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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远离全面战争几十年后的今天，人们对战争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石光荣等这类非传统的英雄人物变成老百姓茶前饭余的话题，这是时代造就的观众产生了变化，是编导者们对战争中的英雄人物进行了新的诠释，这种新诠释主要体现在：一、在人物塑造中彰显平民英雄的真实与可爱；二、在叙事手法上弃悲扬喜，高扬乐观浪漫的革命情怀；三、在对战争的诠释中，注重宏观控制人类的道德底线和微观为参战双方寻找存在合理的辩证统一。
关键词 军旅题材 战争 电视剧 平民英雄
与我国电视剧的诞生相比，军旅题材的电视剧起步并不太早，而有军旅战争题材的电视剧，则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事了。那时候的军旅战争题材电视剧，还是电视剧当中一个非常弱小的分支，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开始在一些全国知名的奖项中有了它的影子。像《高山下的花环》、《凯旋在子夜》等，都是反响不错的作品。但是这些作品由于历史的原因，与同名的小说、电影和影响较大的电视剧相比，却并没有引起特别巨大的反响。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在多元文化的社会环境下。历史剧、情感剧、偶像剧以及日、韩、港、台电视剧在电视台不断热播，引发了电视观众多元的审美取向，以《大长今》为首的韩剧甚至在一个阶段内甚嚣尘上，形成国内热议的主流。然而就在这种“你方唱罢我登场”喧哗中，这个本来并不让人太过注意的题材突然闪亮登场，以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气势，一下占据了电视剧审美领域的制高点：《激情燃烧的岁月》、《历史的天空》、《亮剑》等军旅战争题材电视剧开始在高收视率中持续走红，据央视索福瑞收视率调查，《亮剑》播出第一周收视率平均为11.42％，最高13.7％，轻松打破了《大长今》创造的收视率奇迹，此后又有《中国兄弟连》、《杀虎口》等，也有不俗表现，使人不能不对之刮目相看。
在我们过去的印象中，军旅题材尤其是战争题材的电视剧属于主旋律范畴，这种为高扬某种精神而创作的电视剧“由于先验的道德化主题，生存现实很难不是一种被道德净化的自我封闭的符号世界，社会的现实矛盾和权利较量、人们的实际生存境遇和体验都被淡化，社会或历史经验通常都被简化为冲突——解决的模式化格局。”在一段时间内淡出观众的视野，也是情理之中的事。然而，在远离全面战争几十年，审美样式有更多选择的今天，人们为何又对战争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石光荣、姜大牙、李云龙、曲虎、白朗这类非传统的英雄人物为何变成当今老百姓茶前饭余的话题了呢?
显然是时代以及时代造就的观众产生了变化，显然是编导者们在这种变化中产生了新的思考和感悟，从而对战争故事和战争中的英雄人物进行了新的诠释，那么，编导者们究竟在哪些层面上进行了这种新诠释的呢?下面就让我们顺着这个思路，从以下几个方面试分析之。
一、在人物塑造中彰显平民英雄的真实与可爱
与过去从概念出发的高、大、全相比，当今军旅战争题材电视剧中的英雄人物，大部分都有“平民英雄”的特质。
总结新世纪前的电视剧对军人形象的刻画，虽然编导者们也做过数之不清的探索，但是受当时的历史条件所限，在人物塑造上，大部分依然没有突破“高、大、全”英雄模式的框范。在空洞意念的支配下，往往只见到宏大的历史叙事、恢弘的战争场面，而忽略的恰恰是战争视野下人的个体感受。概念化的处理，使人性的光辉和理性思考淹没在服从于使命的集体主义情结中，从而使得人物的个性魅力被大历史背景下的共性所弥盖，交付银屏的只是一些在完成叙事任务的傀儡……在这种完成任务式的观看中，观众很容易在人物和情节的重复中，产生审美疲劳。即使是当时受观众追捧的梁三喜(《高山下花环》中主人公)、耿志(《最后一个军礼》中主人公)，身上也难免有被神圣化了的影子。
然而在《激情燃烧的岁月》、《亮剑》、《历史的天空》这类电视剧中，编导者一改过去对英雄的仰视，而是以普通人对普通人的视角，解构了圣坛上的英雄，使英雄再不是遥不可及的传奇人物，而是把他们看成了邻家的大哥，故事也成了身边可能发生的故事。他们是平民当中颇具智慧的一群，聪明的让人信服。让人喜爱。甚至任何一个勇敢而正直的人，只要稍加学习和磨砺，也可以跟他变成一样的人。
总结一下这种平民英雄，大体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这种平民英雄是正气、义气、霸气的结合体，他们有着大方向上的正义感和英雄气概，然而在一些细枝末节上。却鱼龙混杂，充满着一些过去英雄人物所不常见的匪气、土气乃至顽皮气。以《亮剑》中的主人公李云龙为例，一个带数千之众的独立团的团长，行为动作、言语表达看不出与普通人有多少区别，一口一个“他娘的”脏话，颠覆了过去八路军首长在人们心中“卡腰、握拳、用力一掷”的既定模式。他常常不顾命令自作主张，有时甚至还不顾大局只顾局部。被撤了职也有牢骚。也骂骂咧咧地表示着不服。但是，他毕竟又是八路军的团长，所以从团长到被服厂厂长，大起大落中也没见到多少丢官不丢官的痛苦，工作照旧干，说出话来照旧豪气十足。一句“他娘的，就是进了老虎嘴，也要掰它两颗牙!”的粗俗话语，反而能从中看到作为一名军人，明知不敌，也要宝剑出鞘的豪迈气概。再如《杀虎口》里边的主人公曲虎，无意中救下一人，见是国军，气不打一处来，就在犹豫是否将其丢弃之时，听到对方可以提供一个营的装备，马上嘱咐手下，严加保护，不为别的，在装备奇缺之时，用一人换一营的装备，实在合算。小算盘、小精明中透出浓厚的小农意识，脱下军装，就是高粮地里锄地的二哥。但我们却对其并不反感，，因为在大敌当前朝不保夕的情况下，还想着给装备不太景气的队伍添点设备，既救了人，又得了便宜，可不顽皮可爱?就算是有点趁火打劫，也可以理解。一支游击队，让国军困在山里那么久，又打又杀的死了那么多兄弟，劫他一把出出怨气，也在情理之中。当然，这与过去那种既重形象又重纪律的刻板英雄人物形象，已经相隔遥远了。
