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编者按：史铁生走了，在2010年的最后一天。他没有等到新年的到来，也没有等到他1月4日过60岁生日的那一天。
史铁生是曾经在延安插队的北京知青之一，而且正是在延安的这段经历，对他从瞎懂少年到“轮椅作家”的人生走向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正如他当年的插友李子壮先生所说，“如果没有三年黄土高坡上的插队生涯，史铁生绝对不可能被那么多人称为‘中国真正的作家’。”
那么，史铁生是怎么到延安插队的?怎么得病的?带着病体又是怎么生活的?最后怎么回到北京的?本刊特约李子壮先生撰写的《史铁生与黄土地》，将告诉读者一个真实的答案。
祈愿前往天堂的史铁生不再有病痛，不再有轮椅相伴，真正过上他在人间追寻一生的好日子。
史铁生，一路走好!
史铁生为什么要去延安插队?
这是个问题。
是领袖的号召感动了他，还是圣地延安吸引了他?
也许都不是，但肯定不都是。
不管什么原因，反正在清华附中到延川县插队的第一批学生中，出现了史铁生的身影。与他一起登上火车的还有20位同学，包括我。
记得离开北京的那天，是1969年1月13日，铁生刚满18岁，我刚过15岁。我们要落户的地方，是延川县关庄公社关家庄大队。
一
当时的铁生在我眼里，已经颇具传统文人气质。他填词、作画、刻章、挥毫、作文……诗词歌赋文棋书画样样皆通(好像不会操琴)。
记得初到关家庄，他的一首“忆秦娥”的结尾居然是“禹王志气，已为今劣”，豪情满怀，气魄极大。当年八月十五，知青思乡，他便填了词，最后两句是：“月圆时节需花好，栽得好花待圆月。”也是奋发向上，别具一格。
可是，心比天高的铁生，身体却不争气。
到关家庄刚过100天，铁生的腰病就犯了，疼得死去活来。知青中一个叫孙立哲的，当时的医疗知识远不如铁生，于是，在永坪、延川及延安三地求医无效的情况下，立哲只得送铁生回京。
这次回京，铁生经多方问诊治病，逐渐好转。立哲则借助他姐姐是妇产科主任的“权势”，在酒仙桥职工医院跟着看了三个月门诊，医疗水平有了神速的进步。7月，铁生病愈，他们二人和另外几名同学又结伴回到关家庄。
今天，在北京知青和陜北老乡心中，或者再大一点的范围内，孙立哲是“神医”，史铁生是“圣笔”。现在看来，那次回京对于他们来说，确实迈出了把自己写在陕北老乡心中的关键一步。
史铁生回关家庄后，队里为了照顾他，让他当了饲养员。在陕北，这本是老汉于的活。经过实践，知青和队里都发现，这绝对是一个“各尽所能各得其所”的经济政治文化三“丰收”的最佳方案：自由时间较多，知青可以看书学习；村里得到上级肯定，符合“应当欢迎他们去”的指示精神；有利于堵塞漏洞，“反修防修”——在粮食匮乏的年代，餐饮行业被视为有“油水”的行业，不管服务对象是人还是牲口，“牛哭猪笑，饲养员偷料”是潜规则，而知青当时看见黑豆就反胃，绝不会发生“经济问题”。
铁生喂牛，得到老乡一致好评。他们说，别看“折腰”上山受苦不行，但牛喂的可美呢!
