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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命，意识，生物符号学(biosemiotics)，信息符号学(cybersemiotics)，动态雕塑，移情(empathy)
摘要：在本文中，我将把建筑师菲利普·比斯利(PhillipBeesley)的动态雕塑作品《生命空间(Hylozoic Ground)》与关乎人类主体的一组理论和哲学研究相联系。在这种语境下，怀着“生命”和“意识”间之密切关系的预期，我将探讨“什么是生命”这一深刻的哲学问题。在亚伊尔·纽曼(Yair Neuman，2008年)和索伦·布莱尔(SorenBrier，2008年)的启发下，我将使用下述概念：“生命”和“意识”直接关系到身体内的各种交流过程，无论是有形可测量还是无法测量的。而且对这种交流过程最好的描述，是根据其性质的不同建立分级模型——除了相互依存的各种交流。
从分析法上和理论上说，我把自己置于两个不同的主观立场：一是作为理想用户(Ideal User)，另一个是作为研究员和思考者(speculator)。探究理想用户的定义，将有助于我达成构建人类主体之新叙事的目标。我也将持续关注比斯利通过雕塑的响应功能，演示“移情”的构想。在《生命空间》中，比斯利上演了“移情”的概念，将其作为物质上、官能上、象征性先验的某种东西。因此，我也将以这种方式，从“文本”和符号学的角度，探寻理想用户与艺术作品之间的移情交流过程。
理想用户与装置通过彼此界面间连接的互相作用，构成了符号学上的存在，我将把在《生命空间》中上演的交流过程，与理想用户在互动时所预期产生的交流过程等量齐观。我主要着眼于内部流程，即在生物符号学中被称作(托尔·冯·魏克斯库尔(Thure von Uexkull)，1993年；纽曼，2008年)“内部指号过程(endosemiosis)”(指细胞内的分子交换)的，在信息符号学(布赖尔，2008年)上，其概念延伸为被称为“内在的指号过程(internalsemlosls)”(现象学、生物学和基于思维的过程)。我将尝试在界面的每个方向上，定义内在的控制论和符号学过程。
对立的知识文化
我所使用的“跨文化”这一术语是模糊而含混不清的，这也是我有意而为。我想强调跨越现有与人类、自然和社会科学有关的科学文化的必要性；强调自文艺复兴以来，观点、词汇和专业化领域已经变得越来越互不兼容的分裂；强调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建制的建立。所以我使用的“文化”一词与民族无关，而涉及体制和科学文化。这些体制划分(institutional divisions)曾经影响，现在仍在影响着西方社会文化共有的意义范畴(布莱尔，2008年)，换而言之，也就是我们生成、协商和分享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的语言和意义的方式。它使我们能以简化的方式了解作为人类主体的自身，如人体的生物特征被认为与心理过程无关。
这是我的主张，然而，我们不能无限接近意识的定义，除非我们形成跨学科(尼古列斯库(Nicolescu)，2002年)的元层级(meta-levels)意义，超越现有的体制划分。我们作为人类主体，社会意义上的观察者和构造者，必须进入共有的、语义语法上的新层级。
运动，感觉和移情
我曾提出了生命与意识之间的密切关系。当我们进入量子层面的生物有机体，这种关系尤为重要。但是，因为我寻求一种综合性和动态的方法，在量子层面上，一系列不同质的进程或多或少地与身体内其他范围上的交流相直接联系。正如纽曼所提到的，我们正在谈论各种不同的沟通层次。
一个微观尺度交流的主要特征无疑是“运动”。在这种观念上，运动发生于三维时空，并与信令和指号过程相联系。不能如同在物理学中那样，将这里的“运动”理解为动能或“能量”。它与我们通常所理解“感觉”和“知觉”更密切相关，“感觉”和“知觉”以其抽象的方式，出现于心理学、美学神经科学(联系“气”在中国的道教哲学的概念来看)。我假设“单纯的感觉(pure feeling)”(布莱尔与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存在于有机体内，并且在量子尺度的运动上，既是原因也是结果。在这个意义上说的“感觉”也将与“移情”的特征相联系。我发现，“移情”作为一个概念，指在生物体的“开放性”的水平，而各级认知自生系统论(马图拉纳(Maturana)与瓦雷拉(Varela))则代表着组织的封闭。