第二，这种英雄都很聪明。常有出人意料的怪点子，而且每次都能逢凶化吉，出奇制胜。，比如李云龙的“大闹聚仙楼”、“伏击日军观察团”，姜大牙的“妓院除奸”、“单刀会鬼子”，曲虎与日军遭遇时的“空城计”，被日军所围时的“金蝉脱壳计”都是急情之下，突发奇想的怪招，而且这些招数，多能奏效，常常使所带部队虎口脱险，化险为夷。其实在人的正常心理中，都有着两种潜在的品质，一种是被虐意识，一种是虐待意识，前一种意识强的人，多半会有一种“服从”心理，而后一种意识强的人，往往会表现出一种霸气，如果再有足够的智商，则会以过人的见地，出奇制胜的招数。令众人信服，而以上电视剧中的英雄。大部分属于后者。由于他们意志力较强。又常能想出一些令人信服的奇招，所以往往会在普通人中脱颖而出。 第三，这些军旅战争题材电视剧中的主人公都有一个成长的过程。他们大部分起点较低，没有多少文化，甚至有的土的掉渣，有的匪气十足。但是经过战争的打造和磨练，都会慢慢从不自觉走向自觉。从简单走向成熟。从红小鬼、泥腿子到建国授勋高级将领的李云龙是这样，从放牛娃到军参谋长的石光荣也是这样，从山沟里的游击队到面对日军，从容赴死的曲虎也是这样，他们都如同《历史的天空》中主人公的名字一般，从姜大牙到姜必达，都有一个凤凰涅巢般的痛苦蜕变过程。
平民英雄受到人们的追捧，多与人们对战争反思的深入有关，而电视剧中英雄人物的解构，则与多元化的审美趋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时代语境的变化，网络、电视等多种媒体的发达，英雄和明星已经越来频繁地走入了我们的生活，使我们跟银屏上英雄人物的交流，不需要非凡的想象力和猎奇心理就可以得到满足。于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化精英立场下的英雄偶像观开始消解，观众审美个性化追求使的审美者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成了一种倾诉者、思想者，因为无论是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战争的亲历者大都离我们远去，现代的观众是隔着玻璃看历史，疏离感提供了巨大的审美想象空间。战争仅仅是叙事的载体，而在再现的战争中寻求日常生活中的认同感，才是当今观众审美的真实目的。相形之下，生存在现代竞争社会中的人们虽然依然希望英雄具有超人的能力，过人的本领，激昂的爱国主义精神。但是，与过去相比，那种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的英雄，已经无可挽回地被平民英雄所替代，人们的英雄观已经无可避免地附着上了民间文化立场的影子。尽管这种近距离的英雄身上有不少的缺陷毛病，但由于他们跟正常人普通人非常接近，反而来得让人更加喜爱、羡慕和佩服。而李云龙、姜大牙、石光荣、曲虎、白朗这种英雄人物形象，恰恰就是迎合了观众的这种审美心理，而受到观众追捧的。
二、在叙事手法上弃悲扬喜，高扬乐观浪漫的革命情怀
在过去的军旅战争题材电视剧中，英雄都有一个饱受苦难的过程，因而英雄的结局，多是或崇高悲壮，或庄严肃穆，让人看毕掩卷，留下的是无尽的悲壮和无限的沉重。当代军旅战争题材的电视剧虽然对这种英雄受难的主题并没有太多的解构，但是，对于战争的读解，现代的编导者们却有了一种与过去编导者完全不同的心境。在他们的作品中，一改英雄受难悲苦沉重的叙事方式，用一种轻松、乐观的喜剧精神再现和审视历史。他们也反思战争的残酷，也让英雄倍受磨难，但是有所不同的是，他们在反思战争残酷和血腥的同时，用一种更为豁达和大度的心胸去关照战争，在惨烈战斗和痛苦磨砺的表层，补缀上一种乐观和幽默甚至是浪漫的情怀。
还以《历史的天空》为例，原小说是一部严肃题材的文学作品，但是在改编成电视剧的过程中，编导则采取了一种英雄主义与喜剧性结合的手法，“在全剧的戏剧结构上有一个喜剧的框架，让英雄人物进入喜剧情境中，喜剧情境造成环境与人物的不协调，使人物与故事具有喜剧性。”“这种喜剧化的表达，为电视剧《历史的天空》找到了一种完全有别于小说的叙事方式：在祥和与安逸的气氛中，战争突然降至，一场婚礼被匆匆打破，满身匪气的姜大牙为了躲避战争，被迫踏上了投奔国军的路途。与此同时，小知识分子陈默涵为了实现自己的崇高理想，也弃笔从戎，开始了寻找新四军的旅程。但是命运却跟两人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由于走错了方向，阴差阳错的让寻找国军的姜大牙误入新四军，而苦苦寻找新四军的陈默涵却意外地走进了国军的队伍。还有《亮剑》，国共两党的两个昔日战场上的对手，将来战争中的死敌，在抗日战争中结成共御外侮的对子，同赴国难。两个团长相互配合又相互计算，为喜剧的处理种下伏笔。这种命运拨弄式的喜剧性框架，为全剧营造了一种轻松和幽默情境，为全剧喜剧性的展开，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有了这样一个喜剧性的基础，这类电视剧在喜剧手法在局部的使用上就显得游刃有余了。《历史的天空》中，政治部主任万古碑爱上了东方闻英，用小布尔乔亚的浪漫为东方吟唱情歌，但就在表达渐进高潮之时，醋意大发的姜大牙却弄来一头毛驴，刺耳的驴叫瞬间破坏了万古碑苦心经营起的气氛，使温馨的场景一下变成了好笑的轻喜剧。、还有《亮剑》中，国军的部队将一个营安插在共产党根据地的要害地带，而李云龙马上派出三个营将其围在中间，又是起床号又是设卡子，弄得国军部队狼狈不堪，洋相百出再就是《杀虎口》中的白郎，当他得知虎妞被捕，决定只身前去解救，但是就在接近成功之时，精心准备的炸弹却出了问题，居然没响，严肃的场面迅速解构，悲壮的情势一下被喜剧替代。
这种将严肃而沉重的场面用轻松而幽默解构的喜剧性处理手法，如果不是编导心存自信和乐观不能做到：将战争演绎的不再悲苦，而是在真实再现的基础上付之以喜剧的因素，一个不自信，不乐观的民族无法完成对它的欣赏。如果按这一逻辑推演，大量喜剧手法在当代军旅战争中的使用，一方面说明当代的编导者们已经大彻大悟，走出了悲悲切切的讲述民族苦难的叙事怪圈，一方面说明，我们这个民旅，在经历了近百年的痛苦之后，对战争，对人类，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更清醒的认识。这不是歌颂战争，这是站在全人类的角度，对战争进行的一种更加理性、更加豁达的诠释。
当然，按当下的喜剧定义去理解新时期的军旅战争题材可能并不合适，因为喜剧的主要品质是嘲讽，但是我们所说的这类题材不是，编导者们虽然借用了喜剧的某些技巧，但在创作观念上，却在这种喜剧性中，溶八了一种浪漫的东西，我们把这种东西称之为“革命的浪漫主义”。
