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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乐夫、严斐德、纪瑞德、傅拉都、戎格曼、甘扬道、富华德……在贵州省贵阳城外的国际援华医疗队纪念碑副碑上，镌刻着48位外国医生的中外文名字，诉说着抗日战场上一个“白求恩”群体的故事。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几十位外国医生从世界各地奔赴中国，加入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他们见证、参与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像白求恩一样，他们中的一些人把生命永远留在了这片为之奋斗的土地上。
2016年6月，习近平主席在对波兰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在波兰《共和国报》发表的题为《推动中波友谊航船全速前进》的署名文章中，提到了傅拉都、戎格曼等波兰友人不远万里来华，为中国抗日战争提供医疗支援的故事。
他们的名字，他们的贡献，中国人民永远铭记。
“西班牙医生”称谓的来历
“我姓白，白求恩的白。”几十年后，在德国小城迪尔哈根，当年的“西班牙医生”之一、罗尔夫·贝克尔的回忆从自己的中文名字“白乐夫”开始。
说起来，这两位“白医生”是国际纵队的战友。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来自世界各国的4万多名志愿者组成国际纵队，与西班牙人民一起反抗法西斯势力。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和德国医生白乐夫皆在其中。
1939年4月，西班牙内战以左翼共和政府的失败告终。然而，反法西斯的战斗并未结束。得知国际医药援华委员会准备组织医生去中国支援抗战，白乐夫毫不犹豫地参加了。
1939年5月20日，白乐夫与奥地利医生严斐德、捷克医生纪瑞德登上从英国利物浦出发前往中国的货轮。3个月后，还是在这个港口，保加利亚医生甘扬道、奥地利医生富华德等4位医生也踏上了去中国的行程。其后，还有傅拉都、戎格曼、肯德……
在船上，甘扬道等4位医生留下了一张照片。黑白照片上，每个人的脸庞都绽开笑容，他们相信即将踏上一条正义的道路，希望在这有战争困难的时刻，以医生能做的方式援助中国人民。
“前后共有21位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外国医生来到中国支援抗战。”多年来一直在追寻这些医生足迹的旅美科学家夫妇邹宁远、倪慧如告诉记者，这些医生大都是共产党员，来自德国、波兰、保加利亚、奥地利、罗马尼亚等国。来中国时，他们中年龄最小的27岁，最大的已经64岁。
在香港中转时，他们被媒体称为“西班牙医生”。“其实他们中没有西班牙人。只是因为他们大都参加过西班牙内战，所以被称为‘西班牙医生’。”邹宁远说。
一些人把生命
永远留在了这里
出贵阳往东南2.5公里，即是图云关。这里是贵阳的南大门。抗战期间，贵阳作为后方和战时重要的交通枢纽，大量国际援华物资和人员经这里转运。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就设在图云关的山谷里。一条公路从两山中穿过，公路两边的山坡上，有一排排草房。这便是红十字会所在地——战时中国最大的医学中心、战场医疗救护队伍的大本营，也是外国援华医生们的目的地。
图云关条件艰苦，外国医生们与中国医护人员一起，住茅草屋、睡竹板床、吃糙米饭。他们在迅速适应中国生活的同时，也想尽办法履行战地医生的职责。他们提出在前线设立流动医疗队，要尽一切可能靠近战场。因为“离战场越近，越能救治更多伤员”。
经过争取，医生们到前线去的要求被批准了。在贵阳时，每位外国医生都给自己起了个中国名字。带着新名字、助手和大批医疗器械，他们被分成不同小组，奔赴前线。这也是中国红十字会第一次直接在前线地区执行任务。
前线工作环境极端艰苦，病房、手术室十分简陋，药品和医疗器械供应也成问题。一把小刀、几把钳子，往往就是一台手术的全部器械。尽管如此，援华医生们努力救治伤员、扑灭疫病、培训军医：罗马尼亚医生柯让道（又名柯烈然）用石灰和硫磺调制成经济涂剂，先后治愈了大量疥疮患者;奥地利医生严斐德就地取材建立“竹子医院”，用竹子搭起简易手术室和手术台;德国化验员孟威廉在缺乏自来水和器皿的情况下，自制实验器材，取得化验工作重大进展;奥地利医生富华德在军营里推广注射疫苗，举办卫生讲习班，就如何进行包扎、如何急救，对前线人员进行培训……
“日军不能顺利地占领湖南常德，在失望之后，就发动毒菌战，加诸常德。”奥地利医生肯德在激愤中写下《鼠疫横行在常德》，建议迅速行动，一方面杀鼠，另一方面为市民注射疫苗。整个1942年，肯德与中国同事都在与鼠疫搏斗。直到当年年底，常德鼠疫终被扑灭。前线发电报为肯德请功，称其“惠我伤患，昼夜辛劳”。
同年3月，广西暴发鼠疫。英国女医生高田宜报名去前线作战，却因为行前注射疫苗引起并发症去世。同事们把她葬在图云关红十字会的小墓地里，墓碑上刻有她的中英文名字，还种下了一棵松树。