1969年冬，延安不知哪个村的知青发了个冬天和贫下中农战天斗地学大寨的“缺德”倡议，各县知青办立即落实——知青回家要公社一级介绍信，无介绍信者不给卖票。
铁生发挥特长，用土豆刻了个公社革委会的印章。当其他村的知青逃离本村，改道邻县，长途跋涉，狼狈不堪的时候，我们却大摇大摆回家了。
二
那年北京的冬天格外冷。
1969年的“一号令”，开启了中央驻京机关和大专院校的大疏散。北京林学院疏散地点是云南丽江，铁生父母和妹妹史岚奔赴丽江，奶奶驻守在北京。铁生送父母到昆明后，返回关家庄。
1970年到1971年，是铁生在关家庄的最后500天，他开始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并为《资本论》的逻辑力量所折服。铁生后来多次说，他的作品，文字来自鲁迅，而思辨源于马克思。
铁生偏爱古诗词，尤其是辛弃疾、陆游的诗词，但他对小说基本没感觉，古今中外没偏好。只有四部小说《军队的女儿》、《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把一切献给党》和《牛虻》，他读得特认真。我们清华子弟在农村搞数理化“大跃进”的时候，他是排斥的，因为他认为“自己不是那块料”。
1971年夏末秋初，铁生再次犯病，我送他到延川县城。当时，他不用拄拐尚能行走，但我预感，此时此刻，乃是“风暖暖兮延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想到这可能是铁生对延安最后的告别，不禁心中悲凉无限。回到关家庄，我立即写下当日感受，时为1971年9月17日晚。
回京之后，铁生住在奶奶的居所——前永康胡同40号。他病情反复，四处投医，奶奶年老体衰，力不从心。于是，史叔叔从丽江返回了北京。为了更好地照顾铁生，史叔叔调换了工作，由中央部委(林业部)的干部，变成北京小厂的职员。但铁生的母亲则只能在丽江和北京之间来回折腾。后来，妹妹史岚也回京上学，因为在丽江一年多，她根本无学可上!
当时铁生全家每月收入也就140元上下，如果铁生不病，还算进入了“小康”。这一病，收入的一半以上，就都给铁道部和医院了。他们家的境况进入最紧张最困难的时期。
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史铁生仍然保持着极度自尊，拒绝一切物质性援助。一同下乡的女生陈小敏的母亲得知铁生的病况，想给他买一个半导体以排遣寂寞，陈小敏和他商量，他却回了一首打油诗，起头的两句是：我已半倒体，无须君相赠……
在前永康居所，铁生先后自杀过三回。最危险也是最后的一回，因电灯短路而幸免。从那以后，铁生被送入友谊医院神经内科住院治疗。我们这些现在的插友和昔日的同学，开始排班到医院去看他。
医院是有规矩的地方，星期二、四、六、日下午才能探视，一次两位，前出后进，保证卫生。开始的时候，我们经常“撞车”，弄得铁生家人探视时间都不敢超过半个小时。后来，当我们发现医院从门诊有地道可通往住院部时，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探视时间，往往可以看见同学一排排地坐在医院中间的沙发上，和铁生聊着天。
这段生活，铁生后来写成了文字：回京后住医院治疗，历时一年半，前半年还想站起跑，后一年却想不如干脆躺下去死：然而医生护士煞费苦心百般拯救，各路朋友不离不弃爱护备至，自忖不当以死作答。
1973年5月，铁生出院回家。
夫子日：未知生，焉知死?铁生是反其道而行之。是投之死地而重生。
三
