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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3人到74人，从门诊108例到3983例，从完成手术18台到371台……相较2006年的首次出征，慈善光明行（下文简称“光明行”） 今年交给自己的成绩单是：志愿者队伍扩大近6倍， 义诊病患数量增长了36倍，手术量增加了20倍。光明行志愿者互称队友，不少老队友感慨，此次第八站习水之行创了光明行的“吉尼斯纪录”，可能无法再超越。
光明行是一项民间慈善公益行动，最初由一群北大校友和上海眼科医生共同发起。自2006年始，队员们自筹费用，每年去一个老少边穷之地，免费诊治白内障患者。如果仅浏览光明行队员名册，不少人会以为这是一项半官方的慈善活动，因为在册的不是上海各大医院的院级领导、主任级医师，就是国企高管、民企老板、外企高层和政府官员。而我，自2010年开始接触光明行到此次“贴身”参与习水光明行，更愿视之为一群眼科医生的朋友圈聚会——一年一次，一次十天，自掏腰包翻山越岭找病人，不远千里送医送药。
光明行当年设定的“十站之约”即将期满。是否就此止步？民间公益活动的生命周期有多长？是否践行公益就该有使命感责任感，应该品牌化，扩大社会影响力、承担更多的社会角色、分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个中取舍谁来权衡？光明行的追随者们不禁开始思考光明之路的未来。
我们都有公益梦
队员们工作之余为光明行出谋划策，利用年假参加光明行。有的当光明行是“助人为乐，助人利己 ”；有的将之作为集体的布施；有的当作自我净化，洗涤心灵的方式；有的则把它视为个人践行公益梦的通道。
大连队员李宇带着公司捐献的 120 枚预装折叠晶体参加习水之行，他说，“慈善公益，人人有责。无论是企业还是企业人，实施企业社会责任，回报社会都是我们永恒的责任和义务”；第一次参加光明行的19岁女孩赵轶青捐出自己全部的压岁钱，她说，“来光明行是献爱心，尽自己的社会责任”；北京队员赵振中感悟：“光明行不仅医治病人的眼睛，也医治我们世俗的心灵”； 90后老队员郑梓琛说，“在光明行这个团队里，我真的感觉到自己对社会做了些什么”；老队员明清和宗实夫妇说，“光明行这十天是每年最重要的事，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光明行永远都是我的节日，我对下一次永远充满期待”……
缪晚虹医生说，“平时在医院做手术很理性，但在光明行里，因为志愿者们会变得感性一些”；做了11 年医生的陆艳说，“有时候对医生这份工作有倦怠，但在光明行里看到志愿者们对病人的热情， 让我看到了最初的自己，想起做医生的使命感”；四次参加光明行的老队员孔庆健医生写道，“在今后的工作中，还应该多向志愿者学习，对病人多一些人性化的关心和爱护”……
第八站的习水光明行在各项指标上都实现了飞跃。有队员说，这得益于习水县政府和县卫生部门前期大力宣传光明行，提前帮助筛查病患，派专车送病人到县医院就医等有力的支持举措。光明行先遣队队员们回想起前几站的艰苦经历不禁感慨“看到了政府的正面形象，感受到了政府传递的正能量”。
中国的确在数字上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还是有很多地区的人们医疗意识淡薄和医疗条件恶劣出乎意料。缪晚虹医生回忆：“边远贫困地区的医疗状况与大城市有很大差距。 大部分人都以为视力不好就是白内障，很多因为错误的认知而错失治疗良机，终身失去光明的病例让人痛心不已。在贵州山区我们居然还能看到不少因为沙眼而失明的老人。沙眼是我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致盲性眼病，现在在城市几乎绝迹。可见当地基础的医学普及教育的缺失。”
这些缺医少药的穷乡僻壤的人们想出趟门都可能筹不齐路费。靠光明行之类的慈善公益组织很难帮助到所有的病患。很多队员都深刻认识到这个问题。有队员就提出：
缺医生，能否在上海设培训点，安排当地医生来上海医院培训？
缺设备、缺药、缺基础医学普及教育，能否结合企业社会责任项目（CSR）设计方案？
缺资金，能否新设立民营眼科医院，做中国版的“Aravind”？
……
我们储备物质财富的同时，也需要储备精神财富。人人都有一个公益梦，都需要一个直接践行社会责任的通道。
做大还是做小？
不少队员面对此问题的回答是“如果从解决社会问题的角度看，当然是诊治病人数量越多越好”。队员们都希望能尽力而为，但同时也发现力有不逮 。每次光明行后， 都有志愿者自发组织，安排几个病人来上海救医， 并资助他们来回的路费 。义诊期间因晶体度数不符或设备缺乏无法做手术的病患很多，但能接到上海做治疗的很有限。
光明行早期的设想是，只要能找到企业家资助，不只眼科，其他科室的医生也可以到边远的贫困地区去做医疗服务。比如，一个牙科医生加上一个企业家，可以到边远地区对牙齿不好的人做保健护理和护牙宣教。企业家有资金有爱心，医生有技术，发挥“技术 资金”的合力。每个有基础的人整合一些资源都能够做慈善和公益，可以做得很大，也可以做得很小。自筹资金，利用业余时间和专业特长探索着一条新型的公益之路。光明行探索此路已8年。
习水之行后有队员提出，光明行到过8个地方了，这些地方的医生可以来上海接受免费培训后再回到当地服务，如此解决当地的长期需求。
