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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3日，CEPA全国示范城市现场会议再一次在佛山召开，不同于前两次会议的是，这次会议的主角是“金融”。
金融溢出
CEPA即《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就在内地与港澳金融合作交流会之前，十三个CEPA示范城市与港澳业界的代表的见面会已经为内地城市对港澳金融机构的招商打开了大门。对于港澳而言，这是个跳出广东的范畴拥抱更广阔内地市场的好机会。
金融也被认为是香港为数不多的优势产业之一。商务部副部长蒋耀平称香港是“全球金融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与香港相似的是，澳门的金融也十分发达。不过，一个显而易见的实事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香港比澳门更引人注目。在有所保留的CEPA合作框架下，澳门金融企业想进入内地并不容易，相反，香港的金融机构却“刚好”符合那些条件。
香港永亨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行长兼执行董事长何国浩表示，“没有CEPA协议，永亨银行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建立起我们的平台，现在我们在内地有12个分支机构”。
按照CEPA协议以及7个补充协议，港澳银行业进驻内地的门槛是60亿美元。此前，这一门槛标准为200亿美元。
相对而言，澳门本地银行相对比较小，很难达到进入内地金融市场的门槛要求。
在港澳与内地三方互动中，澳门并不被看好。从一个侧面也可以反映出香港与澳门地位上的差别：紧邻香港的珠江东岸远比倚靠澳门的珠江西岸富有。
在过去20年间，香港企业在珠三角急速发展，产业转移却带动了包括深圳、东莞、惠州在内的珠江东岸城市的崛起。内地改革开放之初，香港是最初的、最重要的外来投资。对于很多内地政府来说，港商的现身，就意味着招商引资工作的顺利完成。“前店后厂”一直是香港与珠江三角洲合作的成功模式。相对而言，澳门并没有给地处中山、珠海、江门这些西岸城市带来产业上的提升。
港澳对珠江两岸拉动力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使珠江东西两岸也走上完全不同的两条发展之路——佛山、中山等地企业崛起了一大批自有品牌，东莞则成为中国最大的加工贸易城市。
佛山南海区就是珠江西岸发展模式的代表。当地人称南海为“堵城”，100户人家就有60辆私家车。在划入佛山之前，南海是珠三角大名鼎鼎的“南番顺”中的一员，撤市改区后，南海走上了城市化及金融服务发展之路。
佛山金融局局长曾邵武表示：“佛山藏富于民，居民储蓄存款是全国地级市最高的，达到4600亿元，这对于金融业的人来说会很兴奋，因为它具备了开展金融业务的先决条件。”
2007年，“广东金融高新技术服务区”在南海挂牌成立。按照全省金融产业发展布局，金融高新技术服务区被誉为广东七大基础性平台之首。截止到今年明底，金融高新技术服务区共吸引51个大项目，投资金额达180亿。
按照交流会的行程，内地十三个示范城市的代表参观了金融高新技术服务区：通达的交通网络、不亚于广深中心城区的高档写字楼以及比写字楼多出数倍的高档小区。代表们还参观PICC南方中心——当天见到的唯一一家金融业企业。
金融高新技术区相关人员表示，目前在运行的金融业企业有16家。此前，汇丰银行、恒生银行、东亚银行三家香港银行已经落户广东金融高新技术服务区。
与急速扩张工贸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香港的金融行业并没有大规模布局广东以外的区域。香港金融业更加渴望能融入巨大的内地市场，广东一直以来都被认为其最好的跳板。
客观地说，CEPA等政策并不是国家对香港单方面的政策扶持，在国家改革开放大局下这是有利于国家和香港发展的双赢政策。不过，SACEIPA诞生之初，人们就知道，香港对珠三角乃至整个内地的优势地位正在逐步消失，特别是在中国加入WTO之后，广东也能承担“前店”的工作时，特别在珠三角的很多城市，可以店厂合一，自己做贸易——香港不再是中国内地走向世界的唯一门户。
在香港回归祖国后，迎接港人的不是期待中的“新时代”，而是自1960年以来最差的一个年代。1997年，香港本地生产总值(GDP)实际增长5.1％，回归第二年就遭遇亚洲金融危机，导致1998年的实际增长率为创纪录的-5.5％。
2000年虽出现复苏，却如昙花一现。在外部，全球网络经济神话破灭，冲击着香港正处于转型期的创新科技产业发展；在内部，资产价格持续下跌，财政赤字又高企不下。
土地饥渴?
