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反文化
　　
　　《读书》第十期《反文化的失败》说出了我的心声，很想赘议几句，希裁正。
　　现在有些人以反文化为时髦，把国家的落后，日常生活中重重的束缚，统统归在传统文化的帐上，实在是大错特错。我丝毫没有替这不很先进的传统文化辩护的意思，只是觉得我们不该把正当的精力发泄错了地方。文化是一个人们共同体在历史过程当中所创造的物质与精神财富的结晶，不论什么时候它都是财富，只有纵向上的先进与落后之分，没有好与坏之别。如果现在的不如人是文化积淀下来的结果，那么我们民族历史上曾经辉煌的那一段时日的文化该是大大有功的了吧？为什么却没有借东风而昂扬，把那辉煌继续下去呢？这只能怪那些文化主人们的胡作非为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一些人变得那么狭隘而恣睢，喜欢议论却断无理解与容忍之心，言之所出必为断语；喜欢破坏却毫无建设与改善宏图，所过之处一片狼藉。几千年来的改朝换代都不是这样的情况么？因此，现在我们的文化财富不是多得无法负荷，而是我们把许多固有的好的东西都丢得差不多净尽了，大家生活在一种愚昧、无知的文化荒漠当中。
　　应负部分责任的祖宗现在已经死了，这帐我们无法与他们清算，应该做的不仅是通过反思如实告诉众人我们的处境，让大家明白过来，珍惜还剩下来的这一点点财富，而且应赶快努力去建设一种新的文化景观。这需要我们把反省的矛头指向自己，拿出一些真家伙来，不能老是喊“打倒”。
　　曹丙吾
　　
　　审视与瞩望
　　
　　审视父辈或上三代人，实际上正是审视文化的历史。第四代人不仅要面对父辈，而且要面对自身。他们今天大着胆子站在父辈跟前说：你们没有发展好自己，也无力培育好我们；你们背负的因袭太多，我们轻松自信一切皆新；你们联结的是过去，我们联结的是未来……我想，这也许是《读书》第十一期《代与审父意识》所给予我们的阐释。
　　“审父意识”实际上是一种个性的成熟，一种对父辈的认真否定。当上三代人如何艰难地唤醒主体意识和如何解放自己的时候，这第四代却早已实践自由选择并张扬自我了。
　　上三代和第四代无需用“对”和“错”，也无需隔阂和结怨，重要的是大家怎样在“代际关系”中确立自己和在“变异”中实现自己的企图。
　　上三代人给我们第四代准备了“意识形态的不和谐”和新文化的瞩望！
　　张波
　　
　　琴棋刀斧得我心
　　
　　《读书》中的短文，多以寸铁胜过弄十八般兵器，十一期《金庸小说的堂吉诃德风》即一例，我最喜“琴棋刀斧”四字。吹金庸到半夜烟烬茶干，有文艺美学博士生有新潮诗某派掌门人，不因其通俗实因其通雅。借王国维语，武侠小说多“古雅”而兼“眩惑”，金庸不然，他论武近乎说艺，“琴棋刀斧”遂化武功为艺境，于是“不隔”，令文人会心微笑而登上大雅之堂。再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文人也是要竞争的，不舞刀弄剑却舞文弄墨，自会即武学见出文学之道。
　　“琴棋刀斧”实为以武喻文，即俗说雅。我曾说梁羽生用“天山剑法”而金庸使“百花错拳”。《书剑恩仇录》讲百花易敌“错”字难当，是的，融会百家不如自出机抒，思维定势大变自然令敌手瞠目结舌。悟“琴棋刀斧”四字，可由《射雕英雄传》中郭靖学武见出习文之道也不能少了“内功”，而且耍小聪明者未必有大造化。于是，我们明白了《笑傲江湖》为什么要有鸣琴听曲的情节，每卷还得“卖弄”古人字画。
　　以文化修养为“易筋经”，借古人艺境来修炼“内功”，金庸才有本事举重若轻可以施展“乾坤大挪移”的心法：“琴棋刀斧”是寓诗于文，在生命体验中得到无法之法，“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是渗透家国之思身世之感的体验；《天龙八部》是填词为回目，以诗兴笼罩全书，也正是把意境化入情节。文武均以情调体验之舞为最高境界，陈家洛即舞悟武功而金庸亦由此展开武侠小说的路数，“内功”大成遂纵横天下。体验原本是不着文字的言外之意，《侠客行》中的石破天得武功于文义之外书法之中，也是悟得情调的隐喻。无关正邪，全凭悟性，任性灵而求放其心，行所当行止所当止不违自然便不会“走火入魔”，情调体验之舞便通于琴棋而见于刀斧。
　　内地读者不免更注意“笑骂教主”的情节，“射白鹿”自然是知识分子社会良心的表现；然而，“射”而有“神”，离不开“倚碧鸳”的从容不迫。“书”即是舞，一语天然万古新，还少不了“琴棋刀斧”的自然神韵，一刀见血犹仪态之妙不可方物，“逍遥派”的武功心法，要在融会贯通，似游戏而非游戏、少不得飘逸潇洒的风度。在金庸则似武侠而非武侠，道法自然驭风而行，因其洒脱而一点灵犀介乎琴棋刀斧之间。
　　论武不可痴而谈艺不可不痴，琴棋要求全身心的投入而刀斧则在不即不离之间。于是，成就了金庸的大俗大雅，大往大来。
　　章亚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