有队员提出，政府才是真正有能力有资源，能长期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的核心。光明行应推动政府行动起来。慈善公益活动或者组织发起的初衷大多是为了解决一点或一些社会问题。但真正解决问题的也许并非是这个慈善机构或者公益活动本身，可能是因其唤起了大众，促使了更多人关注并参与同一领域，推动了某个领域的小小改变；也可能是活动本身影响力日渐盛大，促使政府在体制内微改革，建立起长效机制从根本上解决这个社会问题。发心布施，自然是布施得越多越好。君子善假于物。假于社会公益之力还是政府行政之手？
有队员说，光明行可以一直这么走下去。光明行是否需要“永续发展”呢？
也有队员假设，光明行将“P2P社会创投”作为发展方向将有许多想象空间：输出运作模式，整合现有资源，培育更多光明小分队，覆盖各类眼科领域；投资社会企业性质的眼科医院，部分自我供血，图谋长远，培育服务地方的医生；成为眼科公益项目的孵化平台，帮助眼科医生实现“专业余”的“公益梦”…… 但这需要光明行从“无组织”到”有组织”，固定运作团队，建立新的决策机制。现有的捐助人直接参与、透明化的运作模式在流程化，信息化上也将面临挑战和创新。
光明行还有许多不足，需要在行动中修正，日臻完善。光明行队员们拍集体照，喊着口号“光明行，行”，此“行”声振耳，总让我想到坐言起行、行者无疆、以行修心、悲心利他……
人体细胞7年全部更新一次，可视为一次新生。 光明行8岁了，是维持现状还是图谋壮大，抑或分化？是否该将“让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公益梦”扛上肩？光明行走到了十字路口了吗？
“天空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但我已经飞过。” 慈善光明行，且行且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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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avind 系统的医院每年接待100多万门诊病人，进行约20万例眼科手术。其中，Aravind为约50%的门诊病人、70%的手术病人提供免费的、高质量的医疗卫生服务。在不依赖外部援助的情况下，在为几百万印度人（包括社会上层、中产阶级，但大多数的是印度最贫穷的眼疾病人）提供世界级的眼科医疗服务的同时，还实现了财政上的独立性。Aravind眼科医院的营业收入（主要来自收费病人）不仅承担了其年度营运预算的90%份额（其 他10%来自世界上的一些慈善机构及印度政府等），而且成功地支持了Aravind眼科医院的快速成长，使之从最初成立时的20张床位发展成为今天印度乃至世界上最大的、最成功的眼科医院。
光明行是一项民间慈善公益行动，最初由一群北大校友和上海眼科医生共同发起。自2006年始，队员们自筹费用，每年去一个老少边穷之地，免费诊治白内障患者。如果仅浏览光明行队员名册，不少人会以为这是一项半官方的慈善活动，因为在册的不是上海各大医院的院级领导、主任级医师，就是国企高管、民企老板、外企高层和政府官员。而我，自2010年开始接触光明行到此次“贴身”参与习水光明行，更愿视之为一群眼科医生的朋友圈聚会——一年一次，一次十天，自掏腰包翻山越岭找病人，不远千里送医送药。
光明行当年设定的“十站之约”即将期满。是否就此止步？民间公益活动的生命周期有多长？是否践行公益就该有使命感责任感，应该品牌化，扩大社会影响力、承担更多的社会角色、分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个中取舍谁来权衡？光明行的追随者们不禁开始思考光明之路的未来。
我们都有公益梦
队员们工作之余为光明行出谋划策，利用年假参加光明行。有的当光明行是“助人为乐，助人利己 ”；有的将之作为集体的布施；有的当作自我净化，洗涤心灵的方式；有的则把它视为个人践行公益梦的通道。
大连队员李宇带着公司捐献的 120 枚预装折叠晶体参加习水之行，他说，“慈善公益，人人有责。无论是企业还是企业人，实施企业社会责任，回报社会都是我们永恒的责任和义务”；第一次参加光明行的19岁女孩赵轶青捐出自己全部的压岁钱，她说，“来光明行是献爱心，尽自己的社会责任”；北京队员赵振中感悟：“光明行不仅医治病人的眼睛，也医治我们世俗的心灵”； 90后老队员郑梓琛说，“在光明行这个团队里，我真的感觉到自己对社会做了些什么”；老队员明清和宗实夫妇说，“光明行这十天是每年最重要的事，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光明行永远都是我的节日，我对下一次永远充满期待”……
缪晚虹医生说，“平时在医院做手术很理性，但在光明行里，因为志愿者们会变得感性一些”；做了11 年医生的陆艳说，“有时候对医生这份工作有倦怠，但在光明行里看到志愿者们对病人的热情， 让我看到了最初的自己，想起做医生的使命感”；四次参加光明行的老队员孔庆健医生写道，“在今后的工作中，还应该多向志愿者学习，对病人多一些人性化的关心和爱护”……
