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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底，小学开学前夕，北京迎来了最新的禁奥令，以及一场关于这种数学竞赛存废的大讨论。
像所有的教育形式一样，曾经作为数学人才培养手段被引入中国的奥数，以一种并不罕见的方式被扭曲着。奥数变成了家长都在抱怨的东西，但孩子们仍然被源源不断地送入奥数班中——有教育专家认为，这是教育资源不均衡的错；有家长认为，这是重点中学掐尖儿的错；有网友认为，对奥数的争论是教育部门在转移视线；也有网友认为，这是因为每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每个家长都过于望子成龙，所以，奥数热应该怪中国的人口政策……不过，奥数究竟是种什么样的东西？数学天分又是种什么样的东西？
有自由主义特质的数学学校
国际科学奥林匹克竞赛家族目前有12个成员，其中，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IMO)是历史最悠久、也是发展最成熟的一个。1959年，第一次IMO在罗马尼亚举行，当时，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有资格参加，又过了十几年，资本主义国家才逐渐加入了进来。
IMO比赛的形式是由各个国家选送6名参赛队员，进行连续两天、每天花4个半小时做一张包含3道大题的考卷。一块科学奥林匹克的金牌对参赛的孩子不仅意味着经历、荣耀，维基的“科学奥林匹克竞赛”词条也指出：“在很多国家，能够在科学奥林匹克竞赛中获得名次就相当于有了一张进入顶尖大学的入场券。”在美国关于奥数的纪录片《难题》中，一位IMO组织者表示：“东欧和东亚的一些国家可能把名次看得比较重，他们会把这项竞赛当作一场国家性的‘运动’来进行，但我们更希望这种竞赛仅仅是个人行为。”他们并不鼓励各个国家互相攀比各自的奖牌总数。
苏联曾有一套成熟的筛选训练机制，从中学起，天才孩子们就被筛选进入特殊的“数学学校”，那里有专为孩子设立的数学俱乐部，一群被选出来的聪明孩子聚在一起，训练和讨论数学难题。
不过，在当时的苏联，这个针对数学的筛选机制几乎是保留数学火种的惟一办法。这个机制的倡导者是数学家柯尔莫哥罗夫。根据当时的苏联教育体制，“每一个人在同一时间、用同样的课本，被讲授同样的东西”，之后，孩子们升学和就业的依据是：他是否出生于无产阶级家庭，他是否足够忠诚地服从国家和组织。柯尔莫哥罗夫致力于打破这种基于“统一”概念的中学教育体制，坚持“要让天分最好、动力最强的学生，能够走得更远，进步得更快”。在柯氏的倡导下，苏联建立了特殊的数学学校，在那里，孩子们学习音乐、诗歌，被带去划船、徒步和滑雪，而且，不需要被过多地灌输马克思主义。
当时的苏联，对于那些因家族在意识形态上的问题受到歧视的孩子，一块奥数金牌几乎变成了在高中毕业后不去参军而是进入大学的惟一方式，而那些“数学学校”被认为是“有着致命的自由主义特质”。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可以理解，1945年华罗庚受邀访苏，仔细考察了苏联数学教育的情况后，会兴奋异常。华罗庚认为，苏联的数学家培养方式也正是中国需要的。
不过，华罗庚回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因为政治经济条件的限制，奥数并没来得及被真正引入。直到1985年，华罗庚去世那一年，中国才开始选送队员参与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到了1990年，北京举行亚运会的同一年，IMO的举办地点选在了北京。这一年，中国队取得了“五金一银”的成绩，这使中国蝉联团体第一。第二年，中国数学会举办的第一届小学生奥林匹克竞赛开赛，小学正式被拖入了奥数。90年代后期，统一的小学毕业考试被取消，小学升初中实施免试就近入学、电脑派位，然而中学的教育资源却没有平均，自此，可以作为择校敲门砖的奥数日渐红火起来。
今天的中国，我问一位初中数学辅导老师“你们教不教奥数”，他会很自然地回答：“一般我们提到奥数的时候，都是指的小学奥数。”
名校?坑班?奥数
小学生的奥数究竟怎么考？什么人在组织考试？什么人在考？
一位刚刚经历过小升初的家长谢明（化名）介绍：要明白奥数，需要明白一个词——“坑班”。
