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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庸，字汉卿，奉天省海城人（今辽宁省海城市），自幼与张学良相交，引为知己莫逆，被时人并称为“东北两公子”。出身军人世家的冯庸，特殊的家庭背景使他早年志在军旅，是东北空军的缔造者之一。
然而，目睹北洋军阀连年征战，冯庸心生倦意，毅然淡出军界，变卖家产，出资兴建了中国第一座私立综合型大学，实行公益教育，以期实践自己工业救国的理想。侵华战争爆发后，冯庸不计个人安危，率领冯庸大学的学子奔走呼号，更组织义勇军亲临前线阻击敌寇，在抗战烽火中践行自己矢志报国的拳拳赤子之心。
冯庸与張学良同庚，均生于1901年，属于通家世交。二人的父亲分别是东北奉系集团的领军人物冯德麟、张作霖，前者执掌28师，后者统率27师，合作一度亲密无间。因为这层关系，冯庸与张学良自幼便在一起追逐玩耍，两家还联合聘请了在东北颇具盛名的晚清进士李维桢作为府上西席，授业解惑。这位博学的名儒将东北未来的希望寄托在冯庸、张学良身上，“为示救国志”，给二人取了共同的表字——汉卿。
今天提起冯庸，大家耳熟能详的事迹便是他散尽家产、毁家办学的壮举。实际上，早年的冯庸也曾投身军旅。他毕业于北京陆军第二讲武堂，曾任奉军少尉参谋。第一次直奉战争中，直系空军让张作霖吃尽苦头，于是他派遣冯庸赴欧洲考察学习，着手筹建东北空军。
自此以后，冯庸便与航空结下不解之缘，历任航空处上校参赞、东北空军中校参谋处长、东北空军少将司令等职，一手缔造了东北空军。彼时的报刊对他如下评论：“冯德麟都统之公子冯庸，本名英，以谦虚故易今名。人以其短小精悍，素有大志，咸慕之为小拿破仑。”（《北洋画报》第8卷1929年9月24日）
不过，“小拿破仑”的称谓对于冯庸而言，似不准确。诚然，如果从“短小精悍，素有大志”的角度解读，的确实至名归。但是，拿破仑没落的家庭环境与冯庸的煊赫家世背景截然不同。冯庸的父亲冯德麟是北洋初年东北军政两界赫赫有名的人物，统辖陆军第28师驻守北镇，与驻守奉天的27师（张作霖部）平分秋色，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实际上，从资历上看，后者远逊于前者。
早在中日甲午战争之际，冯德麟就已在辽河流域组织团练，率领乡勇保卫乡里；1900年，他充任招抚局辽河两岸十六局总巡长。到了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冯德麟将队伍改编为“东亚义勇军”，协助日本对沙俄作战，后被清政府收抚整训。1906年，冯德麟被清政府任命为巡防营左路统领，而张作霖则被任命为巡防营前路统领。尽管从职位上已难分高下，但鉴于冯氏的资历，张作霖始终对他敬重有加。1916年，两人默契配合，携手驱逐了袁世凯委任的段芝贵，实现了“奉人治奉”。
除了父亲的助力外，冯庸的岳父也是北洋时期政坛之上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迪威将军、京师步军统领江朝宗，也就是民间常说的“九门提督”。江朝宗作为袁世凯信任的红人之一，曾参与“洪宪复辟”的闹剧。他在1917年的“府院之争”中，利用黎元洪与段祺瑞之间的矛盾，趁机当上了代理国务总理。由于参与张勋主导的“丁巳复辟”，支持溥仪再次登基，最终失败下野。
尽管江氏后来闲居于东华门外的南湾子胡同，但影响力尚在。同样是参与了“丁巳复辟”，冯德麟则身陷囹圄。彼时的江朝宗出面力保冯氏，不仅助其出狱，更为他谋得了北京大总统府侍从武官之职，寄居江宅。
1918年，时年17岁的冯庸奉父命迎娶了江朝宗之女江锦涛为妻，成为“九门提督”的乘龙快婿。纵览北洋时期的历史画卷，冯庸的家世背景及其父亲、岳父带给他的政治资源，是拿破仑不曾拥有的。
