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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的意义不仅在于它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更在于它是中华儿女回望历史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精神依托。
走近良渚，我们先从瑶山遗址开始。
瑶山遗址位于良渚古城城址外东北方向约5公里、一处海拔约35米的山丘顶部，是一处良渚文化早期的祭坛和高等级墓葬复合遗址，共清理出13座墓葬，出土随葬品754件（组），其中玉器共出土678件（组），单件共2582件。
也许5300多年前，良渚先民就是在这里祭祀神灵、观测天象、眺望四方，而后发现了那片“美丽的水中陆地”，开启了这个“神王之国”延续1000多年的历史，成为中华文明初始阶段满天星斗中的一颗耀眼明星。
依照考古惯例按发现地点命名的良渚文化，也许是暗含了某种机缘巧合。“渚”，是水中的小块陆地。5000年前，良渚古城的确是一座水城。江南地区的人们百年前甚至还保持着良渚时期先民们依靠舟楫出行的方式。
漫步在良渚遗址公园内，草木葳蕤，气象万千。良渚文明的核心分布区，是长江下游环太湖流域，位于北纬30°——这是一条神奇的纬线，古埃及、苏美尔、哈拉帕等人类古老文明的发祥地，都大致处在这条纬线上。经过距今7000年的马家浜文化和距今6000年的崧泽文化发展的积淀，距今5300～4300年的良渚文化成为中国早期文明的杰出代表。
良渚文化考古发掘至今已延续了83年，考古发掘和已有研究显示，良渚古城遗址规模宏大、遗存类型复杂、内涵丰富，其遗产的整体价值由城址、外围水利系统、分等级墓地（含祭坛）和以良渚玉器为代表的出土器物等人工遗存要素共同承载。虽然许多内涵和细节尚未得到完整、清晰的揭示与呈现，但我们已经可以勾勒出一个神权与王权紧密结合的区域性早期国家的形象。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曾指出，“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今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良渚古城遗址代表了中国5000多年前伟大史前稻作文明的成就，是杰出的城市文明代表”。
人类喜欢“寻根”，因为那样才能看清来路，就像这次《中国报道》记者此行去探访良渚，先从瑶山遗址开始;认清中华文明的起源，绕不开良渚文明。良渚的意义不仅在于它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更在于它是中华儿女回望历史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精神依托——看清来路，我们才能更清楚地知道去往何方。
神王之国
良渚文化分布范围约3.65万平方公里，目前在浙江、江苏、上海、安徽、江西等地区已发现良渚文化遗址600余处。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归纳出良渚文明的六大特征：稻作文明、城市文明、土筑文明、水利文明、玉器文明和宗教文明。
良渚古城遗址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是良渚文化的权力与信仰中心。良渚古城在空间形制上展现出的向心式三重结构——宫殿区、内城与外城，成为中国古代城市规划中进行社会等级的“秩序”建设、凸显权力中心象征意义的典型手法，深刻影响了后世，在中国古代礼制社会的都城规划中多次出现。
以莫角山宫殿区为中心的王城有3平方千米，王城外围核心居住区有3.5平方千米，水利系統所直接保护的范围有100多平方千米，建城和筑水坝这样巨大的工程体现了良渚王国的巨大社会组织动员力。在高10余米的莫角山台地上，良渚先民又堆了三个小土丘，现在分别叫作大莫角山、小莫角山和乌龟山，台地主体部分主要为人工堆筑而成，堆筑的土方总量约211万立方米。良渚最高统治者就在这里俯瞰臣民、发号施令。
如今，高大的宫殿早已湮没，《中国报道》记者一行探访的时候，看到莫角山上芳草萋萋，鹭鸟纷飞。大莫角山上视野开阔，古城内外山脉河川尽收眼底，充分显示了王权的尊贵，体现了“王者居中”的特点。
