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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6年,位于欧洲亚平宁半岛意大利北部的威尼斯与热那亚之间,为了争夺商业利益爆发了海战。结果,热那亚战胜了商业劲旅威尼斯。战争期间,有一位驾着自己的战舰为威尼斯而战的商人随着战争的失败而被俘,并被胜利的热那亚人关进了监狱。然而有谁能想到,正是这段晦暗苦闷的牢狱生活,却为这位不幸的威尼斯商人拉开了一个伟大创作的序幕,为世界催生出一部至今仍在争论不休而又被视若瑰宝的“世界第一奇书”!这就是不朽的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和他的《马可·波罗行记》。
马可·波罗(1254~1324 )与意大利比萨城的骑士鲁思梯切洛同关在一间牢房。这是一个有着敏捷文思和生花妙笔的文学作家。为了打发狱中难熬的无聊时光,马可·波罗向鲁思梯切洛讲述了自己刚刚从东方游历归来的经历。他的经历对于当时还不十分了解世界,尤其是对东方世界充满着猜测和幻想的欧洲人来说,不啻为天方夜谭。于是,马可·波罗一边回忆和叙述,鲁思梯切洛一边笔录,记录下了马可·波罗归国之前曾经游历东方的传奇经历。当1299年马可·波罗被释放回到威尼斯后,一部《马可·波罗行记》就开始在威尼斯流传,并很快被人们争相传抄,几个月内就风靡整个意大利!
《马可·波罗行记》记叙了马可·波罗在中国的旅行以及途经西亚、中亚等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情况和他在中国各地的见闻,叙述了他在中国元朝的宫廷中所经历的政事、战争、节日、游猎及听到的宫廷秘闻等。还以相当篇幅记叙了南京、镇江、扬州、杭州、福州和泉州等中国内地城市发达的物质文明和商埠都市的繁华。将地大物博、文教昌明的中国第一次清楚地展现在了世人的面前,在西方产生了巨大影响,拉近了中国、亚洲同欧洲的距离。马可·波罗去世700多年来,世界上许多人对于《马可·波罗行记》内容真实性的怀疑一刻也没有消失。即使到了今天,这种猜测和怀疑也没有停止。
笔者曾经对《马可·波罗行记》中的有关内容产生过质疑,也十分关注国内外有关学者在这方面的发现和争论。在阅读《马可·波罗行记》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个让人费解乃至不可思议的困惑。这就是马可·波罗一家在进入河西走廊,到达甘州路(张掖)后,按照常理,他们接下来就应该沿着驿站林立、人烟稠密、给养充足的官马大道继续东行,过凉州(武威),出河西,越金城(兰州),然后再经平凉、长安等前往大都(北京)或北往上都(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但从《马可·波罗行记》中,我们却清楚地看到,马可·波罗一家并没有按常规走这条路,而是“奉命留居甘州一年”后,从甘州出发,沿黑河北行,到达亦集乃路(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而后沿着比较荒凉的北方草原前往他们最终的目的地——上都与哈喇和林(蒙古国鄂尔浑河右岸额尔德尼召以南)。他们为什么要弃易择难,选择这条人迹稀疏的道路呢?这里面有什么隐秘吗?