控制论的自生系统论和符号学上的意义建构
《生命空间》是该作品发展史上(2007-2010)的第四代版本。它是一个能起响应作用的动态雕塑。工程建设、科学洞察力和艺术实践共同构成了该作品。该雕塑建立在Arduino的硬件和软件基础上，其响应性源自所使用的传感器、传动装置以及微型处理器。此外，《生命空间》也使用了合成生物学(Synthetic Biology)的元素。三种不同类型的人造细胞置于不同的溶液中，形成该雕塑自己的亚生态环境之物质基础。《生命空间》从而不单涉及了关于电子的、计算机的、机械的控制论特性的功能，还涉及了类似细胞代谢的功能，这些都应被当作该雕塑的整体响应的一部分来看。这种微妙的通信概念，挑战着我们对“移情”的惯常理解。由于人造细胞成为雕塑的一部分，它不仅对动力传动装置(kinetic motion)和观众的碰触敏感，同样也对环境中的碳、热和水分非常敏感。这将扩展我们关于什么构成了互动范围的观念。
我将论证布莱尔的信息符号学在其他地方(ISEA，伊斯坦布尔，2011年)，是如何在更一般意义上被用以说明技智艺术(Technoetic Arts)的。由于我们试图更多地理解人类意识，所以在本文中，我要强调描述各种相互依存的交流过程之重要性。因为我不能在这的一篇简短的文章中，详论每种不同质的过程。但我可以清楚地表达这方面的需求，并尝试提出逻辑一致的、有前途的概念模型。
纽曼和布莱尔都介绍了有用的模型。但纽曼达到了更深的层次，涉及在有机生命体内的分子、细胞以及整个认知系统，如何将符号学和“意义建构”作为信息交流过程的特征。布莱尔提出了更全面、更复杂的模型，将生物符号学特征与他所称的“酚基指号过程(phenosemiosis，指一种直接的、前语言学的、富于想象力的内部不稳定状态)”及“思维指号过程(thought semiosis，酚基指号过程在此变得与语言学相关)”相融合，并融入了内在的指号过程(internal semlosls)的概念。这意味着，思维和语言的过程、生物、个人间关系、共同文化意识之间的关系，都是关联性交流之内部分级的构成部件，控制着个体的习性——从细胞到精神认知乃至语言。但是，根据布莱尔的观点，强调任何一种指号过程，都是控制论的过程。信号传输属于功能控制论。符号交换和意义建构属于三元指号过程(triad semlosis)。当使用布莱尔的复杂模型时，我们有可能考虑在人类主体中，功能性信号交换、分子和细胞的符号字符交换、组织自生系统论、全球性的感受、思想和语言全部都互相依赖，集成于一个总体模型。
《生命空间》是否有内在的指号过程?
在《生命空间》中，电子信号转化为表征“行为”的文化标识，而不是静态标识。理想用户拥有符号学经验。但《生命空间》是否同样有符号学经验呢?
雕塑依赖于计算机信号，通过与用户的互动，将其转译为行为并回转。该雕塑通过其电子系统所造就的响应功能，象征性涉及到本体感受的自我意识。即使《生命空间》有一个内置的记忆合金，并且其响应结构也高度复杂，称之为“自我意识”还是显得言过其实。如果将其在预先认知的生物层面上-——正如库尔(Kull)的“生物文本(biotext，一个有机生命体)”和纽曼的交流系统之“层级结构”一样，与作为有机体、有自我意识的人类相比，该雕塑缺乏内部指号过程以及不同质层级结构的复杂性。但是，《生命空间》的机械性、半灵性(semi-sentient)和响应性功能，必然是理想用户的接触符号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必然对控制论、知觉、反应能力和移情等均有发言权。
纽曼认为，在其限制条件内，免疫系统依赖于区分出什么“有意义”，什么没有。该系统是复杂的，例如，特定的受体分子，可以根据环境呈现不同的功能。基因也是一样。因此，一个动态的，基于上下文的概念“意义构建”——符号在每个特定的语境中都要有意义——是定义有机活体的一个先决条件。卡莱·维库尔(Kalevi Kull)认为，正是充满活力的、相互交错的符号，才使得“生物文本”变得有生命义(2002年)。布莱尔还解释道，仅仅用控制论来定义生命，尤其是意识，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更多的(意义建构)。内部意义建构的过程并非《生命空间》或其他概而言之的机器智能所特有。可以说，如果我们真正想研究生命和意识，那么支配着认知科学的控制论、功能主义或机械方法，机器人技术和人工智能都可能会被用来定义人类认知的机械性和功能性方面，以激励工程工作流程。但是，如果我们真正的目的是要从本质上了解自己，反向的解释是不够的。