罗马尼亚护士柯芝兰因感染伤寒，牺牲在云南建水前线;奥地利医生王道因积劳成疾，在抗战胜利前夕牺牲在重庆……像白求恩一样，一些外国医生把生命永远留在了这片为之奋斗的土地上。
把医疗器材和药品
作为“特殊党费”
来中国前，这些医生本计划直奔中国西北，参加八路军领导的抗日战争。
1939年抵达贵阳后，白乐夫和严斐德曾去重庆找周恩来，希望能去西北参加抗战。当时，所有的进步人士，尤其是青年，都把目光投向延安。在国共合作抗日的背景下，周恩来对两位医生说，只要是在中国，在哪里都是一样帮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当年年底，白求恩因手术感染而牺牲，捷克医生纪瑞德接到紧急任命去接替白求恩的工作。“他在白雪覆蓋的太行山上走了60多公里，两次穿越黄河，但最终仍因遇到阻挠未能抵达解放区。”邹宁远说。
虽然一时无法前往西北，这些共产党员却始终关心解放区的情况。波兰医生傅拉都是来华外国医生的负责人之一，他中文讲得好，经常与八路军贵阳交通站联系，把他们募集到的医疗器材和药品作为“特殊党费”送给八路军。
抗战胜利后，一些外国医生陆续回国，白乐夫、严斐德、柯让道等人则受聘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留在中国继续当医生。
“他们是真正的
白求恩式的医生”
2015年，在国际援华医疗队纪念碑下，举行了一场盛大的纪念活动。德国医生孟乐克的儿子罗伯特一一念出纪念碑上父辈们的名字，由衷感慨：“看到中国人民将他们的名字刻在纪念碑上，作为后辈，我们非常自豪。我们感谢中国人民，感谢他们未曾遗忘父辈们的作为。”
罗伯特开始收集父辈们在中国参与抗战的故事。2018年，《1937—1945，国际医疗队在中国》一书英文版出版。“父辈的作为，即使在当下来看，也有现实意义。当年世界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和德国法西斯，展现出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当下，我们仍应促进国际合作，以克服可能遇到的种种挑战。”罗伯特说。
106岁的抗战老兵宋鸿基，当年曾亲身参与图云关救护工作。在他的记忆中，这些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救死扶伤、支援中国人民正义事业的外国医生，“是真正的白求恩式的医生”。
国际友人爱泼斯坦是最了解这批外国医生的见证人之一。他与医生们的友谊始于1939年，其后经年不断。他能说出每个医生当年的相貌、特征，也了解每个人离开中国后的情况和归宿。他为他们写下文字：“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和人民的友谊不是抽象的，而是强有力的振奋力量。”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几十位外国医生从世界各地奔赴中国，加入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他们见证、参与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像白求恩一样，他们中的一些人把生命永远留在了这片为之奋斗的土地上。
2016年6月，习近平主席在对波兰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在波兰《共和国报》发表的题为《推动中波友谊航船全速前进》的署名文章中，提到了傅拉都、戎格曼等波兰友人不远万里来华，为中国抗日战争提供医疗支援的故事。
他们的名字，他们的贡献，中国人民永远铭记。
“西班牙医生”称谓的来历
“我姓白，白求恩的白。”几十年后，在德国小城迪尔哈根，当年的“西班牙医生”之一、罗尔夫·贝克尔的回忆从自己的中文名字“白乐夫”开始。
说起来，这两位“白医生”是国际纵队的战友。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来自世界各国的4万多名志愿者组成国际纵队，与西班牙人民一起反抗法西斯势力。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和德国医生白乐夫皆在其中。
1939年4月，西班牙内战以左翼共和政府的失败告终。然而，反法西斯的战斗并未结束。得知国际医药援华委员会准备组织医生去中国支援抗战，白乐夫毫不犹豫地参加了。
1939年5月20日，白乐夫与奥地利医生严斐德、捷克医生纪瑞德登上从英国利物浦出发前往中国的货轮。3个月后，还是在这个港口，保加利亚医生甘扬道、奥地利医生富华德等4位医生也踏上了去中国的行程。其后，还有傅拉都、戎格曼、肯德……
在船上，甘扬道等4位医生留下了一张照片。黑白照片上，每个人的脸庞都绽开笑容，他们相信即将踏上一条正义的道路，希望在这有战争困难的时刻，以医生能做的方式援助中国人民。
“前后共有21位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外国医生来到中国支援抗战。”多年来一直在追寻这些医生足迹的旅美科学家夫妇邹宁远、倪慧如告诉记者，这些医生大都是共产党员，来自德国、波兰、保加利亚、奥地利、罗马尼亚等国。来中国时，他们中年龄最小的27岁，最大的已经64岁。
