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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06-0-02
路遥先生的中篇小说《人生》在开始引用了柳青先生的几句话，“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的。有些岔道口，譬如政治上的岔道口，事业上的岔道口，个人生活上的岔道口，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路遥《人生》，第一页）简短有力地揭示出这个故事所包含的几个矛盾冲突：政治冲突、事业冲突、个人生活冲突。但是这些矛盾冲突又不是单纯的完全是由个人的选择造成的，他们都是由于环境与个人性格、气质交汇融合所酿造的苦果或者说是“命运悲剧”。
首先在政治生活方面，严格的户籍制度导致贫瘠落后的农村与日益繁华的城市之间形成显著差异，在这部小说中，作者针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对农村的冲击提出了农村知识青年应该如何追求自我发展的命题。是固守传统纯朴的乡村文明，还是冲破禁锢走向向往的城市文明，这个选择不是最要紧的，最难做的是那些不甘于被户籍制度禁锢在农村当祖祖辈辈的农民的青年農村知识分子如何冲破藩篱走进并且融入城市文化。小说以高加林这个农民的儿子为主要人物进行叙述，他虽然是个农民的儿子但是却不想一辈子沦落为黄土地里刨食吃的农民，他有才华，高中毕业虽然没有考上大学却返回农村成为一名体面的民办教师，后来意外进程成为一名通讯记者，可以说是个能文能武的小伙子，他有自己的生活哲学，渴望融入城市，出人头地。他在政治大方向上没有很大的错误，他请自己的叔叔给自己找工作“走后门”，但是叔叔坚守原则拒绝了他，但是他错在接受了马占胜为了拍须溜马给他安排的城市里的工作，急于进城的欲望压倒了知识青年应有的政治准则，所以他后来被张克南的母亲公报私仇而举报，被遣送回了自己的那个时期的归属地——农村。这也是导致高加林爱情与事业悲剧的导火索和问题情境。在主人公高加林身上的政治生活方面的矛盾，除了严格的户籍制度下城乡文明的明显差异，还有工作问题，比如民办教师的人数是固定的，高加林就被高明楼的儿子三星顶替下来，另外在其他人物身上也体现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社会所存在的政治隐患，由于城乡文明的明显差异，城市进步快速，物质文明较丰富，农村进步缓慢，文明成果发展比较缓慢，有时候城市里的人会有看不起农村人的情况，小说中高加林去城里掏粪，就受到了张克南母亲的嘲笑与奚落，还有马占胜溜须拍马违反规定给高加林安排工作，张克南母亲公报私仇无视纪律举报高加林等等，都体现了那个时间阶段由于政策严格规定与政治方面的问题所隐形导致的文明差异，进而成为命运矛盾冲突的导火索。
个人事业方面，高加林的工作的变动与选择典型体现了个人奋斗与社会境遇的矛盾冲突。第一次工作变动，他作为工作卓有成效的民办教师三年，却被村里的“第一能人”高明楼的儿子三星轻而易举地顶下来，这次他由一个教师变为一个农民。第二次工作变动是他受自己劳动局局长叔叔的影响，由于叔叔部下官员溜须拍马给他安排城市里的工作，他由一名农民成为了一名记者。第三次工作变动是他被张克南的母亲公报私仇举报，失去了在城里面的工作，由一名体面的记者又回归为一个属于黄土地的农民。三次工作变动可以概括为出走——回归——出走——又回归的过程，他有属于青年知识分子健强的体魄、灵活的思维、勇敢的拼劲与干劲，但是却由于那个时代社会实际情况屡屡碰壁。在个人奋斗过程中，也体现了人性与道德的反复出走与回归，比如他对于自己民办教师的位置被顶替有愤懑不甘，却没有对高明楼作出违背道德的报复，他仅仅是短暂颓废地把自己困在变形了的世界中——床上，后来又在巧珍的温柔感化下走出来，从这一角度上来说，巧珍对于刚失去工作的高加林来说，不仅仅是爱情的启发，也是一种人生的救赎。第二次工作变动中，他违背了传统道德与做人的原则，接受腐败的工作安排成为城里体面的记者，他以自己的奋斗与出路为借口出卖了自己的底线与爱情，更接受了自己进一步发展的阶梯人物——黄亚萍。这个阶段，他的事业是极端危险与虚无缥缈的，因为他选择了不符合他性格与气质的一种人生道路与事业发展——以他人为阶梯，不择手段往上爬的“于连式”发展。第三次工作变动，是他人性、道德与人生道路的回归与蕴藏发展，他被举报遣返回自己的黄土地家乡，但是他知道这对他来说还是一种及时的纠正，“他的悲剧是自己造成的！他为了虚荣而抛弃了生活的原则，落了今天的这个下场！他渐渐明白，如果他就这样下去，他躲过了生活的这一次惩罚，也躲不过去下一次惩罚——那时候，他也许就被彻底毁灭了……”（路遥《人生》第二十三章，第一百七十八页）这一次的悲剧，他失去了工作，失去了巧珍，却及时把他从那一条不归路上拉了回来，学会了自我反省，也许以后社会变革走上正轨后，这个农村青年会如高明楼担心的那样，混出名堂，找到出路。
