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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吃就是保护
2014年1月5日，小寒。中科院广东昆虫研究所，一间老旧的会议室里，几十个“鸟人”相聚。他们在讨论一个问题：广东今后的鸟类保护。
《中国鸟类野外手册》的作者之一，中科院动物所的何芬奇研究员也来了。听说这个消息，广州的鸟类爱好者李小云，准备了两本《中国鸟类野外手册》，想找何芬奇签名。
书其实已经不是新书，这两本书在李小云手上少说也用了五六年。但李小云认为，像这样被频繁使用的书，找作者签名，更有意义。
广州的另外一个“自然爱好者”，友真，也赶来参会。她发表了一个演讲，叫“我的护鸟公益大年”。讲述了她一年来与鸟类保护、鸟类栖息地保护发生的诸多有意思的大大小小的故事。
会议传出的观点很明确：“喜欢观察自然的人，等于拿到了一张自然界大剧场的终身免费门票。随时随地可以阅读。读自然的人同时要读书。而读书的人，也同样的读自然。观察鸟类的人要保护鸟类，而保护鸟类的人，一定也要在平素大量观鸟。这样，人类和自然界，才都可能保持一点生机。”
这个“首届广东鸟类保护生态论坛”，是刘慧莉和她的小伙伴们一起组织的。刘慧莉现在是“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让候鸟飞公益基金”的执行主任，她和小伙伴们的理想，是在几年的时间内，依靠各地的官方和民间力量，建成“全国护鸟网络”。
广东曾是全国知名的“吃鸟大省”，也是全国知名的鸟类伤害大省。广东省林业厅调研员管千景对此有些痛心疾首。他说，过去秋风一起，中秋节一过，广东人就想到了一句话，叫“吃鸟补身”。田间地头处处是鸟网，饭店餐桌处处是鸟肉。“其实，在我们这些鸟类保护、自然保护工作者看来，吃鸟伤身体，害自然，是极不道德的行为，也是违法犯罪行为。我们必须扭转这些吃鸟杀鸟的恶习，中国的环境保护才可能有一点点希望。”
我要写的这些故事，可以从全国的任何一个地方开始，从全国的任何一个鸟种保护开始，从全国的任何一个鸟类保护者开始，可以从全国的任何一个时间点开始，可以从全国的任何一张鸟网开始。
“广东鸟类保护生态论坛”郑重其事地发布了一份报告《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黄胸鹀》。黄胸鹀是一种类似于麻雀的小型鸟类，在广东，被人们称之为禾花雀。它每年在西伯利亚一带繁殖，在秋天时成群结队，迁徙到广东往南的地方越冬。
黄胸鹀到达湖南、广东一带的时候，正是南方的晚稻即将收获的季节。人们相信这种鸟是“飞行的人参”，吃了能够大补身心。同时，由于长途迁徙，黄胸鹀身体健壮，到了南方后吃了稻田里清香饱满的稻粒，更是对其的血肉有了一次净化和升华。美味，加上保健，一时间成了所有人追逐的盘中餐。
广东东莞、湛江的一些市镇，甚至举办过“禾花雀节”。召集、鼓动人们去当地大吃禾花雀。但就在广东人大吃特吃这“自然美味”的时候，2013年11月份，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发布了更新版的“物种红皮书”，将黄胸鹀的保护级别，从“易危”提升到了“濒危”。
“物种红皮书”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一本基础性著作，它每隔几年会更新一次，提醒世界各国自然物种的真实状态，强调一些物种到了必须加强保护的临界水平。一些科学家对这个红皮书有一些不良看法，认为它太缓慢，太滞后，既无法最快速度地反映一个物种在当今热火朝天的经济社会发展下的真实命运，也无法全面地告诉公众很多新发现的物种的“保护级别”。
