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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的同学们：
通识教育也叫博雅教育、通才教育、全面教育等等，其实质是人文教育——以人格的培养为根本目的的教育。最近频繁发生的几件惨案，药家鑫案、中南大学的杀人案等，暴露出当下教育某些方面的严重缺失。
现在的教育，偏重知识和技能的传授，却忽略了人格的培养；只关注学生将来是否能找份好工作，却淡化了对其灵魂的塑造。导致有些学生受教育但没教养，有知识缺素质，严重者就堕落成为社会的敌人。论自然天赋，人类不如很多的动物。但只有人类发展出文明，成为地球的主人，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人能够通过教育，将前人积累下来的智慧、经验、知识、技能继承并发扬光大。同时传承的，还有人类立身、立国、立于天地间最根本的道和理，及对终极价值的追问和对生命意义的认同。
“学”这一词语，在古今有不同含义，班固《白虎通义》曰：“学之为言，觉也；以觉悟所不知也。”用“觉悟”的“觉”来形容学习，意味着“学”不是指学客观知识或技能，而是完善自己的一个必要步骤，这与西方的人文主义所讲，教育就是完善自己、做一个全面发展的人不谋而合。《大戴礼记·保傅篇》讲：“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小艺”指文字，“小节”指洒扫应对。学习“洒扫应对”，首先是学习怎样有礼貌地对待人，其次是怎样约束自己，人正是通过这类从小事做起的教育，培养待人接物最基本的文明态度，悟到社会除了自己之外还有别人存在的道理。
古人还认为，受教育并不是纯粹的知性活动，它更是生命的实践。中国传统思想讲究“知行合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说明古人把个人的完善。及天下的完善作为教育的根本目标。古时的教育工作者有经师与人师之分，经师主要传习“专业知识”，人师除此之外还要教学生如何为人，所以“经师好找，人师难为”。对于受教育者来说，经师固然重要，但受人师教导“觉悟”成人更为重要。
曾担任清华校长的梅贻琦先生说过，人文教育要培养学生的人格、个性和各种能力，尽可能让学生的“知、情、意”得到全面的发展。坦率地说，今天大学里有些纯知识、纯技能的课程如会计学、无机化学等，并不能诠释人文教育的特性，只有以文史哲经典和人类精神文明类为核心的课程才能担此重任，使人超出狭隘物质生存的考虑，进入到高尚的精神世界，养成良好的人格、理想、教养、品德。
但人文教育绝不是道德灌输，它是用人类千百年来积累下来的精神财富去启发、感召、提升人们；它不是说教，它是让人看到人之为人应该懂得的道理，让我们看到自己的庸俗和渺小，从而存向善之心。孔子有做官做得很成功的学生，有外交方面非常有成就的学生，有经商非常突出的学生，但是他最推崇的还是颜回，虽然颜回无官，也无突出才能，但他有高洁的人格。颜回去世后，孔老先生“哭之恸”，发出“噫!天丧予!天丧予!”的悲号，可见他对人格品行的看重。
现代教育常以实用为目的，这容易使受教育者丧失远大理想。前几年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的党委分别在两所学校做调查，询问学生的人生理想。大部分学生都说想当外企白领，这一结果令人非常震惊。理想是人类一切伟大事业的必要条件和动力，没有远大理想就走不远。无论是对新思想领域的开拓．还是对知识的追求、对未知世界的探寻，人类靠的都是一股理想主义精神。大学应培养出一些“傻瓜”，他们能不为外在物质利诱所动，行事时只考虑事情本身的意义。爱因斯坦拿了两次诺贝尔奖。第二次获奖时正值壮年。如果之后他选择一个能较快出成果的研究方向，也许能很快拿第三次诺贝尔奖。但他铁了心要把下半生交给统一场论的研究，只因为他认为这个理论很美。坚持理想不为功利所动，这才是大科学家的真正气度。中国缺乏类似的大家，不是输在“硬件”上，而是输在“软件”上：中国人智商不比外国人低，但就是缺少那么点理想主义精神；中国不是没有人才，但还少一把理想主义的圣火。大学里聪明者不乏其数，可这些聪明者没有为某种理想奉献一生的精神，于是难以成就伟大的事业。
