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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历史上，有一个不得不提的重要人物，他就是张仲瀚。有人称他是“镇边将军”，有人说他是“天山的守护者”，而兵团人则亲切地视他为“兵团的名片”。
从1949年10月13日率先遣队从酒泉入疆，到1966年离开新疆；从1980年3月9日在京逝世，到1993年4月4日“魂归天山”，张仲瀚这一名字，在兵团的建设和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
张仲瀚，1915年1月19日出生于河北献县崔尔庄，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接受党组织指示，回家乡从事革命活动。1937年组织抗日武装入伍，历任河北民军司令员、冀中军区津南抗日自卫军司令员。1939年7月7日，津南自卫军与八路军一二师七一九团合并整编，对外仍称津南自卫军，张仲瀚任司令员。1940年9月，津南自卫军改归三五九旅，部队番号仍称七一九团，张仲瀚任团长。
1941年，三五九旅开赴南泥湾，开展大生产运动。张仲瀚率七一九团屯驻九龙泉，兼任南泥湾垦区区长。从此，张仲瀚和他的将士们开始了一手拿枪、一手拿锄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屯垦自救”的大生产运动，把九龙泉变成了“龙腾青山，泉涌翠川，好一派绿染山川丰收在望”的小江南。
1949年9月，在共和国成立前夕，在多种选择面前，张仲瀚毅然选择了随部队进军新疆。他说：“从战后建设看，新疆是亟待开发的地方……不管新疆之行多困难，新疆之战多残酷，我愿意到新疆去。”
入疆后，张仲瀚历任九军政委、二十二兵团政治部主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政委、第二政委、党委第二书记、新疆军区副政委、新疆自治区党委常委、中央农垦部副部长、党组成员等职，成为兵团事业的开创者、奠基人之一，成为新疆军垦事业的第一代开拓者、创始人。
17年间，他和他率领的队伍，历尽千辛万苦，在广袤的沙漠戈壁上开辟出了千万亩绿洲，建起了座座新城。张仲瀚的胆识、智慧、精神、品格也尽显其中。
数十年以后，当我们回首当年、眼望现实的时候，仍不禁感叹：张仲瀚因为选择了常人眼里的地老天荒，而不可避免地选择了艰难和忧患。但在这艰难和忧患中，他不辱使命!
再造起义官兵
1949年10月13日，张仲瀚率入疆先遣队启程。11月5日先遣队到达焉耆，当即接管军政，安定社会秩序，稳定起义部队。12月19日，新疆起义部队集中改编，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番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29日，二十二兵团成立大会在新疆迪化召开，下辖第九军、骑兵第七师和骑兵第八师。张仲瀚任二十二兵团第九军政委。
起义部队改编后，张仲瀚面临的重大任务之一，便是对起义部队的团结教育。
张仲瀚说：“团结和胜利是不可分割的，没有团结，就没有胜利，团结是手段，胜利是目的。”“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是诚心诚意交朋友的政策。”为了团结和改造好新疆起义部队，张仲瀚把党的政策、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灵活地、创造性地、成功地运用于二十二兵团，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宗旨和原则，遵照党的团结、教育、争取、改造的方针，采取思想教育和劳动生产相结合的正确方法，成功地对起义官兵进行了改造，使他们由一支国民党的旧军队，变为一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军队。
对起义部队的官兵，张仲瀚做到了在政治上高度信任，在工作上全力支持，在生活上关心爱护。陶峙岳司令员不是共产党员，张仲瀚在工作中主动与他沟通，遇事商量，处理好党指挥军队的关系。他非常尊重陶司令员，每次与陶司令下部队，乘车时，他总是开车门，请陶司令员先上车，进出行路，也总让陶司令员走在前面。1983年陶峙岳回忆张仲瀚时赞叹：“他坦白、直率、真诚，照顾人很周到，是一个好朋友。”
