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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届花甲的童增，头衔颇多——中祥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理事、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会长，还有最广为人知的“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第一人”。从1990年发表第一篇万言书，童增就孜孜于对日索赔这条道路，他也因此被众多受害者称为“恩人”和“民族英雄”。
坐在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面前的童增，语气平静，丝毫没有“民族英雄”惯有的慷慨激昂，血脉贲张。甚至在讲诉侵华日军犯下的累累罪行时，也是不温不火，一一道来。而这恰恰符合他一贯的“对日斗争”态度：不靠狂热、冲动，而是要用法律的武器，理性伸张正义。
一块刻石引发的文物追讨
2014年8月7日，童增以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的名义，通过日本驻华大使木寺昌人，致函日本天皇明仁和日本政府，要求对方归还所掠中国国宝级文物“中华唐鸿胪井刻石”。
这块刻石是一块重约9吨，单体10多立方米的驼形天然顽石。公元713年，唐玄宗派遣鸿胪寺卿（这个官职大致相当于现代的外交官）崔忻前往辽东，册封靺鞨首领大祚荣为渤海郡王。使命完成后，崔忻在返程途中经过旅顺都里镇，为纪念这次册封盛事，在黄金山下凿井两口、刻石一块，永为证验。 1908年，日军将它作为日俄战争战利品掠走，藏于日本皇宫至今。
为了追讨回这一文物，童增没少下功夫。他先是写了一封要求信，详述了刻石的由来、被掠夺的过程以及现在的存放地，最后要求日方尽快归还。与信一同寄去的还有他收集到的3张图片，一张是刻石在旅顺的历史照片，一张是刻石在日本皇宫的照片，还有一张皇宫的俯瞰图，标注了刻石所在的位置。“这三张图就是证据确凿”。 这封信函已经被日本驻华大使馆签收，正等待日本天皇和政府的回应。随后，童增又成立了专门的文物追讨小组，准备组建一个包含专家学者和日语翻译的团队，对文物进行研究，再动身去日本敦促皇室归还。童增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现在很多人跟我们联系要求参与进来。前几天还有一个在日本的中国人，说他知道刻石在皇室的哪个角落。”
这是中国民间首次向日本皇室追索文物，在童增眼里意义重大，因为“我们要追讨的，不仅是文物，更是民族尊严和国际正义；我们表达的，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诉求。”谈起文物追讨这个话题，童增满心遗憾，“战争过去这么多年，国内呼吁不少，研讨会也开了不少，却没有实际行动。而同是二战受害国的韩国，从1965年开始，在民间与政府的努力下，已陆续向日本索回文物数千件。”
有统计显示，自1931年到1945年，中国被日本掠夺的文化财产共1879箱，文物至少360万件。童增预期，如果这次刻石能成功追讨，今后将会有更多中国在日文物进入追讨行列，会有更多中国民众来关注这件事。
成功策划大陆保钓人士登岛
童增出生于重庆一个书香门第，祖上多人参加过辛亥革命，其中3人参加了武昌起义。上世纪50年代，童增的父亲被划为“右派”，他初中毕业就被剥夺了求学资格，只能转入乡下读高中。1978年，恢复高考的第二年，他考入四川大学经济系。1982年毕业时分配到北京一所高校任教。4年后，已到而立之年的他考上北京大学法律系研究生。这也成为了童增人生的一个转折。
1990年，童增无意间看到一篇东欧各国重提战争赔偿要求的报道，深受启发，提笔写下了《中国要求日本受害赔偿刻不容缓》一文，首次将“战争赔偿”与“民间赔偿”区分开来。他认为，民间赔偿代表的是普通民众的意愿和情感，1972年中日建交时，中国政府虽然放弃了战争索赔，但由战胜国民间受害者担任主角，向战败国政府提出的民间赔偿必须进行下去。