理想用户选择的位置上的视野
《生命空间》所上演“移情”概念的方式与生态学的观点密切相关，感觉在其中被视作对雕塑有内在影响的微妙沟通，并且通过复杂的响应功能，让其与外接环境有了交流联系。通过融合合成生物学的元素，该雕塑进一步演示了与内在的、生物化学层面有关的移情，这正是我们一般不会考虑的符号学。知道原始细胞的行为是该雕塑回应外部输入的一部分，可能会激发我们思考：大气中的内在化学元素反应是如何从整体上，影响了我们自身内部之指号过程的其他进程。与新陈代谢、呼吸、动能运动和整体感觉类似的功能相结合，合成生物学的功能至少在一个象征性的水平上，延伸了该的雕塑“突出的范畴(emphatic range)”。
符号相互作用的另一个层面是控制系统的功能，用《生命空间》中的电子网络为特征，对通过信号输入的扰动做出反应。纽曼解释道，细胞、分子和结构层面的意义建构过程，是依赖于动态运动以产生其的符号过程。符号交流同样要求整个系统中的相互作用和彼此扰动，如果我们将其与前述纽曼的说法相联系，对于人类内在的符号系统之间的界面是如何通过特定的输入类型，互相刺激并彼此影响这个问题，我们能获得更多的了解。当涉及像人类这样的生命体内的理解沟通过程时，线性因果关系只能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一点仍然显得更加昭彰。一种混合了线性与环状(递归)因果关系的多层次层级结构，似乎更为合适。
动态思维和量子连通性
侯美婉(Mae Wan Ho，2008年)和詹姆斯·奥施曼的(James Oschmann，2005年)对结缔组织(connectivetissue)内极低频(ELF，extremely low frequency)交流的说法，使得对基于量子叠加连通性之双向功能的想法显现出潜力。量子连通性使得单个分子内的量子过程与整个区域及全球通信网络相连接。这可能与纽曼称之为“元层级(meta-levels)”的有机体内的意义构建有关，而且与不同于分子交换或细胞通讯的电磁信号和电磁波之干涉图样相关，然而，或多或少或地直接与它们相互作用。我必须明确说明，纽曼并非整体及所谓非科学方法的捍卫者，所以我这里提出的连接是我自己的(观点)。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我期待极低频激发的全球影响能与“感觉”相连。这会把“感觉”从大脑边缘系统的杏仁核(amygdala，是基底核的一部分，位于侧脑室下角前端的上方，海马体旁回沟的深面，与尾状核的末端相连一译注)中取出，将其作为具有区域及全球影响的“运动”。我还期待伽玛脑电波与量子互操作性之间的关系。因此，通过“智力”的认知属性与“感觉”取得联系，等同于与意识的实例取得联系，在心中独立自主的运作。酚基与思维指号过程之间的直接联系因此不属于“理性的智慧”、“自己”或“自我”的范围。
当我们把“生命”和“意识”与《生命空间》这样的雕塑像并置时，我们可以考虑雕塑中的交流过程缺乏复杂性，恰与生命体背道而驰。事实如此，纵然该雕塑在文化指号范围内展示了一个艺术研究的复杂而成功的范例。当谈到洞悉意识在在人体内的运作方式时，我们可以继续思考人类在关于自我理解上的研究现状。
结论：
把《生命空间》与理想用户之间的界面进行并列分析，使我能够建立起一种积极的、前瞻性的定向方法。作为研究课题，我尝试生成新的叙事和语义结构，所以我让两者(装置与理想的用户)彼此影响对方。通过问“什么是生命”这个问题的方式，迫使我构想出一种过程，联系起既有的理论和《生命空间》的符号，迫使我以积极地形成有关人类主体的新的跨学科叙事。涉及“什么是生命”的问题、提出关于人类的主体性和自觉性新的概念方法，可以进一步促进在人工智能、人工生命、机器人技术领域的重要讨论，这一点在我们如何选择，使人类认知和自觉性变得概念化时，显得必不可少的。这显示了当前的趋势，还有，在回答何为正向这一问题时创造性的方法显得更加必要。我要再一次强调：当谈到哪个领域影响哪个时，不存在单向的、线性的因果关系。主体性的新概念、创造性的正向方法、科学的新领域，似乎都有资格相互影响对方，并形成新层面的意义，二十一世纪的知识文化似乎已经为其做好了准备。