1954年赵锡光副司令员（新疆和平起义将领）因患胃癌而在石河子住院治疗，张仲瀚特意从兰州请来厨师为赵锡光做饭。有一次，听说中央卫生部有一治胃癌的秘方，张仲瀚立即打电话给北京的王震，请他给卫生部李德全部长写信。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这个秘方，王震派人乘飞机送到新疆。赵锡光含着热泪拉着张仲瀚的手说：“张政委，从你身上我看到了共产党的伟大。”
原兵团副司令员陶晋初（新疆和平起义将领）说：“奉承主管领导是很糟糕的事，但我对张政委由衷地崇敬，共事多年后，我才发现他是一位具有全面素养的帅才！”
二十二兵团在建立了政治工作的一两年间就有一批士兵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又陆续有更多的士兵入了党。在军官中也有一些表现很好的入了党。在生产斗争与科学实验的实践中，二十二兵团涌现了一批全国闻名的劳动模范，如：植棉能手刘学佛，拖拉机手侯正元，卡车驾驶员苏长福，防治病虫害能手张世海等。张仲瀚经常向他们询问一些问题。二十二兵团的各级将领和军官，绝大部分表现得艰苦朴素，钻研生产业务，埋头苦干，虚心学习，成了热爱党、热爱人民、热爱社会主义、关心士兵疾苦的好干部，成了我们党和国家的真正财富。
壮大兵团事业
1954年10月7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批准新疆生产部队转业，授予“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称号。张仲瀚受命担任兵团党委第二书记、副政治委员，主持兵团工作。作为兵团政委，他创造性地执行党中央赋予兵团的屯垦戍边的历史使命，抓住有利于兵团发展的历史机遇，使兵团的事业不断发展壮大。
1958年“大跃进”浪潮风起云涌于中国大地之时，正值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个五年计划实施的第一年，张仲瀚抓住机遇，因势利导，竟使兵团的经济建设取得了绝无仅有的历史发展。在此期间，兵团开展“开荒1000万亩、播种1000万亩”的“双千万亩”运动，兴办了工业。到1960年，兵团的农牧团场猛增到166个，独立工业企业达到129个，人口增加到72.4万，粮食总产达到25.09万吨，综合盈利2.32亿元。这一时期兵团实实在在的成绩基本奠定了兵团事业的规模和格局。
1958年9月26日，陈毅副总理指定由张仲瀚担任中国农垦赴越南展览代表团团长，统筹兵团援越军垦事迹展览会工作。12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外举办的第一个农业展览会在河内巴亭广场隆重开幕，张仲瀚团长代表中国政府致辞。1960年3月28日，中国全权代表、代表团团长、农垦部副部长张仲瀚与越南全权代表、代表团团长、驻华大使陈子平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援助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建设八个农场和一所中等农业技术学校的协定书》中越文本（简称328协定书）。1961年2月11日张仲瀚应越南政府的邀请，率中国代表团第二次出访越南。张仲瀚出色地完成了援越任务，赢得了胡志明主席的赞誉。此后，张仲瀚还抓住其他一些援助外国搞建设的机会，借以提升国家和兵团的地位，树立兵团良好的对外形象。1959年5月，兵团政治部制订《关于拥军爱民为各族人民办好事纲要二十条》草案，作为部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准绳。张仲瀚提出处理好场政、场群关系的三原则，即“一帮”（积极帮助各族人民群众发展生产）、“二让”（遇事要有谦让的态度）、“三请示”（遇到重大问题或难以解决的问题，一定要请示当地政府或上级党委），使兵团与自治区保持良好的关系，工作取得了自治区领导的支持，民族团结大大增强，为兵团事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地方环境。
1962年4月8日，由于苏联的策动和诱骗，伊犁、塔城地区6万余边民赶着牲畜、带着财物外逃，引发了震惊中外的“伊塔事件”。为了使伊犁、塔城地区迅速恢复正常秩序，恢复和发展生产，1962年6月，周恩来总理召见了张仲瀚，指示兵团要承担起维持治安，劝阻边民外逃，对边民外逃遗留下来的农牧业生产和基层工作实行代耕、代牧、代管（简称“三代”）的任务。同时要求加强兵团武装力量，组建值班连队，在中苏边境建立国营农（牧）场带。根据这一指示精神，张仲瀚迅速从兵团农四、五、六、七、八、十师和直属单位抽调选派干部810名、工人1.675万人组成工作队，去执行“三代”任务，很快控制了恶化的边境地区局势，并恢复了各级组织机构，形成了新的领导核心，开展了各项工作，使春播、田管、放牧、夏收、群众生活等工作得到恢复，使经济损失大大减少。