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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州人邓声军，原本只是一个“追涨杀跌”的普通股民，但现在他多了一个身份，成为“* ST北生（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北生药业’，股票代码：600556）”这只垃圾股票一部分“小散户”的维权代表。
4月22日，他和来自其他9省的20名小股东维权代表一起赴京，前往证监会等单位联名信访。
“基本都是坐火车，差旅自费，原本要来的人更多，但我们觉得不合适。”5月1日，邓声军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他们坚持合法上访。
“小散”进京到证监会信访，一时为多家媒体跟踪报道，但从其信访主诉看，与其说是上访，倒不如说是行政请求—股东代表请求证监会，制止北生公司处于管理层的控股股东，在2013年4月25日召开的临时股东大会上参与一项重大重组议案表决投票。
实际上，除了信访，为了防止控股股东投出预料中的不利结果，这次，维权代表还在京城走访游说了北生药业另外两位大股东的总部机构—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请求其与“小散户”保持一致，投出反对票。
这正是“小散户”在上市公司重大决策上与大股东抗争的又一例。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类似案例频仍，财经界因之称为“小股东革命”现象。而在目不暇接的热点事件中，大、小股东利益之争能否在上市公司制度场中，真正达成“票决”解决，已受到各种围观。
本刊在关注邓声军们进京信访同时，在此前后择选访问10年来“小股东革命”事件的几位节点人物，尝试为此次北生药业“小散”进京信访作个注脚。
小股东维权启蒙
严义明身上，除了曾经的“周正毅代理律师”和现如今的“环境公益律师”两个鲜明标签，十多年前“中国证券市场中小股东维权第一人”的标签色彩已渐渐淡去。
“我后来主要做政府信息公开和环境公益诉讼，中小股东维权做得少了。”严义明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他疏离中小股东维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越来越觉得这一领域的法律环境变了，“（大股东）形成利益集团，与法院的关系容易走近，有时候我们想立案都困难。”
严义明是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投身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的。此时距改革开放后中国股市正式诞生，不过十多年。
“当时社会上普遍觉得，炒股本来就有风险，如果赔了，损失天经地义该股民自己承担。”
严义明身在上海，得地利之便，当时就在《上海证券报》等报纸上发表文章。
他提出：“因市场正常波动造成股民损失的，由股民承担；因为虚假信息给股民造成损失的，应由造假者赔偿损失。”
1998年，因虚构利润、“过度包装”，中国证监会宣布对成都红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红光实业”）管理部门、负责该公司上市前审核及评估的事务所、证券承销商、推荐商、律师事务所以及相关的其他信息、中介机构和有关执业人员进行行政处罚。
处罚决定公开之后，红光实业的一些小散户通过报纸署名文章联系律所，再找到严义明，请他出面为散户维权。
“这些散户大都买了几千元的红光实业，多的也就十多万元，自从买进之后一直跌。”
严义明认为，正是红光实业骗取上市资格、向公众虚构利润及隐瞒亏损，才导致散户损失。
是年，严义明代理11名投资人起诉红光实业并要求赔偿。这成为“中国第一起因虚假陈述引发小股东状告上市公司案”。
该案历经曲折，终于在4年后的2002年底，在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调解结案，红光实业按原告诉讼金额的90%赔偿。
严义明在此期间同时代理银广夏、大庆联谊小股东维权案。2001年的银广夏案中，为发动股东参与维权，他通过报纸公告征集股东，之后代表近千名股东发起对银广夏的诉讼。
“这些案子反复起诉，被媒体不断报道、解析，小股东开始觉醒，知道起来维护自己的权利了。”严义明把2002年之前这一段时间划为小股东维权启蒙阶段。
独立董事的独立运动
维权启蒙促成小股东权利意识觉醒，而在实现权利的路径选择上，从这一时期集中爆发的红光实业、郑百文、银广夏、亿安科技、大庆联谊、圣方科技等众多知名案例看，主要以小股东对上市公司提起法律诉讼为主。
或许正因为如此，像严义明这样的律师才成为此一时期小股东维权的弄潮儿。