对一个优秀的北京小学生而言，学习奥数，除了参加数学竞赛之外，更是为了应对重点学校的筛选考试，坑班就是这些考试进行的考场。中学希望挑选好学生，而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进入好的学校，坑班就是两种需求的桥梁，它们是重点学校开设的小学辅导班。不过，对于这个价值不菲的奥数产业，家长们的抱怨却不多。一位家长告诉本刊：即使不把钱花在奥数班上，择校也是要花钱的，还不知道该去找谁花钱。
坑班并不容易进，根据某著名坑班的官网，小学生需要所在小学的推荐才能获得坑班的考试资格。坑班里会讲课，但因为大多是大班课，学生很难消化，只能在坑班后进入各种提供培训的“精品班”慢慢消化。对学生而言，在坑班“占坑”的主要目的是参与考试。学生们根据成绩从前到后被分成数个班级，排名靠前的几个班，学生几乎全部可以进入相应的名校。每年的暑假，坑班都会有分班考试，学生依据成绩重新排名。而坑班的考试中，具有区分度的主要学科就是奥数。
对招生的学校而言，利用坑班选拔学生的方法，与过去的小升初统考相比是一个进步，因为，在坑班里，孩子需要每年考一次试，重点中学就有数次评估学生的机会，而“稳定型”的学生是受到名校青睐的。
坑班的考试包括语数外3门课程，其中具决定性作用的正是数学成绩，数学试卷则参考奥数试题。
为什么坑班喜欢考奥数？一位小学数学辅导老师告诉本刊，“小学数学没有任何区分度”。往往考的不是数学，而是孩子的性格、耐心，以及认真程度；一位重点中学老师说：“奥数好的孩子，将来成绩基本上不会差。”
不过，数位受访者都表示，坑班是个残酷的地方，你身边坐的，都是将来的对手。一位参加过全国奥数竞赛的辅导老师发出感慨，坑班比他们当年参加奥数集训惨多了，“集训时，大家几乎都已经有了保送的机会，过得很开心。”
去年11月，与《光明日报》对话时，数学家丘成桐认为：奥数，为了升学的需要而精心揣摩偏题怪题，“是很荒谬的事”。另一些数学家则指出：这种灌输式的数学教学，会破坏儿童对数学的兴趣。 仿佛是为了佐证这句话，今年7月，某媒体采访了一位参与奥数课的儿童。那是一种尽量要快乐教育的奥数课，第一次上课时，老师发一块豆腐，一片塑料刀，让根据要求切豆腐；还有一次，老师发了一根绳子，让学生把绳子折来折去……然而，对这种精心掩饰了自己教育野心的快乐数学课程，那位小朋友评论道：“一点趣味都没有，我不喜欢这种游戏，我喜欢跟小朋友捉迷藏。”
天才的悖论
反对奥数的理由之一是中国出了一大批奥数金牌，却没有被奥数培养出来一个大数学家，常被引用的例子是佩雷尔曼、陶哲轩与吴宝珠，3人均是数学界最高奖——菲尔兹奖的得主，又曾同时拿过1982年的国际数学奥林匹克金牌，然而，这些证据同样常被反方用来证明奥数是有用的，因为奥数得主获得了菲尔兹奖。
曾有人问陶哲轩，为什么有些奥数金牌得主在数学界销声匿迹了，而他能够成功。陶的回答是：数学研究和奥数所需的东西不一样，奥数像是在可以预知的条件下进行短跑比赛，而数学研究则是现实生活的一场不可预知条件的马拉松。
不过，在中国，大部分儿童充当了这场奥数运动的炮灰，陶哲轩的回答显然不如苏联女孩玛莎?葛森的说法更对症。
葛森曾参加过奥数训练，几乎没拿到过什么名次，后来她放弃了数学，成了一位畅销书作家，回忆儿时参加的那些数学俱乐部，她说：“跟大多数人想的不一样，竞赛数学更像是一种运动。”在这种数学运动中，天生的资质当然重要，但要取得成功仅靠天赋远远不够。除了天赋，还需要有正确的教练、团队、家庭的支持，个人的坚持，以及赢得比赛的信念。然而，即使付出了这一切，你却仍然不一定能成功，因为，“在刚开始时，基本上不可能区别哪些孩子是真正的未来之星”。
北京的“禁奥令”发布之后，“奥数网”上，家长们迅速展开一场“奥数就是黄赌毒”还是“奥数不该一刀切”的投票和大辩论，支持后者的人数一度是支持前者人数的两倍。有家长认为：奥数再坏，起码是平民孩子进入重点学校的机会，“如果不拼奥数，那就只能拼爹了。”也有家长提醒：奥数不会白读的，进入初中后也会有分班考试……
而对于奥数这根升入重点中学的救命稻草，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杨东平告诉本刊，“竞争本该是成年人的事情”，在发达国家，像中国的小升初这样激烈的竞争是绝对不准引入小学生之中的，而学生兴趣的分化主要应该在高中阶段。
2009年，成都进行了声势浩大的禁奥运动。3年后的今天，我问一位成都市民，成都的禁奥成功了吗？他毫不迟疑地回答：“当然没有禁掉。”根据2012年1月一档新闻节目的调查，成都禁奥两年间参加奥数的人数减少了4/5，不过，仍在坚持奥数学习的孩子大约有两万人。