社会公众往往只对“濒危物种”更感兴趣。人们喜欢看到珍稀难得的东西。虽然从物种平等的角度来说，每一个物种都是平等重要的，只要人类稍有不慎，任何一个物种在生态系统中都随时可能处在“岌岌可危”的生境中。
黄胸鹀被提升了保护级别，对黄胸鹀是坏消息，但也可以被看成好消息。这个在短短时间内“被吃成保护动物”的小家伙，总算迎来了整个社会对它们的重视。国家林业局和广东林业局开始琢磨一些对策，希望在堵住广东的人嘴的同时，对黄胸鹀的迁徙路线能够形成强大的社会保护网络。
刘慧莉和她的小伙伴们正准备趁着即将到来的2014年春节，发起一个“不吃就是保护”的活动。而这个活动的最重要倡导区域，就是广东省。“我们希望广东的官员带着不吃鸟类，企业家承诺不吃鸟类，大家都一起承诺不吃鸟类。没有买卖就没有危害，没有吃喝就没有灭绝。”
餐桌上的鸟都是被毒死的
就在刘慧莉筹办“广东鸟类生态保护论坛”的过程中，她接到来自河北乐亭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志愿者田志伟的电话。田在电话那头“欣喜”地告诉她，协会刚刚与当地林业局一起，沿着海岸，清除了一条长达几公里的“毒药带”。
每年的9月份，是候鸟南迁的季节。先往南走的，是林鸟，也就是依托森林和山地、田地生活的鸟类。大概一个月后，是水鸟，也就是依托湿地、水面求生活的鸟类。也就是从9月份开始，中国的北方和南方，山地和田间，处处都张起了天罗地网。而在湿地滩涂里，不是施放着剧毒的农药，就是下藏着凶险的脚夹。
在鄱阳湖、洞庭湖这样的一些大型通江湖泊，是很多鸟类的“越冬地”，是它们往南迁徙的目的地。比如白鹤，全球才3000来只，95%以上的种群，都在鄱阳湖越冬。但就在鄱阳湖和洞庭湖，每年都会发现大量的天网，发现大量的毒药。每分每秒都在对这些鸟类构成致命威胁。
也就是在“广东鸟类保护生态论坛”举办的前三天，江西当地的鸟类保护志愿者就查实了一个消息——在鄱阳湖的核心地带，永修县的吴城镇，一家新修的风电厂的旁边，当地渔民刚刚毒杀了25只的天鹅，然后以8000元一只的价格，贩卖给广东。
毒杀是隐秘的。因为剧毒的农药非常便宜和廉价，人人可买，人人可调制。毒杀者将毒药“呋喃丹”从毒药店里买来之后，用水稀释开，然后买来小鱼小虾浸泡。然后，再将其撒播到湿地里。
鸟儿迁徙，就像人类匆忙赶路，一路上急急忙忙，饥饿难耐。此时饥不择食，渴不择饮，困不择栖，狼吞虎咽，然后，就是无声无息的瘫倒，死亡。然后，被装上麻袋，冷冻起来，塞地车里，快速地运往“野味店”。 这是一个说起来很多人不愿意相信的事实：人吃的天鹅，或者说食客们在野味店里吃的各种水鸟，多半都是用剧毒农药毒死的。如果一只被毒死的天鹅，被一桌的人吃掉，对这些吃进肚里的人，会产生什么样的毒害，没有人做过研究。
广东湛江的林业局副局长蔡俊欣也赶来参加“生态论坛”。他说，像湛江吃鸟卖鸟有名的纪家镇等地，过去，每天至少有几百人在那卖鸟，几千人在那买鸟。最近几年，鸟类的数量少了，但价格高起来，市场行情仍旧火热走高。其实从2001年开始，像黄胸鹀这样的鸟类，在广东的餐桌上已经很难见到了。人们吃的其实是黄胸鹀的替代品，比如麻雀、栗鹀、灰头鹀。从物种分类学上说，它们是黄胸鹀的堂兄、表弟，个体大小类似，剥去皮毛褪去内脏，煎炒烹炸之后，没有人分得清吃进嘴吞进肚的究竟是什么。
广东湛江雷州纪家镇的护鸟志愿者许粤心，从小就蹲在镇边看着集市上的人们买鸟卖鸟。他说：“以前，任何一个‘尊贵的客人’来到纪家镇，当地人一定会请你吃鸟肉。一吃就是好几盘。我妈妈有时候会去数饭店门口的鸟的脚爪，它们堆积在饭店门口，简直就是一座小山。镇里有些政府部门的人还欠鸟贩子的钱，他们从鸟贩子那赊来之后，打个白条，好几年也不付费。经常有鸟贩子上门去讨要。一些村子里天然杂木林还没被破坏，‘大鹰大雕’迁徙路过这些村子里，往往会停留下来休息。一看到大鹰大雕来了，村民们就会马上冲进屋里，拿出自制的火枪，往天上放枪。枪声响处，鲜血飞溅，羽毛散乱，哀鸿遍野。今后会怎么样，我也不知道了。我特别希望此后不再有鸟类被枪打死，被人吃掉。”