在香港中转时，他们被媒体称为“西班牙医生”。“其实他们中没有西班牙人。只是因为他们大都参加过西班牙内战，所以被称为‘西班牙医生’。”邹宁远说。
一些人把生命
永远留在了这里
出贵阳往东南2.5公里，即是图云关。这里是贵阳的南大门。抗战期间，贵阳作为后方和战时重要的交通枢纽，大量国际援华物资和人员经这里转运。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就设在图云关的山谷里。一条公路从两山中穿过，公路两边的山坡上，有一排排草房。这便是红十字会所在地——战时中国最大的医学中心、战场医疗救护队伍的大本营，也是外国援华医生们的目的地。
图云关条件艰苦，外国医生们与中国医护人员一起，住茅草屋、睡竹板床、吃糙米饭。他们在迅速适应中国生活的同时，也想尽办法履行战地医生的职责。他们提出在前线设立流动医疗队，要尽一切可能靠近战场。因为“离战场越近，越能救治更多伤员”。
经过争取，医生们到前线去的要求被批准了。在贵阳时，每位外国医生都给自己起了个中国名字。带着新名字、助手和大批医疗器械，他们被分成不同小组，奔赴前线。这也是中国红十字会第一次直接在前线地区执行任务。
前线工作环境极端艰苦，病房、手术室十分简陋，药品和医疗器械供应也成问题。一把小刀、几把钳子，往往就是一台手术的全部器械。尽管如此，援华医生们努力救治伤员、扑灭疫病、培训军医：罗马尼亚医生柯让道（又名柯烈然）用石灰和硫磺调制成经济涂剂，先后治愈了大量疥疮患者;奥地利医生严斐德就地取材建立“竹子医院”，用竹子搭起简易手术室和手术台;德国化验员孟威廉在缺乏自来水和器皿的情况下，自制实验器材，取得化验工作重大进展;奥地利医生富华德在军营里推广注射疫苗，举办卫生讲习班，就如何进行包扎、如何急救，对前线人员进行培训……
“日军不能顺利地占领湖南常德，在失望之后，就发动毒菌战，加诸常德。”奥地利医生肯德在激愤中写下《鼠疫横行在常德》，建议迅速行动，一方面杀鼠，另一方面为市民注射疫苗。整个1942年，肯德与中国同事都在与鼠疫搏斗。直到当年年底，常德鼠疫终被扑灭。前线发电报为肯德请功，称其“惠我伤患，昼夜辛劳”。
同年3月，广西暴发鼠疫。英国女医生高田宜报名去前线作战，却因为行前注射疫苗引起并发症去世。同事们把她葬在图云关红十字会的小墓地里，墓碑上刻有她的中英文名字，还种下了一棵松树。
罗马尼亚护士柯芝兰因感染伤寒，牺牲在云南建水前线;奥地利医生王道因积劳成疾，在抗战胜利前夕牺牲在重庆……像白求恩一样，一些外国医生把生命永远留在了这片为之奋斗的土地上。
把医疗器材和药品
作为“特殊党费”
来中国前，这些医生本计划直奔中国西北，参加八路军领导的抗日战争。
1939年抵达贵阳后，白乐夫和严斐德曾去重庆找周恩来，希望能去西北参加抗战。当时，所有的进步人士，尤其是青年，都把目光投向延安。在国共合作抗日的背景下，周恩来对两位医生说，只要是在中国，在哪里都是一样帮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当年年底，白求恩因手术感染而牺牲，捷克医生纪瑞德接到紧急任命去接替白求恩的工作。“他在白雪覆蓋的太行山上走了60多公里，两次穿越黄河，但最终仍因遇到阻挠未能抵达解放区。”邹宁远说。
虽然一时无法前往西北，这些共产党员却始终关心解放区的情况。波兰医生傅拉都是来华外国医生的负责人之一，他中文讲得好，经常与八路军贵阳交通站联系，把他们募集到的医疗器材和药品作为“特殊党费”送给八路军。
抗战胜利后，一些外国医生陆续回国，白乐夫、严斐德、柯让道等人则受聘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留在中国继续当医生。
“他们是真正的
白求恩式的医生”
2015年，在国际援华医疗队纪念碑下，举行了一场盛大的纪念活动。德国医生孟乐克的儿子罗伯特一一念出纪念碑上父辈们的名字，由衷感慨：“看到中国人民将他们的名字刻在纪念碑上，作为后辈，我们非常自豪。我们感谢中国人民，感谢他们未曾遗忘父辈们的作为。”
罗伯特开始收集父辈们在中国参与抗战的故事。2018年，《1937—1945，国际医疗队在中国》一书英文版出版。“父辈的作为，即使在当下来看，也有现实意义。当年世界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和德国法西斯，展现出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当下，我们仍应促进国际合作，以克服可能遇到的种种挑战。”罗伯特说。
106岁的抗战老兵宋鸿基，当年曾亲身参与图云关救护工作。在他的记忆中，这些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救死扶伤、支援中国人民正义事业的外国医生，“是真正的白求恩式的医生”。
国际友人爱泼斯坦是最了解这批外国医生的见证人之一。他与医生们的友谊始于1939年，其后经年不断。他能说出每个医生当年的相貌、特征，也了解每个人离开中国后的情况和归宿。他为他们写下文字：“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和人民的友谊不是抽象的，而是强有力的振奋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