童增带着万言书，辗转20多家媒体，但当时中日关系敏感，竟无一家敢发表。绝望中，他想到上书人大，并主动找到“发言比较大胆”的贵州代表王录生。后者被他的一腔热血和作为国际法研究者的严谨态度深深打动，在贵州代表团会议上提出议案。1992年3月，在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关于向日本国索取受害赔偿的议案》被正式列入大会第七号议案。
在沉默了近半个世纪后，中国民间第一次提出了对日索赔的要求，这让那些一直默默隐忍的战争受害者看到了希望，他们纷纷给童增写信，控诉侵略者暴行，并商讨索赔的方法，涉及领域包括细菌战、慰安妇、强征劳工、大屠杀等。这些人中，最大的93岁，最小的50多岁。一万多封寄托着受害者期盼的信件，让童增感受到了沉甸甸的责任。为方便接待受害老人，当时本打算做律师或记者的童增，最终到国家老龄委任职。
童增曾说：“不向日本诉讼索赔，就是纵容其篡改历史。”他先后支持中国受害者在日本提起诉讼近30件。虽然在日本政府的阻挠下，至今无一胜诉，但至少使日本政府在法庭上承认了对被掳劳工、慰安妇的虐待，以及南京大屠杀的存在。“受害人能在有生之年看到日本谢罪，对他们是莫大的安慰。其实金钱的补偿对他们个人来说并无实际意义，他们要讨的，是个人与民族的尊严。”
1996年8月18日，日本一右翼组织登上钓鱼岛，在上面竖起日本国旗和日本战争纪念碑，童增立即在大陆发起民间保钓运动。2004年，他成功策划大陆保钓人士首次登岛。2006年，他成立了“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
奔忙于对日索赔道路上的童增，工作和家庭相继亮起红灯。他先是被迫辞去公务员工作，随后家庭也宣告破裂。 他索性破釜沉舟下海经商。“民间索赔需要钱。而大多数提出索赔诉讼的老人，没多少钱。”如今，他的公司多次出资援助战争受害者，还收留了多名因参加保钓等活动被单位辞退的志愿者。
暴力对抗就是中了日本圈套
与日本打交道多年的童增有着自己的爱国观以及看待日本的角度。在他看来，战争时期的日本受军国主义蛊惑，残暴血腥。战后，日本对世界经济文化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这点值得肯定。但近年来日本政客的所作所为，让童增很愤怒：“他们为了自己的选票和利益，欺骗蒙蔽日本国民，这可能把日本重新带入军国主义扩张的深渊。”
2012年9月，日本政府宣布购买钓鱼岛，引起中国政府和民众的强烈抗议。国内出现大规模反日游行，并发生打砸抢行为，大量日系车被砸，日企被烧。然而，一直处在“对日斗争”第一线的童增，却保持着清醒理性的态度，他克制而谨慎地劝说大家，不能头脑发热做出过激行为，那样只会给社会带来动荡，给别国以借口，削弱我们本来的正义性。“有个日军侵华战争受害老人带着孙女找到我，他拿着汽油瓶，說要去日本大使馆前自焚。我拉着他，反复劝说，他最终把汽油倒掉了。”
20多年来，童增一直小心维护着民间行动和政府意愿之间的平衡。“一开始，也有人担心我们的活动会影响到中日关系，但事实证明，我们向日本讨公道，要求日本谢罪赔偿并不会影响到中日友好，若做好了还能促进中日关系。”童增对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的会员和志愿者有严格的规定：一，不上街闹事；二，不到大学演讲，煽动学生；三，绝不和境外反政府组织联系。“有一点我看得很明白，一旦我们跟日本暴力对抗，那就是中了他们的圈套，而只有跟政府配合，才能让爱国运动形成合力。”对于那些年轻的追随者，童增也提出了理性的建议：要有正常的生活和工作。为国家民族做事，先要解决自己眼前的现实问题。“如果只是去利用年轻人的爱国热情，实际是把他们给害了。”
如今，越来越多志愿者加入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过去曾有国外媒体问童增：你没钱，为什么这么多人跟着你？他的回答只有4个字：因为正义。