2001年，严义明被评为年度“证券市场十大新闻人物”，2002年被美国《商业周刊》评为年度“亚洲之星”，并在中国媒介收获“证券市场中小股东维权第一人”的声誉。
小股东不断诉讼，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相关法律法规不断完善。
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曾公布《关于涉证券民事赔偿案件暂不予受理的通知》，称因法院尚不具备受理及审理条件，要求各地法院暂不受理证券市场中涉及虚假陈述、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三方面的民事赔偿案件。
这一《通知》广受质疑，2002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
此次《通知》之后，激起一阵诉讼风潮，而小股东与上市公司管理层之间的利益博弈和争端，已渐归于法律管道。
但严义明这样的“小股东维权第一人”，往后反而在诉诸法律方面表现得并不积极。
“可能是官司多了，极个别法官和企业有了联系、合作，所以小股东诉讼起来很累。”严义明向记者讲述了他遭遇过的数起诉讼怪现状，但他无法窥探能够证明背后“有问题”的证据，因此在小股东诉讼维权的道路上更觉无力。
严义明曾经尝试过另一条路。2005年，在科龙电器风暴中，他发起了在当时资本市场赫赫有名的“独立董事的独立运动”。 当时严义明以小股东身份，通过报纸面向科龙电器全体股东征集提议权及投票权。他提议召开科龙电器临时股东大会，罢免该公司包括董事长顾雏军在内的三名非独立董事及三位独立董事，同时提议选举自己等三人为科龙电器新的独立董事。
“如果当选独董，我可依此身份对公司真实情况、财务状况做调查，从而让中小股东获得公司真相，进一步避免利益受损。”严义明告诉本刊记者，当年他辗转大陆及香港两地，游说广大股东，并且征集到了超过10%的股东支持。
然而，眼看就要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随着顾雏军被抓，部分支持者觉得目的已达到，遂撤销对严的支持，这场“严义明枪挑顾雏军”的大戏骤然终止。
“当时真正给我授权的是一些大的机构，他们一撤退，我想通过当选独董调查科龙真相的计划也就没法实施了。”
严义明发动“独立董事的独立运动”并不如意，以后，在维护中小股东权益上，他又尝试以公民身份举报过长征电器、银河科技等，有的获得解决，有的进展有限。
“小股东革命”的另一面
如果说小股东在维权启蒙阶段的大量诉讼行为侧重于法律途径，那么，“独立董事的独立运动”看重的是中小股东手里的投票权，主攻方向为股东大会上的“票战”。
真正将小股东“票战”炼成蜚声资本市场的“小股东革命”，其标志性人物应是和君创业咨询集团总裁李肃。
李肃在今年3月底，针对华润电力（华润电力控股有限公司，00836. HK）在山西的一桩号称百亿兼并重组案，刚刚发动了一场“小股东革命”。
“我们已经把华润电力告到香港联交所，联交所要求华润电力披露（百亿兼并重组案信息），华润电力回复联交所，说要调查两个月。”4月12日，李肃就华润电力一案的最新进展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此前1年，雷士照明（02222. HK）爆发创、投之争，李肃居间发动了针对雷士照明创始人吴长江的“小股东革命”，并希望自己担任雷士照明独立董事。
但这次动作受到舆论质疑，李肃被指收雷士照明投资人阎焱500万元公关费，以达到拉拢小股东对抗吴长江回归雷士的目的。
对于该质疑，李肃曾公开回应，他没有拿阎焱500万元，他在雷士照明事件上的诉求是3000万元。
此次李肃向本刊提供了一种解释：“其实是雷士的一帮经销商找我们，说乱得不行了，当时我们一分析，就跟经销商说，你要委托我们，那现在的主要问题还在吴长江身上，不能让雷士罢工，如果不约束他的罢工和破坏性行为，你们这帮经销商不会有好处的。”
事实上，李肃还曾以“小股东革命”方式深度介入过“达娃之争”（达能、娃哈哈）、“国美控制权之争”，也都伴生质疑—外界或疑其发动“小股东革命”的动机，并非为小股东争利益，而是替一方大股东拉拢小股东，从而达到打压另一方大股东、争夺公司控制权的目的。
公开资料显示，李肃原为北京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后与人创办管理咨询公司，浸淫这一行业至今，而其业务服务对象多为企业和企业主。
早在2002年，和君创业曾介入天歌科技（旧名）争端，李肃即因此被媒体誉为“首次在中国股市发起天歌科技的‘小股东革命’”。
此次李肃告诉本刊，其实在天歌科技发动“小股东革命”时，他背后的主要支持者是券商。
“天歌科技增发的时候，承销券商一分钱都没有卖出去，10%的股票全砸券商手里了。后来券商委托我们，因为占股10%就有召开全体股东大会的权力，因此那一次很成功，我们在报纸上一发公告要开股东会，对方就缴枪了。”