“伊塔事件”后，毛泽东主席高兴地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了情况能打仗，我看很有希望。”到1966年，兵团在伊犁、塔城、博乐、阿勒泰等地长达2000多公里、纵深10～30公里的边境线上建立了32个边境农场。这些农场都分布在国境线前沿，大都是按农业现代化要求规划，以农业机械耕作为主、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劳武结合。它们在国防上是祖国的一条新的长城，随时准备抵御入侵之敌，也时刻防范着分裂分子的破坏，筑起了屯垦戍边的国防屏障，被誉为“有生命的永不移动的界碑”。这一年，中央重要文件指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建设和保卫边疆安定的一支可靠的重要力量。”“伊塔事件”后，兵团党委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加强备战，壮大自身军事力量，组建了148个值班连队。到1966年上半年，全兵团已组建值班连446个，武装力量不断增强。
正是因为张仲瀚的远见卓识，因为他善于从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团结、援外等方面抓住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从而使兵团事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逐步成为工农兵学商紧密结合、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联合企业。当时，兵团对内有较强的凝聚力，对外有较强的吸引力。自治区号召地方农村向兵团学习，西北局要求兵团向临近省区介绍经验，接收了上海、武汉等大批大中城市支边青年及有关省区的自动支边人员，实现了兵团历史上的第一次辉煌。1965年10月，贺龙副总理率领中央代表团及十大军区司令员在参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10周年大庆之际视察了兵团。贺龙副总理指出：“兵团是一个方向，是一个样板，是一个大熔炉。”
党中央看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重要作用，决定由兵团牵头带动大西北的农业和林业，建设“大三线”，增强国际纵深战略建设。1966年2月，周总理决定以兵团为龙头，将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农业师组建成一个农业建设兵团；在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包括山西的西部组建一个林业兵团，这两个兵团都由张仲瀚管起来。这是中央对张仲瀚的充分信任，更是历史对张仲瀚所做工作的充分肯定。
亲自踏勘荒原
为了兵团事业的发展，张仲瀚不辞劳苦，亲自踏勘荒原，规划农场、垦区，天山南北的戈壁荒原，几乎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1950年的早春，10万大军初出天山，张仲瀚即随王震、陶峙岳等沿玛纳斯河西岸准噶尔盆地南缘进行了一次历时五天、行程千余公里的踏勘，确定了北疆以炮台、石河子为中心的两大垦区。而其中的石河子，张仲瀚是“要把它作为转业部队建设边疆的一个成绩献给国家”的。
从1950年11月二十二兵团司令部迁驻石河子，张仲瀚兼任“石河子建城工程处”政治委员起，到1952年张仲瀚直接主持石河子新城的规划建设，乃至此后长达15年的时间内，他为石河子的建设倾尽了心血和智慧。从招募技术工人、培训建筑队伍到筹备、制作建筑材料，从准备生活后勤必需到研究解决工程具体问题，张仲瀚是将军，又是战士，他和他的士兵们怀着“在戈壁滩上建花园”的高昂情绪，发挥了超乎极限的创造力和战斗力。
作为一座新城，石河子到底要建成什么样，这令张仲瀚颇费思量。建设初期，石河子的城建规划曾有多个方案包括苏联专家设计的，但张仲瀚都不十分满意，就在1952年的春天，他召集二十二兵团基建处干部开会，讨论修改石河子规划问题，决定把放射式道路改为正北正南棋盘式道路；把单纯的军垦指挥机关驻地改为农牧产品加工工业城市。1954年，石河子城市的总体规划总图方案草图由张仲瀚亲自勾画而就，成熟的《石河子城市总体规划图》以此为基础，于1958年10月23日被兵团领导层原则通过。规划石河子为轻、纺工业与石油、机械、电力工业并重的工业城市。道路以棋盘式为主。东为重工业区，西为轻、纺工业区，各有东西防护林带与中间的城市生活用地隔离。北以乌伊公路为界，铁路线南移，从市区南侧通过，为城市进一步发展留有余地。