1972年底，我去当兵，从此书信来往。信写来写去，还是离不开那些山，那些人，那些事，那些曲——黄土地已经成为我们的心之所牵，情之所系。
从信中看，他情绪渐渐好起来。1976年我回京探亲，下火车就见铁生在轮椅上坐着。四个年头未见，他称自己这回真是 名符其实的“坐”家了。
对《我与地坛》发表之前的铁生，我是熟悉的。他那时的作品，我可以读懂，甚至知其所以的。第一次获奖的短篇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就是以插队的关家庄为背景的，插队知青不论地域、性别、民族、出身，谈起这篇小说，就找到了共同点，过去相识的成为知己，未曾谋面的当作知音。
可从1991年《我与地坛》发表开始，铁生就逐渐走上了形而上的道路，他的东西我们越看越费劲了。他开始脱俗，开始琢磨生命的本质。
他之所以脱俗，重要原因之一是他早逝的母亲，那是他心中永远的痛。
铁生的母亲1977年去世，年仅49岁。在他和母亲之间，发生过一件当时人很不理解、现代人也无法想象的事情。1969年，他生病回京治疗时，母亲给他搞到一个因病返京的证明，谁知他竟然将证明给撕了!他的理由是想继续插队，有所作为，不愿意在北京待業。
史铁生在他自撰的小传中如是说：在校参加文化革命，热情有余偏出身不足，故心存向往却终无作为，属“逍遥”的一派。逍遥之间读了些书，读了“鲜花”也读了“毒草”，自然也有小疾而不辞，自愿去革命圣地延安插队落户，究其缘由：三分虔诚，七分好奇。插队期间努力劳动，种了一年地，喂了两年牛，衣既不丰食且不足，与农民过一样的日子，这才看见一个全面的中国。
现在看来，正是黄土地上的插队生活，才使铁生的精神得到释放，才能得以发挥，也使他活回了自己。
1979年，铁生发表第一篇小说《法学教授和他的夫人》时，母亲已经走了。1991年，40岁的他写下了《我与地坛》。他在文中用很大的篇幅写了母亲，字里行间除了对母亲的愧疚，更多的还是感激和思念。
但是，即使是在形而上的生命追寻中，也能看出黄土地在铁生心里刻下的深深的烙印——他的目光始终是投向被误解被亏待的那些平凡的生命的，他的笔、他的爱只为这些人服务。而对那些活跃在官场、商场、情场的生命，他毫无兴趣，“连头也不转过去”。
如果没有三年黄土高坡上的插队生涯，史铁生绝对不可能成为“圣笔”——一支圣洁的笔，绝对不可能被那么多人称为“中国真正的作家”，也绝对不可能使“老三届”的家长兄妹子女感动、佩服和怀念。
在2011年1月4日铁生的生日会上，延安老乡带来了泥土和甘泉，它将和铁生的骨灰一同洒在地坛，成为一条缀合当年的“北京娃”和圣地延安的连接线，而这条连接线，是史铁生及一代知青用40年的足迹、笔迹、心迹勾画而成的。
(本文约稿约图过程中，史铁生的另一位插友曲光老师及史铁生的夫人陈希米女士给予了很多帮助，特此致谢!)
史铁生是曾经在延安插队的北京知青之一，而且正是在延安的这段经历，对他从瞎懂少年到“轮椅作家”的人生走向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正如他当年的插友李子壮先生所说，“如果没有三年黄土高坡上的插队生涯，史铁生绝对不可能被那么多人称为‘中国真正的作家’。”
那么，史铁生是怎么到延安插队的?怎么得病的?带着病体又是怎么生活的?最后怎么回到北京的?本刊特约李子壮先生撰写的《史铁生与黄土地》，将告诉读者一个真实的答案。
祈愿前往天堂的史铁生不再有病痛，不再有轮椅相伴，真正过上他在人间追寻一生的好日子。
史铁生，一路走好!
史铁生为什么要去延安插队?
这是个问题。
是领袖的号召感动了他，还是圣地延安吸引了他?
