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古陶瓷研究会以弘扬传统文化、研究古代陶瓷为己任，会员中有不少大学老师，长期钻研，乐此不疲。南京理工大学教授王同德便位列其中。王先生年近八句，精神矍铄，是一个古陶瓷研究的痴迷者。说来也奇，他的爱好古陶瓷缘由十分简单，就是因为家有一只曾祖父传下来的古瓷瓶。
　　这是一只窑变釉的梅瓶，五十年前王教授结婚时，祖父特意从箱柜中取出，作为贺喜之物赠送的东西。当时只是交代：曾祖在清朝为官，这只古瓶是他传下的，好好保存。几十年来，王教授一直也没当一回事。直到十几年前，教授夫人汤女士偶然发现，瓶中所插银柳，下边竟发出许多根来，这才引起他们的兴趣。当时，只知这是一只古瓶，但对古瓶的烧造时代、有何价值，一无所知。于是便想弄清其来龙去脉。
　　为此，他们花了许多时间。请教有见识的亲朋好友，拜会文博界的专家学者，走访古陶瓷收藏家。然而，他们给出的答案五花八门。比如，有人说“民国的”，有人说“光绪的”，有人说“嘉道的”，有人说“不是雍正就是乾隆的”，甚至还有人说“景德镇新仿的”。总之，使人不得要领。千奇百怪地胡猜乱说，使他们的情绪时高时低，备受折磨。
　　王教授感到，要搞清庐山真面目，还得自己去爬山。他买了许多有关古陶瓷的参考资料，在书山上攀登，从理论上武装；为了结识更多的古陶瓷专家，他申请加入江苏省古陶瓷研究会，同会员们一起考察古窑址，参观博物馆藏品，增加对古陶瓷的感性认识。
　　夫妻二人还小心翼翼地携着古瓶北上首都，南下广州，东到上海，西去四川，多方求教。还专门到北京和台北故宫博物院馆请教馆员，寻找同类器物。然而，竟没有见到一件相似釉色的梅瓶。这期间，也有人出价想买走这只瓷瓶，他们不为所动。不搞清它的价值，绝不罢休。
　　历经数十年孜孜不倦的研究，苍天不负有心人，终于搞清了这是一只清雍正时期，唐英任督陶官时烧造的“天蓝仿钧”的稀珍之物。王教授如释重负。为伊消得人憔悴，值!
　　这只梅瓶，我有幸近距离接触，多次上手，仔细观摩欣赏。因为王教授也曾托付我帮助研究，我便作了个乐于助人的有心者。为此，查阅了许多资料。从历史的、工艺的、考古的、流传的，乃至国内外拍卖记录，多方面进行探求。随着深入的研究，认识到这确实是一只难得一见的尤物。从宏观上看，瓶高35.4厘米，唇口、口径8厘米，闪着宝石般的光泽，显得雍容大气；通体钴蓝窑变釉，上腹部三块铜红窑变釉斑呈点状分布，犹如蓝天上三片红云漂浮，灿若朝霞，光彩夺目。再从微观细查，在蓝色背景上出现了很多蓝白交织绚丽多彩的细细流丝，宛若兔毫，而且成立体状态。红釉、蓝釉过度处分布着点点紫斑。可见当时未烧时，曾多层施不同釉料；入窑以后，窑位、窑温、气氛又恰到好处。这是一只典型的景德镇烧制的天蓝仿钧瓷器，虽为窑工烧制，却是巧夺天工。
　　从传世品看，景德镇仿钧釉瓷器，最早见诸明宣德朝，明代仅有宣德时仿烧过，而且仿品数量很少。真正对宋代钧窑潜心研究并精心仿制，而且取得卓越成就的是清代雍正派唐英督造景德镇御窑厂时。
　　内务府员外郎唐英，于雍正6年8月奉命督陶景德镇御窑厂。本来唐英对烧造陶瓷是个外行，但他颇能虚心向内行工匠请教。他在《陶人心语》卷6中说：“予于雍正6年奉差督陶江右。陶固细事，但为有生所未经见。而物料、火候、与五行丹汞同其功，兼之摹古酌今，侈弁崇庳之式，茫然不晓，日唯诺于工匠之意旨。”经过虚心求教，刻苦钻研，“更历五寒暑，器不苦窳，人不惮劳”，终于成为烧窑的内行。他说：“杜门谢交游，聚精会神，苦心竭力，与工匠同其食息者三年，抵9年辛亥，于物料、火候、生克变化之理，虽不敢谓全知，颇有得于抽添变通之道。向之唯诺于工匠之意旨者，今可出其意旨，以唯诺夫工匠矣。”唐英不仅成了烧窑内行，而且成了有所发明创造的杰出制瓷专家。特别是仿烧宋代的官、哥、汝、定、钧，无不惟妙惟肖。其中仿钧釉瓷器更为突出。为了烧好仿钧瓷，唐英于雍正7年3月，专门派遣制瓷高手吴尧圃等人到河南钧州考察钧瓷烧制技术和钧釉配制方法。