令人惊讶和佩服的是：几十年来，城市规划图虽屡经权威设计部门的修改，但改动之处很少。设计师们都说，原来的设计不但相当科学，而且相当“超前”，作为一座现代化城市，一样都不缺，该有的全有，而且布局相当合理。2000年，石河子获评“联合国人居环境范例奖”。石河子市成了兵团城市建设的典范和对外开放的窗口。
除石河子之外，1955至1964年张仲瀚曾四次亲临农二师视察工作，对农场的土壤改良，发展塔里木农场群，开发阿尔金山，组建米兰农场等重大问题，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对农二师的发展和壮大作出了重要贡献。
阿尔金山地处新疆，是通向甘肃、青海的要冲。开发阿尔金山，不仅有经济意义，更重要的是，在军事上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1964年4月3日，张仲瀚一行35人，分乘五辆小车、两辆大车，携电台一部，由师部库尔勒出发，前往阿尔金山。
在对阿尔金山实地踏勘中，发现石棉资源十分丰富。有一条石棉脉长达60公里，可供开采一个世纪。张仲瀚当即决定在这里建立石棉矿，开采石棉。同时还发现了煤炭、石油、水晶石和含金矿石等丰富的矿藏资源，并采集了实物标本。
从阿尔金山返程，途经米兰时，张仲瀚又对米兰地区作了查勘。他对陪同的农二师师长谢高忠说：“米兰这个地方，距交通干线近，是有发展前途的。可规划建立一个军垦农场，作为开发阿尔金山的桥头堡。将来这个农场要搞到12万亩地，就成了我们开发的后勤基地了。”
张仲瀚返抵乌鲁木齐后，向自治区王恩茂书记作了详细汇报。经研究，确定以兵团基建处和农二师勘测队为主，联合自治区石油局、非金属局等21个单位，共81人，组成兵团阿尔金山综合勘测大队。该大队于1964年5月初进入阿尔金山区，10月底完成了勘测任务，并向兵团党委报送了详细的调查报告，首次全面地揭开了阿尔金山矿藏之谜。
农二师党委遵照张仲瀚的指示，于1965年5月在米兰组建农场，为阿尔金山矿藏资源的开发，奠定了后勤基地。
阿勒泰垦区也留下了张仲瀚的足迹。1958年7月，一个炎热的夏天，为开发阿勒泰垦区，张仲瀚带着申玉昆、张立长、程人英及自治区水利厅王鹤亭副厅长，率领勘测一支队，在额尔齐斯河和乌伦古河流域进行实地考察。他们不怕苦，不怕累，穿戈壁，走沙漠，调查研究了半个多月，最后将农十师师部设在额尔齐斯河南岸。这里有一座顶部平坦的小土山，名叫德仁山，又名点将台，传说是当年成吉思汗点将的地方。张立长指着山下说：“这里叫多尔布尔津，不好叫，也太悲凉，张政委给起个新名吧！”张仲瀚笑道：“兵团以屯见长，垦字取胜，农十师是大西北最北面的一支屯垦部队，叫北屯如何？”从此，农十师的师部就设在了北屯。从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上有了一个名叫北屯的地方。
魂归天山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张仲瀚受到冲击。1967年3月，“解决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问题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已经被打倒的张仲瀚参加了会议。这次会后，张仲瀚没能再回到新疆。他被关押在北京通县。1975年，张仲瀚被解除关押，结束了长达8年多的牢狱生活，被安置在总政招待所。
张仲瀚在北京度过了他的风烛残年。他没有一天不久久地面西眺望。他想念新疆，想念那些曾与他并肩战斗，为边疆建设做出无私奉献的250万兵团人——对于终身未娶、无儿无女的张仲瀚来说，兵团人就是他最亲的亲人。
1979年8月，张仲瀚病危。9月，他病情稍有好转，即上书党中央总书记，陈述自己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新疆的战略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建议恢复(1975年被撤销建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1980年3月9日，张仲瀚逝世，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1993年4月4日，他终于随同王震将军“魂归天山”，回到了令他梦牵魂绕的第二故乡。这是王震将军的遗嘱：“仲瀚无儿无女，和我一起回新疆吧!”这也是张仲瀚生前愿望：“我是这样想念我的第二故乡新疆，只要一闭眼睛，我就仿佛置身于那美好的回忆之中……如果我一生有过最伤心的事，那就是迫使我离开了新疆。”