“革命的浪漫主义”一词最早应该出现在毛泽东的一次讲话中，它的基本意思是在现实的基础上，用想象和夸张的手法表现崇高的革命理想，以鼓舞人民的斗志。属于无产阶级文艺创作方法的一种。既然是某个阶级的创作手法，那么它的主要任务就应该是为某个阶级服务的，既然要为某个阶级服务，那么它在叙事手段和人物解释上，就必然有较强的偏执性。但是，当代军旅题材的编导者们并没有完全接受这种偏执，而是让革命的浪漫主义与纪实、喜剧的叙事手法结合起来，在写真纪实叙事的基础上，采用想象、夸张、喜剧等手法，以民族历史中的重大事件为背景，以乐观而自信手法为叙事方式，以身边可能发生的故事和平民英雄为叙述主体。而最终的目的，则是表达一种崇高。
其实我们上一辈人的身上历来不乏这种叫做崇高的东西，外族入侵，民族危亡，中华民族的有识之士奋起反抗，当然其中不乏政要、商贾、学者……但是。走在抗敌最前线的，却大部分是一些没有多少文化和阅历的工人、农民，小知识分子。这些人在仓促的走进革命队伍之前。可能并没有多少太高的理想。有一个安定的日子，有一幢房子，有几亩 地，有一房妻子一个或者几个孩子，即是大部分人心中的目标。即使是走入革命队伍，文化所限、视野所限以及出生入死的军旅生涯。可能使他们也不会把理想订的太高，赶跑入侵者，过上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生活，应该是当时大部分人最高的憧憬，所以当代军旅战争题材的电视剧所表达的浪漫主义，是建立在这种特别实在的基础上的，而它所使用的喜剧，是现代人站在更高的实现之上，对这种不是太高，却极为实际的目标和理想的善意嘲讽。而与这种善意嘲讽同行的，还有对父辈身上那种为民族利益大义赴死，从实际奔向愿望，从现实走向与理想之间那种崇高的深深敬意。
还以《历史的天空》为例，姜大牙喜欢上了漂亮的东方闻英，开始还显得有些吞吞吐吐，但最后摊牌之时，东方闻英以半开玩笑的方式告诉姜大牙，之所以不能接受他的爱，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他的那只大牙实在难看。东方以为，以此为条件，姜大牙就爱情追求就可以鸣锣收兵了，但让东方大为意外的是姜大牙二话没说。竞拔出手枪用枪管一下把大牙掰掉了。仔细想想。姜大牙的这一举动当中。有为爱情不顾一切的浪漫，也有有点滑稽有点残酷的黑色幽默，而更多的则是姜大牙在从现实奔向理想之间，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崇高感。这种崇高感虽然不如大义赴死来的振憾，不如舍生忘死来的让人回肠荡气，但由于起点比较现实和实在，所以更能跟普通人的情感接通。
如果以上这个例子还不能说明问题，那么《亮剑》中李云龙“县城救妻”就表达的再明白不过了。日军的特种部队突袭了独立团的驻地，李云龙的新婚妻子秀芹被日军虏走，李云龙一怒之下，决定攻打县城，救出自己的妻子。于是，一场连战区司令部都不知道为什么，在哪儿打的一场大仗，在太行山区展开……最后，李云龙虽然攻下了县城，消灭了日军特种部队，但却没有救出自己的妻子。面对妻子的新坟。李云龙独自一人坐在那里，对着坟中的妻子倾诉着内心深深的歉意和无尽的痛苦。看得出。李云龙此举的目标并不太高，甚至可以说是起于夫妻恩爱过平静日子的潜意识之上的，而李的做法也有些荒唐，这么大规模的战斗，这种让多个部队卷入行动，他居然没有请示一下，报告一下，就这么打了。这对一个有着铁的纪律的部队来说，完全可以说是一种喜剧意味的滑稽。但话说回来，这毕竟又是面对外族入侵，中国军人为自己也是为民族而进行的一场生死搏斗，所以那种厮杀，那种前仆后继，看起来仍然来的让人震撼不已，敬佩不已!
用乐观、豁达、自信的目光打量战争，在实际与愿望、现实与理想不太遥远的距离中搁置上民族的挣扎与反抗，探索与反思，以展示平民英雄的崇高，构成了新时期军旅战争题材电视剧的主要的叙事方式，在这这种叙事方式中，艺术溶入了现实的读解，战争附加了浪漫和乐观的成份，英雄的崇高拉近了与普通平民的距离，注重对个体情感的抒写，注重对个体生命的关注，新时期的军旅战争题材电视剧正是以这种更为深刻的人文关怀，逐步走向大气的。
三、在对战争的诠释中，注重宏观控制人类的道德底线和微观为参战双方寻找存在合理的辩证统一
战争不是生命的常态，对任何民族来讲，战争仅仅是发展过程中的插曲，战争不见得每一代、每一个人都能遇到，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会用各种方式再现战争，对战争进行深刻的思考。所以战争观念的变化，很大程度上是民族意识变化的一个缩影，站在什么样的角度去思考战争，有时甚至是衡量个民族进步与否的标尺。
上个世纪我们对战争的思者是相对狭窄的。这也难怪，我们这个民族在近代史上，一直是倍受凌辱倍受歧视的一群，所以从民族感情出发，对那些持枪操炮进入我们国家，给予我们伤害和杀戮的异族，我们应该投之以必要的反感和憎恶。所以在上个世纪中、下页的战争片中，编导者们遵照民族的愿望，执政者的情绪，用单一的视角处理着入侵者，他们对战争的血腥与惨烈的关注，远远高于对战争本质意义上的思考。《地道战》、《地雷战》、《三进山城》……在这些作品中，“所有的对象不是善意的就是恶意的。不是友好的就是敌对的，不是亲近的就是危险的，不是引人向往、销魂夺魄的就是凶相毕露的、令人反感的。”所有的对手都成了一个虚拟的符号，他们共同戴着一个统一的面具，他们残忍而愚蠢，简单而可恶，是一群灭绝人性的疯子。在那个还没走出战争和屈辱太久的时代，这种希望在对对手的丑化中，宣泄整个民族的愤怒的表达方式也不能算错。正如丁凡、王世诚在《十七年文学：人与自我的失落》中所说：“战争因素深深的描人人们的意识结构中，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形态和思维方式。尤其是当带着硝烟的人们从事和平建设事业以后，文化心理上仍然保留着战争的痕迹。”
但是，浮躁观念下的自我满足，虚构影像下的自我膨胀，除了获得一种情感上的自慰和阿Q似的满足之外，并不能拯救人们在物质窘迫环境下的情绪失落。当在封闭和自我满足心境中呆的太久的我们突然打开国门的时候。才发现狭隘民族主义视角让完全忽略了我们的对手，他们早在我们封闭的几十年里，忏悔并沉思着自己，埋头上路了。人们陷入了深深的困惑：如果我们的对手是过去影视作品里描述的那样愚蠢而丑恶的一群，那么他们是靠着什么走入飞速发展的现代的?
