化成、王立彦、谢志华等）。中心欢迎国内学术和实务界的同行来此从事学术和工作研究，曾接受了二十多名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证监会、北京工商大学等大学的访问学者和博士生。不少国内会计、审计和证券实务界的领军人物（如陈毓圭、冯淑萍、刘玉廷、罗进新、汤云为、张为国）成为中心的顾问或国际研究员、或去中心访问和讲学。中心接待过财政部和中国会计学会、审计署和中国审计学会等访英代表团。中心还招收了十多名博士和博士后，已有多人毕业和出站，活跃在国内外大学和公司里。中心的学术活动得到了国内外许多公司和组织的支持，如ACCA、ICAS、Leverhulme Trust和International Business Wales.肖泽忠深有感触地说，“没有这些机构和国内外许多学者、朋友和学生们的鼎力支持，中心就会变成一个空壳”。
中心的内部成员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大量论文，也与国内许多学者进行过合作研究。例如，肖泽忠曾与张以宽、耿建新等教授合作，若干合作的文章发表在国际和国内学术杂志上（如《经济研究》、《财贸经济》、《会计研究》、《审计研究》、《新华文摘》、《南开管理评论》、《Abacus》、《Accounting Horizons》、《Accounting，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等）。他与杨肃昌教授的新著《中国国家审计体制问题：实证调查和理论辨析》刚由中国财经出版社出版。
中心成员经常受邀参加国内外学术和实务活动。如肖泽忠被邀作为美国会计学会Accounting Studies Series的项目审评人，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特许会计师协会最近举办的“中国会计革命”论坛上作为特邀发言和讨论人。
自2005以来，中心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一起组织中国会计、金融和管理国际研讨会，每年轮流在中国和英国召开，得到各国对此领域感兴趣的学者、实务工作者以及相关机构的高度关注和参与。据悉，2008年该会已于9月19－20日在天津南开大学召开。
谈及中心将来的发展，肖泽忠提出要进一步提高研究水平和规模，花大力气搞好博士和博士后的培养，加强与中外公司的学术研究和实务合作。
会计研究首次引入政治意识形态
肖泽忠在中国会计、审计和公司治理方面都有所涉足，并且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他对中国会计和审计准则的研究结果不仅被许多学术论文引用，而且被许多国际会计教材采用。肖泽忠在美国会计学会会刊《Accounting Horizons》上发表的一篇论文揭示了危机管理理论在解释中国审计准则制定中的局限性。该文表明，中国制定审计准则不仅是对公司舞弊的反应，也是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如对审计国际化的追求以及（与英国相反）不同审计事务所和行业间的竞争。
肖泽忠对中国会计和审计制度的研究不仅挑战了理论，而且结合和影响了中国的实务。他发表在中国会计学会会刊《会计研究》上的一篇论文指出，中国一方面提出要与国际会计准则接轨；而另一方面在1992年出台的《企业基本会计准则》中又采用一种与国际趋势相违的会计模式。当时，国际趋势是采用以资产负债表为重心的计价会计模式，而中国的基本会计准则却采用了一种以损益表为重心的配比会计模式。1999年，国务院颁发的《企业会计报告条例》及财政部2000年发布的《企业会计制度》和2006年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纠正了这一做法。
肖泽忠还率先从政治意识形态的角度研究了中国会计制度的发展。在一次国际会计学术会议上，一位英国会计教授作了以波兰会计改革为主题的演讲。肖泽忠在点评该文章时提出，会计技术的变化后面隐藏着更深层次的变化，那就是政治意识形态对会计制度的影响。这一看法受到参会人员的极大关注。随后，肖泽忠观察到多数研究转型经济会计发展的文章只是注意到了会计技术的变化，这促使他从多个视角展开了对中国会计深层次变革的研究。
他在澳大利亚学术杂志《Abacus》上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提出了一个会计发展的三因素理论：即政治、股权资本市场发展程度、文化传统，并用中国的案例加以论证。2007年底，他与Mahmoud Ezzamel一起出版了一本《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会计制度研究》，探讨了政治意识形态对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会计制度发展的影响。