刘慧莉所在的“让候鸟飞”公益基金，有一个理想，就是想在五年之内，建成全国的护鸟网络。在这个网络里，有全国的森林公安作为坚强后盾。在这样的网络里，有全国各地的观鸟、爱鸟团体作为在地伙伴。在这样的网络里，有微博、微信等新媒体作为传播和放大的工具。在这样的网络里，有所有随时可能出现的“护鸟英雄”去积极解救当地受伤、中毒、落网的飞羽精灵。这样的网络能让人看到希望，这样的网络能让人对抵制捕鸟、玩鸟、吃鸟、购买鸟类标本等恶习产生一点点的希望之光。
这个理想应当说已经践行了一年。2013年，也算是全中国的“护鸟公益大年”。北京、天津、上海、广东、广西、山东、河北、河南、辽宁、四川、江西、湖南都有了一些护鸟的“关键节点”，每个节点都有了一些护鸟团队在积极行动。这些节点如果能够在2014年蔓延，在全国每一个重要的城市都布置运营起来，就会形成一张强大的民间护鸟网络。
刘慧莉和她的小伙伴们，注意到整个社会形势也在朝有利于鸟类保护方向迈进。2013年12月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旨在规范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规定》有一条明确的要求：“公务接待对象应按规定标准自行用餐，确因工作需要，接待单位可安排工作餐一次。工作餐应供应家常菜，不得提供鱼翅、燕窝等高档菜肴和用野生动物制作的菜肴，不得提供香烟和高档酒水，不得使用私人会所、高消费餐饮场所。”
鸟的家园是天空
除了鸡鸭鹅之外，几乎所有的带羽毛的动物，都是鸟类，都是野生动物。它们可能是迁徙的鸟，也可能长期居留在一片土地上；它们可能是性本爱孤单的猛禽，也可能是喜欢嬉戏打闹的燕雀。它们都有自己生存的尊严，它们都有活下去的愿望。没有一只鸟愿望成为人们的网中物，盘中餐，桌上艺术品。没有一只鸟愿意生活在囚禁自由的牢笼里，没有一只鸟愿意被人类当成宠物。
在赴广东举办“生态论坛”的前两天，刘慧莉和她的小伙伴们，在南昌的花鸟市场里调查。中国几乎所有的城市都有鸟市，而在这鸟市里卖的鸟类，80%以上都是野生鸟类。在一个摊位上，三个笼子里关着几十只性情活泼的银耳相思鸟。以刘慧莉有限的鸟类分布知识，她也知道这只鸟不是“江西特产”。摊主也骄傲地说，这是一只进口鸟，从缅甸一带长途贩卖过来的，一只至少要卖120元。银耳相思鸟在广西、云南一带也有分布，是不是“进口”不必探究，但江西肯定不是适合这只鸟生存的地方。
更让人惊奇的是，这个市场里还有人兜售一只“织布鸟”。按照《中国鸟类野外手册》的分布示意图，这种鸟只在中国与东南亚交界的地方才能见到。无论是黄胸织布鸟、纹胸织布鸟，还是黑喉织布鸟，它们都不应当出现在江西，更不应当出现在鸟市上。
更让人嫌恶的是“放生鸟”。几乎所有的卖鸟摊主都打出了销售放生鸟的生意。它让丝光椋鸟、喜鹊、麻雀这些原本人类极少捕捉的鸟类成了新型的牺牲品。“放生鸟”说来简单，就是有一批以喜欢“放生”来提高生命修为的人，会“筹资”举办放生活动。组织者在放生的头一两天，给卖鸟摊主打电话，说要订购几箱鸟，麻雀几箱，喜鹊几箱，珍贵的几箱，平凡的几箱，本地常见的几箱，外来进口的几箱。订单下好，价钱谈妥，卖鸟摊主就迅速开始“进货”。他向捕鸟人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捕鸟人应声而至，网张起，毒落地，当天晚上，“货物”就备齐。来日，放生徒们举着银子，念着经书，齐时而至。在他们的监督下，鸟贩子把鸟运到某个最佳放生地点，诵经祈福完毕，然后打开笼门，众鸟齐飞，功德圆满。