也许都不是，但肯定不都是。
不管什么原因，反正在清华附中到延川县插队的第一批学生中，出现了史铁生的身影。与他一起登上火车的还有20位同学，包括我。
记得离开北京的那天，是1969年1月13日，铁生刚满18岁，我刚过15岁。我们要落户的地方，是延川县关庄公社关家庄大队。
一
当时的铁生在我眼里，已经颇具传统文人气质。他填词、作画、刻章、挥毫、作文……诗词歌赋文棋书画样样皆通(好像不会操琴)。
记得初到关家庄，他的一首“忆秦娥”的结尾居然是“禹王志气，已为今劣”，豪情满怀，气魄极大。当年八月十五，知青思乡，他便填了词，最后两句是：“月圆时节需花好，栽得好花待圆月。”也是奋发向上，别具一格。
可是，心比天高的铁生，身体却不争气。
到关家庄刚过100天，铁生的腰病就犯了，疼得死去活来。知青中一个叫孙立哲的，当时的医疗知识远不如铁生，于是，在永坪、延川及延安三地求医无效的情况下，立哲只得送铁生回京。
这次回京，铁生经多方问诊治病，逐渐好转。立哲则借助他姐姐是妇产科主任的“权势”，在酒仙桥职工医院跟着看了三个月门诊，医疗水平有了神速的进步。7月，铁生病愈，他们二人和另外几名同学又结伴回到关家庄。
今天，在北京知青和陜北老乡心中，或者再大一点的范围内，孙立哲是“神医”，史铁生是“圣笔”。现在看来，那次回京对于他们来说，确实迈出了把自己写在陕北老乡心中的关键一步。
史铁生回关家庄后，队里为了照顾他，让他当了饲养员。在陕北，这本是老汉于的活。经过实践，知青和队里都发现，这绝对是一个“各尽所能各得其所”的经济政治文化三“丰收”的最佳方案：自由时间较多，知青可以看书学习；村里得到上级肯定，符合“应当欢迎他们去”的指示精神；有利于堵塞漏洞，“反修防修”——在粮食匮乏的年代，餐饮行业被视为有“油水”的行业，不管服务对象是人还是牲口，“牛哭猪笑，饲养员偷料”是潜规则，而知青当时看见黑豆就反胃，绝不会发生“经济问题”。
铁生喂牛，得到老乡一致好评。他们说，别看“折腰”上山受苦不行，但牛喂的可美呢!
1969年冬，延安不知哪个村的知青发了个冬天和贫下中农战天斗地学大寨的“缺德”倡议，各县知青办立即落实——知青回家要公社一级介绍信，无介绍信者不给卖票。
铁生发挥特长，用土豆刻了个公社革委会的印章。当其他村的知青逃离本村，改道邻县，长途跋涉，狼狈不堪的时候，我们却大摇大摆回家了。
二
那年北京的冬天格外冷。
1969年的“一号令”，开启了中央驻京机关和大专院校的大疏散。北京林学院疏散地点是云南丽江，铁生父母和妹妹史岚奔赴丽江，奶奶驻守在北京。铁生送父母到昆明后，返回关家庄。
1970年到1971年，是铁生在关家庄的最后500天，他开始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并为《资本论》的逻辑力量所折服。铁生后来多次说，他的作品，文字来自鲁迅，而思辨源于马克思。
铁生偏爱古诗词，尤其是辛弃疾、陆游的诗词，但他对小说基本没感觉，古今中外没偏好。只有四部小说《军队的女儿》、《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把一切献给党》和《牛虻》，他读得特认真。我们清华子弟在农村搞数理化“大跃进”的时候，他是排斥的，因为他认为“自己不是那块料”。
1971年夏末秋初，铁生再次犯病，我送他到延川县城。当时，他不用拄拐尚能行走，但我预感，此时此刻，乃是“风暖暖兮延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想到这可能是铁生对延安最后的告别，不禁心中悲凉无限。回到关家庄，我立即写下当日感受，时为1971年9月17日晚。
回京之后，铁生住在奶奶的居所——前永康胡同40号。他病情反复，四处投医，奶奶年老体衰，力不从心。于是，史叔叔从丽江返回了北京。为了更好地照顾铁生，史叔叔调换了工作，由中央部委(林业部)的干部，变成北京小厂的职员。但铁生的母亲则只能在丽江和北京之间来回折腾。后来，妹妹史岚也回京上学，因为在丽江一年多，她根本无学可上!