良渚是神权和王权紧密结合的社会，玉代表着权力与信仰，良渚人统一的神灵信仰图腾雕刻在玉器上。“在良渚社会中，神权和王权地位突出，神徽信仰普遍存在于整个环太湖地区并贯穿早晚段，不同区域出土神徽大同小异，几乎达到一神教的地步。总体而言，良渚文明是以神权为纽带，神权、王权紧密结合的文明模式。”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良渚遗址考古领队刘斌说。
良渚文化中的玉琮、玉钺、玉璧为代表的玉礼器系统，是社会身份和等级的象征，突出反映了权力与信仰这两大主题。
在反山王陵出土的玉琮王上，考古工作者第一次发现了“神人兽面纹”神徽。由于神徽浮雕的羽冠和兽面周围阴刻的神人手臂以及下肢极为纤细隐约，小得如同微雕，所以在野外发掘时，考古工作者并没有看清它的真实面貌。1986年下半年的时候，考古队摄影师在观察刚刚冲洗出的照片时，兴奋地发现了刻在浮雕图案周围的手臂纹饰，她惊奇地喊了出来：“我发现这个人了！你们看这双手！”
良渚古国的神徽，以这种方式和世人见面了。
这个良渚人崇拜的神像，在整个环太湖地区的玉器上表现得极为一致。穿越数千年的光阴，这半人半神半兽的图案，就像一个隐约显现的时空隧道，使我们得以窥见5000年前良渚人的精神世界。
满天星斗
5000年前，中华大地上是什么样？良渚是最早的中华文明吗？
“其实5000年前，中国有很多像良渚这种的区域国家。一般人的理解都是点式的，而且有一个错觉，把考古发现的最早的当成真实历史上最早的。实际上，我们觉得那时候百花齐放，我们恰好第一个‘挖’到了这里，而且能代表当时最发达的文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良渚古城外围水利工程考古领队王宁远告诉《中国报道》记者。
良渚时代，中华大地上很多区域都已经出现了区域文明，比如江汉地区的屈家岭文化，山东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西辽河地区的红山文化，珠江流域的石峡文化等等，呈现出“满天星斗”的状态。
早在1995年，著名考古学家、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张忠培就提出了“良渚文化已迈入了文明的门槛”的重要论断。他根据良渚墓葬分析指出“良渚社会，已从史前的氏族组织，蜕变成了政权，进入到了国家的时期”。这对长江下游区域性社会复杂化进程的把握，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国际考古学泰斗、英国剑桥大学教授科林·伦福儒表示，良渚早在5000年前，就已是“一个组织度极高的社会或国家形态”。“对我个人来说，它是研究人类文明的头等重要之地”。
“我们在良渚的考古人，肯定是世界上最幸运的考古人群体之一了。中国遗址千千万万，我们遇到的这个遗址是改变历史的。从夏朝开始到清代，这么多朝代，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看，它是有节点的。比如夏进入王国时期，有一个法理上的王;秦始皇统一天下，建立了集权帝制。而良渚，就是夏朝之前的古国时代或叫邦国时代的代表。”王宁远说。
王宁远幽默地向记者阐释，无论是在中国历史还是世界早期文明中，良渚遗址都是一个标志性的东西：这就好比地球毁灭了，一万年以后外星人来了，他们要考古研究中国，一下就挖到了一个北京城。良渚就属于夏之前的这样一个节点。
在良渚博物院参观馆藏展品时，《中国报道》记者一行有种穿越之感——那些玉琮、玉璧、玉钺怎么如此似曾相似？鼎、豆、壶等生活日用陶器，原来在良渚先民这么早的时期就已经开始使用了？
从考古发现来看，那时候中华大地上不同的区域文明发展不尽相同，区域文明间互动频繁。整体而言，中原文化区发展势头较弱，周边文化强势，大汶口文化、屈家岭文化和良渚文化都对中原文化的发展进程产生了强烈影响。从距今5000年前后开始，良渚文化就与大汶口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峡文化有了密切的文化交流和人群往来，良渚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玉琮出现在海岱地区和珠江流域就是例证。
因此，良渚无愧是中华早期文明满天星斗中的一颗耀眼明星。
文明的“标准”