第八站的习水光明行在各项指标上都实现了飞跃。有队员说，这得益于习水县政府和县卫生部门前期大力宣传光明行，提前帮助筛查病患，派专车送病人到县医院就医等有力的支持举措。光明行先遣队队员们回想起前几站的艰苦经历不禁感慨“看到了政府的正面形象，感受到了政府传递的正能量”。
中国的确在数字上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还是有很多地区的人们医疗意识淡薄和医疗条件恶劣出乎意料。缪晚虹医生回忆：“边远贫困地区的医疗状况与大城市有很大差距。 大部分人都以为视力不好就是白内障，很多因为错误的认知而错失治疗良机，终身失去光明的病例让人痛心不已。在贵州山区我们居然还能看到不少因为沙眼而失明的老人。沙眼是我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致盲性眼病，现在在城市几乎绝迹。可见当地基础的医学普及教育的缺失。”
这些缺医少药的穷乡僻壤的人们想出趟门都可能筹不齐路费。靠光明行之类的慈善公益组织很难帮助到所有的病患。很多队员都深刻认识到这个问题。有队员就提出：
缺医生，能否在上海设培训点，安排当地医生来上海医院培训？
缺设备、缺药、缺基础医学普及教育，能否结合企业社会责任项目（CSR）设计方案？
缺资金，能否新设立民营眼科医院，做中国版的“Aravind”？
……
我们储备物质财富的同时，也需要储备精神财富。人人都有一个公益梦，都需要一个直接践行社会责任的通道。
做大还是做小？
不少队员面对此问题的回答是“如果从解决社会问题的角度看，当然是诊治病人数量越多越好”。队员们都希望能尽力而为，但同时也发现力有不逮 。每次光明行后， 都有志愿者自发组织，安排几个病人来上海救医， 并资助他们来回的路费 。义诊期间因晶体度数不符或设备缺乏无法做手术的病患很多，但能接到上海做治疗的很有限。
光明行早期的设想是，只要能找到企业家资助，不只眼科，其他科室的医生也可以到边远的贫困地区去做医疗服务。比如，一个牙科医生加上一个企业家，可以到边远地区对牙齿不好的人做保健护理和护牙宣教。企业家有资金有爱心，医生有技术，发挥“技术 资金”的合力。每个有基础的人整合一些资源都能够做慈善和公益，可以做得很大，也可以做得很小。自筹资金，利用业余时间和专业特长探索着一条新型的公益之路。光明行探索此路已8年。
习水之行后有队员提出，光明行到过8个地方了，这些地方的医生可以来上海接受免费培训后再回到当地服务，如此解决当地的长期需求。
有队员提出，政府才是真正有能力有资源，能长期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的核心。光明行应推动政府行动起来。慈善公益活动或者组织发起的初衷大多是为了解决一点或一些社会问题。但真正解决问题的也许并非是这个慈善机构或者公益活动本身，可能是因其唤起了大众，促使了更多人关注并参与同一领域，推动了某个领域的小小改变；也可能是活动本身影响力日渐盛大，促使政府在体制内微改革，建立起长效机制从根本上解决这个社会问题。发心布施，自然是布施得越多越好。君子善假于物。假于社会公益之力还是政府行政之手？
有队员说，光明行可以一直这么走下去。光明行是否需要“永续发展”呢？
也有队员假设，光明行将“P2P社会创投”作为发展方向将有许多想象空间：输出运作模式，整合现有资源，培育更多光明小分队，覆盖各类眼科领域；投资社会企业性质的眼科医院，部分自我供血，图谋长远，培育服务地方的医生；成为眼科公益项目的孵化平台，帮助眼科医生实现“专业余”的“公益梦”…… 但这需要光明行从“无组织”到”有组织”，固定运作团队，建立新的决策机制。现有的捐助人直接参与、透明化的运作模式在流程化，信息化上也将面临挑战和创新。
光明行还有许多不足，需要在行动中修正，日臻完善。光明行队员们拍集体照，喊着口号“光明行，行”，此“行”声振耳，总让我想到坐言起行、行者无疆、以行修心、悲心利他……
人体细胞7年全部更新一次，可视为一次新生。 光明行8岁了，是维持现状还是图谋壮大，抑或分化？是否该将“让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公益梦”扛上肩？光明行走到了十字路口了吗？
“天空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但我已经飞过。” 慈善光明行，且行且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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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avind 系统的医院每年接待100多万门诊病人，进行约20万例眼科手术。其中，Aravind为约50%的门诊病人、70%的手术病人提供免费的、高质量的医疗卫生服务。在不依赖外部援助的情况下，在为几百万印度人（包括社会上层、中产阶级，但大多数的是印度最贫穷的眼疾病人）提供世界级的眼科医疗服务的同时，还实现了财政上的独立性。Aravind眼科医院的营业收入（主要来自收费病人）不仅承担了其年度营运预算的90%份额（其 他10%来自世界上的一些慈善机构及印度政府等），而且成功地支持了Aravind眼科医院的快速成长，使之从最初成立时的20张床位发展成为今天印度乃至世界上最大的、最成功的眼科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