显然，即便由李肃开创的“小股东革命”第一战，也更多地表现为“富人的游戏”，在这样的游戏里面，真正的“小散户”身影模糊。
邓声军的失败
邓声军算是真正的“小散”。他在2008年之前风闻北生药业重组信息，赶紧买进股票，但“进去之后，见它一直不行，赶紧就走了”。
后来看着北生药业股价下跌，他又拾个便宜，率全家将45万元资金投进去，从此成了北生药业的一名小股东。
邓声军重进北生药业，看中的是其由政府支持的破产重整。买进后不久，北生药业便进入停牌。
邓声军坦言，后来他在北生药业上是赚了钱的。但从2008年起至今，北生药业历经破产重整、资产重组，每一步走得惊心动魄，让人提心吊胆。
北生药业最近一次重组，试图联姻德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勤股份”），重组方案实质是让德勤股份得以借壳上市。
该方案遭遇中小股东抵制，因此在今年2月的股东大会上未能获得法定票数，方案被否。
4月10日，该被否方案经部分修订后，重新为北生药业公告，并决定于4月25日再次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4月22日，邓声军等小股东代表抢在股东大会之前进京信访，正是想让证监会出手阻止一部分大股东投票。
邓声军等小股东认为北生药业此次重组至少有三处违规：
一是非破产重整期间，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不按20日交易价格的平均价定价，而采取协商定价，严重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权益；
二是曲解上海证劵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对“社会公众股东”的定义，控股股东北生集团不按规定回避投票，并将其所持股份纳入社会公众股份计票，压制中小股东在公司重组等重大事宜上的话语权；
三是北生目前的重组方德勤集团刚在2011年2月21日中国证监会发审会上因涉嫌PE腐败IPO被否，当时其资产9亿元，可是2012年底德勤集团与ST北生公布重组预案时，其资产就达到了18亿元，短短一年时间资产增长100%，存在明显虚列资产问题。
根据三项指控，小股东们的一项紧急请求，是要证监会责成北生药业控股股东（北生集团等）按规定回避4月25日的投票表决。
而4月25日，修订后的重组议案最终获得近七成赞成票，涉险过关。
至此，这起未走法律诉讼，与另一种“小股东革命”不同，完全由真实小股东自发组织的信访维权，暂以失败告一段落。
4月22日，他和来自其他9省的20名小股东维权代表一起赴京，前往证监会等单位联名信访。
“基本都是坐火车，差旅自费，原本要来的人更多，但我们觉得不合适。”5月1日，邓声军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他们坚持合法上访。
“小散”进京到证监会信访，一时为多家媒体跟踪报道，但从其信访主诉看，与其说是上访，倒不如说是行政请求—股东代表请求证监会，制止北生公司处于管理层的控股股东，在2013年4月25日召开的临时股东大会上参与一项重大重组议案表决投票。
实际上，除了信访，为了防止控股股东投出预料中的不利结果，这次，维权代表还在京城走访游说了北生药业另外两位大股东的总部机构—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请求其与“小散户”保持一致，投出反对票。
这正是“小散户”在上市公司重大决策上与大股东抗争的又一例。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类似案例频仍，财经界因之称为“小股东革命”现象。而在目不暇接的热点事件中，大、小股东利益之争能否在上市公司制度场中，真正达成“票决”解决，已受到各种围观。
本刊在关注邓声军们进京信访同时，在此前后择选访问10年来“小股东革命”事件的几位节点人物，尝试为此次北生药业“小散”进京信访作个注脚。
小股东维权启蒙
严义明身上，除了曾经的“周正毅代理律师”和现如今的“环境公益律师”两个鲜明标签，十多年前“中国证券市场中小股东维权第一人”的标签色彩已渐渐淡去。
“我后来主要做政府信息公开和环境公益诉讼，中小股东维权做得少了。”严义明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他疏离中小股东维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越来越觉得这一领域的法律环境变了，“（大股东）形成利益集团，与法院的关系容易走近，有时候我们想立案都困难。”