新时期军旅战争题材电视剧的思考就是在这种前提下进行的。它开始注重对战争本质的体验和自我精神的探求，开始摒弃战争一方对另一方过于偏激的情绪偏见，试着从心理层面、人类文化角度重新解读战争。虽然他们依然保持着“参与者”的某些情绪，但态度已经极近客观，甚至开始站在全人类的角度上去俯瞰历史。他们抛弃针锋对立的二元思维，以“再现真实”为突破口，用不粉饰，不掩饰的态度，虚构起一个个情境上的真实。在复杂而立体的情势面前，不简单化的处理共军、国军、日军、汉奸的心态和立场，而是把他们还原成正常的人，用一种换位的思考方式，为每一个民族，每一个立场，每一个人物，寻找行为上的合理依据。
《杀虎口》里有一个主要人物叫老刀把子，土匪出身，靠一身本领打出了杀虎口这一方天地。后来他老了，不想再惹事生非了，开始打算过几年平静的日子。但是日本人来了，一下子打破了杀虎口的宁静。老刀把子面临着选择是听儿子的鼓动拿起刀枪，号召乡里奋起抗战?还是逆来顺受，担任起杀虎口伪镇长一职7老刀把子选择了后者。如果他是心在曹营心在汉，还可以说是被迫所致。但老刀把子不，他当上了镇长之后，日军的命令他听，甚至还为日军出谋划策，以对付山里的抗日武装。有了这些条件，如果用过去的方法解释，他毫无疑问的已经是千夫所指的汉奸了。但是，编导者并没有把这个名副其实的汉奸往坏人堆里一推了事，而是给予了他充分的理解和合理的诠释，这种理解和诠释虽然贯之全篇，但是在老刀把子跟对儿子的一场戏中，说得最为精辟。他说我 就是一个小老百姓，过去曾经折腾过，但现在老了，不想折腾了，就想过几天安稳的日子，日本人来了，应该不应该抵御?当然应该!但我是个普通百姓，我没这个义务啊，有这个义务的是政府的军队啊，可他们呢?在哪儿?你说连一个国家的军队都对付不了的一支军队，让我一个土埋了半截的老头子去对付，我怎么对付?其实想想有没有道理，当然有他的道理，他是一个不再年轻的老百姓，为了儿子为了女儿为了妻子，他不想去冒险了，这个理由对他来说，是再合理不过的了。
还有《历史的天空》中姜大牙单刀赴会一场。姜大牙在战斗中救下了一个小女孩，问清她是日军指挥官的女儿之后，姜大牙把她送给了她的父母。日本军官非常感动，送来请柬，请姜大牙去喝酒以致谢意。但姜大牙的下级和上级都不干，说这肯定是日本人设的一个圈套，肯定有去无回。但是姜大牙没有听他们的劝告，而是只身前去了。果然，没有事先想象中的诡计奸诈，没有黑暗中的危机四伏，两个男人就像平常友人答谢恩人的常景一样，他们喝着酒，聊着天，甚至还开着玩笑，完全没有战场上的刺刀见红，完全没有你死我活博杀和争执。日本军官客客气气，很具武士的风度，姜大牙也大大方方。也没因为我救了你的女儿就指责你，对你进行反战教育。你看，两个敌对双方的军人，在大是大非上是敌人，在具体的人性情感上又是友人，跟过去的作品里的解释完全大相径庭，表现出编剧者们超越了战争中敌我仇杀的狭隘，用豁达和人性的眼光关注战争的风度和大气。
当然，为所有人物找到存在的合理性，并不意味着新时期军旅战争题材电视剧编导者们模糊了是非曲直的界线，恰恰相反，他们正是想通过这种相对公正的打量，从更深刻的层面上，对人类道德进行更为本质的剖析，以达到更加清晰地明辨是非的目的。他们一改过去只站在一个民族的立场上反思战争的叙事态度，站在全人类的高度上，去寻找人性中的真善美，假恶丑，然后用人类的道德底线作为宏观控制，用情节的处理，人物的结局来歌颂之或鞭笞之。
老刀把子不管如何表述自己配合日本人的理由，但他整个过程的所作所为，肯定已经背叛了他的国家；日本军官不管如何温温尔雅，但一旦表达完对姜大牙具体行为的感谢，仍然会对姜大牙所属的民族进行无情的杀戮：跟李云龙称兄道弟的国军楚云飞。虽然在共御外侮中多有合作，但也会在抗战期间和结束前夕，磨刀霍霍，随时准备跟八路军兄弟进行一次殊死的较量……
所以，拣去类型化的符号。还原个体存在的合理和人性的真实，并不是没有了是非曲直判别的标准；把判断的权力交给观众，并不意味着编导者没有了宏观驾驭中的态度，这种更为真实更为合理的人物诠释和故事叙述，是编导者对战争重新观照的结果，最重要的目的，是在宏观的道德框范下，通过对微观和局部重新诠释，完成当代艺术家对战争，对人类更加深刻的思考和反思。
钱穆先生曾经说过，“中国的国民性，大体是向后看的，因此历史的发达远胜过了文学。依照中国人的观念，奔向未来者是欲，恋念过去者是情，中国人的观念是重情不重欲。”意思是说，中国人的审美观念中有着浓厚的怀旧心理，他们往往是在事情过去之后，再回过头来慢慢回味那段或痛或涩的历史。对于远去几十年的抗日战争，我们的民族无疑思考过很多，但是，打造平民英雄，用乐观自信的心态看待历史，并找到历史事件中到每个人每件事存在的合理性，站在人类文化的角度，用一种宏观的道德标准去衡量，去认知战争，则是当代观众和艺术创造者共同的进步，这说明我们的民族和我们的艺术，正在拨开历史的迷雾和狭隘的民族视角，去探寻那些现象背后的东西，人的、文化的、艺术的……这不管怎么说，都是民族觉醒和进步的标志。而军旅战争题材的电视剧能符合这一时代和历史的潮流，对战争进行如此深刻的反思，这实在应该算是艺术对战争诠释的重要突破。如果我们能从这种变化中看到这些进步，并在以后的电视剧创作中不断总结，不断进步，军旅战争题材的电视剧肯定会有更加灿烂的明天和前程。
关键词 军旅题材 战争 电视剧 平民英雄