而那些被超度、加持的鸟类，有一大半，不是气绝身亡，就是惊吓致死，或者饥渴过度，身心疲惫而悄然衰亡。
2014年1月5日，小寒。中科院广东昆虫研究所，一间老旧的会议室里，几十个“鸟人”相聚。他们在讨论一个问题：广东今后的鸟类保护。
《中国鸟类野外手册》的作者之一，中科院动物所的何芬奇研究员也来了。听说这个消息，广州的鸟类爱好者李小云，准备了两本《中国鸟类野外手册》，想找何芬奇签名。
书其实已经不是新书，这两本书在李小云手上少说也用了五六年。但李小云认为，像这样被频繁使用的书，找作者签名，更有意义。
广州的另外一个“自然爱好者”，友真，也赶来参会。她发表了一个演讲，叫“我的护鸟公益大年”。讲述了她一年来与鸟类保护、鸟类栖息地保护发生的诸多有意思的大大小小的故事。
会议传出的观点很明确：“喜欢观察自然的人，等于拿到了一张自然界大剧场的终身免费门票。随时随地可以阅读。读自然的人同时要读书。而读书的人，也同样的读自然。观察鸟类的人要保护鸟类，而保护鸟类的人，一定也要在平素大量观鸟。这样，人类和自然界，才都可能保持一点生机。”
这个“首届广东鸟类保护生态论坛”，是刘慧莉和她的小伙伴们一起组织的。刘慧莉现在是“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让候鸟飞公益基金”的执行主任，她和小伙伴们的理想，是在几年的时间内，依靠各地的官方和民间力量，建成“全国护鸟网络”。
广东曾是全国知名的“吃鸟大省”，也是全国知名的鸟类伤害大省。广东省林业厅调研员管千景对此有些痛心疾首。他说，过去秋风一起，中秋节一过，广东人就想到了一句话，叫“吃鸟补身”。田间地头处处是鸟网，饭店餐桌处处是鸟肉。“其实，在我们这些鸟类保护、自然保护工作者看来，吃鸟伤身体，害自然，是极不道德的行为，也是违法犯罪行为。我们必须扭转这些吃鸟杀鸟的恶习，中国的环境保护才可能有一点点希望。”
我要写的这些故事，可以从全国的任何一个地方开始，从全国的任何一个鸟种保护开始，从全国的任何一个鸟类保护者开始，可以从全国的任何一个时间点开始，可以从全国的任何一张鸟网开始。
“广东鸟类保护生态论坛”郑重其事地发布了一份报告《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黄胸鹀》。黄胸鹀是一种类似于麻雀的小型鸟类，在广东，被人们称之为禾花雀。它每年在西伯利亚一带繁殖，在秋天时成群结队，迁徙到广东往南的地方越冬。
黄胸鹀到达湖南、广东一带的时候，正是南方的晚稻即将收获的季节。人们相信这种鸟是“飞行的人参”，吃了能够大补身心。同时，由于长途迁徙，黄胸鹀身体健壮，到了南方后吃了稻田里清香饱满的稻粒，更是对其的血肉有了一次净化和升华。美味，加上保健，一时间成了所有人追逐的盘中餐。
广东东莞、湛江的一些市镇，甚至举办过“禾花雀节”。召集、鼓动人们去当地大吃禾花雀。但就在广东人大吃特吃这“自然美味”的时候，2013年11月份，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发布了更新版的“物种红皮书”，将黄胸鹀的保护级别，从“易危”提升到了“濒危”。
“物种红皮书”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一本基础性著作，它每隔几年会更新一次，提醒世界各国自然物种的真实状态，强调一些物种到了必须加强保护的临界水平。一些科学家对这个红皮书有一些不良看法，认为它太缓慢，太滞后，既无法最快速度地反映一个物种在当今热火朝天的经济社会发展下的真实命运，也无法全面地告诉公众很多新发现的物种的“保护级别”。
社会公众往往只对“濒危物种”更感兴趣。人们喜欢看到珍稀难得的东西。虽然从物种平等的角度来说，每一个物种都是平等重要的，只要人类稍有不慎，任何一个物种在生态系统中都随时可能处在“岌岌可危”的生境中。