摘要：在本文中，我将把建筑师菲利普·比斯利(PhillipBeesley)的动态雕塑作品《生命空间(Hylozoic Ground)》与关乎人类主体的一组理论和哲学研究相联系。在这种语境下，怀着“生命”和“意识”间之密切关系的预期，我将探讨“什么是生命”这一深刻的哲学问题。在亚伊尔·纽曼(Yair Neuman，2008年)和索伦·布莱尔(SorenBrier，2008年)的启发下，我将使用下述概念：“生命”和“意识”直接关系到身体内的各种交流过程，无论是有形可测量还是无法测量的。而且对这种交流过程最好的描述，是根据其性质的不同建立分级模型——除了相互依存的各种交流。
从分析法上和理论上说，我把自己置于两个不同的主观立场：一是作为理想用户(Ideal User)，另一个是作为研究员和思考者(speculator)。探究理想用户的定义，将有助于我达成构建人类主体之新叙事的目标。我也将持续关注比斯利通过雕塑的响应功能，演示“移情”的构想。在《生命空间》中，比斯利上演了“移情”的概念，将其作为物质上、官能上、象征性先验的某种东西。因此，我也将以这种方式，从“文本”和符号学的角度，探寻理想用户与艺术作品之间的移情交流过程。
理想用户与装置通过彼此界面间连接的互相作用，构成了符号学上的存在，我将把在《生命空间》中上演的交流过程，与理想用户在互动时所预期产生的交流过程等量齐观。我主要着眼于内部流程，即在生物符号学中被称作(托尔·冯·魏克斯库尔(Thure von Uexkull)，1993年；纽曼，2008年)“内部指号过程(endosemiosis)”(指细胞内的分子交换)的，在信息符号学(布赖尔，2008年)上，其概念延伸为被称为“内在的指号过程(internalsemlosls)”(现象学、生物学和基于思维的过程)。我将尝试在界面的每个方向上，定义内在的控制论和符号学过程。
对立的知识文化
我所使用的“跨文化”这一术语是模糊而含混不清的，这也是我有意而为。我想强调跨越现有与人类、自然和社会科学有关的科学文化的必要性；强调自文艺复兴以来，观点、词汇和专业化领域已经变得越来越互不兼容的分裂；强调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建制的建立。所以我使用的“文化”一词与民族无关，而涉及体制和科学文化。这些体制划分(institutional divisions)曾经影响，现在仍在影响着西方社会文化共有的意义范畴(布莱尔，2008年)，换而言之，也就是我们生成、协商和分享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的语言和意义的方式。它使我们能以简化的方式了解作为人类主体的自身，如人体的生物特征被认为与心理过程无关。
这是我的主张，然而，我们不能无限接近意识的定义，除非我们形成跨学科(尼古列斯库(Nicolescu)，2002年)的元层级(meta-levels)意义，超越现有的体制划分。我们作为人类主体，社会意义上的观察者和构造者，必须进入共有的、语义语法上的新层级。
运动，感觉和移情
我曾提出了生命与意识之间的密切关系。当我们进入量子层面的生物有机体，这种关系尤为重要。但是，因为我寻求一种综合性和动态的方法，在量子层面上，一系列不同质的进程或多或少地与身体内其他范围上的交流相直接联系。正如纽曼所提到的，我们正在谈论各种不同的沟通层次。
一个微观尺度交流的主要特征无疑是“运动”。在这种观念上，运动发生于三维时空，并与信令和指号过程相联系。不能如同在物理学中那样，将这里的“运动”理解为动能或“能量”。它与我们通常所理解“感觉”和“知觉”更密切相关，“感觉”和“知觉”以其抽象的方式，出现于心理学、美学神经科学(联系“气”在中国的道教哲学的概念来看)。我假设“单纯的感觉(pure feeling)”(布莱尔与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存在于有机体内，并且在量子尺度的运动上，既是原因也是结果。在这个意义上说的“感觉”也将与“移情”的特征相联系。我发现，“移情”作为一个概念，指在生物体的“开放性”的水平，而各级认知自生系统论(马图拉纳(Maturana)与瓦雷拉(Varela))则代表着组织的封闭。
