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慧如鲁迅和巴金，要是有今天的博客和出版发行业，恐怕也都是蒋方舟
　　
　　
　　蒋方舟是一个特殊的孩子。她已经“一朝成名天下知”：七岁写作，九岁出书，到考大学以前，已有七部作品，百万字。她“感觉自己是从魏晋穿越而来”，她人生的终极目标是“当大师”。她已有的“成就”既不一般，现在的“感觉”和“目标”也是非凡。一个非凡的孩子，必有非凡的际遇。她接下来的故事还很长。
　　现在，非凡的际遇已经开始了。这个非凡的孩子愿意选择这个社会为任何一个普通孩子设计的道路，沿着教育体制的阶梯拾级而上（“我要接受大学教育，在有可能的情况下，希望能接受好的大学教育”）。如果不出意外，她可能上清华。这对僵化的教育体制也许算是一个小小的安慰。
　　因为，现在的情况是，国家给了某些“一流大学”一定的“自主招生权”：学生通过自主招生考试关口，再走一遍统一招生程序，“一流大学”便可降分录取。这项改革的进步，相当于在包办婚姻时代，还允许当事人订婚前见一面，但最终的命运，还有赖于至高无上的高考。
　　但由此却产生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大学自主权不够，认为应该“松绑”。能得蒋方舟这样有天分的孩子而教之，是任何一流大学的美事，又何须羞羞答答地“加60分”，弄得好像对一个不够格的孩子法外开恩似的；但另一方面，既然有统一的招生制度，既然蒋方舟同样有必要过这一关，为什么最终还是再看人下菜，破坏这个制度？蒋方舟不是语文数学都考得不怎么样吗，确认她的写作才能如果不凭考场作文，还要考虑平时作品，你焉能判定那些没有出版过作品的孩子，就没有超过蒋方舟的写作才能？这样一来，清华大学的招蒋方舟的“自主权”，就是对其他考生的不公平。
　　也许，大学招生只有一条路，要么全部从全国统考的门槛进来，要么全部自主，两种制度捆绑起来，反而宽严皆误，操作不畅。大学是教育的主体，应当有自主权。但是，对于早已习惯于不自主的大学来说，是否能担当得起独立招生的社会信用？如果给他们与大学的身份相称的自主招生权，大学会不会立刻成为清一色的权贵后裔俱乐部？公众的回答是什么，恐怕也不难想象。总而言之，现在还不是奢谈大学自主招生的时候。如蒋方舟这么优秀的孩子，只得经历这样的入学尴尬。
　　招生制度的僵化不知已经令多少蒋方舟似的优秀少年无缘大学教育。假如不是因为蒋方舟开放的博客，和当今快捷的出版证明了她的才能，假如蒋方舟生在甘南山区，那么，以她今年的高考分数，能上一个普通大学，就不错了。而今天她能进清华，也并不仅仅是因为她非凡而早熟的语文才能，还有赖于她文理并进。如果是像韩寒那样任性而又对数学毫无兴趣的孩子，普通大学都不用上了。正如很多人假设过的，钱钟书考得上当年的清华，今天却很可能考不上。
　　据说，在一万个新生儿中，有三至五个可以称为智力超常的天才胚子。可是，经过社会生活的残酷规整，最后的成果就如现实所呈现的这样，是万不足一，其余都“泯然众人矣”。蒋方舟是一个万幸中成长比较顺利的孩子。心灵的能量确实不跟年龄成正比，人跟人也确实不一样。当血液携带养分流过年幼的高斯的大脑皮质，他发现了前一百位自然数可以分为1 100、2 99这样和值相等的50组；流经还没有长到钢琴高的莫扎特的头颅时，他踮起脚弹出了“音乐”；而尼采五岁时，父亲去世的丧钟便敲开了他“形而上学”的灵光。同样，当同龄的孩子还在为棒棒糖跟妈妈斗气的时候，蒋方舟已经在报上谈古论今；当她和别的孩子一起过儿童节时，就写《青春前期》，据说（笔者没有看过）涉及早恋和同性恋——你不知道她怎样“从魏晋走来”，又如何对未曾经历的青春进行超验性的描写。
　　同样，我们也不知道她如何看待我们在这里谈论她。但有一点大约可以肯定，就是蒋方舟应该有一种“脱离群众”的感觉，此所谓“天才是孤独的”。一个超常孩子就是对社会“正常度”的一次检验。她要做“大师”，便有人一本正经地帮她“分析”，说出“早慧不一定能成为大师”这种明显低于蒋方舟认知能力的废话。有人举鲁迅和巴金等人写出第一篇小说时都是二三十岁了，而成为“大师”已经到了不惑之年，透出一股风凉。其实，话应该这么说，早慧如鲁迅和巴金，要是有今天的博客和出版发行业，恐怕也都是蒋方舟。
　　这正好说明蒋方舟不是火星人。世上并不缺蒋方舟。大约三十年前，中国的基础教育刚刚从荒废中重启，中国科大便在全国搜罗出一堆十岁左右的天才，由这些已经初步掌握了微积分，或者会作旧体诗的孩子组成了一个少年班。少年班的实验教训多多。“天才不是教育出來的”，也不能用已成惯性的模式去教育。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清华大学是甲方，它握有挑剔蒋方舟的主动权，而真正的问题也许应该是，它有没有让一个立志成为大师的孩子顺利成长的小气候。
　　进入大学，蒋方舟的故事才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