载着张仲瀚骨灰的银燕在新疆上空盘桓，一捧花瓣，一捧骨灰，飘飘然落在天山南北，融入新疆大地……
(责编 韵 心)
从1949年10月13日率先遣队从酒泉入疆，到1966年离开新疆；从1980年3月9日在京逝世，到1993年4月4日“魂归天山”，张仲瀚这一名字，在兵团的建设和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
张仲瀚，1915年1月19日出生于河北献县崔尔庄，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接受党组织指示，回家乡从事革命活动。1937年组织抗日武装入伍，历任河北民军司令员、冀中军区津南抗日自卫军司令员。1939年7月7日，津南自卫军与八路军一二师七一九团合并整编，对外仍称津南自卫军，张仲瀚任司令员。1940年9月，津南自卫军改归三五九旅，部队番号仍称七一九团，张仲瀚任团长。
1941年，三五九旅开赴南泥湾，开展大生产运动。张仲瀚率七一九团屯驻九龙泉，兼任南泥湾垦区区长。从此，张仲瀚和他的将士们开始了一手拿枪、一手拿锄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屯垦自救”的大生产运动，把九龙泉变成了“龙腾青山，泉涌翠川，好一派绿染山川丰收在望”的小江南。
1949年9月，在共和国成立前夕，在多种选择面前，张仲瀚毅然选择了随部队进军新疆。他说：“从战后建设看，新疆是亟待开发的地方……不管新疆之行多困难，新疆之战多残酷，我愿意到新疆去。”
入疆后，张仲瀚历任九军政委、二十二兵团政治部主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政委、第二政委、党委第二书记、新疆军区副政委、新疆自治区党委常委、中央农垦部副部长、党组成员等职，成为兵团事业的开创者、奠基人之一，成为新疆军垦事业的第一代开拓者、创始人。
17年间，他和他率领的队伍，历尽千辛万苦，在广袤的沙漠戈壁上开辟出了千万亩绿洲，建起了座座新城。张仲瀚的胆识、智慧、精神、品格也尽显其中。
数十年以后，当我们回首当年、眼望现实的时候，仍不禁感叹：张仲瀚因为选择了常人眼里的地老天荒，而不可避免地选择了艰难和忧患。但在这艰难和忧患中，他不辱使命!
再造起义官兵
1949年10月13日，张仲瀚率入疆先遣队启程。11月5日先遣队到达焉耆，当即接管军政，安定社会秩序，稳定起义部队。12月19日，新疆起义部队集中改编，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番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29日，二十二兵团成立大会在新疆迪化召开，下辖第九军、骑兵第七师和骑兵第八师。张仲瀚任二十二兵团第九军政委。
起义部队改编后，张仲瀚面临的重大任务之一，便是对起义部队的团结教育。
张仲瀚说：“团结和胜利是不可分割的，没有团结，就没有胜利，团结是手段，胜利是目的。”“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是诚心诚意交朋友的政策。”为了团结和改造好新疆起义部队，张仲瀚把党的政策、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灵活地、创造性地、成功地运用于二十二兵团，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宗旨和原则，遵照党的团结、教育、争取、改造的方针，采取思想教育和劳动生产相结合的正确方法，成功地对起义官兵进行了改造，使他们由一支国民党的旧军队，变为一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军队。
对起义部队的官兵，张仲瀚做到了在政治上高度信任，在工作上全力支持，在生活上关心爱护。陶峙岳司令员不是共产党员，张仲瀚在工作中主动与他沟通，遇事商量，处理好党指挥军队的关系。他非常尊重陶司令员，每次与陶司令下部队，乘车时，他总是开车门，请陶司令员先上车，进出行路，也总让陶司令员走在前面。1983年陶峙岳回忆张仲瀚时赞叹：“他坦白、直率、真诚，照顾人很周到，是一个好朋友。”
1954年赵锡光副司令员（新疆和平起义将领）因患胃癌而在石河子住院治疗，张仲瀚特意从兰州请来厨师为赵锡光做饭。有一次，听说中央卫生部有一治胃癌的秘方，张仲瀚立即打电话给北京的王震，请他给卫生部李德全部长写信。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这个秘方，王震派人乘飞机送到新疆。赵锡光含着热泪拉着张仲瀚的手说：“张政委，从你身上我看到了共产党的伟大。”
