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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彦一生未正式在外交部任职，却是中国近代有影响的外交家。他关于废除“二十一条”、收回旅大的提案，振臂一呼，全国响应。他研究中国外交史的著述丰富而影响深远。周恩来在青年时代受刘彦著作的影响很大，解放后曾向外交界推荐过刘彦的外交史著作。刘彦是中国近代第一代有民族意识、致力于维护民族利益的外交家和外交史学家。
参加反清反帝革命
刘彦，字式南，1880年出生于湖南醴陵县美田桥，自幼与父亲刘若莱同读旧学，并在清末醴陵县的考试中一起中榜。而刘彦的成绩更加优秀，在省城童试第三试获得第一名，“父子同科”在当地传为佳话。
科举制度废除后，刘彦进入湖北文科普通学校接受新式教育。1907年他取得公费留学资格，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外交学。在那里，他与民主革命家宋教仁结识，并在后者的劝说和引导下，加入同盟会，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当时，醴陵县只有两个留日学生，一文一武，习文者即为刘彦，习武者则是后来民国大名鼎鼎的程潜将军。
刘彦加入中国政坛，是从研究外交史开始的。刘彦在日本边读书边写作，完成了他的处女作《中国近时外交史》，在东京印刷出版，运往国内发行。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出现的系统的外交史著作，以鸦片战争为开篇，以中国外交失败为主线，旨在唤醒国魂，拯救中华。
辛亥革命爆发后，刘彦担任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南北统一后，又担任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后来他当选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刘彦追随宋教仁积极倡导议会政治，参与重组中国国民党，使之成为国会中第一大党。宋教仁十分赏识刘彦，曾对他说：“我若当上总理，当然请你当外交部长。” 宋教仁被袁世凯派人刺杀于上海火车站，这也断送了刘彦担任外交部长的机会。
随后，刘彦积极参加孙中山、黄兴领导的“二次革命”。失败后，南下云南，应蔡鄂将军邀请，担任云南盐运使。1916年，袁世凯病死，国会重开，刘彦再度赴北京担任国会众议院议员。
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团外交咨议
1917年，孙中山南下广州建立护法军政府。刘彦是少数追随孙中山抵达广州的重量级国会议员之一。先后就任广州护法军政府秘书长和政务厅厅长，为孙中山所倚重。1919年冬，刘彦父母亲70寿辰之时，孙中山、岑春煊等七总裁曾联名具书祝贺，足见他在广东护法军政府之地位。
刘彦在处理政务之余，继续研究中国外交史。1914年～1920年，他用六年的努力完成了《欧战期间的中日交涉史》，书中对于袁世凯与日本签订密约之事有详尽揭露，这在当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军政府七总裁之一的岑春煊评曰：“此书，中国人之爱国者不可不读，日本人之爱国者尤不可不读。吾愿两国人之读此书者，亟思挽救两国国民之感情方法，使归于真正亲善，则幸矣。”
1921年，刘彦定居北京，仍被孙中山聘请为大元帅府挂名的高级参议。同年，他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出席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团咨议，曾在会议期间提出“太平洋会议与我国提案”、“太平洋会议中国提案商榷书”等，力主中国须力争以平等身份参加有关中国问题的各项讨论，并在山东问题和“二十一条”等“国家受根本侵害频年不能解决之种种问题”上提交中国的提案，“无所畏忌，无所退缩”。刘彦的提案对于中国代表团在华盛顿会议的外交活动起了积极的作用。
提出宣告“二十一条”无效案
华盛顿会议结束后，刘彦当选为北京政府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对北京政府的外交影响日益增大。他以国会议员身份主办《外交评论》，继续关注对日外交。尽管华盛顿会议解决了山东问题，却没有达到完全废除“二十一条”的外交目标。而“二十一条”存留的最重要问题是，旅顺、大连租借地期限及南满铁路交还期限均延长为99年，但按照中俄原约是租借25年，1923年当由中国收回。日本根据“二十一条”与袁世凯政府签署的《中日民四条约》（民国四年即1915年）有效，不承认应于1923年交还旅大租借地。因此，中国若不于1923年3月27日以前要求日本将旅大交还，则不啻承认“二十一条”为有效。中国政府若不先将“二十一条”宣告无效，则不能于1923年向日本索还旅大。在此历史的紧急关头，刘彦挺身而出，与张树森共同在国会提出“民国四年二十一条中日协约无效案”。1923年1月，此案首经众议院全体一致通过，旋移交参议院，亦全体一致通过。经国会咨请政府查照办理。