人物简介
童增，1956年出生于重庆，本科就读于四川大学经济系，研究生就读于北京大学法律系。1990年撰写《中国要求日本受害赔偿刻不容缓》万言书，掀起国内民间对日索赔浪潮。24年间，他一直奔走在民间对日索赔的诉讼之路上，被誉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第一人。
坐在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面前的童增，语气平静，丝毫没有“民族英雄”惯有的慷慨激昂，血脉贲张。甚至在讲诉侵华日军犯下的累累罪行时，也是不温不火，一一道来。而这恰恰符合他一贯的“对日斗争”态度：不靠狂热、冲动，而是要用法律的武器，理性伸张正义。
一块刻石引发的文物追讨
2014年8月7日，童增以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的名义，通过日本驻华大使木寺昌人，致函日本天皇明仁和日本政府，要求对方归还所掠中国国宝级文物“中华唐鸿胪井刻石”。
这块刻石是一块重约9吨，单体10多立方米的驼形天然顽石。公元713年，唐玄宗派遣鸿胪寺卿（这个官职大致相当于现代的外交官）崔忻前往辽东，册封靺鞨首领大祚荣为渤海郡王。使命完成后，崔忻在返程途中经过旅顺都里镇，为纪念这次册封盛事，在黄金山下凿井两口、刻石一块，永为证验。 1908年，日军将它作为日俄战争战利品掠走，藏于日本皇宫至今。
为了追讨回这一文物，童增没少下功夫。他先是写了一封要求信，详述了刻石的由来、被掠夺的过程以及现在的存放地，最后要求日方尽快归还。与信一同寄去的还有他收集到的3张图片，一张是刻石在旅顺的历史照片，一张是刻石在日本皇宫的照片，还有一张皇宫的俯瞰图，标注了刻石所在的位置。“这三张图就是证据确凿”。 这封信函已经被日本驻华大使馆签收，正等待日本天皇和政府的回应。随后，童增又成立了专门的文物追讨小组，准备组建一个包含专家学者和日语翻译的团队，对文物进行研究，再动身去日本敦促皇室归还。童增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现在很多人跟我们联系要求参与进来。前几天还有一个在日本的中国人，说他知道刻石在皇室的哪个角落。”
这是中国民间首次向日本皇室追索文物，在童增眼里意义重大，因为“我们要追讨的，不仅是文物，更是民族尊严和国际正义；我们表达的，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诉求。”谈起文物追讨这个话题，童增满心遗憾，“战争过去这么多年，国内呼吁不少，研讨会也开了不少，却没有实际行动。而同是二战受害国的韩国，从1965年开始，在民间与政府的努力下，已陆续向日本索回文物数千件。”
有统计显示，自1931年到1945年，中国被日本掠夺的文化财产共1879箱，文物至少360万件。童增预期，如果这次刻石能成功追讨，今后将会有更多中国在日文物进入追讨行列，会有更多中国民众来关注这件事。
成功策划大陆保钓人士登岛
童增出生于重庆一个书香门第，祖上多人参加过辛亥革命，其中3人参加了武昌起义。上世纪50年代，童增的父亲被划为“右派”，他初中毕业就被剥夺了求学资格，只能转入乡下读高中。1978年，恢复高考的第二年，他考入四川大学经济系。1982年毕业时分配到北京一所高校任教。4年后，已到而立之年的他考上北京大学法律系研究生。这也成为了童增人生的一个转折。
1990年，童增无意间看到一篇东欧各国重提战争赔偿要求的报道，深受启发，提笔写下了《中国要求日本受害赔偿刻不容缓》一文，首次将“战争赔偿”与“民间赔偿”区分开来。他认为，民间赔偿代表的是普通民众的意愿和情感，1972年中日建交时，中国政府虽然放弃了战争索赔，但由战胜国民间受害者担任主角，向战败国政府提出的民间赔偿必须进行下去。
童增带着万言书，辗转20多家媒体，但当时中日关系敏感，竟无一家敢发表。绝望中，他想到上书人大，并主动找到“发言比较大胆”的贵州代表王录生。后者被他的一腔热血和作为国际法研究者的严谨态度深深打动，在贵州代表团会议上提出议案。1992年3月，在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关于向日本国索取受害赔偿的议案》被正式列入大会第七号议案。