与我国电视剧的诞生相比，军旅题材的电视剧起步并不太早，而有军旅战争题材的电视剧，则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事了。那时候的军旅战争题材电视剧，还是电视剧当中一个非常弱小的分支，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开始在一些全国知名的奖项中有了它的影子。像《高山下的花环》、《凯旋在子夜》等，都是反响不错的作品。但是这些作品由于历史的原因，与同名的小说、电影和影响较大的电视剧相比，却并没有引起特别巨大的反响。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在多元文化的社会环境下。历史剧、情感剧、偶像剧以及日、韩、港、台电视剧在电视台不断热播，引发了电视观众多元的审美取向，以《大长今》为首的韩剧甚至在一个阶段内甚嚣尘上，形成国内热议的主流。然而就在这种“你方唱罢我登场”喧哗中，这个本来并不让人太过注意的题材突然闪亮登场，以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气势，一下占据了电视剧审美领域的制高点：《激情燃烧的岁月》、《历史的天空》、《亮剑》等军旅战争题材电视剧开始在高收视率中持续走红，据央视索福瑞收视率调查，《亮剑》播出第一周收视率平均为11.42％，最高13.7％，轻松打破了《大长今》创造的收视率奇迹，此后又有《中国兄弟连》、《杀虎口》等，也有不俗表现，使人不能不对之刮目相看。
在我们过去的印象中，军旅题材尤其是战争题材的电视剧属于主旋律范畴，这种为高扬某种精神而创作的电视剧“由于先验的道德化主题，生存现实很难不是一种被道德净化的自我封闭的符号世界，社会的现实矛盾和权利较量、人们的实际生存境遇和体验都被淡化，社会或历史经验通常都被简化为冲突——解决的模式化格局。”在一段时间内淡出观众的视野，也是情理之中的事。然而，在远离全面战争几十年，审美样式有更多选择的今天，人们为何又对战争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石光荣、姜大牙、李云龙、曲虎、白朗这类非传统的英雄人物为何变成当今老百姓茶前饭余的话题了呢?
显然是时代以及时代造就的观众产生了变化，显然是编导者们在这种变化中产生了新的思考和感悟，从而对战争故事和战争中的英雄人物进行了新的诠释，那么，编导者们究竟在哪些层面上进行了这种新诠释的呢?下面就让我们顺着这个思路，从以下几个方面试分析之。
一、在人物塑造中彰显平民英雄的真实与可爱
与过去从概念出发的高、大、全相比，当今军旅战争题材电视剧中的英雄人物，大部分都有“平民英雄”的特质。
总结新世纪前的电视剧对军人形象的刻画，虽然编导者们也做过数之不清的探索，但是受当时的历史条件所限，在人物塑造上，大部分依然没有突破“高、大、全”英雄模式的框范。在空洞意念的支配下，往往只见到宏大的历史叙事、恢弘的战争场面，而忽略的恰恰是战争视野下人的个体感受。概念化的处理，使人性的光辉和理性思考淹没在服从于使命的集体主义情结中，从而使得人物的个性魅力被大历史背景下的共性所弥盖，交付银屏的只是一些在完成叙事任务的傀儡……在这种完成任务式的观看中，观众很容易在人物和情节的重复中，产生审美疲劳。即使是当时受观众追捧的梁三喜(《高山下花环》中主人公)、耿志(《最后一个军礼》中主人公)，身上也难免有被神圣化了的影子。
然而在《激情燃烧的岁月》、《亮剑》、《历史的天空》这类电视剧中，编导者一改过去对英雄的仰视，而是以普通人对普通人的视角，解构了圣坛上的英雄，使英雄再不是遥不可及的传奇人物，而是把他们看成了邻家的大哥，故事也成了身边可能发生的故事。他们是平民当中颇具智慧的一群，聪明的让人信服。让人喜爱。甚至任何一个勇敢而正直的人，只要稍加学习和磨砺，也可以跟他变成一样的人。
总结一下这种平民英雄，大体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这种平民英雄是正气、义气、霸气的结合体，他们有着大方向上的正义感和英雄气概，然而在一些细枝末节上。却鱼龙混杂，充满着一些过去英雄人物所不常见的匪气、土气乃至顽皮气。以《亮剑》中的主人公李云龙为例，一个带数千之众的独立团的团长，行为动作、言语表达看不出与普通人有多少区别，一口一个“他娘的”脏话，颠覆了过去八路军首长在人们心中“卡腰、握拳、用力一掷”的既定模式。他常常不顾命令自作主张，有时甚至还不顾大局只顾局部。被撤了职也有牢骚。也骂骂咧咧地表示着不服。但是，他毕竟又是八路军的团长，所以从团长到被服厂厂长，大起大落中也没见到多少丢官不丢官的痛苦，工作照旧干，说出话来照旧豪气十足。一句“他娘的，就是进了老虎嘴，也要掰它两颗牙!”的粗俗话语，反而能从中看到作为一名军人，明知不敌，也要宝剑出鞘的豪迈气概。再如《杀虎口》里边的主人公曲虎，无意中救下一人，见是国军，气不打一处来，就在犹豫是否将其丢弃之时，听到对方可以提供一个营的装备，马上嘱咐手下，严加保护，不为别的，在装备奇缺之时，用一人换一营的装备，实在合算。小算盘、小精明中透出浓厚的小农意识，脱下军装，就是高粮地里锄地的二哥。但我们却对其并不反感，，因为在大敌当前朝不保夕的情况下，还想着给装备不太景气的队伍添点设备，既救了人，又得了便宜，可不顽皮可爱?就算是有点趁火打劫，也可以理解。一支游击队，让国军困在山里那么久，又打又杀的死了那么多兄弟，劫他一把出出怨气，也在情理之中。当然，这与过去那种既重形象又重纪律的刻板英雄人物形象，已经相隔遥远了。
第二，这种英雄都很聪明。常有出人意料的怪点子，而且每次都能逢凶化吉，出奇制胜。，比如李云龙的“大闹聚仙楼”、“伏击日军观察团”，姜大牙的“妓院除奸”、“单刀会鬼子”，曲虎与日军遭遇时的“空城计”，被日军所围时的“金蝉脱壳计”都是急情之下，突发奇想的怪招，而且这些招数，多能奏效，常常使所带部队虎口脱险，化险为夷。其实在人的正常心理中，都有着两种潜在的品质，一种是被虐意识，一种是虐待意识，前一种意识强的人，多半会有一种“服从”心理，而后一种意识强的人，往往会表现出一种霸气，如果再有足够的智商，则会以过人的见地，出奇制胜的招数。令众人信服，而以上电视剧中的英雄。大部分属于后者。由于他们意志力较强。又常能想出一些令人信服的奇招，所以往往会在普通人中脱颖而出。 第三，这些军旅战争题材电视剧中的主人公都有一个成长的过程。他们大部分起点较低，没有多少文化，甚至有的土的掉渣，有的匪气十足。但是经过战争的打造和磨练，都会慢慢从不自觉走向自觉。从简单走向成熟。从红小鬼、泥腿子到建国授勋高级将领的李云龙是这样，从放牛娃到军参谋长的石光荣也是这样，从山沟里的游击队到面对日军，从容赴死的曲虎也是这样，他们都如同《历史的天空》中主人公的名字一般，从姜大牙到姜必达，都有一个凤凰涅巢般的痛苦蜕变过程。