原兵团副司令员陶晋初（新疆和平起义将领）说：“奉承主管领导是很糟糕的事，但我对张政委由衷地崇敬，共事多年后，我才发现他是一位具有全面素养的帅才！”
二十二兵团在建立了政治工作的一两年间就有一批士兵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又陆续有更多的士兵入了党。在军官中也有一些表现很好的入了党。在生产斗争与科学实验的实践中，二十二兵团涌现了一批全国闻名的劳动模范，如：植棉能手刘学佛，拖拉机手侯正元，卡车驾驶员苏长福，防治病虫害能手张世海等。张仲瀚经常向他们询问一些问题。二十二兵团的各级将领和军官，绝大部分表现得艰苦朴素，钻研生产业务，埋头苦干，虚心学习，成了热爱党、热爱人民、热爱社会主义、关心士兵疾苦的好干部，成了我们党和国家的真正财富。
壮大兵团事业
1954年10月7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批准新疆生产部队转业，授予“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称号。张仲瀚受命担任兵团党委第二书记、副政治委员，主持兵团工作。作为兵团政委，他创造性地执行党中央赋予兵团的屯垦戍边的历史使命，抓住有利于兵团发展的历史机遇，使兵团的事业不断发展壮大。
1958年“大跃进”浪潮风起云涌于中国大地之时，正值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个五年计划实施的第一年，张仲瀚抓住机遇，因势利导，竟使兵团的经济建设取得了绝无仅有的历史发展。在此期间，兵团开展“开荒1000万亩、播种1000万亩”的“双千万亩”运动，兴办了工业。到1960年，兵团的农牧团场猛增到166个，独立工业企业达到129个，人口增加到72.4万，粮食总产达到25.09万吨，综合盈利2.32亿元。这一时期兵团实实在在的成绩基本奠定了兵团事业的规模和格局。
1958年9月26日，陈毅副总理指定由张仲瀚担任中国农垦赴越南展览代表团团长，统筹兵团援越军垦事迹展览会工作。12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外举办的第一个农业展览会在河内巴亭广场隆重开幕，张仲瀚团长代表中国政府致辞。1960年3月28日，中国全权代表、代表团团长、农垦部副部长张仲瀚与越南全权代表、代表团团长、驻华大使陈子平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援助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建设八个农场和一所中等农业技术学校的协定书》中越文本（简称328协定书）。1961年2月11日张仲瀚应越南政府的邀请，率中国代表团第二次出访越南。张仲瀚出色地完成了援越任务，赢得了胡志明主席的赞誉。此后，张仲瀚还抓住其他一些援助外国搞建设的机会，借以提升国家和兵团的地位，树立兵团良好的对外形象。1959年5月，兵团政治部制订《关于拥军爱民为各族人民办好事纲要二十条》草案，作为部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准绳。张仲瀚提出处理好场政、场群关系的三原则，即“一帮”（积极帮助各族人民群众发展生产）、“二让”（遇事要有谦让的态度）、“三请示”（遇到重大问题或难以解决的问题，一定要请示当地政府或上级党委），使兵团与自治区保持良好的关系，工作取得了自治区领导的支持，民族团结大大增强，为兵团事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地方环境。
1962年4月8日，由于苏联的策动和诱骗，伊犁、塔城地区6万余边民赶着牲畜、带着财物外逃，引发了震惊中外的“伊塔事件”。为了使伊犁、塔城地区迅速恢复正常秩序，恢复和发展生产，1962年6月，周恩来总理召见了张仲瀚，指示兵团要承担起维持治安，劝阻边民外逃，对边民外逃遗留下来的农牧业生产和基层工作实行代耕、代牧、代管（简称“三代”）的任务。同时要求加强兵团武装力量，组建值班连队，在中苏边境建立国营农（牧）场带。根据这一指示精神，张仲瀚迅速从兵团农四、五、六、七、八、十师和直属单位抽调选派干部810名、工人1.675万人组成工作队，去执行“三代”任务，很快控制了恶化的边境地区局势，并恢复了各级组织机构，形成了新的领导核心，开展了各项工作，使春播、田管、放牧、夏收、群众生活等工作得到恢复，使经济损失大大减少。“伊塔事件”后，毛泽东主席高兴地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了情况能打仗，我看很有希望。”