黄胸鹀被提升了保护级别，对黄胸鹀是坏消息，但也可以被看成好消息。这个在短短时间内“被吃成保护动物”的小家伙，总算迎来了整个社会对它们的重视。国家林业局和广东林业局开始琢磨一些对策，希望在堵住广东的人嘴的同时，对黄胸鹀的迁徙路线能够形成强大的社会保护网络。
刘慧莉和她的小伙伴们正准备趁着即将到来的2014年春节，发起一个“不吃就是保护”的活动。而这个活动的最重要倡导区域，就是广东省。“我们希望广东的官员带着不吃鸟类，企业家承诺不吃鸟类，大家都一起承诺不吃鸟类。没有买卖就没有危害，没有吃喝就没有灭绝。”
餐桌上的鸟都是被毒死的
就在刘慧莉筹办“广东鸟类生态保护论坛”的过程中，她接到来自河北乐亭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志愿者田志伟的电话。田在电话那头“欣喜”地告诉她，协会刚刚与当地林业局一起，沿着海岸，清除了一条长达几公里的“毒药带”。
每年的9月份，是候鸟南迁的季节。先往南走的，是林鸟，也就是依托森林和山地、田地生活的鸟类。大概一个月后，是水鸟，也就是依托湿地、水面求生活的鸟类。也就是从9月份开始，中国的北方和南方，山地和田间，处处都张起了天罗地网。而在湿地滩涂里，不是施放着剧毒的农药，就是下藏着凶险的脚夹。
在鄱阳湖、洞庭湖这样的一些大型通江湖泊，是很多鸟类的“越冬地”，是它们往南迁徙的目的地。比如白鹤，全球才3000来只，95%以上的种群，都在鄱阳湖越冬。但就在鄱阳湖和洞庭湖，每年都会发现大量的天网，发现大量的毒药。每分每秒都在对这些鸟类构成致命威胁。
也就是在“广东鸟类保护生态论坛”举办的前三天，江西当地的鸟类保护志愿者就查实了一个消息——在鄱阳湖的核心地带，永修县的吴城镇，一家新修的风电厂的旁边，当地渔民刚刚毒杀了25只的天鹅，然后以8000元一只的价格，贩卖给广东。
毒杀是隐秘的。因为剧毒的农药非常便宜和廉价，人人可买，人人可调制。毒杀者将毒药“呋喃丹”从毒药店里买来之后，用水稀释开，然后买来小鱼小虾浸泡。然后，再将其撒播到湿地里。
鸟儿迁徙，就像人类匆忙赶路，一路上急急忙忙，饥饿难耐。此时饥不择食，渴不择饮，困不择栖，狼吞虎咽，然后，就是无声无息的瘫倒，死亡。然后，被装上麻袋，冷冻起来，塞地车里，快速地运往“野味店”。 这是一个说起来很多人不愿意相信的事实：人吃的天鹅，或者说食客们在野味店里吃的各种水鸟，多半都是用剧毒农药毒死的。如果一只被毒死的天鹅，被一桌的人吃掉，对这些吃进肚里的人，会产生什么样的毒害，没有人做过研究。
广东湛江的林业局副局长蔡俊欣也赶来参加“生态论坛”。他说，像湛江吃鸟卖鸟有名的纪家镇等地，过去，每天至少有几百人在那卖鸟，几千人在那买鸟。最近几年，鸟类的数量少了，但价格高起来，市场行情仍旧火热走高。其实从2001年开始，像黄胸鹀这样的鸟类，在广东的餐桌上已经很难见到了。人们吃的其实是黄胸鹀的替代品，比如麻雀、栗鹀、灰头鹀。从物种分类学上说，它们是黄胸鹀的堂兄、表弟，个体大小类似，剥去皮毛褪去内脏，煎炒烹炸之后，没有人分得清吃进嘴吞进肚的究竟是什么。
广东湛江雷州纪家镇的护鸟志愿者许粤心，从小就蹲在镇边看着集市上的人们买鸟卖鸟。他说：“以前，任何一个‘尊贵的客人’来到纪家镇，当地人一定会请你吃鸟肉。一吃就是好几盘。我妈妈有时候会去数饭店门口的鸟的脚爪，它们堆积在饭店门口，简直就是一座小山。镇里有些政府部门的人还欠鸟贩子的钱，他们从鸟贩子那赊来之后，打个白条，好几年也不付费。经常有鸟贩子上门去讨要。一些村子里天然杂木林还没被破坏，‘大鹰大雕’迁徙路过这些村子里，往往会停留下来休息。一看到大鹰大雕来了，村民们就会马上冲进屋里，拿出自制的火枪，往天上放枪。枪声响处，鲜血飞溅，羽毛散乱，哀鸿遍野。今后会怎么样，我也不知道了。我特别希望此后不再有鸟类被枪打死，被人吃掉。”