3月10日，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黄郛照会日本政府，郑重声明：“所有民国四年5月25日缔结之中日条约及换文，除已经解决及经贵国政府声明放弃各项外，应即全部废弃，并希指定日期，以便协商旅大接收办法及民国四年中日条约及换文作废后之各项问题”等。此举引起日本舆论狂言恶骂，“谓中国国会不知国际礼义，为无法乱暴之议决”，“又痛骂中国政府得陇望蜀，或主张断然拒绝，或主张将原照退还”。日本政府不仅复照拒绝中国要求，而且照会各国驻日公使，指责“中国政府有意破坏有效成约，日本万难承认”，“声明满蒙权利关系日本国家之存立，请各国谅解”。日本尤警告英国：“若该条约全部废弃，则旅大当然由中国收回”，“英国之九龙必为旅大之续，香港亦生危险”，谋求英国的同情，争取英日互相援助，共同抵抗中国的废约要求。刘彦的提案最终虽未实现，但深刻揭露了日本的“二十一条”之不法，在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影响和意义。
1923年12月，刘彦与王正廷、沈其昌奉派为北京政府专使，赴日本调查日本警察在东京大地震期间残杀中国华侨和留学生60余人的暴行真相，对于解决此案起了积极的作用。
中国外交史研究与教学
刘彦对于中国外交史研究的执着与追求，使他在公务之余坚持读书写作。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刘彦再也无意于从事政治。他退出政坛，专事外交史研究工作，并在北京从事教育工作。
1927年8月，他将《中国近时外交史》和《欧战期间的中日交涉史》合并，补充修订出版了《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史》上下卷，全书分列39章，全面地阐述了自鸦片战争至国民革命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期间的中国外交史。刘彦在绪论中指出：“中国民族运动不起则已，一经勃发，以四万万民众之醒觉，非任何帝国主义之炮火政策所能抵御，终必被驱逐而后已。” 1930年12月，刘彦又撰写出版了《最近三十年中国外交史》，
从八国联军进攻中国始，至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为止，更加精辟、简洁地阐述了列强对于中国的侵略以及中外交涉。刘彦撰写该著作的目标，就是为了让国人通过阅读外交史明确中国问题的症结，走向民族独立之路。
同时，刘彦开始投身教育事业，先后担任北京法政大学校长，北平大学、清华大学、朝阳大学、天主教辅仁大学等校的外交学、法学教授。晚年任北平国民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兼教务长。
判断中日必有一战
刘彦留学日本，深知日本，是著名的抗日派舆论领袖。他通过对于中国外交史的研究和撰述，深知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野心，判断中日必有一战。
他的幼弟刘旋天小他30岁，长大后随他在北京生活和上学。一天，刘旋天与刘彦的儿子一起在胡同里与仗势欺人的日本孩子打架，刘彦把他们拉开，严肃地对两边的孩子说：“你们都听着，你们不要着急打。今后有打的时候，有大打的时候，那时候你们再拼个你死我活吧！”
刘彦的两个弟弟在长兄的薰陶下，最终均成为抵御日本侵略的风云人物。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上海爱国学生举行倡导赴南京请愿——要求政府抗日的大规模示威游行。正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的刘旋天当选为上海大学生抗日救国会主席，首倡赴南京请愿。刘旋天率领大批学生，联合江苏、浙江、北平、天津的学生，共3000人，齐集南京，冲击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外交部，痛殴外交部长王正廷，并逼蒋介石发誓：“若三个月内不出兵抗日，杀蒋某的头以谢天下”，学生请愿运动轰动全国，推动了全国抗日运动的高涨。
1935年的“一二九”学生运动中，刘彦的另一弟弟刘侃元也因参加抗日示威运动而被捕。刘彦奔走呼号，亲自致信老友冯玉祥和程潜，终将刘侃元救出。当北平即将沦陷之时，刘彦致信弟弟，坚定表示：“吾将断然带领学生南下，学生们或从军，或到南方就读。吾绝不与寇有任何接触，更不接受彼之统治。”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彦作为国民党元老和著名外交史专家应邀出席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主持的庐山谈话会，亲身感受全民族全面抗战的坚强决心。后刘彦随校迁移湖南长沙、溆浦，任民国大学代理校长，主持战时校务工作。他拥护国共合作，坚持抗日立场，深受师生好评。1941年，刘彦患直肠癌，在赴重庆求医途中逝世于沅江。