到1966年，兵团在伊犁、塔城、博乐、阿勒泰等地长达2000多公里、纵深10～30公里的边境线上建立了32个边境农场。这些农场都分布在国境线前沿，大都是按农业现代化要求规划，以农业机械耕作为主、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劳武结合。它们在国防上是祖国的一条新的长城，随时准备抵御入侵之敌，也时刻防范着分裂分子的破坏，筑起了屯垦戍边的国防屏障，被誉为“有生命的永不移动的界碑”。这一年，中央重要文件指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建设和保卫边疆安定的一支可靠的重要力量。”“伊塔事件”后，兵团党委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加强备战，壮大自身军事力量，组建了148个值班连队。到1966年上半年，全兵团已组建值班连446个，武装力量不断增强。
正是因为张仲瀚的远见卓识，因为他善于从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团结、援外等方面抓住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从而使兵团事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逐步成为工农兵学商紧密结合、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联合企业。当时，兵团对内有较强的凝聚力，对外有较强的吸引力。自治区号召地方农村向兵团学习，西北局要求兵团向临近省区介绍经验，接收了上海、武汉等大批大中城市支边青年及有关省区的自动支边人员，实现了兵团历史上的第一次辉煌。1965年10月，贺龙副总理率领中央代表团及十大军区司令员在参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10周年大庆之际视察了兵团。贺龙副总理指出：“兵团是一个方向，是一个样板，是一个大熔炉。”
党中央看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重要作用，决定由兵团牵头带动大西北的农业和林业，建设“大三线”，增强国际纵深战略建设。1966年2月，周总理决定以兵团为龙头，将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农业师组建成一个农业建设兵团；在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包括山西的西部组建一个林业兵团，这两个兵团都由张仲瀚管起来。这是中央对张仲瀚的充分信任，更是历史对张仲瀚所做工作的充分肯定。
亲自踏勘荒原
为了兵团事业的发展，张仲瀚不辞劳苦，亲自踏勘荒原，规划农场、垦区，天山南北的戈壁荒原，几乎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1950年的早春，10万大军初出天山，张仲瀚即随王震、陶峙岳等沿玛纳斯河西岸准噶尔盆地南缘进行了一次历时五天、行程千余公里的踏勘，确定了北疆以炮台、石河子为中心的两大垦区。而其中的石河子，张仲瀚是“要把它作为转业部队建设边疆的一个成绩献给国家”的。
从1950年11月二十二兵团司令部迁驻石河子，张仲瀚兼任“石河子建城工程处”政治委员起，到1952年张仲瀚直接主持石河子新城的规划建设，乃至此后长达15年的时间内，他为石河子的建设倾尽了心血和智慧。从招募技术工人、培训建筑队伍到筹备、制作建筑材料，从准备生活后勤必需到研究解决工程具体问题，张仲瀚是将军，又是战士，他和他的士兵们怀着“在戈壁滩上建花园”的高昂情绪，发挥了超乎极限的创造力和战斗力。
作为一座新城，石河子到底要建成什么样，这令张仲瀚颇费思量。建设初期，石河子的城建规划曾有多个方案包括苏联专家设计的，但张仲瀚都不十分满意，就在1952年的春天，他召集二十二兵团基建处干部开会，讨论修改石河子规划问题，决定把放射式道路改为正北正南棋盘式道路；把单纯的军垦指挥机关驻地改为农牧产品加工工业城市。1954年，石河子城市的总体规划总图方案草图由张仲瀚亲自勾画而就，成熟的《石河子城市总体规划图》以此为基础，于1958年10月23日被兵团领导层原则通过。规划石河子为轻、纺工业与石油、机械、电力工业并重的工业城市。道路以棋盘式为主。东为重工业区，西为轻、纺工业区，各有东西防护林带与中间的城市生活用地隔离。北以乌伊公路为界，铁路线南移，从市区南侧通过，为城市进一步发展留有余地。