笔者带着这个疑问,留心查阅相关资料,终于在有关张掖市的史料中发现了一条看似十分平常的资料。据载,忽必烈建立元朝后,取甘州(张掖)和肃州(酒泉)二州的首字,建立了甘肃路总管府,后改为甘肃行中书省(这是历史上甘肃设省命名的开始),治所甘州,辖七路二直隶州,管辖范围包括今天兰州以西的河西走廊全部和青海、宁夏大部地区,同时在甘州路设置了当时西北最大的驿站,并置有从甘州路直接通往元大都的军事驿道——甘肃纳邻道。
纳邻,蒙古语为“敏捷”或“机密”之意。纳邻道是元世祖忽必烈为适应西北边防的军事需要而专设的一条军机要道,其主要目的是用于递送紧急、机密的军事要件。因大部分驿站位于甘肃行中书省境内,故又被称作“甘肃纳邻道”。驿站人员皆由蒙古军人承当。按照当时的严格规定,该道只允许悬带海青牌或金银字圆牌通报军情机密的使臣行走,其余一切出使人员只能取道官马大道上的汉站。而纳邻道的走向,就是从甘州出发,沿黑河向北,到达亦集乃路,与历史上形成的丝绸之路草原路相接,然后向东北方向延伸,到达元上都、哈喇和林与大都等地。这条路虽然均处“边远沙碛”之地,但较为平坦,路途也相对近一些。
这样一来,这个多年的困惑就迎刃而解了:原来,马可·波罗一家在进入河西走廊后,从张掖改道,进入了大元帝国直通北方草原的神秘军机要道。但他们此行有“海青牌或金银字圆牌”的通行证吗?回答是肯定的:有!
打开冯承钧译的《马可·波罗行记》(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八章,马可·波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他的父亲和叔父在接受元朝皇帝忽必烈的使命返回欧洲时,“大汗以金牌赐波罗兄弟二人”,“其上有文曰:使臣三人所过之地,必须供应其所需之物,如马匹及供保护的人役之类”。金牌发源于宋,到了蒙古皇帝时代,凡使臣皆分等级、视使命持有一种牌符,所到之处必须服从,违者死罪。牌符之中,以金牌为最高。忽必烈原来还派有一名贵族与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父一起出使欧洲,拜会罗马教皇。所以,在金牌上写明是“使臣三人”。说来也巧,那位贵族出发不久就因病不能前行了,马可·波罗弟兄只得将他留在一城养病,相别后继续西行,这才有可能在后来带上马可·波罗东返。否则所行人数与金牌上注明人数不同,各地驿站不但不予接待,可能还会加以拘捕。
可以试想:700多年前,肩负着忽必烈皇帝试图与罗马教皇联系的重要使命的马可·波罗一家,带着忽必烈皇帝所赐金牌,在进入蒙古帝国势力范围后,他们一路顺风,畅通无阻,“所过之地皆受人敬礼,凡有所需,悉见供应”。到达河西之后,他们之所以“奉命留居甘州一年”,大约就是在这个甘肃行中书省的省会治所,等待忽必烈的诏令。因为甘州是前往上都及哈喇和林等地专用军机要道的起始点。当忽必烈从大都返回草原夏宫避暑时,就命马可·波罗一家沿甘肃纳邻道,尽快赶往哈喇和林及上都等地与自己会面。而甘肃纳邻道则是一般商人或旅行者所不知或无法通行的。如果不是亲身经历,马可·波罗绝对“编”不出或“听”不到这一非同寻常的东行细节。如果《马可·波罗行记》中的内容是道听途说或编造谎言,那他们只会依照常规,沿着熙熙攘攘的官马大道前往大都,而不会另辟蹊径,沿着“递送紧急、机密军事要件”的军用纳邻道前去北方草原与忽必烈会面。对此,马可·波罗在书中记道:“骑行久之,经冬及夏,抵大汗所。时大汗所驻之城曰上都,大而且富。”他们一家改走纳邻道到达蒙古夏都的时间,果然是在夏天。而且忽必烈在听说他们一家归来时,还“命别的使臣迎之于40日程之外”,备受尊重。