在沉默了近半个世纪后，中国民间第一次提出了对日索赔的要求，这让那些一直默默隐忍的战争受害者看到了希望，他们纷纷给童增写信，控诉侵略者暴行，并商讨索赔的方法，涉及领域包括细菌战、慰安妇、强征劳工、大屠杀等。这些人中，最大的93岁，最小的50多岁。一万多封寄托着受害者期盼的信件，让童增感受到了沉甸甸的责任。为方便接待受害老人，当时本打算做律师或记者的童增，最终到国家老龄委任职。
童增曾说：“不向日本诉讼索赔，就是纵容其篡改历史。”他先后支持中国受害者在日本提起诉讼近30件。虽然在日本政府的阻挠下，至今无一胜诉，但至少使日本政府在法庭上承认了对被掳劳工、慰安妇的虐待，以及南京大屠杀的存在。“受害人能在有生之年看到日本谢罪，对他们是莫大的安慰。其实金钱的补偿对他们个人来说并无实际意义，他们要讨的，是个人与民族的尊严。”
1996年8月18日，日本一右翼组织登上钓鱼岛，在上面竖起日本国旗和日本战争纪念碑，童增立即在大陆发起民间保钓运动。2004年，他成功策划大陆保钓人士首次登岛。2006年，他成立了“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
奔忙于对日索赔道路上的童增，工作和家庭相继亮起红灯。他先是被迫辞去公务员工作，随后家庭也宣告破裂。 他索性破釜沉舟下海经商。“民间索赔需要钱。而大多数提出索赔诉讼的老人，没多少钱。”如今，他的公司多次出资援助战争受害者，还收留了多名因参加保钓等活动被单位辞退的志愿者。
暴力对抗就是中了日本圈套
与日本打交道多年的童增有着自己的爱国观以及看待日本的角度。在他看来，战争时期的日本受军国主义蛊惑，残暴血腥。战后，日本对世界经济文化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这点值得肯定。但近年来日本政客的所作所为，让童增很愤怒：“他们为了自己的选票和利益，欺骗蒙蔽日本国民，这可能把日本重新带入军国主义扩张的深渊。”
2012年9月，日本政府宣布购买钓鱼岛，引起中国政府和民众的强烈抗议。国内出现大规模反日游行，并发生打砸抢行为，大量日系车被砸，日企被烧。然而，一直处在“对日斗争”第一线的童增，却保持着清醒理性的态度，他克制而谨慎地劝说大家，不能头脑发热做出过激行为，那样只会给社会带来动荡，给别国以借口，削弱我们本来的正义性。“有个日军侵华战争受害老人带着孙女找到我，他拿着汽油瓶，說要去日本大使馆前自焚。我拉着他，反复劝说，他最终把汽油倒掉了。”
20多年来，童增一直小心维护着民间行动和政府意愿之间的平衡。“一开始，也有人担心我们的活动会影响到中日关系，但事实证明，我们向日本讨公道，要求日本谢罪赔偿并不会影响到中日友好，若做好了还能促进中日关系。”童增对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的会员和志愿者有严格的规定：一，不上街闹事；二，不到大学演讲，煽动学生；三，绝不和境外反政府组织联系。“有一点我看得很明白，一旦我们跟日本暴力对抗，那就是中了他们的圈套，而只有跟政府配合，才能让爱国运动形成合力。”对于那些年轻的追随者，童增也提出了理性的建议：要有正常的生活和工作。为国家民族做事，先要解决自己眼前的现实问题。“如果只是去利用年轻人的爱国热情，实际是把他们给害了。”
如今，越来越多志愿者加入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过去曾有国外媒体问童增：你没钱，为什么这么多人跟着你？他的回答只有4个字：因为正义。
人物简介
童增，1956年出生于重庆，本科就读于四川大学经济系，研究生就读于北京大学法律系。1990年撰写《中国要求日本受害赔偿刻不容缓》万言书，掀起国内民间对日索赔浪潮。24年间，他一直奔走在民间对日索赔的诉讼之路上，被誉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