根据我国的历史文献，我们一般将夏朝作为中国王朝的开始。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夏开始的年代约为公元前2070年。但这不是“信史时代”，由于在晚商阶段的殷墟才大量发现甲骨文、青铜器，国际学术界一般都认为中华文明始于殷商时期，只有3500年。
刘斌等专家认为，国际学术界对中华文明的认识存在着三个误区：第一个误区是将中华文明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而忽视了中华文明形成之前还存在着多个区域文明。第二个误区是将中原文明作为中国早期文明的唯一代表，而以中原文明的形成作为中国早期文明形成的标志。第三个误区是以青铜器、文字作为判断文明的绝对标准，而将未发现青铜器、未破译文字的文化摒除出文明之列。
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中华文明在相对独立的地理空间环境中形成了“多元一体”的特征，产生了与亚欧大陆其他地区文明起源与发展的不同特色，并成为当今世上唯一一个延续至今的古老文明。
“放眼世界，良渚文明存在的时期，也正是世界各地开始出现第一批成熟文明和早期国家的时候。”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工作站站长陈明辉告诉《中国报道》记者，从文明进程来看，包括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都有一个从平等社会、分化社会、阶层社会发展为国家的过程，良渚也是这样。
“国际上所谓的文明标准，其实都是根据早期考古发现归纳出来的，比如要有金属、文字、城市等若干个标准，但随着越来越多文明个例的发现，会发现这个标准公因子越来越小。比如印加文明中没有文字，良渚文明中没有金属。”王宁远说，“良渚发现的这么大规模的文化遗存，肯定是要国家才能来完成的，虽然没有金属，但已经出现了国家，算不算文明？”
王宁远告诉《中国报道》记者，所谓文明标准其实是一个简略的方法，实际上世界不同地方的文明都有不同的特质，“比如埃及的金属冶炼特别发达，良渚的玉器特别发达，这是不一样的。”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认为，良渚拥有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深彻的社会动员能力和高效的组织管理能力;明确的城乡差别;良渚古城与周围广大地区结成了不可分割的经济体;良渚社会存在武力、暴力;其宗教信仰还具有明显的一神教特点。因此，各项发现皆明确指向了良渚古城內存在一个强制性的公共权力，也即良渚的国家性质。
而与良渚同时期的著名遗址或文明，还有英国的巨石阵、苏格兰的布罗德盖石圈、秘鲁的卡拉尔文明和爱琴海的基克拉迪文明，这几处遗址以大型仪式性建筑或精美的仪式性遗物的发现而闻名，被认为是尚未进入国家阶段的仪式中心或聚会中心。
良渚印记
“有没有其他意见？报告员有没有？没有吗？我们没有看到有反对意见。那我们通过决议草案，我宣布：通过。”阿塞拜疆文化部长阿布尔法斯·加拉耶夫手中的小槌子敲了下去，“咚”一声，一锤定音。
7月6日，第43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良渚申遗成功。当天，刘斌在手机备忘录里写下了一首诗《今夜，阿塞拜疆与良渚》。王宁远被记者问到“有没有哭”，他笑说“我怎么会哭，我是不可能哭的，考古团队的人都很淡定”。从1936年施昕更进行第一次正式良渚田野考古发掘，到2019年良渚申遗成功，四代考古人努力追寻，让中国人找到了五千年文明的文化自信根源。
1900年，梁启超写下《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一诗，提出“四大文明古国”之说。“甲午战争以后，中国人一点民族自信心都没有，有一部分思想先进的知识分子把中国放到世界的视角去看，梁启超提出了‘四大文明古国’，激励中国人的自信心，为民族谋取复兴。”王宁远告诉《中国报道》记者。
自1994年良渚列入申遗清单以来，整整25年，一批人为此前赴后继。文明是丰富多彩的，文明也是独具魅力的，良渚这处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伟大见证，让全世界为之瞩目。