在《马可·波罗行记》中的“亦集乃”一节中有这样的叙述:“从此甘州城首途,若骑行16日,可抵一城,名曰亦集乃,城在北方沙漠边界。”元时的亦集乃城,是亦集乃路总管府所在地,统领河西走廊北部居延地区的军政事务,今为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所在地。在额济纳旗达来库布镇东南20余公里处,有一座古城遗址巍然屹立,为西夏时的黑山威福军城、元时的亦集乃城,今称黑城或黑水城。河西走廊最大的内陆河黑河自张掖流至额济纳旗。元时的纳邻道即由张掖出发,沿着黑河前往亦集乃,路程为300余公里,如果在古代骑行,也就需要16日左右。这与《马可·波罗行记》中所载基本一致。
马可·波罗不是文学家,也不是游记作家,他在中国和出外游历的近20年间从不记日记,也没有收集文字资料,以便日后写书时参考。他在热那亚人监狱里的叙述纯属偶然。如果700年前没有那一场海战,如果热那亚人当时没有将马可·波罗关进监狱,如果那位文化程度较高的鲁思梯切洛没有与他同关在一间牢房,也就绝不会诞生轰动世界的《马可·波罗行记》了。然而他仅凭着自己的记忆,就完成了“世界第一奇书”的创作,而且内容那么庞杂,路线那么清楚,脉络那么明晰,复杂的人名、地名及历史事件等大多与元代史实大致对应。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版图最广大的一个朝代,也是自战国以来惟一不需要用长城来保卫自己的一个朝代,因此,不修葺和不新建长城,是元代的一个重要标志。经过唐末五代、宋、辽、金、元、西夏等时期400多年的残酷战乱,到了元朝建立,位于原来草原与中原地区间作为边境标志的汉、唐长城,不知还残余多少?今天,人们在北京等地所看到的雄伟壮观的古长城遗址,大多为明朝所建。马可·波罗当年虽然在大都和草原等地行走,但长城没有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没什么可奇怪的,关键是那个时候的他能看到长城吗?与此相反,纵观《马可·波罗行记》,对富丽堂皇的元朝宫廷财富和对中国内地商埠巨贾之繁荣和富贵的惊叹与赞美倒是充斥书中,这不正好与马可·波罗商人之子的身份相吻合吗?
《马可·波罗行记》问世后,在印刷术还没有传到欧洲的当时,风靡世界并被人们疯狂地传抄,其内容与真实性早已大打折扣。马可·波罗向别人叙述了自己的传奇经历,别人记录下来后流传到了社会上,何况马可·波罗还给世人留下了遗言:“我只是没把另一半所见所闻讲出来而已。”也许,当今一些专家学者所质疑的东西正好在马可·波罗尚没有讲出来的“那一半”之中吧。
马可·波罗(1254~1324 )与意大利比萨城的骑士鲁思梯切洛同关在一间牢房。这是一个有着敏捷文思和生花妙笔的文学作家。为了打发狱中难熬的无聊时光,马可·波罗向鲁思梯切洛讲述了自己刚刚从东方游历归来的经历。他的经历对于当时还不十分了解世界,尤其是对东方世界充满着猜测和幻想的欧洲人来说,不啻为天方夜谭。于是,马可·波罗一边回忆和叙述,鲁思梯切洛一边笔录,记录下了马可·波罗归国之前曾经游历东方的传奇经历。当1299年马可·波罗被释放回到威尼斯后,一部《马可·波罗行记》就开始在威尼斯流传,并很快被人们争相传抄,几个月内就风靡整个意大利!
