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2月26日，一场50年不遇的大雪降临东京。谁也不曾想到，皑皑白雪装点下的山间官邸，短短几个时辰就被1400多名少壮军官枪刀下的鲜血染红。
　　在这天发生的，正是对日本近现代社会影响深远的二·二六兵变。今年是日本二·二六兵变85周年。如果将时光的车轮倒转，我们能否读懂变身军国主义模样之前的日本？

兵变“教主”

　　这场兵变的发生，与一个人息息相关。他虽未直接参与过二·二六兵变，但没有他，这场事件或许从未在历史中出现。他就是军国主义思想家、被称为二·二六兵变“教主”的北一辉。
　　这些怒气满满的青年官兵，主要来自皇道派。 /
　　1919年，在鼓吹军国主义的著作《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中，北一辉认为，日本国土狭小，资源枯竭，只能走对外扩张道路，而中国是日本振兴的天然基地。

　　同年8月1日，一个信奉国家主义的右翼团体“犹存社”成立，一个名叫西田税的青年军官走进了北一辉的视线。他是北一辉的忠实信徒，也和陆军士官学校的毕业生来往非常多。于是，北一辉和陆军的青年军官们建立起联系。这些青年军官的活动，很大程度上也都受到了北一辉的影响。
　　1926年，北一辉在《维新革命论》一文中，补充了《日本改造法案大纲》没有涉及的“维新政变”到底由谁来完成的问题。他开始把注意力放在青年军官的身上，军国主义思潮和青年军官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信奉北一辉学说的青年军官，也就开始慢慢形成了巨大力量。
　　自此，日本右翼法西斯团体越来越活跃，他们反体制、反西方、反近代、反共产主义。据日本内务省警保局调查，1927年到1937年间，仅是东京一地，就有172个新出现的法西斯团体，成员共3万人以上。一些青年军官也开始在军中秘密结社，甚至有激进分子开始对财阀和内阁大臣展开暗杀行动。
　　原本，日本明治维新废除了之前的幕藩体制，天皇依靠支持明治维新的文武官员，建立了以天皇制为中心的集权制国家，形成了天皇、文官内阁和军部三方大体平衡的政权结构。然而，随着军国主义思潮兴起，到30年代初，这种平衡就不复存在了。

愤恨皇道派

　　言辞思想之所以能激怒甚至煽动人心，永远离不开残酷现实的土壤。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利用欧美处于战争状态的机会，取得大量军资订单，富国强兵。然而1918年战后，军需订货戛然而止，日本经济出现危机。
　　到1931年，日本失业工人超过300万。而此前来城市打工的农村人口，不得不返回家乡。城乡经济凋敝，加上连年干旱，使得千百万农民家庭陷入赤贫状态。许多人家仅靠挖草根和从树上剥软树皮充饥。更有甚者，靠送女为娼妓维持一家人的生存。日本军人特别是下级军官的家属，很多就靠此为生。
　　后来二·二六兵变的1400多人中，有1100人是新兵，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当时所经历的极度贫困。在现实生活中，日本中下层军人目睹了家人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而官僚政客与财团势力们却日日奢华腐败。这激起了他们仇富杀官的欲望。他们觉得，改变日本现状，责无旁贷，舍我其谁？应该通过维新政变，来改变社会。
　　这些怒气满满的青年官兵，主要来自皇道派。在当时的日本，军部主要有皇道派和统制派两大阵营。皇道派主张清君侧，消灭天皇身边的奸臣小人，拥护天皇亲政，改造日本。

　　皇道派内，除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等少数高级将领外，大体是年轻的野战部队士兵。他们行动大胆、目无法纪，热衷于暗杀和政变。而统制派主要由年纪更大、更为保守的高级军官组成，包括永田铁山、林铣十郎、东条英机等高级将领。
　　两派的核心斗争是在高层政治开始的。1934年以后，由于统制派的主张得到日本陆军大多数中上级军官的支持，他们在与皇道派的斗争中逐渐占据了上风，并为了保持军队上下高度统一，不断寻找机会排挤后者。1935年7月，统制派借人事调整之机，将一批皇道派军官转入预备役，或调离枢要，甚至还免去了皇道派头面人物真崎甚三郎的陆军教育总监职务，这对皇道派打击最大。
　　不多几日，驻扎在福山县的皇道派军官相泽三郎中佐，也接到调往中国台湾的调令。被激怒的相泽决定刺杀永田。8月12日，相泽身佩军刀，只身闯入后者办公室。此时永田正在办公，他躲过了相泽刺过来的第一刀，双方一番搏斗，正当永田冲到门口，想拉开门出去的时候，相泽从背后刺过去，要了永田的命。
　　永田事件之后，当年12月，统制派高级将领趁陆军人事调整之际，把铁杆皇道派成员第1师团长柳川平助调任中国台湾驻屯军司令官，又在第二年3月把第1师团调往满洲。
　　一夜之间，整个东京城，都被皇道派控制，沉浸在恐怖之中。 / 　　第1师团是皇道派的大本营，这个决定一下子激怒了皇道派的少壮军官。他们认为再不动手就要开赴中国战场了。于是，他们把兵变时间定在了2月26日凌晨。