“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意味着它所代表的中华5000多年文明在国际上得到了广泛认可，意义重大。”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说。
“对于良渚遗址来说，申遗只是手段，作为全人类共同遗产的一部分，向世人展示全面真实的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良渚遗址的保护和传承永远在路上。”良渚遗址管理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俊杰说。他在一篇文章里曾诗意地写道：“期待良渚遗址越过山顶看到人声鼎沸，迎来众生朝圣。”
5000多年前，良渚先民创造了灿烂的文明，在中华大地上书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大约距今4300年，良渚文化开始走向衰亡。我们走上大莫角山宫殿遗址的时候，暮色已经降临，雾霭如历史的眼波。
但良渚并没有消逝。
比如，二里头、殷墟、三星堆、金沙等许多夏商周时期的遗址中，也都发现了源自良渚文化的玉琮、玉璧以及良渚文化或长江与黄淮下游地区其他史前文化的玉钺、玉璜等玉器。玉器也成为夏商周三代及后世重要的礼仪用器。
著名作家王蒙说，良渚玉器有“天人合一”的自然审美趋向，有“宁为玉碎”的爱国民族气节，有“敢为人先”的创业新追求，有“润泽以温”的无私奉献品德，有“化干戈为玉帛”的和谐友爱风尚。这些鲜明的性格，深深熔铸在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之中。
比如，良渚文化的鼎、豆、壶、罐、尊、盘、鬶、缸等多种器类，都成为后世日常生活中的常用器具，青铜时代及其以后统一的中华文明，都对良渚文化有明显的吸收和继承。
比如，5000年前良渚先民就造出面积5000亩、有4个故宫那么大的王城内城;城址区及水利系统土石方总量达1005万立方米，工程量抵得上同时期埃及两个胡夫金字塔。良渚先民开拓进取、吃苦耐劳、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和勇气，一直激荡在我们的血脉中。
但良渚的许多细节我们还不知道，心中仍有许多疑惑。
作为第四代良渚考古人，陈明辉希望以后通过不断的考古发掘，去获得更多的东西，更清楚地了解良渚文明产生、发展和衰落的历程以及与世界不同文明的异同。“这可能要几十年、上百年，好几代人。”
走近良渚，我们先从瑶山遗址开始。
瑶山遗址位于良渚古城城址外东北方向约5公里、一处海拔约35米的山丘顶部，是一处良渚文化早期的祭坛和高等级墓葬复合遗址，共清理出13座墓葬，出土随葬品754件（组），其中玉器共出土678件（组），单件共2582件。
也许5300多年前，良渚先民就是在这里祭祀神灵、观测天象、眺望四方，而后发现了那片“美丽的水中陆地”，开启了这个“神王之国”延续1000多年的历史，成为中华文明初始阶段满天星斗中的一颗耀眼明星。
依照考古惯例按发现地点命名的良渚文化，也许是暗含了某种机缘巧合。“渚”，是水中的小块陆地。5000年前，良渚古城的确是一座水城。江南地区的人们百年前甚至还保持着良渚时期先民们依靠舟楫出行的方式。
漫步在良渚遗址公园内，草木葳蕤，气象万千。良渚文明的核心分布区，是长江下游环太湖流域，位于北纬30°——这是一条神奇的纬线，古埃及、苏美尔、哈拉帕等人类古老文明的发祥地，都大致处在这条纬线上。经过距今7000年的马家浜文化和距今6000年的崧泽文化发展的积淀，距今5300～4300年的良渚文化成为中国早期文明的杰出代表。
良渚文化考古发掘至今已延续了83年，考古发掘和已有研究显示，良渚古城遗址规模宏大、遗存类型复杂、内涵丰富，其遗产的整体价值由城址、外围水利系统、分等级墓地（含祭坛）和以良渚玉器为代表的出土器物等人工遗存要素共同承载。虽然许多内涵和细节尚未得到完整、清晰的揭示与呈现，但我们已经可以勾勒出一个神权与王权紧密结合的区域性早期国家的形象。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曾指出，“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今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良渚古城遗址代表了中国5000多年前伟大史前稻作文明的成就，是杰出的城市文明代表”。