平民英雄受到人们的追捧，多与人们对战争反思的深入有关，而电视剧中英雄人物的解构，则与多元化的审美趋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时代语境的变化，网络、电视等多种媒体的发达，英雄和明星已经越来频繁地走入了我们的生活，使我们跟银屏上英雄人物的交流，不需要非凡的想象力和猎奇心理就可以得到满足。于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化精英立场下的英雄偶像观开始消解，观众审美个性化追求使的审美者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成了一种倾诉者、思想者，因为无论是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战争的亲历者大都离我们远去，现代的观众是隔着玻璃看历史，疏离感提供了巨大的审美想象空间。战争仅仅是叙事的载体，而在再现的战争中寻求日常生活中的认同感，才是当今观众审美的真实目的。相形之下，生存在现代竞争社会中的人们虽然依然希望英雄具有超人的能力，过人的本领，激昂的爱国主义精神。但是，与过去相比，那种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的英雄，已经无可挽回地被平民英雄所替代，人们的英雄观已经无可避免地附着上了民间文化立场的影子。尽管这种近距离的英雄身上有不少的缺陷毛病，但由于他们跟正常人普通人非常接近，反而来得让人更加喜爱、羡慕和佩服。而李云龙、姜大牙、石光荣、曲虎、白朗这种英雄人物形象，恰恰就是迎合了观众的这种审美心理，而受到观众追捧的。
二、在叙事手法上弃悲扬喜，高扬乐观浪漫的革命情怀
在过去的军旅战争题材电视剧中，英雄都有一个饱受苦难的过程，因而英雄的结局，多是或崇高悲壮，或庄严肃穆，让人看毕掩卷，留下的是无尽的悲壮和无限的沉重。当代军旅战争题材的电视剧虽然对这种英雄受难的主题并没有太多的解构，但是，对于战争的读解，现代的编导者们却有了一种与过去编导者完全不同的心境。在他们的作品中，一改英雄受难悲苦沉重的叙事方式，用一种轻松、乐观的喜剧精神再现和审视历史。他们也反思战争的残酷，也让英雄倍受磨难，但是有所不同的是，他们在反思战争残酷和血腥的同时，用一种更为豁达和大度的心胸去关照战争，在惨烈战斗和痛苦磨砺的表层，补缀上一种乐观和幽默甚至是浪漫的情怀。
还以《历史的天空》为例，原小说是一部严肃题材的文学作品，但是在改编成电视剧的过程中，编导则采取了一种英雄主义与喜剧性结合的手法，“在全剧的戏剧结构上有一个喜剧的框架，让英雄人物进入喜剧情境中，喜剧情境造成环境与人物的不协调，使人物与故事具有喜剧性。”“这种喜剧化的表达，为电视剧《历史的天空》找到了一种完全有别于小说的叙事方式：在祥和与安逸的气氛中，战争突然降至，一场婚礼被匆匆打破，满身匪气的姜大牙为了躲避战争，被迫踏上了投奔国军的路途。与此同时，小知识分子陈默涵为了实现自己的崇高理想，也弃笔从戎，开始了寻找新四军的旅程。但是命运却跟两人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由于走错了方向，阴差阳错的让寻找国军的姜大牙误入新四军，而苦苦寻找新四军的陈默涵却意外地走进了国军的队伍。还有《亮剑》，国共两党的两个昔日战场上的对手，将来战争中的死敌，在抗日战争中结成共御外侮的对子，同赴国难。两个团长相互配合又相互计算，为喜剧的处理种下伏笔。这种命运拨弄式的喜剧性框架，为全剧营造了一种轻松和幽默情境，为全剧喜剧性的展开，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有了这样一个喜剧性的基础，这类电视剧在喜剧手法在局部的使用上就显得游刃有余了。《历史的天空》中，政治部主任万古碑爱上了东方闻英，用小布尔乔亚的浪漫为东方吟唱情歌，但就在表达渐进高潮之时，醋意大发的姜大牙却弄来一头毛驴，刺耳的驴叫瞬间破坏了万古碑苦心经营起的气氛，使温馨的场景一下变成了好笑的轻喜剧。、还有《亮剑》中，国军的部队将一个营安插在共产党根据地的要害地带，而李云龙马上派出三个营将其围在中间，又是起床号又是设卡子，弄得国军部队狼狈不堪，洋相百出再就是《杀虎口》中的白郎，当他得知虎妞被捕，决定只身前去解救，但是就在接近成功之时，精心准备的炸弹却出了问题，居然没响，严肃的场面迅速解构，悲壮的情势一下被喜剧替代。
这种将严肃而沉重的场面用轻松而幽默解构的喜剧性处理手法，如果不是编导心存自信和乐观不能做到：将战争演绎的不再悲苦，而是在真实再现的基础上付之以喜剧的因素，一个不自信，不乐观的民族无法完成对它的欣赏。如果按这一逻辑推演，大量喜剧手法在当代军旅战争中的使用，一方面说明当代的编导者们已经大彻大悟，走出了悲悲切切的讲述民族苦难的叙事怪圈，一方面说明，我们这个民旅，在经历了近百年的痛苦之后，对战争，对人类，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更清醒的认识。这不是歌颂战争，这是站在全人类的角度，对战争进行的一种更加理性、更加豁达的诠释。
当然，按当下的喜剧定义去理解新时期的军旅战争题材可能并不合适，因为喜剧的主要品质是嘲讽，但是我们所说的这类题材不是，编导者们虽然借用了喜剧的某些技巧，但在创作观念上，却在这种喜剧性中，溶八了一种浪漫的东西，我们把这种东西称之为“革命的浪漫主义”。
“革命的浪漫主义”一词最早应该出现在毛泽东的一次讲话中，它的基本意思是在现实的基础上，用想象和夸张的手法表现崇高的革命理想，以鼓舞人民的斗志。属于无产阶级文艺创作方法的一种。既然是某个阶级的创作手法，那么它的主要任务就应该是为某个阶级服务的，既然要为某个阶级服务，那么它在叙事手段和人物解释上，就必然有较强的偏执性。但是，当代军旅题材的编导者们并没有完全接受这种偏执，而是让革命的浪漫主义与纪实、喜剧的叙事手法结合起来，在写真纪实叙事的基础上，采用想象、夸张、喜剧等手法，以民族历史中的重大事件为背景，以乐观而自信手法为叙事方式，以身边可能发生的故事和平民英雄为叙述主体。而最终的目的，则是表达一种崇高。
