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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研究了解甘薯脱毒苗的甘薯茎腐病田间发病表现及发病与产量的影响关系，2017—2018年在浙江临安发病区对甘薯脱毒苗、农户自繁苗进行了甘薯茎腐病田间发病情况监测比较试验和甘薯茎腐病发病严重度对产量影响的测定。初步结果表明，甘薯茎腐病田间发病率脱毒苗明显低于农户自繁苗，平均单株产量脱毒苗高于自繁苗;甘薯茎腐病发病率（x）与甘薯脱毒苗产量（y）呈线性负相关，其相关性模型为y=-0.028 9x+3.306 8。
关键词 脱毒苗;甘薯茎腐病;发病等级;病情指数;产量表现
中图分类号：S531 文献标志码：A DOI：10.19415/j.cnki.1673-890x.2019.1.010
甘薯脱毒苗是指通过甘薯茎尖剥离，利用茎尖分生组织离体培养、扩繁而获得的无病毒甘薯苗[1]，具有比同品种自繁苗萌发性好、出苗早、长势旺、结薯早、膨大快，提高薯苗抗病性，结出的薯块品质好等特点，可为甘薯高产打下坚实的基础[2]。甘薯茎腐病是由达旦提狄克氏菌（Dickeya dadantii）侵染引起的一种细菌性病害[3]，该病原菌是我国进境检疫性有害生物。浙江境内于2015年在临安首次发现并确诊，并于2016年列入浙江省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补充检疫对象名录[4]。甘薯感染该病后，茎基部出现水渍状黑褐色斑点，并能快速向上下延伸，导致整株快速枯死，造成甘薯减产甚至绝收。
为研究了解甘薯脱毒苗的甘薯茎腐病发病及产量表现情况，笔者于2017—2018年在临安区於潜镇绍鲁村发病区对甘薯脱毒苗、农户自繁苗进行了甘薯茎腐病田间发病情况监测比较试验，以及甘薯茎腐病发病严重度对产量影响的测定。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甘薯脱毒苗为心香品种甘薯一代脱毒苗（简称脱毒苗），由浙江省农科院提供;甘薯自繁苗为留种多年的心香品种甘薯苗（简称自繁苗），由绍鲁村甘薯种植大户提供。
1.2 试验方法
2017年11月至2018年9月，在杭州市临安区於潜镇绍鲁村，选取2块往年茎腐病发生较重的相邻地块，分别进行不同来源甘薯苗（脱毒苗、自繁苗）的茎腐病发病情况试验及茎腐病对脱毒苗甘薯产量的影响试验。
2块试验地均于2017年12月用300 kg/667 m2的生石灰进行土壤消毒，后大水漫灌至2018年2月。4月中下旬开始整地、起垄，垄南北向，垄长25 m，垄高40 cm，垄距80 cm，垄心条施30 kg/667 m2常规复合肥，覆膜后于4月底扦插甘薯苗，其中，不同来源甘薯苗（脱毒苗、自繁苗）的茎腐病发病情况试验设置20垄（约400 m2），交叉种植甘薯脱毒苗和自繁苗;茎腐病对脱毒苗甘薯产量的影响试验设置2 000 m2，全部种植甘薯脱毒苗，均采用双行浅平插法，株距25～30 cm，种植密度5 500株/667 m2。试验期间参照迷你甘薯种植技术进行管理[5]，8月初收获并测产。
1.3 数据调查统计
甘薯扦插后，每隔5 d对田间茎腐病发病情况进行调查和统计，至甘薯收获当天再次统计，并进行测产。不同来源甘薯苗（脱毒苗、自繁苗）的茎腐病发病情况试验按照发病等级归类后进行测产，记录各级甘薯总个数、甘薯总产量、单个甘薯平均重量。甘薯茎腐病对脱毒苗产量的影响试验连续每20株定为一个取样调查组，进行发病和产量统计，记录各组内发病情况、甘薯总产量。
1.4 数据处理