人类喜欢“寻根”，因为那样才能看清来路，就像这次《中国报道》记者此行去探访良渚，先从瑶山遗址开始;认清中华文明的起源，绕不开良渚文明。良渚的意义不仅在于它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更在于它是中华儿女回望历史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精神依托——看清来路，我们才能更清楚地知道去往何方。
神王之国
良渚文化分布范围约3.65万平方公里，目前在浙江、江苏、上海、安徽、江西等地区已发现良渚文化遗址600余处。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归纳出良渚文明的六大特征：稻作文明、城市文明、土筑文明、水利文明、玉器文明和宗教文明。
良渚古城遗址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是良渚文化的权力与信仰中心。良渚古城在空间形制上展现出的向心式三重结构——宫殿区、内城与外城，成为中国古代城市规划中进行社会等级的“秩序”建设、凸显权力中心象征意义的典型手法，深刻影响了后世，在中国古代礼制社会的都城规划中多次出现。
以莫角山宫殿区为中心的王城有3平方千米，王城外围核心居住区有3.5平方千米，水利系統所直接保护的范围有100多平方千米，建城和筑水坝这样巨大的工程体现了良渚王国的巨大社会组织动员力。在高10余米的莫角山台地上，良渚先民又堆了三个小土丘，现在分别叫作大莫角山、小莫角山和乌龟山，台地主体部分主要为人工堆筑而成，堆筑的土方总量约211万立方米。良渚最高统治者就在这里俯瞰臣民、发号施令。
如今，高大的宫殿早已湮没，《中国报道》记者一行探访的时候，看到莫角山上芳草萋萋，鹭鸟纷飞。大莫角山上视野开阔，古城内外山脉河川尽收眼底，充分显示了王权的尊贵，体现了“王者居中”的特点。
良渚是神权和王权紧密结合的社会，玉代表着权力与信仰，良渚人统一的神灵信仰图腾雕刻在玉器上。“在良渚社会中，神权和王权地位突出，神徽信仰普遍存在于整个环太湖地区并贯穿早晚段，不同区域出土神徽大同小异，几乎达到一神教的地步。总体而言，良渚文明是以神权为纽带，神权、王权紧密结合的文明模式。”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良渚遗址考古领队刘斌说。
良渚文化中的玉琮、玉钺、玉璧为代表的玉礼器系统，是社会身份和等级的象征，突出反映了权力与信仰这两大主题。
在反山王陵出土的玉琮王上，考古工作者第一次发现了“神人兽面纹”神徽。由于神徽浮雕的羽冠和兽面周围阴刻的神人手臂以及下肢极为纤细隐约，小得如同微雕，所以在野外发掘时，考古工作者并没有看清它的真实面貌。1986年下半年的时候，考古队摄影师在观察刚刚冲洗出的照片时，兴奋地发现了刻在浮雕图案周围的手臂纹饰，她惊奇地喊了出来：“我发现这个人了！你们看这双手！”
良渚古国的神徽，以这种方式和世人见面了。
这个良渚人崇拜的神像，在整个环太湖地区的玉器上表现得极为一致。穿越数千年的光阴，这半人半神半兽的图案，就像一个隐约显现的时空隧道，使我们得以窥见5000年前良渚人的精神世界。
满天星斗
5000年前，中华大地上是什么样？良渚是最早的中华文明吗？
“其实5000年前，中国有很多像良渚这种的区域国家。一般人的理解都是点式的，而且有一个错觉，把考古发现的最早的当成真实历史上最早的。实际上，我们觉得那时候百花齐放，我们恰好第一个‘挖’到了这里，而且能代表当时最发达的文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良渚古城外围水利工程考古领队王宁远告诉《中国报道》记者。
良渚时代，中华大地上很多区域都已经出现了区域文明，比如江汉地区的屈家岭文化，山东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西辽河地区的红山文化，珠江流域的石峡文化等等，呈现出“满天星斗”的状态。
早在1995年，著名考古学家、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张忠培就提出了“良渚文化已迈入了文明的门槛”的重要论断。他根据良渚墓葬分析指出“良渚社会，已从史前的氏族组织，蜕变成了政权，进入到了国家的时期”。这对长江下游区域性社会复杂化进程的把握，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国际考古学泰斗、英国剑桥大学教授科林·伦福儒表示，良渚早在5000年前，就已是“一个组织度极高的社会或国家形态”。“对我个人来说，它是研究人类文明的头等重要之地”。
