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49年10月29日，上海市公安局接到中央公安部电报：“台湾保密局特务头子毛人凤将派遣军统特务杀手刘全德潜沪，阴谋暗害我军政首长，希即注意提防。”
　　次日，公安部又电：“刘将于十月底从舟山动身，与刘同来我区活动者尚有其他匪特多人，希即注意侦捕。”
　　与此同时，杭州市公安局函告：“刘已受保密局之命潜回活动。”
　　上海市公安局下属“情报委员会”安插在舟山（尚未解放）的特情亦报告：“刘全德受命暗杀陈毅市长，已搞好两只船，装了白糖，即日启程潜沪，与刘同行的还有一名军统特务。”
　　数日之内，从多条渠道发来的秘密情报集中指向同一个人：刘全德。
　　刘全德是谁？
　　对于长期在隐蔽战线工作的人员来说，此人并不陌生。
　　刘全德其实是喝共产党的奶长大的。此人原籍江西吉水，生于1915年（又说1913年）。吉水是中国最早的红色苏区之一，被毛泽东盛赞为“飞将军”的红军著名将领黄公略，第三次反围剿时就战死在“赣水那边红一角”的吉水，因此吉水一度被苏维埃政权易名为公略县。当年吉水“闹红”，村村寨寨都在扩红征兵，16岁的刘全德随大流也参加了红军，没过多久还入了党。不管怎么说，凭这份履历怎么说都应当算是响当当的红小鬼。参加红军后，刘全德在红一军团当过班长、排长、连长，从事过部队保卫工作。有传闻说，他给当时红一军团保卫局长罗瑞卿当过警卫员。还有人说，陈毅在红四军当政治部主任时，他是其麾下十一师某团的传令兵。不管怎么说，刘全德从根上熟悉共产党肯定没得说，和陈毅、罗瑞卿至少见过面也没得说。
　　因为机灵过人，尤其枪打得准，1933年刘全德被选派到中央特科工作，成为红色特工。非常不幸，1935年革命陷入低潮，他在武汉不慎被捕，架不住国民党的威逼利诱，很快倒戈叛变，投靠蓝衣社（军统前身）。抗战期间，他跟随军统头目陈恭澍、毛森，先后当上行动组长、大队长，在上海、杭州等地，多次执行暗杀和爆炸银行、铁路之类的行动，屡屡得手。1939年汪伪特工总部在上海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76号成立，军统旋即与之展开以暗杀为手段的血腥厮拼。刘全德奉命锄奸，目标是76号电讯总台少将台长余玠。此人原为军统东南局电讯督察，真名李开峰，附逆后对军统的秘密电讯构成很大威胁，最终被刘全德成功剪除。民国三十年，为阻止汪逆发行推广伪中储券，刘全德奉命对伪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外滩15号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原址）实施爆炸威慑。数日之后，随着一记滚雷似的炸响，中央银行大堂一片狼藉，虽未造成多大实际伤害，刘全德的大名却从上海传到了重庆，受到军统局本部的通令嘉奖和赏赐。据传戴笠还随口说了一句，“好嘛，刘全德以后可以叫刘全能啦”。然而好运不长，此后不久刘全德即在上海被76号抓获。所幸昔日长官陈恭澍此时已先于他被捕附逆，由其出面担保劝降，刘全德很快也随陈投降，成为陈恭澍的副官兼汪伪特工学校教官，暗中仍随陈与军统保持联系。
　　抗战胜利后，陈恭澍虽以汉奸罪短暂入狱，但很快便被释放，出任国民党河北绥靖总队上校总队长，驻守北平，与解放军进行所谓政治作战。1949年逃往台湾，一度担任国防部情报局第二处少将处长。刘全德则留在上海，担任京沪杭警备司令部中校警卫组长。上海解放之初，1949年6月刘全德被我解放军第20军保卫部门抓获，但由于掌握情况不足，未能识破他的真相，关押一周后即予释放。之后刘全德随保密局秘密交通华庆发逃往舟山，继而转去台湾。
　　刘全德的到来，使臺湾保密局极为振奋，许多久困未解的难题，似乎一下子有了打开的希望。毛人凤办公室主任、书记长潘其武迅速约见，迫不及待地要求其再返上海，执行暗杀陈毅市长的任务。这对一个刚从战场归来，还没来得及喘口气的人似乎不够仁义，但保密局已顾不上任何虚情假意，非常时期，必须特事特办。刘全德也是急于邀功。他很明白，台湾岛很小，要想在其中立足，站稳脚跟，必须拿出慑服人心的本事来，天上不会掉馅饼。对潘其武的急切要求他毫无怨言，积极响应，随即制订出暗杀计划。毛人凤闻讯后亦拨冗安排，亲自出面召见，当场批准其行动计划，并委以保密局直属上海行动组上校组长头衔，要什么样的助手随他挑，限6个月完成任务，着即发给银元2780元（折合黄金超过30两），任务完成返台后再重奖黄金大条100根，共计1000两。
　　刘全德的潜入，给上海方面造成的压力也不小。主管反间谍工作的市公安局扬帆局长深感责任重大，第一时间就将敌情向陈毅、潘汉年作了报告，听取指示后，随即召开全局科长以上干部会议，进行紧急动员。要求按市委指示，一手抓侦捕，限期破案；一手抓防范，确保首长安全。扬帆再三强调，“随侦随破”见面就抓，先发制敌，务必在敌人下手前将其抓获，绝不手软。同时宣布成立破案指挥部，指定社会处三室主任王征明、侦查科长王大超为正副总指挥。
　　一张天网迅即张开。凡是刘全德有可能进入的口岸和抵沪后有可能落脚的地点，均日夜监控；情报部门加紧与特情人员联络，密切关注保密局的所有动态；行政部门做好后勤保障和服务工作……

