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支边青年入疆五十周年，已经回上海安度晚年的那部分知青一提此事，热泪盈眶，语言哽咽。虽然每年都有支边青年结伴重访第二故乡，与老职工及老乡“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但毕竟半个世纪的生命长度，足以环绕一个时代，在回望人生的苍茫时刻，有人不免会想：在和平环境中，个人意愿如果与国家意志相吻合，难道不是更好的选项和结局吗？
　　我二哥是在1965年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支边青年钻的是地窝子，吃的是玉米窝窝头，喝的是盐碱水，戈壁滩上的狂风刮得石头满地滚。如此艰苦的条件，从大城市里去的青年人手持坎土曼摇晃了一会，最终站直了，没趴下。
　　我还得知，60年代初，农垦部部长王震与上海市委负责人一番仔细商量后，数年时间中有10万上海支边青年进疆参加屯垦戍边，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就安排在359旅转身后的农一师。从宏大叙事层面上说，他们充实了保疆、稳疆、富疆的力量，在全面提升兵团队伍整体素质的同时，支边青年还带去了城市的文明，包括衣着打扮、家具式样、饮食风味和生活习惯等，直到今天还能在阿克苏、伊犁、石河子等地感觉这方面的深远影响。
　　这次出于国家战略考虑的大移民，当然是非常正确而且及时的。此举背后的国际环境在今天也让我们读出更多的思索空间，1959年3月印度尼赫鲁总理向我国政府提出12.5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要求，遭我国政府坚拒，此后印度不断在边境上挑起事端，形成流血事件。1962年，苏联驻伊宁领事馆策划、组织了伊宁、塔城、博乐地区的“5·29”事件，导致6万多边民赶着牛羊逃往苏联。后来在二哥来信中我也第一次知道了“东突”这个组织以及他们的行动纲领、政治幻觉。
　　改革开放后，我国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无论支边青年还是后来的上山下乡知青，都感到莫大欣慰，在可以顾及的时间与空间里重新设计人生也并非虚妄。当然，回城知青在经历了又一番颠簸后，如今廉颇老矣，在生活上面临的重重艰难，各级政府想必是清楚的。
　　听说有一位支边青年在重访阿克苏后，萌生了叶落边疆的心愿，她认为上海固然车水马龙，灯红酒绿，但与己并无干系。在新疆，有自己的生命年轮，有纯朴的战友和老乡，那里的一山一水比自己额头的皱纹都熟悉，何况还有清新的空气与水源。在自己曾经洒下汗水的农田上，长绒棉几乎年年丰收。祝她晚年幸福，今天的外部条件支持她的这个选择。
　　上周我还听到一则消息：宁夏中宁县第三中学退休教师冯志远先生于5月29日去世。1958年他告别新婚不久的妻子，放弃在上海执业的机会而从家乡东北远赴宁夏回族自治区偏远小县城支教。从80年代起，他体力状况每况愈下，但即使双目失明后他依然坚守在讲台上。他的事迹确实散发着一种圣洁的光芒，为社会提供了巨大的正能量。但我也在想，当地政府为何不早点将他从岗位上接下来，并给予这位支教42年的老人及时的关怀与照顾呢？为何在今天物质、文化条件大为改善的国情中，支边支教的故事还像《圣经》里的圣徒圣迹那般义薄云天并让人伤感呢？其实我也知道，有许多青年人在冯志远们的感召下，热烈地投身于支边支教的事业，比如就在眼前的6月6日，乌鲁木齐举办了一场不同凡响的集体婚礼，来自全国各地的新人其实都是支边志愿者，三五年后，他们中的许多人可能会留下来，故而这场婚礼有点“扎根”的意思。自2003年24个省市选派四千多名志愿者在新疆建设兵团服务，至今已有1100人留在天山脚下了。
　　这则消息，究竟有多少人知道呢？
　　个人愿意与国家意志的完美结合，不仅需要趋于完美的机遇和机制，更需要强大的经济基础和有效通行的道德磁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