“我们在良渚的考古人，肯定是世界上最幸运的考古人群体之一了。中国遗址千千万万，我们遇到的这个遗址是改变历史的。从夏朝开始到清代，这么多朝代，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看，它是有节点的。比如夏进入王国时期，有一个法理上的王;秦始皇统一天下，建立了集权帝制。而良渚，就是夏朝之前的古国时代或叫邦国时代的代表。”王宁远说。
王宁远幽默地向记者阐释，无论是在中国历史还是世界早期文明中，良渚遗址都是一个标志性的东西：这就好比地球毁灭了，一万年以后外星人来了，他们要考古研究中国，一下就挖到了一个北京城。良渚就属于夏之前的这样一个节点。
在良渚博物院参观馆藏展品时，《中国报道》记者一行有种穿越之感——那些玉琮、玉璧、玉钺怎么如此似曾相似？鼎、豆、壶等生活日用陶器，原来在良渚先民这么早的时期就已经开始使用了？
从考古发现来看，那时候中华大地上不同的区域文明发展不尽相同，区域文明间互动频繁。整体而言，中原文化区发展势头较弱，周边文化强势，大汶口文化、屈家岭文化和良渚文化都对中原文化的发展进程产生了强烈影响。从距今5000年前后开始，良渚文化就与大汶口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峡文化有了密切的文化交流和人群往来，良渚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玉琮出现在海岱地区和珠江流域就是例证。
因此，良渚无愧是中华早期文明满天星斗中的一颗耀眼明星。
文明的“标准”
根据我国的历史文献，我们一般将夏朝作为中国王朝的开始。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夏开始的年代约为公元前2070年。但这不是“信史时代”，由于在晚商阶段的殷墟才大量发现甲骨文、青铜器，国际学术界一般都认为中华文明始于殷商时期，只有3500年。
刘斌等专家认为，国际学术界对中华文明的认识存在着三个误区：第一个误区是将中华文明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而忽视了中华文明形成之前还存在着多个区域文明。第二个误区是将中原文明作为中国早期文明的唯一代表，而以中原文明的形成作为中国早期文明形成的标志。第三个误区是以青铜器、文字作为判断文明的绝对标准，而将未发现青铜器、未破译文字的文化摒除出文明之列。
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中华文明在相对独立的地理空间环境中形成了“多元一体”的特征，产生了与亚欧大陆其他地区文明起源与发展的不同特色，并成为当今世上唯一一个延续至今的古老文明。
“放眼世界，良渚文明存在的时期，也正是世界各地开始出现第一批成熟文明和早期国家的时候。”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工作站站长陈明辉告诉《中国报道》记者，从文明进程来看，包括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都有一个从平等社会、分化社会、阶层社会发展为国家的过程，良渚也是这样。
“国际上所谓的文明标准，其实都是根据早期考古发现归纳出来的，比如要有金属、文字、城市等若干个标准，但随着越来越多文明个例的发现，会发现这个标准公因子越来越小。比如印加文明中没有文字，良渚文明中没有金属。”王宁远说，“良渚发现的这么大规模的文化遗存，肯定是要国家才能来完成的，虽然没有金属，但已经出现了国家，算不算文明？”
王宁远告诉《中国报道》记者，所谓文明标准其实是一个简略的方法，实际上世界不同地方的文明都有不同的特质，“比如埃及的金属冶炼特别发达，良渚的玉器特别发达，这是不一样的。”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认为，良渚拥有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深彻的社会动员能力和高效的组织管理能力;明确的城乡差别;良渚古城与周围广大地区结成了不可分割的经济体;良渚社会存在武力、暴力;其宗教信仰还具有明显的一神教特点。因此，各项发现皆明确指向了良渚古城內存在一个强制性的公共权力，也即良渚的国家性质。