上世纪20年代前后的中国，外有巴黎和会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出卖给日本，内有皖系、直系、奉系各路军阀争夺地盘。蒿目时艰，冯庸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产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使冯庸清楚地认识到国家唯有实现富强与独立，才能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另一方面，他亲历1922年和1924年的两次直奉战争，深感军阀为了一己之私，致使战火连年，生灵涂炭。在《冯庸校长在教育主义纪念日的演讲词》中，他沉痛地写道：“到了民国十一年（1922）战争的时候，我受了一个很大的打击，就是有许多生死相依奋发向上的青年同学，都因为战争而牺牲了，他们的壮志不但没有做到半点，而且早早就把性命丧掉，实在可惜之至。”
当时，有志之士都希望这种军阀之间置百姓生死于不顾的无义战可以早日平息。岂料1925年10月，狼烟再起：张作霖与直系后起之秀孙传芳之间爆发“第三次直奉战争（浙奉战争）”，结局是奉系的“南下苏皖”战略彻底失败。11月，对内战深恶痛绝的奉军名将郭松龄在滦州“通电反奉”，率领7万精锐直逼奉天，却因日本关东军掣肘，最终兵败巨流河畔。
在郭松龄反奉的过程中，作为东北航空司令官的冯庸仅仅是率领空军向阵地上播撒传单，始终没有执行“轰炸郭部”的命令。他最终甚至挂印封金，出走大连，引起张作霖的强烈不满。
军阀混战，尤其是东北军内部兵戎相见，对冯庸的触动非常大，他彻底对军旅心生厌倦，“即有专心教育的志向”。引导冯庸弃武兴学的关键人物是其父冯德麟与乡贤阎宝航。自1917年参与“丁巳复辟”落败后，冯德麟痛定思痛，淡出军界，在奉天各地开办了许多工商企业，致力实业。在父亲的嘉许与支持下，1924年，冯庸在奉天小东门外创办了大冶工科学校，取得了良好的办学效果，为日后组建大学积累了宝贵经验。
另一位对冯庸思想予以触动的人，是革命家、社会活动家阎宝航。阎宝航是海城人，与冯庸是同乡，比冯庸年长6岁。阎宝航在奉天城的大南关、大北关、大西关和小东关等地陆续兴建了“贫儿学校”，专收无力就学之贫苦儿童，授以生活必需之知识技能，免收学费，还发放学习用品。此举对冯庸触动很大。 经过数年的筹备，冯庸决定个人出资兴办新式大学。由于大冶工科学校是依附于工厂建立的，不具备进一步扩建的条件，经过多次走访、考察，冯庸最终将新校址选定在奉天西郊汪家河子村附近（今沈阳市铁西区滑翔小区），距离城垣较远，有利于学生心无旁骛地静心读书。1927年春，他投资310万银元（另有150万和400万两种说法），创建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近代大学——冯庸大学（以下简称“冯大”）。
冯庸创办的这座私立、公益综合型大学，其命运与中国近代史息息相关。1927年8月8日，冯大在奉天正式成立；同年10月1日正式启用校印，并举办了盛大的落成典礼。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冯庸被日军扣押，校园被抢占。次年10月1日，在张学良的帮助下，冯大在位于北平西直门内的崇元观5号、原陆军大学校舍復校授课（今北京市西城区教育研修学院），直至1933年解散，历时6年。