令人惊讶和佩服的是：几十年来，城市规划图虽屡经权威设计部门的修改，但改动之处很少。设计师们都说，原来的设计不但相当科学，而且相当“超前”，作为一座现代化城市，一样都不缺，该有的全有，而且布局相当合理。2000年，石河子获评“联合国人居环境范例奖”。石河子市成了兵团城市建设的典范和对外开放的窗口。
除石河子之外，1955至1964年张仲瀚曾四次亲临农二师视察工作，对农场的土壤改良，发展塔里木农场群，开发阿尔金山，组建米兰农场等重大问题，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对农二师的发展和壮大作出了重要贡献。
阿尔金山地处新疆，是通向甘肃、青海的要冲。开发阿尔金山，不仅有经济意义，更重要的是，在军事上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1964年4月3日，张仲瀚一行35人，分乘五辆小车、两辆大车，携电台一部，由师部库尔勒出发，前往阿尔金山。
在对阿尔金山实地踏勘中，发现石棉资源十分丰富。有一条石棉脉长达60公里，可供开采一个世纪。张仲瀚当即决定在这里建立石棉矿，开采石棉。同时还发现了煤炭、石油、水晶石和含金矿石等丰富的矿藏资源，并采集了实物标本。
从阿尔金山返程，途经米兰时，张仲瀚又对米兰地区作了查勘。他对陪同的农二师师长谢高忠说：“米兰这个地方，距交通干线近，是有发展前途的。可规划建立一个军垦农场，作为开发阿尔金山的桥头堡。将来这个农场要搞到12万亩地，就成了我们开发的后勤基地了。”
张仲瀚返抵乌鲁木齐后，向自治区王恩茂书记作了详细汇报。经研究，确定以兵团基建处和农二师勘测队为主，联合自治区石油局、非金属局等21个单位，共81人，组成兵团阿尔金山综合勘测大队。该大队于1964年5月初进入阿尔金山区，10月底完成了勘测任务，并向兵团党委报送了详细的调查报告，首次全面地揭开了阿尔金山矿藏之谜。
农二师党委遵照张仲瀚的指示，于1965年5月在米兰组建农场，为阿尔金山矿藏资源的开发，奠定了后勤基地。
阿勒泰垦区也留下了张仲瀚的足迹。1958年7月，一个炎热的夏天，为开发阿勒泰垦区，张仲瀚带着申玉昆、张立长、程人英及自治区水利厅王鹤亭副厅长，率领勘测一支队，在额尔齐斯河和乌伦古河流域进行实地考察。他们不怕苦，不怕累，穿戈壁，走沙漠，调查研究了半个多月，最后将农十师师部设在额尔齐斯河南岸。这里有一座顶部平坦的小土山，名叫德仁山，又名点将台，传说是当年成吉思汗点将的地方。张立长指着山下说：“这里叫多尔布尔津，不好叫，也太悲凉，张政委给起个新名吧！”张仲瀚笑道：“兵团以屯见长，垦字取胜，农十师是大西北最北面的一支屯垦部队，叫北屯如何？”从此，农十师的师部就设在了北屯。从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上有了一个名叫北屯的地方。
魂归天山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张仲瀚受到冲击。1967年3月，“解决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问题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已经被打倒的张仲瀚参加了会议。这次会后，张仲瀚没能再回到新疆。他被关押在北京通县。1975年，张仲瀚被解除关押，结束了长达8年多的牢狱生活，被安置在总政招待所。
张仲瀚在北京度过了他的风烛残年。他没有一天不久久地面西眺望。他想念新疆，想念那些曾与他并肩战斗，为边疆建设做出无私奉献的250万兵团人——对于终身未娶、无儿无女的张仲瀚来说，兵团人就是他最亲的亲人。
1979年8月，张仲瀚病危。9月，他病情稍有好转，即上书党中央总书记，陈述自己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新疆的战略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建议恢复(1975年被撤销建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1980年3月9日，张仲瀚逝世，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1993年4月4日，他终于随同王震将军“魂归天山”，回到了令他梦牵魂绕的第二故乡。这是王震将军的遗嘱：“仲瀚无儿无女，和我一起回新疆吧!”这也是张仲瀚生前愿望：“我是这样想念我的第二故乡新疆，只要一闭眼睛，我就仿佛置身于那美好的回忆之中……如果我一生有过最伤心的事，那就是迫使我离开了新疆。”
载着张仲瀚骨灰的银燕在新疆上空盘桓，一捧花瓣，一捧骨灰，飘飘然落在天山南北，融入新疆大地……
(责编 韵 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