像所有的教育形式一样，曾经作为数学人才培养手段被引入中国的奥数，以一种并不罕见的方式被扭曲着。奥数变成了家长都在抱怨的东西，但孩子们仍然被源源不断地送入奥数班中——有教育专家认为，这是教育资源不均衡的错；有家长认为，这是重点中学掐尖儿的错；有网友认为，对奥数的争论是教育部门在转移视线；也有网友认为，这是因为每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每个家长都过于望子成龙，所以，奥数热应该怪中国的人口政策……不过，奥数究竟是种什么样的东西？数学天分又是种什么样的东西？
有自由主义特质的数学学校
国际科学奥林匹克竞赛家族目前有12个成员，其中，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IMO)是历史最悠久、也是发展最成熟的一个。1959年，第一次IMO在罗马尼亚举行，当时，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有资格参加，又过了十几年，资本主义国家才逐渐加入了进来。
IMO比赛的形式是由各个国家选送6名参赛队员，进行连续两天、每天花4个半小时做一张包含3道大题的考卷。一块科学奥林匹克的金牌对参赛的孩子不仅意味着经历、荣耀，维基的“科学奥林匹克竞赛”词条也指出：“在很多国家，能够在科学奥林匹克竞赛中获得名次就相当于有了一张进入顶尖大学的入场券。”在美国关于奥数的纪录片《难题》中，一位IMO组织者表示：“东欧和东亚的一些国家可能把名次看得比较重，他们会把这项竞赛当作一场国家性的‘运动’来进行，但我们更希望这种竞赛仅仅是个人行为。”他们并不鼓励各个国家互相攀比各自的奖牌总数。
苏联曾有一套成熟的筛选训练机制，从中学起，天才孩子们就被筛选进入特殊的“数学学校”，那里有专为孩子设立的数学俱乐部，一群被选出来的聪明孩子聚在一起，训练和讨论数学难题。
不过，在当时的苏联，这个针对数学的筛选机制几乎是保留数学火种的惟一办法。这个机制的倡导者是数学家柯尔莫哥罗夫。根据当时的苏联教育体制，“每一个人在同一时间、用同样的课本，被讲授同样的东西”，之后，孩子们升学和就业的依据是：他是否出生于无产阶级家庭，他是否足够忠诚地服从国家和组织。柯尔莫哥罗夫致力于打破这种基于“统一”概念的中学教育体制，坚持“要让天分最好、动力最强的学生，能够走得更远，进步得更快”。在柯氏的倡导下，苏联建立了特殊的数学学校，在那里，孩子们学习音乐、诗歌，被带去划船、徒步和滑雪，而且，不需要被过多地灌输马克思主义。
当时的苏联，对于那些因家族在意识形态上的问题受到歧视的孩子，一块奥数金牌几乎变成了在高中毕业后不去参军而是进入大学的惟一方式，而那些“数学学校”被认为是“有着致命的自由主义特质”。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可以理解，1945年华罗庚受邀访苏，仔细考察了苏联数学教育的情况后，会兴奋异常。华罗庚认为，苏联的数学家培养方式也正是中国需要的。
不过，华罗庚回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因为政治经济条件的限制，奥数并没来得及被真正引入。直到1985年，华罗庚去世那一年，中国才开始选送队员参与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到了1990年，北京举行亚运会的同一年，IMO的举办地点选在了北京。这一年，中国队取得了“五金一银”的成绩，这使中国蝉联团体第一。第二年，中国数学会举办的第一届小学生奥林匹克竞赛开赛，小学正式被拖入了奥数。90年代后期，统一的小学毕业考试被取消，小学升初中实施免试就近入学、电脑派位，然而中学的教育资源却没有平均，自此，可以作为择校敲门砖的奥数日渐红火起来。
今天的中国，我问一位初中数学辅导老师“你们教不教奥数”，他会很自然地回答：“一般我们提到奥数的时候，都是指的小学奥数。”
名校?坑班?奥数
小学生的奥数究竟怎么考？什么人在组织考试？什么人在考？
一位刚刚经历过小升初的家长谢明（化名）介绍：要明白奥数，需要明白一个词——“坑班”。