作为校长兼训练总监，冯庸曾公开表明自己的办学初心：“我并不是富于教育经验的。因为社会的混乱，欲以挽狂澜于既倒，所以破产兴学。以改造社会，造成新中国的青年。”（中国学生社编《全国大学图鉴》，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3年版）冯庸的教育理念主要涵盖以下四个方面。其一，“工业救国”，使国家逐步摆脱积贫积弱的落后面貌。其二，“孝悌忠义”，要求学生们恪守“八德八正”“五戒五尚”。其三，“教育机会均等”，学校为每位学生提供平等的教育环境。其四，军事治校，重视对学生进行体育锻炼和军事素质的培养。
冯大设有工学、法学、教育学三大学院，下辖机械、土木、法律、文学、教育等九系，先后延聘了数十位国内外知名学者来校任教，其中包括大量“海归”学者。如美国哈佛大学电机工程学硕士刘锡瑛、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物理学硕士张维正、法国巴黎大学数学硕士朱兆雪，以及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的郭甄泰等，师资力量雄厚。
学校实行公益办学政策，每年的运营经费约为13.3万元，均由冯庸设立的教学基金出资。凡进入冯大学习的学生，大学部包吃包住，费用全免；中学部则享受半免待遇。
20世纪30年代初，东北局势动荡导致经济环境日趋恶化，学校财政也入不敷出，“周转维艰”。无奈之下，冯庸只好将办学政策调整为带有普遍性的奖学金制度，按学生智、德、体考核分数确定免费标准：95分以上全免、90分以上半免、85分以上免1/3。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校舍和游泳池外，出身空军的冯庸还在校园北面铺设了小型飞机跑道，上面泊着数架颇为先进的飞机。此举不仅为广大师生提供了研究、揣摩机械原理的机会，也让冯大藉此跻身国内47所重点大学之列，名噪一时。
随着日本加紧对我国东北进行政治、经济压迫，冯庸清楚地认识到，在民族危机面前，军事卫国与工业救国同等重要，务必要让青年学生“了解国际间之情势，邻邦之军备，国境之情形，国防之重要，国军之概况。促成学校军事化、军事科学化，共达救国卫家之目的”。（《冯庸教育主义》，《冯庸大学校刊》1930年第2期）有鉴于此，冯庸更加重视培养学生的军事能力，将其与道德修养和科研水平等量齐观。
这一教育理念的转变，既是冯庸忧患思维和拳拳报国之心的体现，也是上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东北历史的真实反映。为了在危难时刻组织义勇军，随时投入到保家卫国的战斗中，冯庸要求学生们务必“以精神的锻炼与体格的养成为宗旨”，力争每一位由冯大所培育出来的中国青年不仅具备新思想，更拥有强健的体魄和过硬的军事素养。
冯庸在日常的教学实践和军事操演中，将日本驻军作为假想之敌。为防患于未然，学校的飞机、大炮和机枪所对准的目标均为日本军营。冯大的学生每天至少有一堂军训课，保证每天学习结束后有两个小时的运动锻炼时间。春秋两季，学校还会组织野外军训，锻炼体能，培养军事素质。
虽然冯大的学生日以继夜地操练军事，枕戈待旦，但面对日军的铁蹄，仍无力回天。“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部派出大队士兵冲入冯大校园内肆意劫掠，不仅将飞机、书籍、教学仪器等悉数拉走，连办公室及门窗器具也被捣毁。
与此同时，校长冯庸被日方拘捕扣押，日方逼迫他代替张学良，主持东北大局。在民族大义面前，冯庸誓死不屈。在冈部平泰等10多名日本友人的保释下，冯庸得以避居大连，但仍受到监视。为了脱离日军掌控，冯庸假借“出洋考察”之名，乘飞机至东京，又转火车至神户，再搭乘轮船抵达上海吴淞，最终辗转回到北平，与冯大的学生汇合。他们一边筹备复课，一边为抗战奔走呼号。