可以说，CEPA的出台于香港经济衰退和内地崛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2003年6月29日，正当香港在经济上遭受SARS疫情沉重打击、政治上《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工作遭受严重阻挠之际，CEPA及时签署。
在这项安排下，香港的产品可以零关税运到国内，最初就有100多项目可获零关税。加上“自由行”政策出台，香港经济从L形的长期低迷，开始转向U形的复苏。
港媒将CEPA、自由行等惠港措施誉为帮助香港经济繁荣的“灵丹妙药”，这已为2004年至今香港经济的强劲复苏所证实。
十年间几经起伏的香港看起来正因为CEPA和自由行等措施彻底走出了经济衰退的困境，不过，虽然如今香港经济依然畅旺，但通胀加剧、贫富差距恶化等深层的结构性矛盾依旧。
CEPA前行8年后，香港期望能够继续从CEPA中获益。从香港贸发局副总裁周启良在交流会的发言中不难看出他们对内地市场的渴望。
周启良介绍了香港金融服务公司的优势，并盛情邀请在场嘉宾出息2012年在香港举行的亚洲金融论坛。
金融是香港区别于珠三角以及内地其他地区的比较优势，由于上世纪80年代香港将实体经济的制造业未经转型升级而直接外迁，只留下会展、金融产业等虚拟经济，“产业空心化”十分明显。
相对于“四小龙”中的新加坡、中国台湾、韩国走的不同转型升级之路，香港产业升级显得有些乏力。各种矛盾考验着这个高度自由、发达而又脆弱的经济体，香港—直在苦苦找寻自己的角色定位。事实上，香港在回归中国之后，特区政府亦曾制定了“背靠内地、面向世界”的发展策略，旨在将香港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优势与中国内地的资源和市场优势相结合，以促进香港经济结构的转型。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香港经济的支撑，主要在内地尤其是珠三角区域。当然，在国际社会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香港对内地仍具有足够的吸引力。在《珠三角纲要》中就提出支持建立港深创新合作机制，这为港深开启下‘步的深度合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持。
港府智囊的首脑刘兆佳此前曾建议：“要推动CEPA的实施，广东和香港需携手推动国家进一步开放市场准入，而这对国家、对粤港都有利。”
事实上，无论香港还是澳门，都是整个内地，特别是珠三角区域难以割舍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在不久前，浙江、广东出现多次企业倒闭潮。中小企业缺少政策和资金的支持，只能负重前行。而澳门众多的中小银行在一定程度上能为企业融资提供便利。
澳门银行工会代主席吴建峰希望以横琴国家新区为跳板，“让澳门中小银行的分支机构能逐步向广东乃至更广阔的内地市场扩展”。
这一切都有待政策支持。除此之外，港澳自身也需要做出改进。
在听过高新区瀚天科技城经理李皓的介绍后，一位港商当即掏出名片指着科技城沙盘中绿色未开发地块问道：“对这块地你们有什么打算，我是香港房地产公司的。”佛山同行媒体的记者抱怨道，两天的交流会，港澳商人问得最多的并不是金融，而是股票和房地产。
金融溢出
CEPA即《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就在内地与港澳金融合作交流会之前，十三个CEPA示范城市与港澳业界的代表的见面会已经为内地城市对港澳金融机构的招商打开了大门。对于港澳而言，这是个跳出广东的范畴拥抱更广阔内地市场的好机会。
金融也被认为是香港为数不多的优势产业之一。商务部副部长蒋耀平称香港是“全球金融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与香港相似的是，澳门的金融也十分发达。不过，一个显而易见的实事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香港比澳门更引人注目。在有所保留的CEPA合作框架下，澳门金融企业想进入内地并不容易，相反，香港的金融机构却“刚好”符合那些条件。
香港永亨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行长兼执行董事长何国浩表示，“没有CEPA协议，永亨银行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建立起我们的平台，现在我们在内地有12个分支机构”。
按照CEPA协议以及7个补充协议，港澳银行业进驻内地的门槛是60亿美元。此前，这一门槛标准为200亿美元。
相对而言，澳门本地银行相对比较小，很难达到进入内地金融市场的门槛要求。
在港澳与内地三方互动中，澳门并不被看好。从一个侧面也可以反映出香港与澳门地位上的差别：紧邻香港的珠江东岸远比倚靠澳门的珠江西岸富有。
在过去20年间，香港企业在珠三角急速发展，产业转移却带动了包括深圳、东莞、惠州在内的珠江东岸城市的崛起。内地改革开放之初，香港是最初的、最重要的外来投资。对于很多内地政府来说，港商的现身，就意味着招商引资工作的顺利完成。“前店后厂”一直是香港与珠江三角洲合作的成功模式。相对而言，澳门并没有给地处中山、珠海、江门这些西岸城市带来产业上的提升。
港澳对珠江两岸拉动力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使珠江东西两岸也走上完全不同的两条发展之路——佛山、中山等地企业崛起了一大批自有品牌，东莞则成为中国最大的加工贸易城市。