刘慧莉所在的“让候鸟飞”公益基金，有一个理想，就是想在五年之内，建成全国的护鸟网络。在这个网络里，有全国的森林公安作为坚强后盾。在这样的网络里，有全国各地的观鸟、爱鸟团体作为在地伙伴。在这样的网络里，有微博、微信等新媒体作为传播和放大的工具。在这样的网络里，有所有随时可能出现的“护鸟英雄”去积极解救当地受伤、中毒、落网的飞羽精灵。这样的网络能让人看到希望，这样的网络能让人对抵制捕鸟、玩鸟、吃鸟、购买鸟类标本等恶习产生一点点的希望之光。
这个理想应当说已经践行了一年。2013年，也算是全中国的“护鸟公益大年”。北京、天津、上海、广东、广西、山东、河北、河南、辽宁、四川、江西、湖南都有了一些护鸟的“关键节点”，每个节点都有了一些护鸟团队在积极行动。这些节点如果能够在2014年蔓延，在全国每一个重要的城市都布置运营起来，就会形成一张强大的民间护鸟网络。
刘慧莉和她的小伙伴们，注意到整个社会形势也在朝有利于鸟类保护方向迈进。2013年12月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旨在规范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规定》有一条明确的要求：“公务接待对象应按规定标准自行用餐，确因工作需要，接待单位可安排工作餐一次。工作餐应供应家常菜，不得提供鱼翅、燕窝等高档菜肴和用野生动物制作的菜肴，不得提供香烟和高档酒水，不得使用私人会所、高消费餐饮场所。”
鸟的家园是天空
除了鸡鸭鹅之外，几乎所有的带羽毛的动物，都是鸟类，都是野生动物。它们可能是迁徙的鸟，也可能长期居留在一片土地上；它们可能是性本爱孤单的猛禽，也可能是喜欢嬉戏打闹的燕雀。它们都有自己生存的尊严，它们都有活下去的愿望。没有一只鸟愿望成为人们的网中物，盘中餐，桌上艺术品。没有一只鸟愿意生活在囚禁自由的牢笼里，没有一只鸟愿意被人类当成宠物。
在赴广东举办“生态论坛”的前两天，刘慧莉和她的小伙伴们，在南昌的花鸟市场里调查。中国几乎所有的城市都有鸟市，而在这鸟市里卖的鸟类，80%以上都是野生鸟类。在一个摊位上，三个笼子里关着几十只性情活泼的银耳相思鸟。以刘慧莉有限的鸟类分布知识，她也知道这只鸟不是“江西特产”。摊主也骄傲地说，这是一只进口鸟，从缅甸一带长途贩卖过来的，一只至少要卖120元。银耳相思鸟在广西、云南一带也有分布，是不是“进口”不必探究，但江西肯定不是适合这只鸟生存的地方。
更让人惊奇的是，这个市场里还有人兜售一只“织布鸟”。按照《中国鸟类野外手册》的分布示意图，这种鸟只在中国与东南亚交界的地方才能见到。无论是黄胸织布鸟、纹胸织布鸟，还是黑喉织布鸟，它们都不应当出现在江西，更不应当出现在鸟市上。
更让人嫌恶的是“放生鸟”。几乎所有的卖鸟摊主都打出了销售放生鸟的生意。它让丝光椋鸟、喜鹊、麻雀这些原本人类极少捕捉的鸟类成了新型的牺牲品。“放生鸟”说来简单，就是有一批以喜欢“放生”来提高生命修为的人，会“筹资”举办放生活动。组织者在放生的头一两天，给卖鸟摊主打电话，说要订购几箱鸟，麻雀几箱，喜鹊几箱，珍贵的几箱，平凡的几箱，本地常见的几箱，外来进口的几箱。订单下好，价钱谈妥，卖鸟摊主就迅速开始“进货”。他向捕鸟人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捕鸟人应声而至，网张起，毒落地，当天晚上，“货物”就备齐。来日，放生徒们举着银子，念着经书，齐时而至。在他们的监督下，鸟贩子把鸟运到某个最佳放生地点，诵经祈福完毕，然后打开笼门，众鸟齐飞，功德圆满。
而那些被超度、加持的鸟类，有一大半，不是气绝身亡，就是惊吓致死，或者饥渴过度，身心疲惫而悄然衰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