用SPSS 22.0版软件对不同来源甘薯苗（脱毒苗、自繁苗）试验组内各级发病植株比率、甘薯总个数、甘薯总产量、单个甘薯平均重量进行方差分析。根据公式：病情指数=100×∑（各级病株数×各级代表值）/（调查总株数×最高级代表值）[6]，计算不同来源甘薯苗病情指数。用Excel 2007版软件对不同来源甘薯苗（脱毒苗、自繁苗）试验组间各级发病比率、甘薯总个数、甘薯总产量、单个甘薯平均重量进行对比分析，针对甘薯茎腐病对脱毒苗产量的影响进行模型拟合。
1.5 甘薯茎腐病发病分级标准的制订
至今为止，尚未见有关甘薯茎腐病发病分级标准的文献报道，本文依据田间实际观察分析，初步制订甘薯茎腐病发病分级标准，供以后借鉴使用。
2 结果与分析
2.1 甘薯茎腐病发病分级标准
通过对甘薯茎腐病症状及甘薯产量的调查和总结，本文将甘薯茎腐病发病等级设为0～3级四个等级，初步制订如表1的分级标准供借鉴使用。
2.2 不同来源甘薯苗（脱毒苗、自繁苗）试验组内发病情况
在甘薯脱毒苗试驗组，选取有代表性的5垄，进行发病情况统计和测产，各垄调查植株、各级发病植株数、各级发病植株比例、甘薯总个数、甘薯总产量、单个甘薯平均重量等指标汇总于表2。
在甘薯自繁苗试验组，选取有代表性的7垄，进行发病情况统计和测产，各垄调查植株、各级发病植株数、各级发病植株比例、甘薯总个数、甘薯总产量、单个甘薯平均重量等指标汇总于表3。
2.3 不同来源甘薯苗（脱毒苗、自繁苗）试验组内各级发病情况比较
用方差分析对甘薯脱毒苗各级发病植株比率、甘薯总个数、甘薯总产量、单个甘薯平均重量进行比较，结果汇总于表4。结果表明，在脱毒苗试验组中，不发病的植株比率显著多于发病植株的比率，不发病植株所结甘薯总个数、甘薯总产量、单个甘薯平均重量显著高于发病植株所结甘薯总个数、甘薯总产量、单个甘薯平均重量。
用方差分析对甘薯自繁苗各级发病植株比率、甘薯总个数、甘薯总产量、单个甘薯平均重量进行比较，结果汇总于表5。结果表明，在自繁苗试验组中，不发病和3级发病植株最多，且显著多于1级、2级发病植株比率，不发病植株所结甘薯总个数、甘薯总产量显著高于发病植株所结甘薯总个数、甘薯总产量，而在单个甘薯平均重量上，不发病植株所结甘薯平均重量虽然重于2级、3级发病植株，但与1级发病植株无明显差异。
2.4 不同来源甘薯苗（脱毒苗、自繁苗）试验组间发病表现比较
比较不同来源甘薯苗（脱毒苗、自繁苗）的发病情况，可以看出甘薯脱毒苗的发病情况轻于自繁苗。发病植株比率，脱毒苗试验组1级、2级、3级发病植株均低于自繁苗试验组，并且自繁苗试验组3级发病植株比率显著高于1级、2级，脱毒苗试验组3级发病植株比率与1级、2级无明显差异，说明脱毒苗相比自繁苗，发病少、发病轻，具有一定的抗病性。
在不发病的植株中，脱毒苗试验组甘薯总个数、甘薯总产量、单个甘薯平均重量均高于自繁苗试验组，这可能是因为，虽然自繁苗不发病植株没有明显病状，但可能已经受到土壤中甘薯茎腐病病原菌影响，导致产薯个数、甘薯总产量和甘薯平均重量减少，说明脱毒苗相比自繁苗，能减少因甘薯茎腐病造成的损失。
2.5 甘薯茎腐病对脱毒苗甘薯产量影响
将田间调查获得的507个调查组的发病率、产量数据进行线性拟合，结果绘制于图1，可以看出，随着脱毒苗甘薯发病率的增加，其产量也随之下降，呈线性负相关，建立模型为y=-0.028 9x+3.306 8，式中x为田间甘薯脱毒苗发病情况，y为20株甘薯总产量。结合大田种植密度，该公式可用于估算田间产量。
参考文献：
[1] 卢玲，聂明建，王学华，等.甘薯脱毒苗培育的研究进展[J].安徽农业科学，2013，41（4）：1456-1458.
[2] 鲁燕君，丁兰，顾建强，等.小番薯脱毒种苗表现及其繁育技术[J].农民致富之友，2017（10）：175.
[3] 王璐瑶，仇智灵，姚海峰，等.甘薯茎腐病菌室内药剂毒力筛选试验[J].浙江农业科学，2018，59（2）：300-304，321.
[4] 卢璐，张敏荣，杨晓，等.甘薯茎腐病防治初探[J].浙江农业科学，2017，58（9）：1594-1595，1599.