其实我们上一辈人的身上历来不乏这种叫做崇高的东西，外族入侵，民族危亡，中华民族的有识之士奋起反抗，当然其中不乏政要、商贾、学者……但是。走在抗敌最前线的，却大部分是一些没有多少文化和阅历的工人、农民，小知识分子。这些人在仓促的走进革命队伍之前。可能并没有多少太高的理想。有一个安定的日子，有一幢房子，有几亩 地，有一房妻子一个或者几个孩子，即是大部分人心中的目标。即使是走入革命队伍，文化所限、视野所限以及出生入死的军旅生涯。可能使他们也不会把理想订的太高，赶跑入侵者，过上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生活，应该是当时大部分人最高的憧憬，所以当代军旅战争题材的电视剧所表达的浪漫主义，是建立在这种特别实在的基础上的，而它所使用的喜剧，是现代人站在更高的实现之上，对这种不是太高，却极为实际的目标和理想的善意嘲讽。而与这种善意嘲讽同行的，还有对父辈身上那种为民族利益大义赴死，从实际奔向愿望，从现实走向与理想之间那种崇高的深深敬意。
还以《历史的天空》为例，姜大牙喜欢上了漂亮的东方闻英，开始还显得有些吞吞吐吐，但最后摊牌之时，东方闻英以半开玩笑的方式告诉姜大牙，之所以不能接受他的爱，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他的那只大牙实在难看。东方以为，以此为条件，姜大牙就爱情追求就可以鸣锣收兵了，但让东方大为意外的是姜大牙二话没说。竞拔出手枪用枪管一下把大牙掰掉了。仔细想想。姜大牙的这一举动当中。有为爱情不顾一切的浪漫，也有有点滑稽有点残酷的黑色幽默，而更多的则是姜大牙在从现实奔向理想之间，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崇高感。这种崇高感虽然不如大义赴死来的振憾，不如舍生忘死来的让人回肠荡气，但由于起点比较现实和实在，所以更能跟普通人的情感接通。
如果以上这个例子还不能说明问题，那么《亮剑》中李云龙“县城救妻”就表达的再明白不过了。日军的特种部队突袭了独立团的驻地，李云龙的新婚妻子秀芹被日军虏走，李云龙一怒之下，决定攻打县城，救出自己的妻子。于是，一场连战区司令部都不知道为什么，在哪儿打的一场大仗，在太行山区展开……最后，李云龙虽然攻下了县城，消灭了日军特种部队，但却没有救出自己的妻子。面对妻子的新坟。李云龙独自一人坐在那里，对着坟中的妻子倾诉着内心深深的歉意和无尽的痛苦。看得出。李云龙此举的目标并不太高，甚至可以说是起于夫妻恩爱过平静日子的潜意识之上的，而李的做法也有些荒唐，这么大规模的战斗，这种让多个部队卷入行动，他居然没有请示一下，报告一下，就这么打了。这对一个有着铁的纪律的部队来说，完全可以说是一种喜剧意味的滑稽。但话说回来，这毕竟又是面对外族入侵，中国军人为自己也是为民族而进行的一场生死搏斗，所以那种厮杀，那种前仆后继，看起来仍然来的让人震撼不已，敬佩不已!
用乐观、豁达、自信的目光打量战争，在实际与愿望、现实与理想不太遥远的距离中搁置上民族的挣扎与反抗，探索与反思，以展示平民英雄的崇高，构成了新时期军旅战争题材电视剧的主要的叙事方式，在这这种叙事方式中，艺术溶入了现实的读解，战争附加了浪漫和乐观的成份，英雄的崇高拉近了与普通平民的距离，注重对个体情感的抒写，注重对个体生命的关注，新时期的军旅战争题材电视剧正是以这种更为深刻的人文关怀，逐步走向大气的。
三、在对战争的诠释中，注重宏观控制人类的道德底线和微观为参战双方寻找存在合理的辩证统一
战争不是生命的常态，对任何民族来讲，战争仅仅是发展过程中的插曲，战争不见得每一代、每一个人都能遇到，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会用各种方式再现战争，对战争进行深刻的思考。所以战争观念的变化，很大程度上是民族意识变化的一个缩影，站在什么样的角度去思考战争，有时甚至是衡量个民族进步与否的标尺。
上个世纪我们对战争的思者是相对狭窄的。这也难怪，我们这个民族在近代史上，一直是倍受凌辱倍受歧视的一群，所以从民族感情出发，对那些持枪操炮进入我们国家，给予我们伤害和杀戮的异族，我们应该投之以必要的反感和憎恶。所以在上个世纪中、下页的战争片中，编导者们遵照民族的愿望，执政者的情绪，用单一的视角处理着入侵者，他们对战争的血腥与惨烈的关注，远远高于对战争本质意义上的思考。《地道战》、《地雷战》、《三进山城》……在这些作品中，“所有的对象不是善意的就是恶意的。不是友好的就是敌对的，不是亲近的就是危险的，不是引人向往、销魂夺魄的就是凶相毕露的、令人反感的。”所有的对手都成了一个虚拟的符号，他们共同戴着一个统一的面具，他们残忍而愚蠢，简单而可恶，是一群灭绝人性的疯子。在那个还没走出战争和屈辱太久的时代，这种希望在对对手的丑化中，宣泄整个民族的愤怒的表达方式也不能算错。正如丁凡、王世诚在《十七年文学：人与自我的失落》中所说：“战争因素深深的描人人们的意识结构中，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形态和思维方式。尤其是当带着硝烟的人们从事和平建设事业以后，文化心理上仍然保留着战争的痕迹。”
但是，浮躁观念下的自我满足，虚构影像下的自我膨胀，除了获得一种情感上的自慰和阿Q似的满足之外，并不能拯救人们在物质窘迫环境下的情绪失落。当在封闭和自我满足心境中呆的太久的我们突然打开国门的时候。才发现狭隘民族主义视角让完全忽略了我们的对手，他们早在我们封闭的几十年里，忏悔并沉思着自己，埋头上路了。人们陷入了深深的困惑：如果我们的对手是过去影视作品里描述的那样愚蠢而丑恶的一群，那么他们是靠着什么走入飞速发展的现代的?