《马可·波罗行记》记叙了马可·波罗在中国的旅行以及途经西亚、中亚等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情况和他在中国各地的见闻,叙述了他在中国元朝的宫廷中所经历的政事、战争、节日、游猎及听到的宫廷秘闻等。还以相当篇幅记叙了南京、镇江、扬州、杭州、福州和泉州等中国内地城市发达的物质文明和商埠都市的繁华。将地大物博、文教昌明的中国第一次清楚地展现在了世人的面前,在西方产生了巨大影响,拉近了中国、亚洲同欧洲的距离。马可·波罗去世700多年来,世界上许多人对于《马可·波罗行记》内容真实性的怀疑一刻也没有消失。即使到了今天,这种猜测和怀疑也没有停止。
笔者曾经对《马可·波罗行记》中的有关内容产生过质疑,也十分关注国内外有关学者在这方面的发现和争论。在阅读《马可·波罗行记》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个让人费解乃至不可思议的困惑。这就是马可·波罗一家在进入河西走廊,到达甘州路(张掖)后,按照常理,他们接下来就应该沿着驿站林立、人烟稠密、给养充足的官马大道继续东行,过凉州(武威),出河西,越金城(兰州),然后再经平凉、长安等前往大都(北京)或北往上都(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但从《马可·波罗行记》中,我们却清楚地看到,马可·波罗一家并没有按常规走这条路,而是“奉命留居甘州一年”后,从甘州出发,沿黑河北行,到达亦集乃路(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而后沿着比较荒凉的北方草原前往他们最终的目的地——上都与哈喇和林(蒙古国鄂尔浑河右岸额尔德尼召以南)。他们为什么要弃易择难,选择这条人迹稀疏的道路呢?这里面有什么隐秘吗?
笔者带着这个疑问,留心查阅相关资料,终于在有关张掖市的史料中发现了一条看似十分平常的资料。据载,忽必烈建立元朝后,取甘州(张掖)和肃州(酒泉)二州的首字,建立了甘肃路总管府,后改为甘肃行中书省(这是历史上甘肃设省命名的开始),治所甘州,辖七路二直隶州,管辖范围包括今天兰州以西的河西走廊全部和青海、宁夏大部地区,同时在甘州路设置了当时西北最大的驿站,并置有从甘州路直接通往元大都的军事驿道——甘肃纳邻道。
纳邻,蒙古语为“敏捷”或“机密”之意。纳邻道是元世祖忽必烈为适应西北边防的军事需要而专设的一条军机要道,其主要目的是用于递送紧急、机密的军事要件。因大部分驿站位于甘肃行中书省境内,故又被称作“甘肃纳邻道”。驿站人员皆由蒙古军人承当。按照当时的严格规定,该道只允许悬带海青牌或金银字圆牌通报军情机密的使臣行走,其余一切出使人员只能取道官马大道上的汉站。而纳邻道的走向,就是从甘州出发,沿黑河向北,到达亦集乃路,与历史上形成的丝绸之路草原路相接,然后向东北方向延伸,到达元上都、哈喇和林与大都等地。这条路虽然均处“边远沙碛”之地,但较为平坦,路途也相对近一些。
这样一来,这个多年的困惑就迎刃而解了:原来,马可·波罗一家在进入河西走廊后,从张掖改道,进入了大元帝国直通北方草原的神秘军机要道。但他们此行有“海青牌或金银字圆牌”的通行证吗?回答是肯定的:有!
打开冯承钧译的《马可·波罗行记》(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八章,马可·波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他的父亲和叔父在接受元朝皇帝忽必烈的使命返回欧洲时,“大汗以金牌赐波罗兄弟二人”,“其上有文曰:使臣三人所过之地,必须供应其所需之物,如马匹及供保护的人役之类”。金牌发源于宋,到了蒙古皇帝时代,凡使臣皆分等级、视使命持有一种牌符,所到之处必须服从,违者死罪。牌符之中,以金牌为最高。忽必烈原来还派有一名贵族与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父一起出使欧洲,拜会罗马教皇。所以,在金牌上写明是“使臣三人”。说来也巧,那位贵族出发不久就因病不能前行了,马可·波罗弟兄只得将他留在一城养病,相别后继续西行,这才有可能在后来带上马可·波罗东返。否则所行人数与金牌上注明人数不同,各地驿站不但不予接待,可能还会加以拘捕。
