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世界各地报道的各种流行性传染病事件，如埃博拉、SARS、天花、炭疽热等，都发生在人们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领域，是人类同病原体斗争的微观战场。生物科技的快速发展，使人类掌握了使用病原体发动生物战的能力。生物战极具隐蔽性、潜伏性、传染性以及致病毁灭性等特点，历史上尤其是近现代，利用生物战剂投入战场进行不对称作战的战例不胜枚举，大都违背人道、非常残酷。尽管国际社会签署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但仍然无法有效遏止其发展势头，很多国家、地区甚至恐怖组织仍对生物武器具有浓厚的兴趣，生物战争的发生概率大幅攀升，成为影响世界安全稳定的重大威胁。

揭开生物战的面纱

　　生物战是使用生物武器进行战争的军事活动。人类战争史上进行的生物战一直都是在保密的情况下进行才能收到作战效果，人类对生物战的道德评判始终持否定态度。随着现代微生物学和遗传学的理论发展运用，人类对基于病原体的生物战认知水平有了飞跃式发展，生物战从最初的病原体媒介采集利用阶段，历经病原体培养利用阶段，发展到现在的病原体改造利用阶段。生物战的巨大杀伤力也是有目共睹的，其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影响令人畏惧，生物战对人们造成的恐慌甚至大过核武器。
　　生物战剂是生物战使用的主要武器，其毒性高、有一定潜伏期、发病率高、传染性强、预防难度大。生物战剂按照代际层次可分为四代：第一代为毒素毒植物武器，直接攻击生物体，无传染性;第二代为细菌武器，作战区域投放致死率和传染率以及失能率较高;第三代为病菌病毒武器，利用人工技术培养，以动物、昆虫以及气溶胶等为载体投放;第四代为基因战剂，使用基因重组技术制作生物战剂，重组之后的病菌病毒在战争中攻击人、畜和植物，而基因战剂遗传密码只有制造者掌握。

　　最初，生物战在人类战争史上的运用对战争胜负的贡献度很低，随着生物科学技术水平的提升，人们逐渐重视生物战在战争中的作用。在冷兵器时代通过生物战致病敌方人员战马，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战争胜利;在热兵器时代通过多样化的生物战剂，直接将战场变成疫区，以极低的战争成本实现现代战争目的，一战、二战的生物战案例充分证明了生物战能够成为战争制胜的倍增器。生物战在战争中表现的隐秘、残酷、反人类，是其他战争形态无法展示的，对战争制胜影响越来越大。世界很多国家及组织一直致力于研究生物战的作战机理和抵御方法，大多数国家签署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可见生物战对制胜的影响力。