新时期军旅战争题材电视剧的思考就是在这种前提下进行的。它开始注重对战争本质的体验和自我精神的探求，开始摒弃战争一方对另一方过于偏激的情绪偏见，试着从心理层面、人类文化角度重新解读战争。虽然他们依然保持着“参与者”的某些情绪，但态度已经极近客观，甚至开始站在全人类的角度上去俯瞰历史。他们抛弃针锋对立的二元思维，以“再现真实”为突破口，用不粉饰，不掩饰的态度，虚构起一个个情境上的真实。在复杂而立体的情势面前，不简单化的处理共军、国军、日军、汉奸的心态和立场，而是把他们还原成正常的人，用一种换位的思考方式，为每一个民族，每一个立场，每一个人物，寻找行为上的合理依据。
《杀虎口》里有一个主要人物叫老刀把子，土匪出身，靠一身本领打出了杀虎口这一方天地。后来他老了，不想再惹事生非了，开始打算过几年平静的日子。但是日本人来了，一下子打破了杀虎口的宁静。老刀把子面临着选择是听儿子的鼓动拿起刀枪，号召乡里奋起抗战?还是逆来顺受，担任起杀虎口伪镇长一职7老刀把子选择了后者。如果他是心在曹营心在汉，还可以说是被迫所致。但老刀把子不，他当上了镇长之后，日军的命令他听，甚至还为日军出谋划策，以对付山里的抗日武装。有了这些条件，如果用过去的方法解释，他毫无疑问的已经是千夫所指的汉奸了。但是，编导者并没有把这个名副其实的汉奸往坏人堆里一推了事，而是给予了他充分的理解和合理的诠释，这种理解和诠释虽然贯之全篇，但是在老刀把子跟对儿子的一场戏中，说得最为精辟。他说我 就是一个小老百姓，过去曾经折腾过，但现在老了，不想折腾了，就想过几天安稳的日子，日本人来了，应该不应该抵御?当然应该!但我是个普通百姓，我没这个义务啊，有这个义务的是政府的军队啊，可他们呢?在哪儿?你说连一个国家的军队都对付不了的一支军队，让我一个土埋了半截的老头子去对付，我怎么对付?其实想想有没有道理，当然有他的道理，他是一个不再年轻的老百姓，为了儿子为了女儿为了妻子，他不想去冒险了，这个理由对他来说，是再合理不过的了。
还有《历史的天空》中姜大牙单刀赴会一场。姜大牙在战斗中救下了一个小女孩，问清她是日军指挥官的女儿之后，姜大牙把她送给了她的父母。日本军官非常感动，送来请柬，请姜大牙去喝酒以致谢意。但姜大牙的下级和上级都不干，说这肯定是日本人设的一个圈套，肯定有去无回。但是姜大牙没有听他们的劝告，而是只身前去了。果然，没有事先想象中的诡计奸诈，没有黑暗中的危机四伏，两个男人就像平常友人答谢恩人的常景一样，他们喝着酒，聊着天，甚至还开着玩笑，完全没有战场上的刺刀见红，完全没有你死我活博杀和争执。日本军官客客气气，很具武士的风度，姜大牙也大大方方。也没因为我救了你的女儿就指责你，对你进行反战教育。你看，两个敌对双方的军人，在大是大非上是敌人，在具体的人性情感上又是友人，跟过去的作品里的解释完全大相径庭，表现出编剧者们超越了战争中敌我仇杀的狭隘，用豁达和人性的眼光关注战争的风度和大气。
当然，为所有人物找到存在的合理性，并不意味着新时期军旅战争题材电视剧编导者们模糊了是非曲直的界线，恰恰相反，他们正是想通过这种相对公正的打量，从更深刻的层面上，对人类道德进行更为本质的剖析，以达到更加清晰地明辨是非的目的。他们一改过去只站在一个民族的立场上反思战争的叙事态度，站在全人类的高度上，去寻找人性中的真善美，假恶丑，然后用人类的道德底线作为宏观控制，用情节的处理，人物的结局来歌颂之或鞭笞之。
老刀把子不管如何表述自己配合日本人的理由，但他整个过程的所作所为，肯定已经背叛了他的国家；日本军官不管如何温温尔雅，但一旦表达完对姜大牙具体行为的感谢，仍然会对姜大牙所属的民族进行无情的杀戮：跟李云龙称兄道弟的国军楚云飞。虽然在共御外侮中多有合作，但也会在抗战期间和结束前夕，磨刀霍霍，随时准备跟八路军兄弟进行一次殊死的较量……
所以，拣去类型化的符号。还原个体存在的合理和人性的真实，并不是没有了是非曲直判别的标准；把判断的权力交给观众，并不意味着编导者没有了宏观驾驭中的态度，这种更为真实更为合理的人物诠释和故事叙述，是编导者对战争重新观照的结果，最重要的目的，是在宏观的道德框范下，通过对微观和局部重新诠释，完成当代艺术家对战争，对人类更加深刻的思考和反思。
钱穆先生曾经说过，“中国的国民性，大体是向后看的，因此历史的发达远胜过了文学。依照中国人的观念，奔向未来者是欲，恋念过去者是情，中国人的观念是重情不重欲。”意思是说，中国人的审美观念中有着浓厚的怀旧心理，他们往往是在事情过去之后，再回过头来慢慢回味那段或痛或涩的历史。对于远去几十年的抗日战争，我们的民族无疑思考过很多，但是，打造平民英雄，用乐观自信的心态看待历史，并找到历史事件中到每个人每件事存在的合理性，站在人类文化的角度，用一种宏观的道德标准去衡量，去认知战争，则是当代观众和艺术创造者共同的进步，这说明我们的民族和我们的艺术，正在拨开历史的迷雾和狭隘的民族视角，去探寻那些现象背后的东西，人的、文化的、艺术的……这不管怎么说，都是民族觉醒和进步的标志。而军旅战争题材的电视剧能符合这一时代和历史的潮流，对战争进行如此深刻的反思，这实在应该算是艺术对战争诠释的重要突破。如果我们能从这种变化中看到这些进步，并在以后的电视剧创作中不断总结，不断进步，军旅战争题材的电视剧肯定会有更加灿烂的明天和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