参加反清反帝革命
刘彦，字式南，1880年出生于湖南醴陵县美田桥，自幼与父亲刘若莱同读旧学，并在清末醴陵县的考试中一起中榜。而刘彦的成绩更加优秀，在省城童试第三试获得第一名，“父子同科”在当地传为佳话。
科举制度废除后，刘彦进入湖北文科普通学校接受新式教育。1907年他取得公费留学资格，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外交学。在那里，他与民主革命家宋教仁结识，并在后者的劝说和引导下，加入同盟会，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当时，醴陵县只有两个留日学生，一文一武，习文者即为刘彦，习武者则是后来民国大名鼎鼎的程潜将军。
刘彦加入中国政坛，是从研究外交史开始的。刘彦在日本边读书边写作，完成了他的处女作《中国近时外交史》，在东京印刷出版，运往国内发行。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出现的系统的外交史著作，以鸦片战争为开篇，以中国外交失败为主线，旨在唤醒国魂，拯救中华。
辛亥革命爆发后，刘彦担任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南北统一后，又担任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后来他当选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刘彦追随宋教仁积极倡导议会政治，参与重组中国国民党，使之成为国会中第一大党。宋教仁十分赏识刘彦，曾对他说：“我若当上总理，当然请你当外交部长。” 宋教仁被袁世凯派人刺杀于上海火车站，这也断送了刘彦担任外交部长的机会。
随后，刘彦积极参加孙中山、黄兴领导的“二次革命”。失败后，南下云南，应蔡鄂将军邀请，担任云南盐运使。1916年，袁世凯病死，国会重开，刘彦再度赴北京担任国会众议院议员。
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团外交咨议
1917年，孙中山南下广州建立护法军政府。刘彦是少数追随孙中山抵达广州的重量级国会议员之一。先后就任广州护法军政府秘书长和政务厅厅长，为孙中山所倚重。1919年冬，刘彦父母亲70寿辰之时，孙中山、岑春煊等七总裁曾联名具书祝贺，足见他在广东护法军政府之地位。
刘彦在处理政务之余，继续研究中国外交史。1914年～1920年，他用六年的努力完成了《欧战期间的中日交涉史》，书中对于袁世凯与日本签订密约之事有详尽揭露，这在当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军政府七总裁之一的岑春煊评曰：“此书，中国人之爱国者不可不读，日本人之爱国者尤不可不读。吾愿两国人之读此书者，亟思挽救两国国民之感情方法，使归于真正亲善，则幸矣。”
1921年，刘彦定居北京，仍被孙中山聘请为大元帅府挂名的高级参议。同年，他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出席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团咨议，曾在会议期间提出“太平洋会议与我国提案”、“太平洋会议中国提案商榷书”等，力主中国须力争以平等身份参加有关中国问题的各项讨论，并在山东问题和“二十一条”等“国家受根本侵害频年不能解决之种种问题”上提交中国的提案，“无所畏忌，无所退缩”。刘彦的提案对于中国代表团在华盛顿会议的外交活动起了积极的作用。
提出宣告“二十一条”无效案
华盛顿会议结束后，刘彦当选为北京政府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对北京政府的外交影响日益增大。他以国会议员身份主办《外交评论》，继续关注对日外交。尽管华盛顿会议解决了山东问题，却没有达到完全废除“二十一条”的外交目标。而“二十一条”存留的最重要问题是，旅顺、大连租借地期限及南满铁路交还期限均延长为99年，但按照中俄原约是租借25年，1923年当由中国收回。日本根据“二十一条”与袁世凯政府签署的《中日民四条约》（民国四年即1915年）有效，不承认应于1923年交还旅大租借地。因此，中国若不于1923年3月27日以前要求日本将旅大交还，则不啻承认“二十一条”为有效。中国政府若不先将“二十一条”宣告无效，则不能于1923年向日本索还旅大。在此历史的紧急关头，刘彦挺身而出，与张树森共同在国会提出“民国四年二十一条中日协约无效案”。1923年1月，此案首经众议院全体一致通过，旋移交参议院，亦全体一致通过。经国会咨请政府查照办理。