控制论的自生系统论和符号学上的意义建构
《生命空间》是该作品发展史上(2007-2010)的第四代版本。它是一个能起响应作用的动态雕塑。工程建设、科学洞察力和艺术实践共同构成了该作品。该雕塑建立在Arduino的硬件和软件基础上，其响应性源自所使用的传感器、传动装置以及微型处理器。此外，《生命空间》也使用了合成生物学(Synthetic Biology)的元素。三种不同类型的人造细胞置于不同的溶液中，形成该雕塑自己的亚生态环境之物质基础。《生命空间》从而不单涉及了关于电子的、计算机的、机械的控制论特性的功能，还涉及了类似细胞代谢的功能，这些都应被当作该雕塑的整体响应的一部分来看。这种微妙的通信概念，挑战着我们对“移情”的惯常理解。由于人造细胞成为雕塑的一部分，它不仅对动力传动装置(kinetic motion)和观众的碰触敏感，同样也对环境中的碳、热和水分非常敏感。这将扩展我们关于什么构成了互动范围的观念。
我将论证布莱尔的信息符号学在其他地方(ISEA，伊斯坦布尔，2011年)，是如何在更一般意义上被用以说明技智艺术(Technoetic Arts)的。由于我们试图更多地理解人类意识，所以在本文中，我要强调描述各种相互依存的交流过程之重要性。因为我不能在这的一篇简短的文章中，详论每种不同质的过程。但我可以清楚地表达这方面的需求，并尝试提出逻辑一致的、有前途的概念模型。
纽曼和布莱尔都介绍了有用的模型。但纽曼达到了更深的层次，涉及在有机生命体内的分子、细胞以及整个认知系统，如何将符号学和“意义建构”作为信息交流过程的特征。布莱尔提出了更全面、更复杂的模型，将生物符号学特征与他所称的“酚基指号过程(phenosemiosis，指一种直接的、前语言学的、富于想象力的内部不稳定状态)”及“思维指号过程(thought semiosis，酚基指号过程在此变得与语言学相关)”相融合，并融入了内在的指号过程(internal semlosls)的概念。这意味着，思维和语言的过程、生物、个人间关系、共同文化意识之间的关系，都是关联性交流之内部分级的构成部件，控制着个体的习性——从细胞到精神认知乃至语言。但是，根据布莱尔的观点，强调任何一种指号过程，都是控制论的过程。信号传输属于功能控制论。符号交换和意义建构属于三元指号过程(triad semlosis)。当使用布莱尔的复杂模型时，我们有可能考虑在人类主体中，功能性信号交换、分子和细胞的符号字符交换、组织自生系统论、全球性的感受、思想和语言全部都互相依赖，集成于一个总体模型。
《生命空间》是否有内在的指号过程?
在《生命空间》中，电子信号转化为表征“行为”的文化标识，而不是静态标识。理想用户拥有符号学经验。但《生命空间》是否同样有符号学经验呢?
雕塑依赖于计算机信号，通过与用户的互动，将其转译为行为并回转。该雕塑通过其电子系统所造就的响应功能，象征性涉及到本体感受的自我意识。即使《生命空间》有一个内置的记忆合金，并且其响应结构也高度复杂，称之为“自我意识”还是显得言过其实。如果将其在预先认知的生物层面上-——正如库尔(Kull)的“生物文本(biotext，一个有机生命体)”和纽曼的交流系统之“层级结构”一样，与作为有机体、有自我意识的人类相比，该雕塑缺乏内部指号过程以及不同质层级结构的复杂性。但是，《生命空间》的机械性、半灵性(semi-sentient)和响应性功能，必然是理想用户的接触符号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必然对控制论、知觉、反应能力和移情等均有发言权。
纽曼认为，在其限制条件内，免疫系统依赖于区分出什么“有意义”，什么没有。该系统是复杂的，例如，特定的受体分子，可以根据环境呈现不同的功能。基因也是一样。因此，一个动态的，基于上下文的概念“意义构建”——符号在每个特定的语境中都要有意义——是定义有机活体的一个先决条件。卡莱·维库尔(Kalevi Kull)认为，正是充满活力的、相互交错的符号，才使得“生物文本”变得有生命义(2002年)。布莱尔还解释道，仅仅用控制论来定义生命，尤其是意识，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更多的(意义建构)。内部意义建构的过程并非《生命空间》或其他概而言之的机器智能所特有。可以说，如果我们真正想研究生命和意识，那么支配着认知科学的控制论、功能主义或机械方法，机器人技术和人工智能都可能会被用来定义人类认知的机械性和功能性方面，以激励工程工作流程。但是，如果我们真正的目的是要从本质上了解自己，反向的解释是不够的。