严义明是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投身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的。此时距改革开放后中国股市正式诞生，不过十多年。
“当时社会上普遍觉得，炒股本来就有风险，如果赔了，损失天经地义该股民自己承担。”
严义明身在上海，得地利之便，当时就在《上海证券报》等报纸上发表文章。
他提出：“因市场正常波动造成股民损失的，由股民承担；因为虚假信息给股民造成损失的，应由造假者赔偿损失。”
1998年，因虚构利润、“过度包装”，中国证监会宣布对成都红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红光实业”）管理部门、负责该公司上市前审核及评估的事务所、证券承销商、推荐商、律师事务所以及相关的其他信息、中介机构和有关执业人员进行行政处罚。
处罚决定公开之后，红光实业的一些小散户通过报纸署名文章联系律所，再找到严义明，请他出面为散户维权。
“这些散户大都买了几千元的红光实业，多的也就十多万元，自从买进之后一直跌。”
严义明认为，正是红光实业骗取上市资格、向公众虚构利润及隐瞒亏损，才导致散户损失。
是年，严义明代理11名投资人起诉红光实业并要求赔偿。这成为“中国第一起因虚假陈述引发小股东状告上市公司案”。
该案历经曲折，终于在4年后的2002年底，在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调解结案，红光实业按原告诉讼金额的90%赔偿。
严义明在此期间同时代理银广夏、大庆联谊小股东维权案。2001年的银广夏案中，为发动股东参与维权，他通过报纸公告征集股东，之后代表近千名股东发起对银广夏的诉讼。
“这些案子反复起诉，被媒体不断报道、解析，小股东开始觉醒，知道起来维护自己的权利了。”严义明把2002年之前这一段时间划为小股东维权启蒙阶段。
独立董事的独立运动
维权启蒙促成小股东权利意识觉醒，而在实现权利的路径选择上，从这一时期集中爆发的红光实业、郑百文、银广夏、亿安科技、大庆联谊、圣方科技等众多知名案例看，主要以小股东对上市公司提起法律诉讼为主。
或许正因为如此，像严义明这样的律师才成为此一时期小股东维权的弄潮儿。
2001年，严义明被评为年度“证券市场十大新闻人物”，2002年被美国《商业周刊》评为年度“亚洲之星”，并在中国媒介收获“证券市场中小股东维权第一人”的声誉。
小股东不断诉讼，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相关法律法规不断完善。
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曾公布《关于涉证券民事赔偿案件暂不予受理的通知》，称因法院尚不具备受理及审理条件，要求各地法院暂不受理证券市场中涉及虚假陈述、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三方面的民事赔偿案件。
这一《通知》广受质疑，2002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
此次《通知》之后，激起一阵诉讼风潮，而小股东与上市公司管理层之间的利益博弈和争端，已渐归于法律管道。
但严义明这样的“小股东维权第一人”，往后反而在诉诸法律方面表现得并不积极。
“可能是官司多了，极个别法官和企业有了联系、合作，所以小股东诉讼起来很累。”严义明向记者讲述了他遭遇过的数起诉讼怪现状，但他无法窥探能够证明背后“有问题”的证据，因此在小股东诉讼维权的道路上更觉无力。
严义明曾经尝试过另一条路。2005年，在科龙电器风暴中，他发起了在当时资本市场赫赫有名的“独立董事的独立运动”。 当时严义明以小股东身份，通过报纸面向科龙电器全体股东征集提议权及投票权。他提议召开科龙电器临时股东大会，罢免该公司包括董事长顾雏军在内的三名非独立董事及三位独立董事，同时提议选举自己等三人为科龙电器新的独立董事。
“如果当选独董，我可依此身份对公司真实情况、财务状况做调查，从而让中小股东获得公司真相，进一步避免利益受损。”严义明告诉本刊记者，当年他辗转大陆及香港两地，游说广大股东，并且征集到了超过10%的股东支持。
然而，眼看就要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随着顾雏军被抓，部分支持者觉得目的已达到，遂撤销对严的支持，这场“严义明枪挑顾雏军”的大戏骤然终止。
“当时真正给我授权的是一些大的机构，他们一撤退，我想通过当选独董调查科龙真相的计划也就没法实施了。”
严义明发动“独立董事的独立运动”并不如意，以后，在维护中小股东权益上，他又尝试以公民身份举报过长征电器、银河科技等，有的获得解决，有的进展有限。
“小股东革命”的另一面
如果说小股东在维权启蒙阶段的大量诉讼行为侧重于法律途径，那么，“独立董事的独立运动”看重的是中小股东手里的投票权，主攻方向为股东大会上的“票战”。