爱情是不能算计与比较的，反复权衡与思索也有可能失去爱情。高加林在自己的事业跌倒谷底的时候，聪明善良的巧珍用自己的温暖以爱情的形式唤醒了他的斗志与对土地的感情，“他从巧珍纯朴美丽的爱情里，又深深地感到：他不该那样害怕在土地上生活；在这亲爱的黄土地上，生活依然能结出甜美的果实！”（路遥《人生》第七章，第五十二页）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此时的巧珍不仅在高加林的生活上充当着爱情的启发者，生活的唤醒者，还是对传统文明归属与认同的诱导者。但是渐渐的，巧珍知识的匮乏，见识的短浅，再加上高加林内心对城市文明的热烈向往，黄亚萍的接近，使他在事业变动与诱惑中不仅仅弄丢了对他有无限包容的爱情女神，也弄丢了对他有养育之恩的传统文明，让他沉沦迷失在了时代变革的不正常变动与不符合他当时发展情况的欲望中。他因为黄亚萍这个浑身带有城市文明吸引力的女孩子放弃了一举一动带有传统文明色彩的乡间姑娘巧珍，又被黄亚萍提出的去南京大城市发展的展望彻底与传统文明做了了断——他拒绝了父亲与德顺老汉的劝说，成为“轻飘飘的没有了根的豆芽菜”……人不能忘本，不管怎样谋求发展，都不能抛弃自己的归属地。在个人生活上，爱情的选择让高加林栽了一个大跟头，但是他在爱情选择与自我反省中还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反复将巧珍与黄亚萍进行比较，处于农村的巧珍没有知识与见识，不能与他说新闻，评热点，这与他的职业与个人发展情况都是不合适的，另外一个方面，巧珍也不能给他带来大城市的工作机会，这些都与黄亚萍形成了对比，反复斟酌，趋利避害，他选择了黄亚萍。但是他还是没看透，在农村的高加林与巧珍很合适，因为同样处于农村，有共同的情感与文化基础，而城市里的高加林则与黄亚萍合适，因为城市背景下高加林的视角被打开，他与黄亚萍便有了共同的话题与爱好。倘若从合适的角度上来看，高加林的爱情观也是存在非议的，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看，他的爱情悲剧也是受城乡文明的巨大差异所影响。
有什么样的性格就有什么样的命运，而高加林又处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那个改革所带来各种不适应的城乡交叉地带的农村，各种人生选择所带来的后果依然也是很复杂的。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06-0-02
路遥先生的中篇小说《人生》在开始引用了柳青先生的几句话，“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的。有些岔道口，譬如政治上的岔道口，事业上的岔道口，个人生活上的岔道口，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路遥《人生》，第一页）简短有力地揭示出这个故事所包含的几个矛盾冲突：政治冲突、事业冲突、个人生活冲突。但是这些矛盾冲突又不是单纯的完全是由个人的选择造成的，他们都是由于环境与个人性格、气质交汇融合所酿造的苦果或者说是“命运悲剧”。
首先在政治生活方面，严格的户籍制度导致贫瘠落后的农村与日益繁华的城市之间形成显著差异，在这部小说中，作者针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对农村的冲击提出了农村知识青年应该如何追求自我发展的命题。是固守传统纯朴的乡村文明，还是冲破禁锢走向向往的城市文明，这个选择不是最要紧的，最难做的是那些不甘于被户籍制度禁锢在农村当祖祖辈辈的农民的青年農村知识分子如何冲破藩篱走进并且融入城市文化。小说以高加林这个农民的儿子为主要人物进行叙述，他虽然是个农民的儿子但是却不想一辈子沦落为黄土地里刨食吃的农民，他有才华，高中毕业虽然没有考上大学却返回农村成为一名体面的民办教师，后来意外进程成为一名通讯记者，可以说是个能文能武的小伙子，他有自己的生活哲学，渴望融入城市，出人头地。他在政治大方向上没有很大的错误，他请自己的叔叔给自己找工作“走后门”，但是叔叔坚守原则拒绝了他，但是他错在接受了马占胜为了拍须溜马给他安排的城市里的工作，急于进城的欲望压倒了知识青年应有的政治准则，所以他后来被张克南的母亲公报私仇而举报，被遣送回了自己的那个时期的归属地——农村。这也是导致高加林爱情与事业悲剧的导火索和问题情境。在主人公高加林身上的政治生活方面的矛盾，除了严格的户籍制度下城乡文明的明显差异，还有工作问题，比如民办教师的人数是固定的，高加林就被高明楼的儿子三星顶替下来，另外在其他人物身上也体现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社会所存在的政治隐患，由于城乡文明的明显差异，城市进步快速，物质文明较丰富，农村进步缓慢，文明成果发展比较缓慢，有时候城市里的人会有看不起农村人的情况，小说中高加林去城里掏粪，就受到了张克南母亲的嘲笑与奚落，还有马占胜溜须拍马违反规定给高加林安排工作，张克南母亲公报私仇无视纪律举报高加林等等，都体现了那个时间阶段由于政策严格规定与政治方面的问题所隐形导致的文明差异，进而成为命运矛盾冲突的导火索。