2

　　首先是沿海口岸。
　　当时舟山群岛还为蒋军所盘踞，但与上海有交通往来，时有机帆船、渔船行驶于各沿海岛屿与上海之间。其中，货运机帆船一般走吴淞口入境，相对好把守，渔船则自由得多，漫长的海岸线上许多地方可供停泊，要想全部控制，很难。
　　根据来自舟山的情报，刘全德伪装成糖商，雇用两只满载白糖的船，因此判断，很有可能走吴淞口。指挥部特别选派了老练的侦查员过去，在边防和驻军之上，再加一道锁。
　　10月30日，果然有两只船，从敌占的大洋山岛，装满白糖过来。但侦查员会同边防部队，把两只船兜底查了，都不见刘全德，只发现了一个家在上海的军统老特工叫安平贵，当时也没动他，以免打草惊蛇。直到第二天，才在他家，将此人密捕。 　　安平贵到案后拒不交代，这使侦查员陷入很大困顿。刘全德哪儿去了？是情报弄错了，还是他从别的地方偷偷登陆了？如果安平贵是为他打前站，安的被捕，很可能影响他再走吴淞口，但绝不可能迫使他打退堂鼓。保密局如此郑重其事的托付，怎么可能允许他半途而废！

　　如果就这样一直跟着，肯定会让刘全德起疑，但要扭送，陆仲达又唯恐自己一个人对付不了训练有素的刘全德。犹豫再三，拐上长乐路的时候，陆仲达决定从长计议，先放弃，以免打草惊蛇，便借口要去访问另外一个朋友，与刘分手。
　　文元坊出入人员较多，陆仲达与负责监视姜冠球家的外线事前没有通气，联系不上，双方没有呼应，已经入网的“鱼儿”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他溜走了。

4

　　刘全德生就一张长脸，两道浓眉形若卧蚕，眼角下挂，略呈三角，初看颇有几分帅色，但神态阴鸷、滞重，给人以压抑之感。这也许是从事他这种职业的人必然的神情流露吧，以致将全部面貌都糟践了。而他最具有识别感的，则是一头卷发，天生的，自然卷，不是特别明显，但细看一目了然。
　　陆仲达巧遇刘全德一事，在指挥部引起很大反响。群情振奋，信心倍增，认为“撒网”撒对了，至少证实了两条，一是刘全德的确进来了，就在市区；二是他果然还在依托过去的老关系进行活动，跳不出这个圈圈。他这个圈圈内的老关系基本上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抓他是早晚的事。
　　但这次巧遇的确也暴露出了侦破中的短板。严格说来就是一次失误。不是陆仲达的问题，而是指挥部的问题。首先，指挥缺乏通盘考虑。侦查和特情两条线，各归各管，侦查人员归侦查科管，不掌握特情的行踪；特情归情报科管，不清楚侦查员的去向，彼此形不成合力。其次是双方衔接不力，有明显漏洞，关键时刻你呼我不应，毫无默契，以致与目标错失交臂。
　　扬帆局长首先担起了责任，对这次失误进行了认真的反省和总结。这是老一代革命家特别能战斗的关键所在。出了问题不是首先埋怨下级，而是勇于担当，找出短板所在，努力克服之。扬帆请侦查行动科长王大超立即找陸仲达、高激云两位特情谈话，不是责怪，而是鼓励，肯定他们主动出击有成效，然后听取他俩的意见，商定下一步行动。