当时铁生全家每月收入也就140元上下，如果铁生不病，还算进入了“小康”。这一病，收入的一半以上，就都给铁道部和医院了。他们家的境况进入最紧张最困难的时期。
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史铁生仍然保持着极度自尊，拒绝一切物质性援助。一同下乡的女生陈小敏的母亲得知铁生的病况，想给他买一个半导体以排遣寂寞，陈小敏和他商量，他却回了一首打油诗，起头的两句是：我已半倒体，无须君相赠……
在前永康居所，铁生先后自杀过三回。最危险也是最后的一回，因电灯短路而幸免。从那以后，铁生被送入友谊医院神经内科住院治疗。我们这些现在的插友和昔日的同学，开始排班到医院去看他。
医院是有规矩的地方，星期二、四、六、日下午才能探视，一次两位，前出后进，保证卫生。开始的时候，我们经常“撞车”，弄得铁生家人探视时间都不敢超过半个小时。后来，当我们发现医院从门诊有地道可通往住院部时，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探视时间，往往可以看见同学一排排地坐在医院中间的沙发上，和铁生聊着天。
这段生活，铁生后来写成了文字：回京后住医院治疗，历时一年半，前半年还想站起跑，后一年却想不如干脆躺下去死：然而医生护士煞费苦心百般拯救，各路朋友不离不弃爱护备至，自忖不当以死作答。
1973年5月，铁生出院回家。
夫子日：未知生，焉知死?铁生是反其道而行之。是投之死地而重生。
三
1972年底，我去当兵，从此书信来往。信写来写去，还是离不开那些山，那些人，那些事，那些曲——黄土地已经成为我们的心之所牵，情之所系。
从信中看，他情绪渐渐好起来。1976年我回京探亲，下火车就见铁生在轮椅上坐着。四个年头未见，他称自己这回真是 名符其实的“坐”家了。
对《我与地坛》发表之前的铁生，我是熟悉的。他那时的作品，我可以读懂，甚至知其所以的。第一次获奖的短篇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就是以插队的关家庄为背景的，插队知青不论地域、性别、民族、出身，谈起这篇小说，就找到了共同点，过去相识的成为知己，未曾谋面的当作知音。
可从1991年《我与地坛》发表开始，铁生就逐渐走上了形而上的道路，他的东西我们越看越费劲了。他开始脱俗，开始琢磨生命的本质。
他之所以脱俗，重要原因之一是他早逝的母亲，那是他心中永远的痛。
铁生的母亲1977年去世，年仅49岁。在他和母亲之间，发生过一件当时人很不理解、现代人也无法想象的事情。1969年，他生病回京治疗时，母亲给他搞到一个因病返京的证明，谁知他竟然将证明给撕了!他的理由是想继续插队，有所作为，不愿意在北京待業。
史铁生在他自撰的小传中如是说：在校参加文化革命，热情有余偏出身不足，故心存向往却终无作为，属“逍遥”的一派。逍遥之间读了些书，读了“鲜花”也读了“毒草”，自然也有小疾而不辞，自愿去革命圣地延安插队落户，究其缘由：三分虔诚，七分好奇。插队期间努力劳动，种了一年地，喂了两年牛，衣既不丰食且不足，与农民过一样的日子，这才看见一个全面的中国。
现在看来，正是黄土地上的插队生活，才使铁生的精神得到释放，才能得以发挥，也使他活回了自己。
1979年，铁生发表第一篇小说《法学教授和他的夫人》时，母亲已经走了。1991年，40岁的他写下了《我与地坛》。他在文中用很大的篇幅写了母亲，字里行间除了对母亲的愧疚，更多的还是感激和思念。
但是，即使是在形而上的生命追寻中，也能看出黄土地在铁生心里刻下的深深的烙印——他的目光始终是投向被误解被亏待的那些平凡的生命的，他的笔、他的爱只为这些人服务。而对那些活跃在官场、商场、情场的生命，他毫无兴趣，“连头也不转过去”。
如果没有三年黄土高坡上的插队生涯，史铁生绝对不可能成为“圣笔”——一支圣洁的笔，绝对不可能被那么多人称为“中国真正的作家”，也绝对不可能使“老三届”的家长兄妹子女感动、佩服和怀念。
在2011年1月4日铁生的生日会上，延安老乡带来了泥土和甘泉，它将和铁生的骨灰一同洒在地坛，成为一条缀合当年的“北京娃”和圣地延安的连接线，而这条连接线，是史铁生及一代知青用40年的足迹、笔迹、心迹勾画而成的。
(本文约稿约图过程中，史铁生的另一位插友曲光老师及史铁生的夫人陈希米女士给予了很多帮助，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