[5] 毛伟强.迷你番薯心香的双季栽培技术[J].浙江农业科学，2009（3）：507-508.
[6] 赵永强，徐振，张成玲，等.甘薯根腐病对不同抗性品种产量的影响[J].广西农学报，2016（6）：8-10.
关键词 脱毒苗;甘薯茎腐病;发病等级;病情指数;产量表现
中图分类号：S531 文献标志码：A DOI：10.19415/j.cnki.1673-890x.2019.1.010
甘薯脱毒苗是指通过甘薯茎尖剥离，利用茎尖分生组织离体培养、扩繁而获得的无病毒甘薯苗[1]，具有比同品种自繁苗萌发性好、出苗早、长势旺、结薯早、膨大快，提高薯苗抗病性，结出的薯块品质好等特点，可为甘薯高产打下坚实的基础[2]。甘薯茎腐病是由达旦提狄克氏菌（Dickeya dadantii）侵染引起的一种细菌性病害[3]，该病原菌是我国进境检疫性有害生物。浙江境内于2015年在临安首次发现并确诊，并于2016年列入浙江省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补充检疫对象名录[4]。甘薯感染该病后，茎基部出现水渍状黑褐色斑点，并能快速向上下延伸，导致整株快速枯死，造成甘薯减产甚至绝收。
为研究了解甘薯脱毒苗的甘薯茎腐病发病及产量表现情况，笔者于2017—2018年在临安区於潜镇绍鲁村发病区对甘薯脱毒苗、农户自繁苗进行了甘薯茎腐病田间发病情况监测比较试验，以及甘薯茎腐病发病严重度对产量影响的测定。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甘薯脱毒苗为心香品种甘薯一代脱毒苗（简称脱毒苗），由浙江省农科院提供;甘薯自繁苗为留种多年的心香品种甘薯苗（简称自繁苗），由绍鲁村甘薯种植大户提供。
1.2 试验方法
2017年11月至2018年9月，在杭州市临安区於潜镇绍鲁村，选取2块往年茎腐病发生较重的相邻地块，分别进行不同来源甘薯苗（脱毒苗、自繁苗）的茎腐病发病情况试验及茎腐病对脱毒苗甘薯产量的影响试验。
2块试验地均于2017年12月用300 kg/667 m2的生石灰进行土壤消毒，后大水漫灌至2018年2月。4月中下旬开始整地、起垄，垄南北向，垄长25 m，垄高40 cm，垄距80 cm，垄心条施30 kg/667 m2常规复合肥，覆膜后于4月底扦插甘薯苗，其中，不同来源甘薯苗（脱毒苗、自繁苗）的茎腐病发病情况试验设置20垄（约400 m2），交叉种植甘薯脱毒苗和自繁苗;茎腐病对脱毒苗甘薯产量的影响试验设置2 000 m2，全部种植甘薯脱毒苗，均采用双行浅平插法，株距25～30 cm，种植密度5 500株/667 m2。试验期间参照迷你甘薯种植技术进行管理[5]，8月初收获并测产。
1.3 数据调查统计
甘薯扦插后，每隔5 d对田间茎腐病发病情况进行调查和统计，至甘薯收获当天再次统计，并进行测产。不同来源甘薯苗（脱毒苗、自繁苗）的茎腐病发病情况试验按照发病等级归类后进行测产，记录各级甘薯总个数、甘薯总产量、单个甘薯平均重量。甘薯茎腐病对脱毒苗产量的影响试验连续每20株定为一个取样调查组，进行发病和产量统计，记录各组内发病情况、甘薯总产量。
1.4 数据处理
用SPSS 22.0版软件对不同来源甘薯苗（脱毒苗、自繁苗）试验组内各级发病植株比率、甘薯总个数、甘薯总产量、单个甘薯平均重量进行方差分析。根据公式：病情指数=100×∑（各级病株数×各级代表值）/（调查总株数×最高级代表值）[6]，计算不同来源甘薯苗病情指数。用Excel 2007版软件对不同来源甘薯苗（脱毒苗、自繁苗）试验组间各级发病比率、甘薯总个数、甘薯总产量、单个甘薯平均重量进行对比分析，针对甘薯茎腐病对脱毒苗产量的影响进行模型拟合。
1.5 甘薯茎腐病发病分级标准的制订