对一个优秀的北京小学生而言，学习奥数，除了参加数学竞赛之外，更是为了应对重点学校的筛选考试，坑班就是这些考试进行的考场。中学希望挑选好学生，而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进入好的学校，坑班就是两种需求的桥梁，它们是重点学校开设的小学辅导班。不过，对于这个价值不菲的奥数产业，家长们的抱怨却不多。一位家长告诉本刊：即使不把钱花在奥数班上，择校也是要花钱的，还不知道该去找谁花钱。
坑班并不容易进，根据某著名坑班的官网，小学生需要所在小学的推荐才能获得坑班的考试资格。坑班里会讲课，但因为大多是大班课，学生很难消化，只能在坑班后进入各种提供培训的“精品班”慢慢消化。对学生而言，在坑班“占坑”的主要目的是参与考试。学生们根据成绩从前到后被分成数个班级，排名靠前的几个班，学生几乎全部可以进入相应的名校。每年的暑假，坑班都会有分班考试，学生依据成绩重新排名。而坑班的考试中，具有区分度的主要学科就是奥数。
对招生的学校而言，利用坑班选拔学生的方法，与过去的小升初统考相比是一个进步，因为，在坑班里，孩子需要每年考一次试，重点中学就有数次评估学生的机会，而“稳定型”的学生是受到名校青睐的。
坑班的考试包括语数外3门课程，其中具决定性作用的正是数学成绩，数学试卷则参考奥数试题。
为什么坑班喜欢考奥数？一位小学数学辅导老师告诉本刊，“小学数学没有任何区分度”。往往考的不是数学，而是孩子的性格、耐心，以及认真程度；一位重点中学老师说：“奥数好的孩子，将来成绩基本上不会差。”
不过，数位受访者都表示，坑班是个残酷的地方，你身边坐的，都是将来的对手。一位参加过全国奥数竞赛的辅导老师发出感慨，坑班比他们当年参加奥数集训惨多了，“集训时，大家几乎都已经有了保送的机会，过得很开心。”
去年11月，与《光明日报》对话时，数学家丘成桐认为：奥数，为了升学的需要而精心揣摩偏题怪题，“是很荒谬的事”。另一些数学家则指出：这种灌输式的数学教学，会破坏儿童对数学的兴趣。 仿佛是为了佐证这句话，今年7月，某媒体采访了一位参与奥数课的儿童。那是一种尽量要快乐教育的奥数课，第一次上课时，老师发一块豆腐，一片塑料刀，让根据要求切豆腐；还有一次，老师发了一根绳子，让学生把绳子折来折去……然而，对这种精心掩饰了自己教育野心的快乐数学课程，那位小朋友评论道：“一点趣味都没有，我不喜欢这种游戏，我喜欢跟小朋友捉迷藏。”
天才的悖论
反对奥数的理由之一是中国出了一大批奥数金牌，却没有被奥数培养出来一个大数学家，常被引用的例子是佩雷尔曼、陶哲轩与吴宝珠，3人均是数学界最高奖——菲尔兹奖的得主，又曾同时拿过1982年的国际数学奥林匹克金牌，然而，这些证据同样常被反方用来证明奥数是有用的，因为奥数得主获得了菲尔兹奖。
曾有人问陶哲轩，为什么有些奥数金牌得主在数学界销声匿迹了，而他能够成功。陶的回答是：数学研究和奥数所需的东西不一样，奥数像是在可以预知的条件下进行短跑比赛，而数学研究则是现实生活的一场不可预知条件的马拉松。
不过，在中国，大部分儿童充当了这场奥数运动的炮灰，陶哲轩的回答显然不如苏联女孩玛莎?葛森的说法更对症。
葛森曾参加过奥数训练，几乎没拿到过什么名次，后来她放弃了数学，成了一位畅销书作家，回忆儿时参加的那些数学俱乐部，她说：“跟大多数人想的不一样，竞赛数学更像是一种运动。”在这种数学运动中，天生的资质当然重要，但要取得成功仅靠天赋远远不够。除了天赋，还需要有正确的教练、团队、家庭的支持，个人的坚持，以及赢得比赛的信念。然而，即使付出了这一切，你却仍然不一定能成功，因为，“在刚开始时，基本上不可能区别哪些孩子是真正的未来之星”。
北京的“禁奥令”发布之后，“奥数网”上，家长们迅速展开一场“奥数就是黄赌毒”还是“奥数不该一刀切”的投票和大辩论，支持后者的人数一度是支持前者人数的两倍。有家长认为：奥数再坏，起码是平民孩子进入重点学校的机会，“如果不拼奥数，那就只能拼爹了。”也有家长提醒：奥数不会白读的，进入初中后也会有分班考试……
而对于奥数这根升入重点中学的救命稻草，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杨东平告诉本刊，“竞争本该是成年人的事情”，在发达国家，像中国的小升初这样激烈的竞争是绝对不准引入小学生之中的，而学生兴趣的分化主要应该在高中阶段。
2009年，成都进行了声势浩大的禁奥运动。3年后的今天，我问一位成都市民，成都的禁奥成功了吗？他毫不迟疑地回答：“当然没有禁掉。”根据2012年1月一档新闻节目的调查，成都禁奥两年间参加奥数的人数减少了4/5，不过，仍在坚持奥数学习的孩子大约有两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