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做过语文课代表吗？”
　　“嗯。”我说谎了，我希望她信任我。
　　她看了看我：“那以后好好干。”然后笑着拍拍我的肩膀。
　　“好。”我也笑了起来，却飞快地逃过她的视线，去看窗沿的盆栽。
　　那时阳光正好，绿油油的多肉植物伸展枝芽，胖乎乎、圆滚滚的身子仿佛在快乐地舞动。
　　我笑出了声。
　　“怎么了？”
　　“没，没什么。”
　　我退出办公室，小心翼翼地拉上门，在走廊里，跳着，扭着，快活得就像那盆正在恣意生长的多肉。
　　第二天，早晨。
　　我将课桌拉到胸前，撸起袖子，吸气，埋头，“刷刷刷”快速地核对交作业的人数。瞟一眼作业本，就在纸上打一个红勾。
　　核对完毕，我深吸一口气，走到讲台上，涨红着脸轻轻地问：“有，有谁没交语文作业？”
　　没有反应。我咽了口唾沫，舔舔嘴唇，用平生最大的声音喊道：“谁没交……”喊得喉咙疼。
　　“这儿呢，别吼了。喏，给你。”
　　“哦。”我灰溜溜地下台。
　　坐回自己的位子后，我想了想，又走到那人跟前，很认真地对他说：“下次早点交。”
　　我想我还挺喜欢这个职务的。
　　初中的时候，同学之间，老师学生之间彼此都很熟悉，选课代表，任课老师一般都喜欢嘴巴甜做事勤快的。而我做事情一板一眼，在老师跟前，就是个闷葫芦，他们不找我，我也不会主动与他们亲近。妈妈常叨叨我，缺心眼，迟早要吃亏的。
　　但进入高中就不一样了，高中的一切都是陌生的。对我而言，高中就像是一个新朋友，我不认识他，他不了解我。我可以在他对我下定义之前，做出改变。
　　我也想让老师记住我。
　　我很清楚地记得自己给冷老师的第一张小纸条上写的是什么：
　　5班9月1日語文作业收交情况：
　　应交54份
　　实交54份
　　收交情况：优秀
　　每天往返于班级和语文教研组办公室，看窗外的参天大树挺拔依旧，孔圣人的雕像屹立不倒，耳旁是青春的絮语，鼻间呼吸的空气是那么清新。我有时会想，这样的生活太过平淡，像是一辈子；有时又会想，高中于我才是一个新开始，一切尚早……
　　撞上语文老师办公室那扇木门，我捂着脑袋，才发觉自己又开始胡思乱想了。
　　推开门，冷老师必然会转过旋转椅，笑面相迎：“嗨。”
　　她喜欢穿宽松的花裙子，常常将长发编成粗粗的麻花辫，心情好时涂个红嘴唇，心情再好点，会往我裤兜里塞满枣子和糖果。我走在走廊里，摸着鼓出来的裤子口袋，这就是语文课代表的特权，太腐败了吧？心里却忍不住暗自欢喜。
　　其实，冷老师年龄不小了，但还是像个小姑娘，爱俏爱笑。我看见她时，总是忍不住微笑，但绝对不是因为枣子和糖果。
　　我有强迫症，冷老师也有。我们俩一拍即合。
　　冷老师布置作业强调多少个点，我就在黑板上写几个“注”。最大的成就感，就是看到半个黑板上密密麻麻、条理清晰的语文作业。其他学科的课代表常跟我抱怨，语文侵占领地。我两手一摊，表示无奈：“你知道的，冷老师嘛。”
　　当然也有挑战课代表权威的时候，比如某同学指着“务必两小时内完成”这几个明明白白的粉笔字，跷着腿问我，要是超时没完成怎么办。正在重申语文作业细节的我，一下子被钉在讲台上。想起冷老师的日常反应，我假装模仿她生气的样子，淡淡道：“那你完了，别学语文了。”
　　他们都说我面无表情地说那句话的时候，太吓人了。实际上，我表面有多镇定，心里就有多紧张。
　　后来转了班，不再是冷老师的语文课代表了，我又恢复到初中时沉默寡言的状态。不用一日两次办公室游，不用费力地在讲台上应付各种奇怪的问题，背得滚瓜烂熟的54个学号也没用了，老师桌上堆积的小纸条，一半是我的字体，现在应该早已喂垃圾桶了。有些轻松，有些落寞。从来没有一件事，认真了这么久，连身体都有了记忆，有时会不自觉走在前往冷老师办公室的路上。窗外，风景依旧静好。
　　记得冷老师曾问过我：“如果你是鲁侍萍，会选择周朴园吗？”我看着窗台那盆在老师细心照料下长得越发肥嘟嘟的多肉，有些发怔。听她叫我，连忙应声：“不知道。”
　　她摇摇头：“你呀，就是太懦。女孩子也还是要硬气一点才好。”
　　现在想来，我不敢注视老师的眼睛，说话也不讨巧，总是木讷，又有点冷漠，多少有懦的成分在。如果我是鲁侍萍，我不会选择周朴园。在世俗的白眼下，我也做不到她那么勇敢。
　　但，如果我是鲁侍萍，我要做点什么，改变自己的境遇？
　　做一棵多肉植物，没有树高，没有花香，每天向着阳光多长一点点。我愿意接受这样的自己。人生的路很长，重要的是我在路上，不断向前。
　　当然，这路上不能缺少，给多肉浇水的老师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