理想用户选择的位置上的视野
《生命空间》所上演“移情”概念的方式与生态学的观点密切相关，感觉在其中被视作对雕塑有内在影响的微妙沟通，并且通过复杂的响应功能，让其与外接环境有了交流联系。通过融合合成生物学的元素，该雕塑进一步演示了与内在的、生物化学层面有关的移情，这正是我们一般不会考虑的符号学。知道原始细胞的行为是该雕塑回应外部输入的一部分，可能会激发我们思考：大气中的内在化学元素反应是如何从整体上，影响了我们自身内部之指号过程的其他进程。与新陈代谢、呼吸、动能运动和整体感觉类似的功能相结合，合成生物学的功能至少在一个象征性的水平上，延伸了该的雕塑“突出的范畴(emphatic range)”。
符号相互作用的另一个层面是控制系统的功能，用《生命空间》中的电子网络为特征，对通过信号输入的扰动做出反应。纽曼解释道，细胞、分子和结构层面的意义建构过程，是依赖于动态运动以产生其的符号过程。符号交流同样要求整个系统中的相互作用和彼此扰动，如果我们将其与前述纽曼的说法相联系，对于人类内在的符号系统之间的界面是如何通过特定的输入类型，互相刺激并彼此影响这个问题，我们能获得更多的了解。当涉及像人类这样的生命体内的理解沟通过程时，线性因果关系只能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一点仍然显得更加昭彰。一种混合了线性与环状(递归)因果关系的多层次层级结构，似乎更为合适。
动态思维和量子连通性
侯美婉(Mae Wan Ho，2008年)和詹姆斯·奥施曼的(James Oschmann，2005年)对结缔组织(connectivetissue)内极低频(ELF，extremely low frequency)交流的说法，使得对基于量子叠加连通性之双向功能的想法显现出潜力。量子连通性使得单个分子内的量子过程与整个区域及全球通信网络相连接。这可能与纽曼称之为“元层级(meta-levels)”的有机体内的意义构建有关，而且与不同于分子交换或细胞通讯的电磁信号和电磁波之干涉图样相关，然而，或多或少或地直接与它们相互作用。我必须明确说明，纽曼并非整体及所谓非科学方法的捍卫者，所以我这里提出的连接是我自己的(观点)。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我期待极低频激发的全球影响能与“感觉”相连。这会把“感觉”从大脑边缘系统的杏仁核(amygdala，是基底核的一部分，位于侧脑室下角前端的上方，海马体旁回沟的深面，与尾状核的末端相连一译注)中取出，将其作为具有区域及全球影响的“运动”。我还期待伽玛脑电波与量子互操作性之间的关系。因此，通过“智力”的认知属性与“感觉”取得联系，等同于与意识的实例取得联系，在心中独立自主的运作。酚基与思维指号过程之间的直接联系因此不属于“理性的智慧”、“自己”或“自我”的范围。
当我们把“生命”和“意识”与《生命空间》这样的雕塑像并置时，我们可以考虑雕塑中的交流过程缺乏复杂性，恰与生命体背道而驰。事实如此，纵然该雕塑在文化指号范围内展示了一个艺术研究的复杂而成功的范例。当谈到洞悉意识在在人体内的运作方式时，我们可以继续思考人类在关于自我理解上的研究现状。
结论：
把《生命空间》与理想用户之间的界面进行并列分析，使我能够建立起一种积极的、前瞻性的定向方法。作为研究课题，我尝试生成新的叙事和语义结构，所以我让两者(装置与理想的用户)彼此影响对方。通过问“什么是生命”这个问题的方式，迫使我构想出一种过程，联系起既有的理论和《生命空间》的符号，迫使我以积极地形成有关人类主体的新的跨学科叙事。涉及“什么是生命”的问题、提出关于人类的主体性和自觉性新的概念方法，可以进一步促进在人工智能、人工生命、机器人技术领域的重要讨论，这一点在我们如何选择，使人类认知和自觉性变得概念化时，显得必不可少的。这显示了当前的趋势，还有，在回答何为正向这一问题时创造性的方法显得更加必要。我要再一次强调：当谈到哪个领域影响哪个时，不存在单向的、线性的因果关系。主体性的新概念、创造性的正向方法、科学的新领域，似乎都有资格相互影响对方，并形成新层面的意义，二十一世纪的知识文化似乎已经为其做好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