佛山南海区就是珠江西岸发展模式的代表。当地人称南海为“堵城”，100户人家就有60辆私家车。在划入佛山之前，南海是珠三角大名鼎鼎的“南番顺”中的一员，撤市改区后，南海走上了城市化及金融服务发展之路。
佛山金融局局长曾邵武表示：“佛山藏富于民，居民储蓄存款是全国地级市最高的，达到4600亿元，这对于金融业的人来说会很兴奋，因为它具备了开展金融业务的先决条件。”
2007年，“广东金融高新技术服务区”在南海挂牌成立。按照全省金融产业发展布局，金融高新技术服务区被誉为广东七大基础性平台之首。截止到今年明底，金融高新技术服务区共吸引51个大项目，投资金额达180亿。
按照交流会的行程，内地十三个示范城市的代表参观了金融高新技术服务区：通达的交通网络、不亚于广深中心城区的高档写字楼以及比写字楼多出数倍的高档小区。代表们还参观PICC南方中心——当天见到的唯一一家金融业企业。
金融高新技术区相关人员表示，目前在运行的金融业企业有16家。此前，汇丰银行、恒生银行、东亚银行三家香港银行已经落户广东金融高新技术服务区。
与急速扩张工贸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香港的金融行业并没有大规模布局广东以外的区域。香港金融业更加渴望能融入巨大的内地市场，广东一直以来都被认为其最好的跳板。
客观地说，CEPA等政策并不是国家对香港单方面的政策扶持，在国家改革开放大局下这是有利于国家和香港发展的双赢政策。不过，SACEIPA诞生之初，人们就知道，香港对珠三角乃至整个内地的优势地位正在逐步消失，特别是在中国加入WTO之后，广东也能承担“前店”的工作时，特别在珠三角的很多城市，可以店厂合一，自己做贸易——香港不再是中国内地走向世界的唯一门户。
在香港回归祖国后，迎接港人的不是期待中的“新时代”，而是自1960年以来最差的一个年代。1997年，香港本地生产总值(GDP)实际增长5.1％，回归第二年就遭遇亚洲金融危机，导致1998年的实际增长率为创纪录的-5.5％。
2000年虽出现复苏，却如昙花一现。在外部，全球网络经济神话破灭，冲击着香港正处于转型期的创新科技产业发展；在内部，资产价格持续下跌，财政赤字又高企不下。
土地饥渴?
可以说，CEPA的出台于香港经济衰退和内地崛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2003年6月29日，正当香港在经济上遭受SARS疫情沉重打击、政治上《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工作遭受严重阻挠之际，CEPA及时签署。
在这项安排下，香港的产品可以零关税运到国内，最初就有100多项目可获零关税。加上“自由行”政策出台，香港经济从L形的长期低迷，开始转向U形的复苏。
港媒将CEPA、自由行等惠港措施誉为帮助香港经济繁荣的“灵丹妙药”，这已为2004年至今香港经济的强劲复苏所证实。
十年间几经起伏的香港看起来正因为CEPA和自由行等措施彻底走出了经济衰退的困境，不过，虽然如今香港经济依然畅旺，但通胀加剧、贫富差距恶化等深层的结构性矛盾依旧。
CEPA前行8年后，香港期望能够继续从CEPA中获益。从香港贸发局副总裁周启良在交流会的发言中不难看出他们对内地市场的渴望。
周启良介绍了香港金融服务公司的优势，并盛情邀请在场嘉宾出息2012年在香港举行的亚洲金融论坛。
金融是香港区别于珠三角以及内地其他地区的比较优势，由于上世纪80年代香港将实体经济的制造业未经转型升级而直接外迁，只留下会展、金融产业等虚拟经济，“产业空心化”十分明显。
相对于“四小龙”中的新加坡、中国台湾、韩国走的不同转型升级之路，香港产业升级显得有些乏力。各种矛盾考验着这个高度自由、发达而又脆弱的经济体，香港—直在苦苦找寻自己的角色定位。事实上，香港在回归中国之后，特区政府亦曾制定了“背靠内地、面向世界”的发展策略，旨在将香港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优势与中国内地的资源和市场优势相结合，以促进香港经济结构的转型。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香港经济的支撑，主要在内地尤其是珠三角区域。当然，在国际社会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香港对内地仍具有足够的吸引力。在《珠三角纲要》中就提出支持建立港深创新合作机制，这为港深开启下‘步的深度合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持。
港府智囊的首脑刘兆佳此前曾建议：“要推动CEPA的实施，广东和香港需携手推动国家进一步开放市场准入，而这对国家、对粤港都有利。”
事实上，无论香港还是澳门，都是整个内地，特别是珠三角区域难以割舍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在不久前，浙江、广东出现多次企业倒闭潮。中小企业缺少政策和资金的支持，只能负重前行。而澳门众多的中小银行在一定程度上能为企业融资提供便利。
澳门银行工会代主席吴建峰希望以横琴国家新区为跳板，“让澳门中小银行的分支机构能逐步向广东乃至更广阔的内地市场扩展”。
这一切都有待政策支持。除此之外，港澳自身也需要做出改进。
在听过高新区瀚天科技城经理李皓的介绍后，一位港商当即掏出名片指着科技城沙盘中绿色未开发地块问道：“对这块地你们有什么打算，我是香港房地产公司的。”佛山同行媒体的记者抱怨道，两天的交流会，港澳商人问得最多的并不是金融，而是股票和房地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