　　吴尧圃回到景德镇后，唐英集中优秀的窑工一起反复试烧，达一年之久，终获成功。掌握了从偶然巧合的窑变钧釉，到有规律可循的仿钧技术。并且其成就已超过宋代钧窑。据唐英撰写的《陶成纪事》载，当时御窑厂仿钧瓷一部分是朝廷发样仿宋代钧瓷，烧成了玫瑰紫、海棠红、茄皮紫、梅粉青、骡肝马肺诸色；另一部分是创烧出的仿钧新品种：有新紫、米色、天蓝、窑变数种。为此，唐英曾得到皇帝的赞赏。
　　笔者之所以鉴定王教授祖传的这只梅瓶为雍正时烧造的天蓝仿钧瓷，理由如此：
　　首先，这只梅瓶具有“天蓝仿钧”瓷的一切特征。耿宝昌先生在《明清瓷器鉴定》中说：“仿钧釉始于明代宣德，雍正7年复烧。其中一种以天蓝釉色为基调而作出像钧窑一样带红斑的釉色，谓之‘天蓝仿钧’。其釉蓝色，或深或浅，均色调纯正，釉面晶润坚洁，无开片。所加施的铜红斑，有的红蓝相混自然垂流晕散如丝絮；还有的似彩虹或晚霞飘散在蔚蓝色天空。”在器型上，雍正时出现唇口梅瓶。耿宝昌特别指出，仿钧瓷雍正时期器口部内里釉面，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即均为润洁的月白色或杂有浅蓝的细丝纹，“釉面较之宋钧器平整，条纹细，釉面光亮。”(《明清瓷器鉴定》p255－256)
　　其次，“天蓝仿钧”只有雍正朝的唐英创烧成功。史料记载，“天蓝仿钧”为唐英任御窑厂督窑官时的创新之作。钧窑很难烧成，唐窑能够仿钧，已属不易；从仿古到创新，更为不易。古陶瓷专家童书业指出：“纯乎人工故意制成的窑变，大概要到‘唐窑’时才能完全达到目的。”的确如此。(上海古籍出版社《童书业说瓷》p120)
　　再次，“天蓝仿钧”在雍正之后再无烧造记载。查《清史·唐英传》，唐英景德镇督陶至雍正13年。乾隆元年，唐英调任淮安关。“奉御旨停止窑工，管理淮安关务。”乾隆2年，命唐英以淮安关务为主，兼领陶务。乾隆3年，唐英调管宿迁关务，兼管陶务。乾隆4年，唐英调管江州钞关，兼理陶政。正因为唐英只能遥遥兼顾，无暇现场指挥，御窑厂另有他人督造，烧瓷质量，有所下降。故时常因不能按时保质保量达到朝廷要求而多次受到责问，甚至罚补。乾隆时期虽然仍烧出窑变釉瓷器，但多为铜红窑变釉。“清档”中并无“天蓝仿钧”钴蓝窑变釉瓷器生产的记载。实在因为钴蓝窑变釉瓷器烧成工艺要求太高。查耿宝昌《明清瓷器鉴定·清代各朝瓷器品种与器型对照表》第231项“天蓝仿钧釉”一栏中，仅有雍正一朝烧造过此品种，其他朝代盖无记录。
　　最后，关于底款。王教授祖传“天蓝仿钧”梅瓶，底部为沙底无款。正因为无款，钴蓝釉窑变比较稀少，博物馆又无实物比照，故致使一些陶瓷专家不敢蓦然断定这只梅瓶烧造的时代，也情有可原。其实古陶瓷专家李辉柄先生在他主编的《中国陶瓷鉴赏图典》中早已指出，雍正唐英仿钧瓷，“有的署款，有的则不署款”。款在外底阴刻，有六字款“大清雍正年制”和四字款“雍正年制”两种。“天蓝仿钧”梅瓶，属创新品种，烧前不知能否烧成，不署款，也在情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