生物战的发展历程

　　第一阶段，突出原始性，运用毒素毒植物阶段。这一阶段，生物毒素开始应用于战争，毒箭是最早出现的生物武器，汉人、印第安人、美洲和非洲土著人等都有使用毒箭的历史，《荷马史诗》中有描述用蛇毒涂抹的弓箭射击敌方。与毒箭相比，这一阶段人们还使用毒植物污染水源的方式进行生物战。公元前49年，利比亚军队使用毒植物向巴嘎然阿达河水中进行投放，造成库利亚部队中毒，眼睛模糊昏昏沉沉，从而损伤敌战斗力。此阶段虽盛行将毒素和毒植物用于战争，但此时的生物战处于辅助和次要地位，效率低，不具备传染性。
　　第二阶段，突出传染性，不断扩大攻击对象阶段。这一阶段，开始使用细菌攻击人畜，但人们没有真正对微观层面的生物武器机理进行研究掌握。此阶段的病菌受自然条件影响大，伴随烈日、干燥、雨雪等气象，病菌存活时间有限，活性得不到保证。起初，细菌作为攻击手段使战马等牲畜致病，牲畜之间互相传染，直接影响军队行军进程从而制约战斗胜负。1519年，600多个西班牙殖民者登陆墨西哥湾，为了占领艾斯提克帝国，使用天花病菌作为武器用于战场，十年间传染肆虐的病毒使得帝国人口减半。
　　第三阶段，突出战争性，战争形态逐渐形成阶段。这一阶段，生物战逐步作为一种正式的战争形态进入“黄金时代”。种类繁多的细菌战剂、病毒战剂在此阶段被投入实战，人员、动植物都可成为攻击目标，参战人员开始配备防毒面具、防毒衣、防毒手套、防疫装备等生物战物资，战场逐步呈现出生物战攻防形态。尽管二战后国际社会签署《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但美英苏等部分军事大国，依然高度重视生物战作战理论的研究，秘密研制乃至实验使用生物武器，生物战阴云挥之不去。1952年1月的朝鲜战场上，美军飞机陆续在作战地域投放大量的苍蝇、跳蚤和蜘蛛等昆虫，经过化验，这些昆虫带有霍乱、伤寒、鼠疫、回归热等病菌，除了参战军人，朝鲜当地老百姓也大量感染病菌。朝鲜安州郡一个600人的村子，就有50人被传染患鼠疫，其中有36人死亡。1988年两伊战争后期，伊拉克北部战线附近的哈莱普杰镇遭受芥子气炸弹袭击，造成上万人伤亡。
　　第四阶段，突出靶标性，精确选择目标攻击阶段。这一阶段，生物战技术空前发展，人们对生物战剂的生产、运输、投放等越来越熟练，生物武器攻击具有靶标针对性，生物战也呈现限“度”战争形态。如基因武器作为第四代生物武器，将人为重组的致病基因移植到微生物体内，能够靶标战场区域内生物对象的基因序列，识别筛选出特定攻击目标对象，受攻击后难以及时被检测救治。2003年美军就提出使用分子水平针对特定人种生物系统设计人造病原体。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精准生物攻击不仅将成为未来生物战的一种战术行动样式，也将成为军事强国重要的国家战略手段。

生物战的制胜之道

　　一是作战预有准备，使敌猝不及防。尽管世界对生物战的抵触观念趋于一致，但是人类战争的不可控性，仍促使各方担忧和防范生物戰，并各自组织力量开展防卫。生物战在作战准备阶段明显区别于传统作战兵力动员、武器装备储备、部队整训等“大动作”展开，更突出作战行动的隐蔽性、突然性，使得对手的预有准备“失效”，猝不及防，在短时间无法组织有力防疫阻击。如针对对方基因特性，以及在生命科学研究领域的能力弱项，精准实施靶标性基因攻击。再如利用敌方应对生物攻击时预警报警机制启动慢、检测检疫效果差等特点，阻滞对方精准消杀，以制生物权控制战争节奏，扰乱他国正常经济和社会生活秩序。2001年美国就遭遇不明对手通过邮寄等方式进行的炭疽病袭击，造成17名美国人感染，其中5人死亡，进而引起全国性的恐慌。 　　二是攻击模式上“蜻蜓点水”，突出直击痛处。在实施攻击行动时，不简单追求传统的物理杀伤，也不“沉迷”于信息电磁领域的角逐争强。生物攻击有时只是一个包裹、一滴试剂、一个昆虫等不起眼的手段方式，依附人或动植物等生物载体的传染源也很难找到，在无防护的情况下可通过吸入、误食、接触、昆虫叮咬等方式致病，可在短时间内使对手控制的空间区域成为疫区，作战效果明显。如14世纪蒙古大军为攻克克里尼亚半岛的卡法城，使用感染瘟疫的士兵尸体作为“炮弹”射入卡法城内，导致黑死病蔓延，作战区域内尸横遍野，短短两年内使欧洲近三分之一的人口因感染病菌死亡。
　　三是打击对象上瞄准生命实体，重在削敌潜力。生物战作为一种需要充分利用生物功能并依赖于生物资源、生物信息、生物结构的战争形态，其作战行动具备靶标精准性和效果持续性。一方面，其精准地将敌方作战人员作为攻击目标，针对敌方人员的微观结构，对判断能力、平衡协调等生理功能实施攻击，如运用DNA重组技术可针对特定肤色族群人种实施攻击;另一方面，其持续影响对方，阻碍战争潜力发挥。军事生物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生物武器可以产生毁灭性后果和持续大范围的破坏作用，催生现代战争向生物毁伤的战争模式转变。研究表明，1架战略轰炸机携带100万吨TNT当量的核武器发起袭击，所造成的杀伤面积约为300平方千米，而使用10吨生物战剂的杀伤面积就可达10万平方千米。