3月10日，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黄郛照会日本政府，郑重声明：“所有民国四年5月25日缔结之中日条约及换文，除已经解决及经贵国政府声明放弃各项外，应即全部废弃，并希指定日期，以便协商旅大接收办法及民国四年中日条约及换文作废后之各项问题”等。此举引起日本舆论狂言恶骂，“谓中国国会不知国际礼义，为无法乱暴之议决”，“又痛骂中国政府得陇望蜀，或主张断然拒绝，或主张将原照退还”。日本政府不仅复照拒绝中国要求，而且照会各国驻日公使，指责“中国政府有意破坏有效成约，日本万难承认”，“声明满蒙权利关系日本国家之存立，请各国谅解”。日本尤警告英国：“若该条约全部废弃，则旅大当然由中国收回”，“英国之九龙必为旅大之续，香港亦生危险”，谋求英国的同情，争取英日互相援助，共同抵抗中国的废约要求。刘彦的提案最终虽未实现，但深刻揭露了日本的“二十一条”之不法，在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影响和意义。
1923年12月，刘彦与王正廷、沈其昌奉派为北京政府专使，赴日本调查日本警察在东京大地震期间残杀中国华侨和留学生60余人的暴行真相，对于解决此案起了积极的作用。
中国外交史研究与教学
刘彦对于中国外交史研究的执着与追求，使他在公务之余坚持读书写作。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刘彦再也无意于从事政治。他退出政坛，专事外交史研究工作，并在北京从事教育工作。
1927年8月，他将《中国近时外交史》和《欧战期间的中日交涉史》合并，补充修订出版了《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史》上下卷，全书分列39章，全面地阐述了自鸦片战争至国民革命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期间的中国外交史。刘彦在绪论中指出：“中国民族运动不起则已，一经勃发，以四万万民众之醒觉，非任何帝国主义之炮火政策所能抵御，终必被驱逐而后已。” 1930年12月，刘彦又撰写出版了《最近三十年中国外交史》，
从八国联军进攻中国始，至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为止，更加精辟、简洁地阐述了列强对于中国的侵略以及中外交涉。刘彦撰写该著作的目标，就是为了让国人通过阅读外交史明确中国问题的症结，走向民族独立之路。
同时，刘彦开始投身教育事业，先后担任北京法政大学校长，北平大学、清华大学、朝阳大学、天主教辅仁大学等校的外交学、法学教授。晚年任北平国民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兼教务长。
判断中日必有一战
刘彦留学日本，深知日本，是著名的抗日派舆论领袖。他通过对于中国外交史的研究和撰述，深知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野心，判断中日必有一战。
他的幼弟刘旋天小他30岁，长大后随他在北京生活和上学。一天，刘旋天与刘彦的儿子一起在胡同里与仗势欺人的日本孩子打架，刘彦把他们拉开，严肃地对两边的孩子说：“你们都听着，你们不要着急打。今后有打的时候，有大打的时候，那时候你们再拼个你死我活吧！”
刘彦的两个弟弟在长兄的薰陶下，最终均成为抵御日本侵略的风云人物。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上海爱国学生举行倡导赴南京请愿——要求政府抗日的大规模示威游行。正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的刘旋天当选为上海大学生抗日救国会主席，首倡赴南京请愿。刘旋天率领大批学生，联合江苏、浙江、北平、天津的学生，共3000人，齐集南京，冲击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外交部，痛殴外交部长王正廷，并逼蒋介石发誓：“若三个月内不出兵抗日，杀蒋某的头以谢天下”，学生请愿运动轰动全国，推动了全国抗日运动的高涨。
1935年的“一二九”学生运动中，刘彦的另一弟弟刘侃元也因参加抗日示威运动而被捕。刘彦奔走呼号，亲自致信老友冯玉祥和程潜，终将刘侃元救出。当北平即将沦陷之时，刘彦致信弟弟，坚定表示：“吾将断然带领学生南下，学生们或从军，或到南方就读。吾绝不与寇有任何接触，更不接受彼之统治。”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彦作为国民党元老和著名外交史专家应邀出席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主持的庐山谈话会，亲身感受全民族全面抗战的坚强决心。后刘彦随校迁移湖南长沙、溆浦，任民国大学代理校长，主持战时校务工作。他拥护国共合作，坚持抗日立场，深受师生好评。1941年，刘彦患直肠癌，在赴重庆求医途中逝世于沅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