1931年10月，冯庸担任总指挥，与阎宝航、高崇民等民主人士共同组建了“东北民众救国请愿团”，赴上海、南京进行请愿活动，提出“抗日收复东北失地”等8项主张，揭露日军的野蛮暴行，表达了东北各界救亡图存的决心。所到之处，群情激昂，反响热烈。
从军多年的冯庸深知，日本人的野心绝不会止步于山海关。为了抗击敌寇、保家卫国，1931年11月1日，冯庸在北平南苑机场誓师成立了“冯庸大学抗日义勇军”（以下简称“冯大义勇军”）。这支队伍由百余名冯大健儿组成，共有男生两队，女生一队，校长冯庸亲自挂帅，“全体武装，进行军事训练”（《冯大成立义勇军？男两队女一队》，《盛京时报》1931年11月1日）。仅仅数月后，淞沪抗战的枪声打响。由126人组成的冯大义勇军，身穿黄色校服奔赴前线，在浏河防线修筑防御工事，与十九路军、华侨大刀义勇军等部队一起抗击日寇。
1933年初，日军逼近热河。作为东北四省中唯一尚未被侵占的省份，热河的得失乃千百万同胞所系。为了保卫这块最后的黑土地，张学良调动北方各支部队和义勇军，统编为7个军团，任命冯庸为第7军团总指挥。冯大师生再次扛起黄底蓝星的校旗，在冯庸的带领下义无反顾地投入战斗，奉命守卫省会承德的东北门户凌源县（今辽宁省朝阳市凌源县）以及朝阳等地。由于敌强我弱，热河最终沦陷。是役，冯大义勇军英勇抗敌，损失惨重：共产党员、教师黄绍谷阵亡，两名学生被俘，另有一名女生被俘后脱险。
热河抗战失败后，局势更加艰难。1933年秋，对前途绝望至极的冯庸无奈宣布解散冯庸大学。冯大的大部分师生并入东北大学，中学部学生划归天坛中学。
后来隐居杭州的冯庸，唯一心存安慰的事，就是他与龙文彬的爱情终于修成正果。冯庸的第二任妻子龙文彬（初名龙竞）是辽阳人，毕业于奉天同泽女中。1932年，冯大设体育系，招收新生，龙文彬前往报考，成功入选。在校期间，冯庸深深地被龙文彬所吸引。
淞沪抗战之际，龙文彬仅仅是一名本科一年级的新生，却毅然决然地投笔从戎，与孙凤云等女同学共同组建了“女子抗日义勇中队”。这些投身抗日洪流的巾帼英雄，被时人誉为“抗战花木兰”。尤其是担任“女子抗日义勇中队”队长的龙文彬，格外惹人关注，还登上了1932年3月上海出版发行的《中华画报》。画面中的她英姿飒爽，持枪瞄准，随时准备射杀来犯的日寇。刊物发行后，龙文彬和冯大“女子抗日义勇中队”名声大噪，极大地鼓舞了淞沪战场的士气。这段共赴国难的岁月，使冯庸与龙文彬之间感情迅速升温，最终谱写了一曲颇具浪漫主义色彩的佳话。1933年9月，冯庸结束了与江锦涛之间的政治婚姻，与龙文彬在杭州喜结连理，一对抗战伉俪终成眷属。
回首30年多来的家国功业，无论是毁家办学的艰辛岁月，还是金戈铁马的抗战烽火，冯庸始终不惜财帛、不畏艰险，义无反顾地践行着自己的教育理念与救国抱负，实在让人钦佩。
（作者系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然而，目睹北洋军阀连年征战，冯庸心生倦意，毅然淡出军界，变卖家产，出资兴建了中国第一座私立综合型大学，实行公益教育，以期实践自己工业救国的理想。侵华战争爆发后，冯庸不计个人安危，率领冯庸大学的学子奔走呼号，更组织义勇军亲临前线阻击敌寇，在抗战烽火中践行自己矢志报国的拳拳赤子之心。
“小拿破仑”
冯庸与張学良同庚，均生于1901年，属于通家世交。二人的父亲分别是东北奉系集团的领军人物冯德麟、张作霖，前者执掌28师，后者统率27师，合作一度亲密无间。因为这层关系，冯庸与张学良自幼便在一起追逐玩耍，两家还联合聘请了在东北颇具盛名的晚清进士李维桢作为府上西席，授业解惑。这位博学的名儒将东北未来的希望寄托在冯庸、张学良身上，“为示救国志”，给二人取了共同的表字——汉卿。
今天提起冯庸，大家耳熟能详的事迹便是他散尽家产、毁家办学的壮举。实际上，早年的冯庸也曾投身军旅。他毕业于北京陆军第二讲武堂，曾任奉军少尉参谋。第一次直奉战争中，直系空军让张作霖吃尽苦头，于是他派遣冯庸赴欧洲考察学习，着手筹建东北空军。