可以试想:700多年前,肩负着忽必烈皇帝试图与罗马教皇联系的重要使命的马可·波罗一家,带着忽必烈皇帝所赐金牌,在进入蒙古帝国势力范围后,他们一路顺风,畅通无阻,“所过之地皆受人敬礼,凡有所需,悉见供应”。到达河西之后,他们之所以“奉命留居甘州一年”,大约就是在这个甘肃行中书省的省会治所,等待忽必烈的诏令。因为甘州是前往上都及哈喇和林等地专用军机要道的起始点。当忽必烈从大都返回草原夏宫避暑时,就命马可·波罗一家沿甘肃纳邻道,尽快赶往哈喇和林及上都等地与自己会面。而甘肃纳邻道则是一般商人或旅行者所不知或无法通行的。如果不是亲身经历,马可·波罗绝对“编”不出或“听”不到这一非同寻常的东行细节。如果《马可·波罗行记》中的内容是道听途说或编造谎言,那他们只会依照常规,沿着熙熙攘攘的官马大道前往大都,而不会另辟蹊径,沿着“递送紧急、机密军事要件”的军用纳邻道前去北方草原与忽必烈会面。对此,马可·波罗在书中记道:“骑行久之,经冬及夏,抵大汗所。时大汗所驻之城曰上都,大而且富。”他们一家改走纳邻道到达蒙古夏都的时间,果然是在夏天。而且忽必烈在听说他们一家归来时,还“命别的使臣迎之于40日程之外”,备受尊重。
在《马可·波罗行记》中的“亦集乃”一节中有这样的叙述:“从此甘州城首途,若骑行16日,可抵一城,名曰亦集乃,城在北方沙漠边界。”元时的亦集乃城,是亦集乃路总管府所在地,统领河西走廊北部居延地区的军政事务,今为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所在地。在额济纳旗达来库布镇东南20余公里处,有一座古城遗址巍然屹立,为西夏时的黑山威福军城、元时的亦集乃城,今称黑城或黑水城。河西走廊最大的内陆河黑河自张掖流至额济纳旗。元时的纳邻道即由张掖出发,沿着黑河前往亦集乃,路程为300余公里,如果在古代骑行,也就需要16日左右。这与《马可·波罗行记》中所载基本一致。
马可·波罗不是文学家,也不是游记作家,他在中国和出外游历的近20年间从不记日记,也没有收集文字资料,以便日后写书时参考。他在热那亚人监狱里的叙述纯属偶然。如果700年前没有那一场海战,如果热那亚人当时没有将马可·波罗关进监狱,如果那位文化程度较高的鲁思梯切洛没有与他同关在一间牢房,也就绝不会诞生轰动世界的《马可·波罗行记》了。然而他仅凭着自己的记忆,就完成了“世界第一奇书”的创作,而且内容那么庞杂,路线那么清楚,脉络那么明晰,复杂的人名、地名及历史事件等大多与元代史实大致对应。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版图最广大的一个朝代,也是自战国以来惟一不需要用长城来保卫自己的一个朝代,因此,不修葺和不新建长城,是元代的一个重要标志。经过唐末五代、宋、辽、金、元、西夏等时期400多年的残酷战乱,到了元朝建立,位于原来草原与中原地区间作为边境标志的汉、唐长城,不知还残余多少?今天,人们在北京等地所看到的雄伟壮观的古长城遗址,大多为明朝所建。马可·波罗当年虽然在大都和草原等地行走,但长城没有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没什么可奇怪的,关键是那个时候的他能看到长城吗?与此相反,纵观《马可·波罗行记》,对富丽堂皇的元朝宫廷财富和对中国内地商埠巨贾之繁荣和富贵的惊叹与赞美倒是充斥书中,这不正好与马可·波罗商人之子的身份相吻合吗?
《马可·波罗行记》问世后,在印刷术还没有传到欧洲的当时,风靡世界并被人们疯狂地传抄,其内容与真实性早已大打折扣。马可·波罗向别人叙述了自己的传奇经历,别人记录下来后流传到了社会上,何况马可·波罗还给世人留下了遗言:“我只是没把另一半所见所闻讲出来而已。”也许,当今一些专家学者所质疑的东西正好在马可·波罗尚没有讲出来的“那一半”之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