在文献中，政治意识形态曾被认为是指导会计政策选择的最高标准，但是从没有人对此进行过深入、系统的理论探讨和实证检验。肖泽忠与他的合作者以中国应用稳健原则为例，首次研究了政治意识形态对会计制度的影响，其结果发表在国际一流学术杂志《Accounting，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上。
他们的这项研究未对政治意识形态本身进行评价，而是着重于它们对中国会计制度发展的影响。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在1978年改革开放政策推行后发生了从阶级斗争为纲和崇拜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多种所有制并存、发展市场经济的重大转变。肖泽忠等发现，会计制度是不同政治意识形态争斗的一个重要场所，政治意识形态具有对会计原则、方法、系统等进行定性、分类和合（非）法化的作用。
他举例说，在阶级斗争论下，会计被划分为社会主义会计和资本主义会计两大阵营，稳健原则被视为资产阶级剥削工人阶级的工具，因此与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相悖，不能用于社会主义会计。
但是政治意识形态也具有对会计原则、方法和系统进行“自然化”和中性化的作用。例如，在生产力论下，会计被看作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重要工具，稳健原则有利于在所有制多元化下及市场经济中规避风险和保全资本，可以加以运用。政治意识形态还有禁锢和僵化思想的作用。在阶级斗争论下，一方面虽然存在盲目乐观和经济运行环境不稳定等需要使用稳健原则的机会，人们对稳健原则却谈虎色变；另一方面，人们又无视在实务中对稳健原则的些许应用。
同时，政治意识形态有解放思想和鼓励辩论的作用。因此在改革和开放方针实施后，中国会计界对会计的性质进行过大胆的讨论，得出会计与其它科学和技术一样是发展生产力的工具，是没有国界的之类的结论。
在研究中，肖泽忠等还发现，政治意识形态的转变是一个复杂、动态的过程，因此稳健原则在中国的应用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渐进的过程：1985年《中外合资企业会计制度》允许中外合资企业计提坏账损失，1992年《企业基本会计准则》将稳健原则当作一项基本会计原则，1998年允许股份制企业计提四项资产减值损失，但直到2000年《企业会计制度》允许企业计提八项资产减值损失，稳健原则才得以充分的应用。
肖泽忠的研究关注国内会计的最新发展。最近，他与他的合作者用2006年年报的盈利和净资产调节数据研究了中国新会计准则的有用性。他们发现，尽管中国资产定价市场还不够发达、会计准则的实施受到会计基础薄弱的影响，但与旧会计准则相比，新会计准则还是提高了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新旧准则产生盈余和净资产的差异有增量信息含量，并向市场提供了新信息，反映在短窗口期间内有非正常回报。●
如今，肖泽忠已经是英国Cardiff大学商学院会计学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他在中外许多著名的学术刊物上发表了诸多论文。为了取得更好的研究成绩，肖泽忠还在Cardiff大学成立了中国会计、财务和管理研究中心。现在，他的研究成果颇受关注，研究中心在国际会计学术界也颇具影响力。该中心还被许多国内外会计界人士戏称为中国会计“海外兵团司令部”。
在国外开设中国会计研究中心，这其中必有缘由。带着这个疑问，记者向肖泽忠教授求证了答案。
构建中西学术交流平台
一直以来，肖泽忠在英国研究中国会计问题处于孤军奋战的状态，虽然受到各方面困难的制约，但他仍坚信研究中国会计问题前途远大。
肖泽忠萌生在海外研究中国会计的想法是发生在求学期间。在读博士期间，肖泽忠去威尼斯参加欧洲会计学会一次年会。在年会上，肖泽忠介绍了一篇研究中国会计制度的工作稿。回到英国后，肖泽忠竟然收到了美国一家会计杂志主编的来函。原来该主编先生聆听了肖泽忠的发言，感觉文章会受到读者欢迎。他极力劝说肖泽忠把文章投寄该杂志（肖泽忠还回忆道，尽管如此，主编坚持要肖泽忠按杂志规定交审稿费）。审稿后经过修改，文章得以发表，这也是肖泽忠在英文杂志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而他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写出的若干关于会计信息系统的论文却是在毕业后的三四年才陆续得以发表。正所谓无心插柳柳成荫。