而与良渚同时期的著名遗址或文明，还有英国的巨石阵、苏格兰的布罗德盖石圈、秘鲁的卡拉尔文明和爱琴海的基克拉迪文明，这几处遗址以大型仪式性建筑或精美的仪式性遗物的发现而闻名，被认为是尚未进入国家阶段的仪式中心或聚会中心。
良渚印记
“有没有其他意见？报告员有没有？没有吗？我们没有看到有反对意见。那我们通过决议草案，我宣布：通过。”阿塞拜疆文化部长阿布尔法斯·加拉耶夫手中的小槌子敲了下去，“咚”一声，一锤定音。
7月6日，第43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良渚申遗成功。当天，刘斌在手机备忘录里写下了一首诗《今夜，阿塞拜疆与良渚》。王宁远被记者问到“有没有哭”，他笑说“我怎么会哭，我是不可能哭的，考古团队的人都很淡定”。从1936年施昕更进行第一次正式良渚田野考古发掘，到2019年良渚申遗成功，四代考古人努力追寻，让中国人找到了五千年文明的文化自信根源。
1900年，梁启超写下《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一诗，提出“四大文明古国”之说。“甲午战争以后，中国人一点民族自信心都没有，有一部分思想先进的知识分子把中国放到世界的视角去看，梁启超提出了‘四大文明古国’，激励中国人的自信心，为民族谋取复兴。”王宁远告诉《中国报道》记者。
自1994年良渚列入申遗清单以来，整整25年，一批人为此前赴后继。文明是丰富多彩的，文明也是独具魅力的，良渚这处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伟大见证，让全世界为之瞩目。
“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意味着它所代表的中华5000多年文明在国际上得到了广泛认可，意义重大。”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说。
“对于良渚遗址来说，申遗只是手段，作为全人类共同遗产的一部分，向世人展示全面真实的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良渚遗址的保护和传承永远在路上。”良渚遗址管理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俊杰说。他在一篇文章里曾诗意地写道：“期待良渚遗址越过山顶看到人声鼎沸，迎来众生朝圣。”
5000多年前，良渚先民创造了灿烂的文明，在中华大地上书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大约距今4300年，良渚文化开始走向衰亡。我们走上大莫角山宫殿遗址的时候，暮色已经降临，雾霭如历史的眼波。
但良渚并没有消逝。
比如，二里头、殷墟、三星堆、金沙等许多夏商周时期的遗址中，也都发现了源自良渚文化的玉琮、玉璧以及良渚文化或长江与黄淮下游地区其他史前文化的玉钺、玉璜等玉器。玉器也成为夏商周三代及后世重要的礼仪用器。
著名作家王蒙说，良渚玉器有“天人合一”的自然审美趋向，有“宁为玉碎”的爱国民族气节，有“敢为人先”的创业新追求，有“润泽以温”的无私奉献品德，有“化干戈为玉帛”的和谐友爱风尚。这些鲜明的性格，深深熔铸在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之中。
比如，良渚文化的鼎、豆、壶、罐、尊、盘、鬶、缸等多种器类，都成为后世日常生活中的常用器具，青铜时代及其以后统一的中华文明，都对良渚文化有明显的吸收和继承。
比如，5000年前良渚先民就造出面积5000亩、有4个故宫那么大的王城内城;城址区及水利系统土石方总量达1005万立方米，工程量抵得上同时期埃及两个胡夫金字塔。良渚先民开拓进取、吃苦耐劳、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和勇气，一直激荡在我们的血脉中。
但良渚的许多细节我们还不知道，心中仍有许多疑惑。
作为第四代良渚考古人，陈明辉希望以后通过不断的考古发掘，去获得更多的东西，更清楚地了解良渚文明产生、发展和衰落的历程以及与世界不同文明的异同。“这可能要几十年、上百年，好几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