真正将小股东“票战”炼成蜚声资本市场的“小股东革命”，其标志性人物应是和君创业咨询集团总裁李肃。
李肃在今年3月底，针对华润电力（华润电力控股有限公司，00836. HK）在山西的一桩号称百亿兼并重组案，刚刚发动了一场“小股东革命”。
“我们已经把华润电力告到香港联交所，联交所要求华润电力披露（百亿兼并重组案信息），华润电力回复联交所，说要调查两个月。”4月12日，李肃就华润电力一案的最新进展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此前1年，雷士照明（02222. HK）爆发创、投之争，李肃居间发动了针对雷士照明创始人吴长江的“小股东革命”，并希望自己担任雷士照明独立董事。
但这次动作受到舆论质疑，李肃被指收雷士照明投资人阎焱500万元公关费，以达到拉拢小股东对抗吴长江回归雷士的目的。
对于该质疑，李肃曾公开回应，他没有拿阎焱500万元，他在雷士照明事件上的诉求是3000万元。
此次李肃向本刊提供了一种解释：“其实是雷士的一帮经销商找我们，说乱得不行了，当时我们一分析，就跟经销商说，你要委托我们，那现在的主要问题还在吴长江身上，不能让雷士罢工，如果不约束他的罢工和破坏性行为，你们这帮经销商不会有好处的。”
事实上，李肃还曾以“小股东革命”方式深度介入过“达娃之争”（达能、娃哈哈）、“国美控制权之争”，也都伴生质疑—外界或疑其发动“小股东革命”的动机，并非为小股东争利益，而是替一方大股东拉拢小股东，从而达到打压另一方大股东、争夺公司控制权的目的。
公开资料显示，李肃原为北京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后与人创办管理咨询公司，浸淫这一行业至今，而其业务服务对象多为企业和企业主。
早在2002年，和君创业曾介入天歌科技（旧名）争端，李肃即因此被媒体誉为“首次在中国股市发起天歌科技的‘小股东革命’”。
此次李肃告诉本刊，其实在天歌科技发动“小股东革命”时，他背后的主要支持者是券商。
“天歌科技增发的时候，承销券商一分钱都没有卖出去，10%的股票全砸券商手里了。后来券商委托我们，因为占股10%就有召开全体股东大会的权力，因此那一次很成功，我们在报纸上一发公告要开股东会，对方就缴枪了。”
显然，即便由李肃开创的“小股东革命”第一战，也更多地表现为“富人的游戏”，在这样的游戏里面，真正的“小散户”身影模糊。
邓声军的失败
邓声军算是真正的“小散”。他在2008年之前风闻北生药业重组信息，赶紧买进股票，但“进去之后，见它一直不行，赶紧就走了”。
后来看着北生药业股价下跌，他又拾个便宜，率全家将45万元资金投进去，从此成了北生药业的一名小股东。
邓声军重进北生药业，看中的是其由政府支持的破产重整。买进后不久，北生药业便进入停牌。
邓声军坦言，后来他在北生药业上是赚了钱的。但从2008年起至今，北生药业历经破产重整、资产重组，每一步走得惊心动魄，让人提心吊胆。
北生药业最近一次重组，试图联姻德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勤股份”），重组方案实质是让德勤股份得以借壳上市。
该方案遭遇中小股东抵制，因此在今年2月的股东大会上未能获得法定票数，方案被否。
4月10日，该被否方案经部分修订后，重新为北生药业公告，并决定于4月25日再次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4月22日，邓声军等小股东代表抢在股东大会之前进京信访，正是想让证监会出手阻止一部分大股东投票。
邓声军等小股东认为北生药业此次重组至少有三处违规：
一是非破产重整期间，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不按20日交易价格的平均价定价，而采取协商定价，严重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权益；
二是曲解上海证劵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对“社会公众股东”的定义，控股股东北生集团不按规定回避投票，并将其所持股份纳入社会公众股份计票，压制中小股东在公司重组等重大事宜上的话语权；
三是北生目前的重组方德勤集团刚在2011年2月21日中国证监会发审会上因涉嫌PE腐败IPO被否，当时其资产9亿元，可是2012年底德勤集团与ST北生公布重组预案时，其资产就达到了18亿元，短短一年时间资产增长100%，存在明显虚列资产问题。
根据三项指控，小股东们的一项紧急请求，是要证监会责成北生药业控股股东（北生集团等）按规定回避4月25日的投票表决。
而4月25日，修订后的重组议案最终获得近七成赞成票，涉险过关。
至此，这起未走法律诉讼，与另一种“小股东革命”不同，完全由真实小股东自发组织的信访维权，暂以失败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