　　“没事、事的，你放心心心吧……”
　　站在人影稀疏的山西路上，高激云四顾茫然。他只知道对史家内衣店这个点有人监视，但不知道如何才能找到他们。按规定，这时候他应该马上打电话报告指挥部，请求支援。但是1949年深秋的上海通信远不够发达，仓促间根本找不到电话。时间拖久了他很担心刘全德又会溜走。
　　急中生智，高激云找到附近的交通民警和巡逻的解放军，向他们说明情况，要求协助抓捕特务。1949年的上海这种事情并不罕见，城市刚刚回归，社会秩序相当混乱，临时有老百姓要求军警抓坏蛋实属平常。
　　交警请示领导同意后，和解放军巡逻队一起，随高激云来到史家楼下。高激云担心万一刘全德已经离开，贸然上楼万一扑空会惊动敌人。他留了个心眼，请民警和解放军暂时止步，他先上楼再探究竟。
　　刘全德还在，并且已经脱衣上床。今晚他也喝得不少，这会儿后劲袭来困思懵懂，懒得再挪窝。
　　“咦，你怎么又来了？”史云峰诧异。
　　高激云解释说他喝醉了，骑不了自行车，想暂存史家。
　　史不知有诈，摆着手连说没关系。
　　高激云急急下楼，示意人还在，可以动手。民警和解放军迅即冲上二楼，“哐当”一声砸开房门，指着房里的两人大喝：“不许动，举起手来！”
　　面对黑洞洞的枪口，刘全德吃惊不小，肚皮里的那点酒精顿时全变成冷汗冒了出来，双手下意识地举起头顶……

5

　　审讯连夜进行。
　　刘全德自忖暗杀尚未实质性展开，没有切实证据败露，估计我方拿他没辙，装傻充愣，竭力回避他此行的真实目的。局面一时打不开。
　　当晚，知情不报的史云峰、姜冠球也被逮捕。
　　由于案情尚未全部搞清，原先对刘全德在沪主要关系点的监控仍然继续，守候等待的任务不变。
　　11月13日清晨，即刘全德被抓后的第四天，蹲守姜冠球家的偵查员抓获一名前来联络的特务。此人名邱铭。审讯结果显示，邱铭属于台湾保密局派来的另一路人马，目标同样针对陈毅市长，但不限于此，包括陈赓、曾山、邓颖超、潘汉年、李士英、扬帆等党政领导，统统被列入刺杀范围。
　　邱铭是保密局的行动老手，逃往台湾后，被保密局技术总队任命为上海直属行动组组长，带领另外两名特工，先于刘全德于1949年8月底，由台湾经舟山，乘船进入上海。刘全德潜入上海后，曾在姜冠球家与之接头，两人是老熟人，保密局要求双方在必要时配合行动，共同完成党国所赋予的大任。
　　但事实上，邱铭进入上海后迟迟不敢动作，连续两个多月过去了，保密局始终等不到他的任何进展，毛人凤鞭长莫及，急得抓耳挠腮。不得已，才加派刘全德跟进，一则以督促，二则也希望这个“全能特工”为他挣回点面子。
　　对邱铭的审讯异常顺利。既然刘全德都被抓了，他以为自己再隐瞒也是枉然，不如争取主动。
　　利用邱铭的这一心理，审讯进展顺利。
　　再利用这一成果，刘全德的嘴巴也终于被撬开。
　　接受毛人凤的派遣任务后，10月初，刘全德等3人自台北飞定海，再乘船到大洋山，定于10月下旬来沪。为防止同时潜入被一网打尽，刘命安平贵先乘船从吴淞口进入，再命欧阳钦购买白糖，化妆糖商来沪，他自己则由女匪黄八妹派船，从金山卫附近登陆，然后经闵行，于11月2日潜入上海。不料到沪仅7天，一件事都还没来得及做，甚至连自己行动小组成员的面都没见到，就已束手被擒、满盘皆输。
　　根据刘全德的口供，市公安局乘胜追击，再破毛森系“东南人民反共救国上海行动总队”案，抓获总队长江知平及以下10人。这是我方尚不掌握的一条重大敌情。这个潜伏组织的任务是发展力量，搜集情报，最终在上海近郊建立一支拥有1500人的游击武装。刘全德在舟山时即与之取得联系，约定到沪后，由刘提供经费，由这支潜伏武装提供游击掩护，声东击西，以配合刘完成暗杀任务。
　　1950年7月25日，上海市公安局根据罗瑞卿部长、潘汉年副市长的批示，将刘全德押送北京公安部；同年10月2日，刘全德被北京市军管会军法处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其同案犯安平贵、邱铭、江知平等，则在上海被处决。其余人等也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
　　（插图/陆小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