个人事业方面，高加林的工作的变动与选择典型体现了个人奋斗与社会境遇的矛盾冲突。第一次工作变动，他作为工作卓有成效的民办教师三年，却被村里的“第一能人”高明楼的儿子三星轻而易举地顶下来，这次他由一个教师变为一个农民。第二次工作变动是他受自己劳动局局长叔叔的影响，由于叔叔部下官员溜须拍马给他安排城市里的工作，他由一名农民成为了一名记者。第三次工作变动是他被张克南的母亲公报私仇举报，失去了在城里面的工作，由一名体面的记者又回归为一个属于黄土地的农民。三次工作变动可以概括为出走——回归——出走——又回归的过程，他有属于青年知识分子健强的体魄、灵活的思维、勇敢的拼劲与干劲，但是却由于那个时代社会实际情况屡屡碰壁。在个人奋斗过程中，也体现了人性与道德的反复出走与回归，比如他对于自己民办教师的位置被顶替有愤懑不甘，却没有对高明楼作出违背道德的报复，他仅仅是短暂颓废地把自己困在变形了的世界中——床上，后来又在巧珍的温柔感化下走出来，从这一角度上来说，巧珍对于刚失去工作的高加林来说，不仅仅是爱情的启发，也是一种人生的救赎。第二次工作变动中，他违背了传统道德与做人的原则，接受腐败的工作安排成为城里体面的记者，他以自己的奋斗与出路为借口出卖了自己的底线与爱情，更接受了自己进一步发展的阶梯人物——黄亚萍。这个阶段，他的事业是极端危险与虚无缥缈的，因为他选择了不符合他性格与气质的一种人生道路与事业发展——以他人为阶梯，不择手段往上爬的“于连式”发展。第三次工作变动，是他人性、道德与人生道路的回归与蕴藏发展，他被举报遣返回自己的黄土地家乡，但是他知道这对他来说还是一种及时的纠正，“他的悲剧是自己造成的！他为了虚荣而抛弃了生活的原则，落了今天的这个下场！他渐渐明白，如果他就这样下去，他躲过了生活的这一次惩罚，也躲不过去下一次惩罚——那时候，他也许就被彻底毁灭了……”（路遥《人生》第二十三章，第一百七十八页）这一次的悲剧，他失去了工作，失去了巧珍，却及时把他从那一条不归路上拉了回来，学会了自我反省，也许以后社会变革走上正轨后，这个农村青年会如高明楼担心的那样，混出名堂，找到出路。
爱情是不能算计与比较的，反复权衡与思索也有可能失去爱情。高加林在自己的事业跌倒谷底的时候，聪明善良的巧珍用自己的温暖以爱情的形式唤醒了他的斗志与对土地的感情，“他从巧珍纯朴美丽的爱情里，又深深地感到：他不该那样害怕在土地上生活；在这亲爱的黄土地上，生活依然能结出甜美的果实！”（路遥《人生》第七章，第五十二页）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此时的巧珍不仅在高加林的生活上充当着爱情的启发者，生活的唤醒者，还是对传统文明归属与认同的诱导者。但是渐渐的，巧珍知识的匮乏，见识的短浅，再加上高加林内心对城市文明的热烈向往，黄亚萍的接近，使他在事业变动与诱惑中不仅仅弄丢了对他有无限包容的爱情女神，也弄丢了对他有养育之恩的传统文明，让他沉沦迷失在了时代变革的不正常变动与不符合他当时发展情况的欲望中。他因为黄亚萍这个浑身带有城市文明吸引力的女孩子放弃了一举一动带有传统文明色彩的乡间姑娘巧珍，又被黄亚萍提出的去南京大城市发展的展望彻底与传统文明做了了断——他拒绝了父亲与德顺老汉的劝说，成为“轻飘飘的没有了根的豆芽菜”……人不能忘本，不管怎样谋求发展，都不能抛弃自己的归属地。在个人生活上，爱情的选择让高加林栽了一个大跟头，但是他在爱情选择与自我反省中还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反复将巧珍与黄亚萍进行比较，处于农村的巧珍没有知识与见识，不能与他说新闻，评热点，这与他的职业与个人发展情况都是不合适的，另外一个方面，巧珍也不能给他带来大城市的工作机会，这些都与黄亚萍形成了对比，反复斟酌，趋利避害，他选择了黄亚萍。但是他还是没看透，在农村的高加林与巧珍很合适，因为同样处于农村，有共同的情感与文化基础，而城市里的高加林则与黄亚萍合适，因为城市背景下高加林的视角被打开，他与黄亚萍便有了共同的话题与爱好。倘若从合适的角度上来看，高加林的爱情观也是存在非议的，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看，他的爱情悲剧也是受城乡文明的巨大差异所影响。
有什么样的性格就有什么样的命运，而高加林又处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那个改革所带来各种不适应的城乡交叉地带的农村，各种人生选择所带来的后果依然也是很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