我觉得，人文教育的主要内容应该是教人以理想。古时司马迁在身心受到摧残的情况下，尚有决心和意志写成伟大的《史记》，现代人更不应该在锦衣玉食、糖衣炮弹中“丢盔弃甲”、抛弃理想。现代教育，专识有余，通识不足。大学应该既有专识教育也有通识教育，梅贻琦先生一再强调通识比专识更重要，他说：“社会生活大于社会事业，事业不过为人生之一部分，其足以辅翼人生、推进人生，固为事实，然不能谓全部人生寄寓于事业也。通识，一般生活之准备也，专识，特种事业之准备也，通识之用，不止润身而已，亦所以自通于人也，信如此论，则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西方爱因斯坦也有类似的见解，“学校的目的始终应该是：青年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
现代教育的毛病就是专识有余通识不足，培养出来的人有脑无心。专业很行，心很毒，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就百倍于常人。如果教育只重客观知识的灌输，连培养学生的自我认知能力都做不到，也就更谈不上使他们正常的“情”和“意”得到发展。传统教育里同声相求、同气相投的师友关系，在现代学校里根本不存在，“以人鉴人，如对古人”的人文环境也不可能存在。梅先生说，古人拜师叫从某某游，这个“游”字用得很好，老师像大鱼，学生像小鱼，在知识和真理的海洋中自由地航行，慢慢地，小鱼就会变成大鱼。“游”要有从容的心态，但现在学生就是赶着修学分，赶着实习、毕业、找工作。
人们会讲现在的人素质下降，我觉得其中有一个偏向，是把素质理解成了技能。比如家长认为让孩子学钢琴、练书法、学外语就是提高素质，其实这些只是技能。你可以不会弹钢琴，字写得不漂亮，也不会说外国话，但举手投足非常有修养，有内涵。这才是素质。人文教育应该加强学生的人文修养，补充人文知识，培养社会责任感。
蔡元培先生讲人文教育事关国家昌隆，这不是小题大做、故作惊人之语，现代社会的某些功利趋向使人只重看得见的东西：家长只关注孩子上学将来找份好工作，社会上对学校的评价也是看出了多少高官、多少大企业家，这对学生社会责任感的提升、人文修养的塑造无疑是极大的障碍。谢谢!
也许，只有当“以人为本”真正成为社会评价人的最高价值取向、成为一切活动的基本准则后，人文教育才能得到应有的重视。
(2011年5月11日，复旦大学教授张汝伦在华东师范大学发表演讲，有删节)
编辑 张金余
通识教育也叫博雅教育、通才教育、全面教育等等，其实质是人文教育——以人格的培养为根本目的的教育。最近频繁发生的几件惨案，药家鑫案、中南大学的杀人案等，暴露出当下教育某些方面的严重缺失。
现在的教育，偏重知识和技能的传授，却忽略了人格的培养；只关注学生将来是否能找份好工作，却淡化了对其灵魂的塑造。导致有些学生受教育但没教养，有知识缺素质，严重者就堕落成为社会的敌人。论自然天赋，人类不如很多的动物。但只有人类发展出文明，成为地球的主人，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人能够通过教育，将前人积累下来的智慧、经验、知识、技能继承并发扬光大。同时传承的，还有人类立身、立国、立于天地间最根本的道和理，及对终极价值的追问和对生命意义的认同。
“学”这一词语，在古今有不同含义，班固《白虎通义》曰：“学之为言，觉也；以觉悟所不知也。”用“觉悟”的“觉”来形容学习，意味着“学”不是指学客观知识或技能，而是完善自己的一个必要步骤，这与西方的人文主义所讲，教育就是完善自己、做一个全面发展的人不谋而合。《大戴礼记·保傅篇》讲：“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小艺”指文字，“小节”指洒扫应对。学习“洒扫应对”，首先是学习怎样有礼貌地对待人，其次是怎样约束自己，人正是通过这类从小事做起的教育，培养待人接物最基本的文明态度，悟到社会除了自己之外还有别人存在的道理。
古人还认为，受教育并不是纯粹的知性活动，它更是生命的实践。中国传统思想讲究“知行合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说明古人把个人的完善。及天下的完善作为教育的根本目标。古时的教育工作者有经师与人师之分，经师主要传习“专业知识”，人师除此之外还要教学生如何为人，所以“经师好找，人师难为”。对于受教育者来说，经师固然重要，但受人师教导“觉悟”成人更为重要。