从这个偶然的机会，肖泽忠发现国际学术界对中国会计问题有着浓厚的兴趣。从此，他就开始了研究上的双轨制，既研究会计信息系统，又研究中国会计和公司治理问题。而现在，他已经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后者上。
这次经历让肖泽忠看到了研究中国问题的必要性。他意识到，中国越来越发达，在国际经济中的影响日增，国际学术界和实务界需要了解中国。此外，中国经济和会计改革既轰轰烈烈，又有鲜明的特点，涌现出许多与国外理论和实务不一致的做法。因此，他得出结论：在海外研究中国会计前景非常乐观。后来肖泽忠在Cardiff的同事和学术指导员Mike Jones教授曾对他开玩笑说：“在英国六千万人口里，唯有你有中国学术和实务背景。你不做中国研究，就是一个浪费”。
博士毕业后，肖泽忠到英国Cardiff大学任教。为了更好地研究中国会计，肖泽忠向学校申请成立了中国会计、财务和管理研究中心，这个研究中心成为一个很好的海内外学者交流的平台。
自1999年研究中心成立起，中心汇集了许多Cardiff大学和国际上会计、金融和管理界著名的学者。据肖泽忠介绍，研究中心的顾问或研究员不仅有国际著名学者（如李志文、周齐武、John Child、Mahmoud Ezzamel等），还有国内知名学者（如王化成、王立彦、谢志华等）。中心欢迎国内学术和实务界的同行来此从事学术和工作研究，曾接受了二十多名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证监会、北京工商大学等大学的访问学者和博士生。不少国内会计、审计和证券实务界的领军人物（如陈毓圭、冯淑萍、刘玉廷、罗进新、汤云为、张为国）成为中心的顾问或国际研究员、或去中心访问和讲学。中心接待过财政部和中国会计学会、审计署和中国审计学会等访英代表团。中心还招收了十多名博士和博士后，已有多人毕业和出站，活跃在国内外大学和公司里。中心的学术活动得到了国内外许多公司和组织的支持，如ACCA、ICAS、Leverhulme Trust和International Business Wales.肖泽忠深有感触地说，“没有这些机构和国内外许多学者、朋友和学生们的鼎力支持，中心就会变成一个空壳”。
中心的内部成员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大量论文，也与国内许多学者进行过合作研究。例如，肖泽忠曾与张以宽、耿建新等教授合作，若干合作的文章发表在国际和国内学术杂志上（如《经济研究》、《财贸经济》、《会计研究》、《审计研究》、《新华文摘》、《南开管理评论》、《Abacus》、《Accounting Horizons》、《Accounting，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等）。他与杨肃昌教授的新著《中国国家审计体制问题：实证调查和理论辨析》刚由中国财经出版社出版。
中心成员经常受邀参加国内外学术和实务活动。如肖泽忠被邀作为美国会计学会Accounting Studies Series的项目审评人，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特许会计师协会最近举办的“中国会计革命”论坛上作为特邀发言和讨论人。
自2005以来，中心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一起组织中国会计、金融和管理国际研讨会，每年轮流在中国和英国召开，得到各国对此领域感兴趣的学者、实务工作者以及相关机构的高度关注和参与。据悉，2008年该会已于9月19－20日在天津南开大学召开。
谈及中心将来的发展，肖泽忠提出要进一步提高研究水平和规模，花大力气搞好博士和博士后的培养，加强与中外公司的学术研究和实务合作。
会计研究首次引入政治意识形态
肖泽忠在中国会计、审计和公司治理方面都有所涉足，并且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他对中国会计和审计准则的研究结果不仅被许多学术论文引用，而且被许多国际会计教材采用。肖泽忠在美国会计学会会刊《Accounting Horizons》上发表的一篇论文揭示了危机管理理论在解释中国审计准则制定中的局限性。该文表明，中国制定审计准则不仅是对公司舞弊的反应，也是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如对审计国际化的追求以及（与英国相反）不同审计事务所和行业间的竞争。