至今为止，尚未见有关甘薯茎腐病发病分级标准的文献报道，本文依据田间实际观察分析，初步制订甘薯茎腐病发病分级标准，供以后借鉴使用。
2 结果与分析
2.1 甘薯茎腐病发病分级标准
通过对甘薯茎腐病症状及甘薯产量的调查和总结，本文将甘薯茎腐病发病等级设为0～3级四个等级，初步制订如表1的分级标准供借鉴使用。
2.2 不同来源甘薯苗（脱毒苗、自繁苗）试验组内发病情况
在甘薯脱毒苗试驗组，选取有代表性的5垄，进行发病情况统计和测产，各垄调查植株、各级发病植株数、各级发病植株比例、甘薯总个数、甘薯总产量、单个甘薯平均重量等指标汇总于表2。
在甘薯自繁苗试验组，选取有代表性的7垄，进行发病情况统计和测产，各垄调查植株、各级发病植株数、各级发病植株比例、甘薯总个数、甘薯总产量、单个甘薯平均重量等指标汇总于表3。
2.3 不同来源甘薯苗（脱毒苗、自繁苗）试验组内各级发病情况比较
用方差分析对甘薯脱毒苗各级发病植株比率、甘薯总个数、甘薯总产量、单个甘薯平均重量进行比较，结果汇总于表4。结果表明，在脱毒苗试验组中，不发病的植株比率显著多于发病植株的比率，不发病植株所结甘薯总个数、甘薯总产量、单个甘薯平均重量显著高于发病植株所结甘薯总个数、甘薯总产量、单个甘薯平均重量。
用方差分析对甘薯自繁苗各级发病植株比率、甘薯总个数、甘薯总产量、单个甘薯平均重量进行比较，结果汇总于表5。结果表明，在自繁苗试验组中，不发病和3级发病植株最多，且显著多于1级、2级发病植株比率，不发病植株所结甘薯总个数、甘薯总产量显著高于发病植株所结甘薯总个数、甘薯总产量，而在单个甘薯平均重量上，不发病植株所结甘薯平均重量虽然重于2级、3级发病植株，但与1级发病植株无明显差异。
2.4 不同来源甘薯苗（脱毒苗、自繁苗）试验组间发病表现比较
比较不同来源甘薯苗（脱毒苗、自繁苗）的发病情况，可以看出甘薯脱毒苗的发病情况轻于自繁苗。发病植株比率，脱毒苗试验组1级、2级、3级发病植株均低于自繁苗试验组，并且自繁苗试验组3级发病植株比率显著高于1级、2级，脱毒苗试验组3级发病植株比率与1级、2级无明显差异，说明脱毒苗相比自繁苗，发病少、发病轻，具有一定的抗病性。
在不发病的植株中，脱毒苗试验组甘薯总个数、甘薯总产量、单个甘薯平均重量均高于自繁苗试验组，这可能是因为，虽然自繁苗不发病植株没有明显病状，但可能已经受到土壤中甘薯茎腐病病原菌影响，导致产薯个数、甘薯总产量和甘薯平均重量减少，说明脱毒苗相比自繁苗，能减少因甘薯茎腐病造成的损失。
2.5 甘薯茎腐病对脱毒苗甘薯产量影响
将田间调查获得的507个调查组的发病率、产量数据进行线性拟合，结果绘制于图1，可以看出，随着脱毒苗甘薯发病率的增加，其产量也随之下降，呈线性负相关，建立模型为y=-0.028 9x+3.306 8，式中x为田间甘薯脱毒苗发病情况，y为20株甘薯总产量。结合大田种植密度，该公式可用于估算田间产量。
参考文献：
[1] 卢玲，聂明建，王学华，等.甘薯脱毒苗培育的研究进展[J].安徽农业科学，2013，41（4）：1456-1458.
[2] 鲁燕君，丁兰，顾建强，等.小番薯脱毒种苗表现及其繁育技术[J].农民致富之友，2017（10）：175.
[3] 王璐瑶，仇智灵，姚海峰，等.甘薯茎腐病菌室内药剂毒力筛选试验[J].浙江农业科学，2018，59（2）：300-304，321.
[4] 卢璐，张敏荣，杨晓，等.甘薯茎腐病防治初探[J].浙江农业科学，2017，58（9）：1594-1595，1599.
[5] 毛伟强.迷你番薯心香的双季栽培技术[J].浙江农业科学，2009（3）：507-508.
[6] 赵永强，徐振，张成玲，等.甘薯根腐病对不同抗性品种产量的影响[J].广西农学报，2016（6）：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