曾担任清华校长的梅贻琦先生说过，人文教育要培养学生的人格、个性和各种能力，尽可能让学生的“知、情、意”得到全面的发展。坦率地说，今天大学里有些纯知识、纯技能的课程如会计学、无机化学等，并不能诠释人文教育的特性，只有以文史哲经典和人类精神文明类为核心的课程才能担此重任，使人超出狭隘物质生存的考虑，进入到高尚的精神世界，养成良好的人格、理想、教养、品德。
但人文教育绝不是道德灌输，它是用人类千百年来积累下来的精神财富去启发、感召、提升人们；它不是说教，它是让人看到人之为人应该懂得的道理，让我们看到自己的庸俗和渺小，从而存向善之心。孔子有做官做得很成功的学生，有外交方面非常有成就的学生，有经商非常突出的学生，但是他最推崇的还是颜回，虽然颜回无官，也无突出才能，但他有高洁的人格。颜回去世后，孔老先生“哭之恸”，发出“噫!天丧予!天丧予!”的悲号，可见他对人格品行的看重。
现代教育常以实用为目的，这容易使受教育者丧失远大理想。前几年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的党委分别在两所学校做调查，询问学生的人生理想。大部分学生都说想当外企白领，这一结果令人非常震惊。理想是人类一切伟大事业的必要条件和动力，没有远大理想就走不远。无论是对新思想领域的开拓．还是对知识的追求、对未知世界的探寻，人类靠的都是一股理想主义精神。大学应培养出一些“傻瓜”，他们能不为外在物质利诱所动，行事时只考虑事情本身的意义。爱因斯坦拿了两次诺贝尔奖。第二次获奖时正值壮年。如果之后他选择一个能较快出成果的研究方向，也许能很快拿第三次诺贝尔奖。但他铁了心要把下半生交给统一场论的研究，只因为他认为这个理论很美。坚持理想不为功利所动，这才是大科学家的真正气度。中国缺乏类似的大家，不是输在“硬件”上，而是输在“软件”上：中国人智商不比外国人低，但就是缺少那么点理想主义精神；中国不是没有人才，但还少一把理想主义的圣火。大学里聪明者不乏其数，可这些聪明者没有为某种理想奉献一生的精神，于是难以成就伟大的事业。
我觉得，人文教育的主要内容应该是教人以理想。古时司马迁在身心受到摧残的情况下，尚有决心和意志写成伟大的《史记》，现代人更不应该在锦衣玉食、糖衣炮弹中“丢盔弃甲”、抛弃理想。现代教育，专识有余，通识不足。大学应该既有专识教育也有通识教育，梅贻琦先生一再强调通识比专识更重要，他说：“社会生活大于社会事业，事业不过为人生之一部分，其足以辅翼人生、推进人生，固为事实，然不能谓全部人生寄寓于事业也。通识，一般生活之准备也，专识，特种事业之准备也，通识之用，不止润身而已，亦所以自通于人也，信如此论，则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西方爱因斯坦也有类似的见解，“学校的目的始终应该是：青年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
现代教育的毛病就是专识有余通识不足，培养出来的人有脑无心。专业很行，心很毒，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就百倍于常人。如果教育只重客观知识的灌输，连培养学生的自我认知能力都做不到，也就更谈不上使他们正常的“情”和“意”得到发展。传统教育里同声相求、同气相投的师友关系，在现代学校里根本不存在，“以人鉴人，如对古人”的人文环境也不可能存在。梅先生说，古人拜师叫从某某游，这个“游”字用得很好，老师像大鱼，学生像小鱼，在知识和真理的海洋中自由地航行，慢慢地，小鱼就会变成大鱼。“游”要有从容的心态，但现在学生就是赶着修学分，赶着实习、毕业、找工作。
人们会讲现在的人素质下降，我觉得其中有一个偏向，是把素质理解成了技能。比如家长认为让孩子学钢琴、练书法、学外语就是提高素质，其实这些只是技能。你可以不会弹钢琴，字写得不漂亮，也不会说外国话，但举手投足非常有修养，有内涵。这才是素质。人文教育应该加强学生的人文修养，补充人文知识，培养社会责任感。
蔡元培先生讲人文教育事关国家昌隆，这不是小题大做、故作惊人之语，现代社会的某些功利趋向使人只重看得见的东西：家长只关注孩子上学将来找份好工作，社会上对学校的评价也是看出了多少高官、多少大企业家，这对学生社会责任感的提升、人文修养的塑造无疑是极大的障碍。谢谢!
也许，只有当“以人为本”真正成为社会评价人的最高价值取向、成为一切活动的基本准则后，人文教育才能得到应有的重视。
(2011年5月11日，复旦大学教授张汝伦在华东师范大学发表演讲，有删节)
编辑 张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