肖泽忠对中国会计和审计制度的研究不仅挑战了理论，而且结合和影响了中国的实务。他发表在中国会计学会会刊《会计研究》上的一篇论文指出，中国一方面提出要与国际会计准则接轨；而另一方面在1992年出台的《企业基本会计准则》中又采用一种与国际趋势相违的会计模式。当时，国际趋势是采用以资产负债表为重心的计价会计模式，而中国的基本会计准则却采用了一种以损益表为重心的配比会计模式。1999年，国务院颁发的《企业会计报告条例》及财政部2000年发布的《企业会计制度》和2006年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纠正了这一做法。
肖泽忠还率先从政治意识形态的角度研究了中国会计制度的发展。在一次国际会计学术会议上，一位英国会计教授作了以波兰会计改革为主题的演讲。肖泽忠在点评该文章时提出，会计技术的变化后面隐藏着更深层次的变化，那就是政治意识形态对会计制度的影响。这一看法受到参会人员的极大关注。随后，肖泽忠观察到多数研究转型经济会计发展的文章只是注意到了会计技术的变化，这促使他从多个视角展开了对中国会计深层次变革的研究。
他在澳大利亚学术杂志《Abacus》上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提出了一个会计发展的三因素理论：即政治、股权资本市场发展程度、文化传统，并用中国的案例加以论证。2007年底，他与Mahmoud Ezzamel一起出版了一本《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会计制度研究》，探讨了政治意识形态对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会计制度发展的影响。
在文献中，政治意识形态曾被认为是指导会计政策选择的最高标准，但是从没有人对此进行过深入、系统的理论探讨和实证检验。肖泽忠与他的合作者以中国应用稳健原则为例，首次研究了政治意识形态对会计制度的影响，其结果发表在国际一流学术杂志《Accounting，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上。
他们的这项研究未对政治意识形态本身进行评价，而是着重于它们对中国会计制度发展的影响。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在1978年改革开放政策推行后发生了从阶级斗争为纲和崇拜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多种所有制并存、发展市场经济的重大转变。肖泽忠等发现，会计制度是不同政治意识形态争斗的一个重要场所，政治意识形态具有对会计原则、方法、系统等进行定性、分类和合（非）法化的作用。
他举例说，在阶级斗争论下，会计被划分为社会主义会计和资本主义会计两大阵营，稳健原则被视为资产阶级剥削工人阶级的工具，因此与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相悖，不能用于社会主义会计。
但是政治意识形态也具有对会计原则、方法和系统进行“自然化”和中性化的作用。例如，在生产力论下，会计被看作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重要工具，稳健原则有利于在所有制多元化下及市场经济中规避风险和保全资本，可以加以运用。政治意识形态还有禁锢和僵化思想的作用。在阶级斗争论下，一方面虽然存在盲目乐观和经济运行环境不稳定等需要使用稳健原则的机会，人们对稳健原则却谈虎色变；另一方面，人们又无视在实务中对稳健原则的些许应用。
同时，政治意识形态有解放思想和鼓励辩论的作用。因此在改革和开放方针实施后，中国会计界对会计的性质进行过大胆的讨论，得出会计与其它科学和技术一样是发展生产力的工具，是没有国界的之类的结论。
在研究中，肖泽忠等还发现，政治意识形态的转变是一个复杂、动态的过程，因此稳健原则在中国的应用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渐进的过程：1985年《中外合资企业会计制度》允许中外合资企业计提坏账损失，1992年《企业基本会计准则》将稳健原则当作一项基本会计原则，1998年允许股份制企业计提四项资产减值损失，但直到2000年《企业会计制度》允许企业计提八项资产减值损失，稳健原则才得以充分的应用。
肖泽忠的研究关注国内会计的最新发展。最近，他与他的合作者用2006年年报的盈利和净资产调节数据研究了中国新会计准则的有用性。他们发现，尽管中国资产定价市场还不够发达、会计准则的实施受到会计基础薄弱的影响，但与旧会计准则相比，新会计准则还是提高了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新旧准则产生盈余和净资产的差异有增量信息含量，并向市场提供了新信息，反映在短窗口期间内有非正常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