　　四是武器装备上突出多样化，注重组合使用。生物战的作战武器形式多样，如病原体或毒素生物战剂、被誉为“穷人的核弹”的基因武器等，毒性大、致死性强，和一般的武器装备相比，污染面广、致病性高、传染性强，可与传统武器组合，采用弹药、飞机、无人机等投掷方式，成本低廉，还可与多种载体结合，隐蔽性极强，这些促使了各国在生物武器研发上开展隐形的军备竞赛，以期为未来战争提供新的战略威慑手段。

给未来生物战画个像

　　一是约束与反制并存，发生风险增大。从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禁止生物武器和毒素武器公约》以来，陆续有143个国家及地区签署加入公约。当前，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反对储存、生产、发展生物武器，反对生物武器技术和设备扩散，然而相关组织机构对公约成员的监督核查能力有限，对“边缘人”管控有限。近期，美国公然违背国际共识，拒绝在新的核查补充机制中签字，造成了国际社会对生物战危机发生的恐慌。可以说，公开签约与“低调”研制并存的局面使得制生物权领域竞逐走向“病态”，随着生物技术快速运用于军事领域，加剧着未来生物战发生的风险，小国欲借助基因武器对抗大国核威慑，恐怖组织若掌握生物战技术则可威胁或者袭击文明社会。快速危及人类的生物战“潘多拉盒子”正隐约打开。
　　二是朝着多样化发展，危害程度剧增。随着生物学、遗传学的理论发展实践，依靠先进设备实验室进行研究，生物战武器库品种正在迅速增加，研究人员也愈加成熟掌握病毒病菌的重组、培养、运输、投放等技术，一旦投入战场，检测核查难，危害程度剧增。在两伊战争中，伊拉克曾使用塔崩毒剂、芥子气等多种生物武器对伊朗军民实施攻击，其中使用携芥子气的炮弹就有1800吨，造成了伊朗军民5万人死亡。同时，武器多样化也催生了生物战攻击方式的多样化，现有生物战作战方式有气溶胶污染、物品携带、人体“炸弹”、低空布撒、生物媒介等，未来还将利用无人装备、服从人指挥的动物等为载体进行生物战，达到伤敌于无形无据的战场效果。
　　三是抵御的成本攀升，应对难度加大。未来生物战的战场面积扩张、危害时间蔓延，必将导致抵御应对难度加大，为打赢生物战，需要投入大量的科研力量、物力、财力、军力，成本不断攀升。为抵御现代生物战还需要调动大量资源，用于传染人员的隔离、未传染人员的转移疏散、生物战区域的消杀灭、抵御药物的研制以及免疫接种，并集中在探測领域、防护领域、洗消领域。以探测领域为例，抵御产品种类繁多，如微生物采样箱、UTP-3快速检测系统、荧光定量PCR、便携式生物战剂快速检测仪、S03型生物侦察车等。在前沿探索上，各个国家都在加大投入建立高级别生物实验室，开展生物项目的研制实验，甚至秘密研制基因武器。生物技术的特点，使得很多国家、机构、组织都可能拥有制造大规模生物战剂的能力，这加剧了国际社会和各国应对生物战的难度。
　　责任编辑：张传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