血溅东京城

　　1936年2月26日，日本东京异常寒冷。鹅毛大雪已经下了一天一夜，仍然没有停止的迹象。有气象记载说，这是50年不遇的大雪。在紧靠皇宫的小山后面，是一幢幢官邸。雪花飘落，显得格外静谧。
　　凌晨5时，驻守东京第1师团的皇道派少壮军官香田清贞、安藤辉三等9名政变核心军官，集结了1400多名青年士兵。他们从驻地武器库中夺取了步枪、机枪等武器，在香田大尉的一番思想鼓动之后，一行人踏着厚厚的积雪，准备开始一系列的刺杀行动。
　　官兵们迅速占领了东京都的警视厅、陆军省、首相官邸，还有天皇侍卫长铃木贯太郎、财政大臣高桥是清等几位元老的私宅。他们第一个刺杀目标就是日本首相冈田启介。
　　队长栗原安秀中尉带领4个小队约300人到达首相府后，枪声惊醒了73岁的首相冈田，他没有立即逃走，而是坐以待毙。然而他的妹夫兼秘书松尾传藏把冈田从床上拽了起来，和一名警卫一起把他推进了洗澡间。之后，妹夫扮成了冈田的模样，冲到中庭高喊“天皇万岁”，瞬间就被士官枪杀。当时，士兵还特意拿来照片比对了一下，也没有发现区别。于是他们认为，刺杀首相成功了。
　　与此同时，兵变军人的另一队人马包围了财政大臣高桥是清的官邸。时年81岁的高桥是清，曾担任过日本银行总裁和贵族院议员，因坚持削减巨额军费而成为政变军人的眼中钉。在中桥基明中尉的率领下，士兵们直接冲进了高桥的卧室，对着高桥连开3枪，接着还用军刀猛刺，高桥当场身亡。
　　集结于赤阪山王旅馆前的部队，则由阪井直中尉指挥，前往刺杀内大臣斋藤实。斋藤实本想和这些突然冲进来的青年人谈谈，结果这些军官根本不听，还没等斋藤实说更多的话，就把他乱枪打死。
　　在整场兵变当中，唯一作为统制派军人被杀掉的，是坐了皇道派真崎甚三郎位置的渡边锭太郎。他们认为，无故免去了真崎甚三郎大将的祸首，就是眼前的渡边锭太郎。于是，渡边在起居室内被军兵们开枪打死。一名少尉用刀割断了他的喉咙。
　　而天皇侍从长铃木贯太郎，则在夫人的掩护下逃过一劫。当叛军冲进铃木卧室时，铃木试图与对方进行交涉，无果而终。一个士兵对着铃木连开三枪，结果一枪和心脏擦边，一枪打在腹部，都没有击中要害。最后铃木贯太郎的妻子哭喊：“你们对老人就敢这么开枪吗？”领队的军官动了善心，一个敬礼，说声“对不起”，然后走了。铃木得以留命。
　　而与此同时，东京城内也不得安宁。兵变军官们勒令影剧院关闭，广播电台停止播放文娱节目，定时播放他们发布的公告。一夜之间，整个东京城，都被皇道派控制，沉浸在恐怖之中。

审判：天皇的震怒

　　高举“尊皇讨奸、昭和维新”的旗帜，兵变军官们本以为，他们“以国之名”的壮举，能够引起日本社会包括一些高级将领的支持，甚至还会得到天皇的赞许，因为在1932年刺杀首相犬养毅的“五·一五事件”中，那些政变的官兵，都被从轻发落了。然而，他们从未料到，自己正在陷入四面楚歌的窘境。
　　兵变当日天亮以后，裕仁天皇发现，自己信任的人都被刺杀了。在他看来，这些叛军说要清君侧，可能会获得他弟弟秩父亲王的支持，迫使他退位。

　　天皇惱羞成怒，勒令陆军大臣川岛义之和侍从武官本庄繁镇压叛军。结果，此时的陆军高级将领参议会已被荒木贞夫和真崎甚三郎控制，他们阳奉阴违，迟迟拖延。
　　裕仁天皇忍无可忍，下令调动了海军。结果，海军得知三位海军退役大将冈田、斋藤、铃木遇刺后，将“长门”号军舰开进东京湾。他们将炮口直指叛军，要为被刺杀的将领报仇。
　　2月28日，虽然陆军万般不情愿，天皇谕旨平叛的戒严令还是颁发了。戒严令称，若叛乱部队不服大命，当断然以武力恢复治安。戒严令还命令各部队在次日上午做好攻击准备。戒严令发布后，近卫第1、第14师团和近县的部队约2.5万人，被调进东京将叛军包围起来。海军炮舰也虎视眈眈。
　　被皇道派拥护的大将真崎甚三郎，担心自己受到牵连，也开始对叛军劝降。叛军意识到败局已定，于是栗原中尉提出请求：为了证明发动叛乱是为天皇而战，请天皇派出钦差，在钦差的监视下，他们愿以痛快的自裁方式，光荣结束自己的生命。结果天皇断然拒绝：“如欲自杀任其自便，为这种人派钦差真是荒谬至极。”
　　2月29日7时10分，戒严司令部命令三宅阪、赤阪见附、溜池、虎之门、樱田门一带的居民撤离。戒严司令部表示：如果叛军继续违抗命令，部队将于13时发起攻击。在严冬中坚持了3天的叛乱军人，此时疲惫不堪，士气消沉。渐渐地，他们听到广播后开始撤离，返回原来的阵地。13时左右，安藤辉三大尉接受事实，下令部队均返回原驻地。他之后举枪自杀未遂，后被枪决。
　　14时过后，陆军的杉山参谋次长和香椎戒严司令官进宫，将平息叛军之事上奏天皇。就这样，日本现代最大的一起兵变被平息。
　　而后，在历经一系列的非公开审判后，共有19名叛军领导人被处以死刑，另有40人得到监禁判决。包括这场兵变的“教主”北一辉，也于1937年8月19日，被日本政府以教唆二·二六政变的思想主导犯之名正式起诉，后遭枪决。
　　自此，日本的权力结构从根本上被改变。陆军中的皇道派势力开始衰落，日本国内曾一度流行的以刺杀方式达到政治诉求的活动，也就此终止。军方对于政府决策的影响力也大增，日本走上法西斯军国主义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