自此以后，冯庸便与航空结下不解之缘，历任航空处上校参赞、东北空军中校参谋处长、东北空军少将司令等职，一手缔造了东北空军。彼时的报刊对他如下评论：“冯德麟都统之公子冯庸，本名英，以谦虚故易今名。人以其短小精悍，素有大志，咸慕之为小拿破仑。”（《北洋画报》第8卷1929年9月24日）
不过，“小拿破仑”的称谓对于冯庸而言，似不准确。诚然，如果从“短小精悍，素有大志”的角度解读，的确实至名归。但是，拿破仑没落的家庭环境与冯庸的煊赫家世背景截然不同。冯庸的父亲冯德麟是北洋初年东北军政两界赫赫有名的人物，统辖陆军第28师驻守北镇，与驻守奉天的27师（张作霖部）平分秋色，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实际上，从资历上看，后者远逊于前者。
早在中日甲午战争之际，冯德麟就已在辽河流域组织团练，率领乡勇保卫乡里；1900年，他充任招抚局辽河两岸十六局总巡长。到了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冯德麟将队伍改编为“东亚义勇军”，协助日本对沙俄作战，后被清政府收抚整训。1906年，冯德麟被清政府任命为巡防营左路统领，而张作霖则被任命为巡防营前路统领。尽管从职位上已难分高下，但鉴于冯氏的资历，张作霖始终对他敬重有加。1916年，两人默契配合，携手驱逐了袁世凯委任的段芝贵，实现了“奉人治奉”。
除了父亲的助力外，冯庸的岳父也是北洋时期政坛之上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迪威将军、京师步军统领江朝宗，也就是民间常说的“九门提督”。江朝宗作为袁世凯信任的红人之一，曾参与“洪宪复辟”的闹剧。他在1917年的“府院之争”中，利用黎元洪与段祺瑞之间的矛盾，趁机当上了代理国务总理。由于参与张勋主导的“丁巳复辟”，支持溥仪再次登基，最终失败下野。
尽管江氏后来闲居于东华门外的南湾子胡同，但影响力尚在。同样是参与了“丁巳复辟”，冯德麟则身陷囹圄。彼时的江朝宗出面力保冯氏，不仅助其出狱，更为他谋得了北京大总统府侍从武官之职，寄居江宅。
1918年，时年17岁的冯庸奉父命迎娶了江朝宗之女江锦涛为妻，成为“九门提督”的乘龙快婿。纵览北洋时期的历史画卷，冯庸的家世背景及其父亲、岳父带给他的政治资源，是拿破仑不曾拥有的。
从空军司令到大学校长
上世纪20年代前后的中国，外有巴黎和会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出卖给日本，内有皖系、直系、奉系各路军阀争夺地盘。蒿目时艰，冯庸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产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使冯庸清楚地认识到国家唯有实现富强与独立，才能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另一方面，他亲历1922年和1924年的两次直奉战争，深感军阀为了一己之私，致使战火连年，生灵涂炭。在《冯庸校长在教育主义纪念日的演讲词》中，他沉痛地写道：“到了民国十一年（1922）战争的时候，我受了一个很大的打击，就是有许多生死相依奋发向上的青年同学，都因为战争而牺牲了，他们的壮志不但没有做到半点，而且早早就把性命丧掉，实在可惜之至。”
当时，有志之士都希望这种军阀之间置百姓生死于不顾的无义战可以早日平息。岂料1925年10月，狼烟再起：张作霖与直系后起之秀孙传芳之间爆发“第三次直奉战争（浙奉战争）”，结局是奉系的“南下苏皖”战略彻底失败。11月，对内战深恶痛绝的奉军名将郭松龄在滦州“通电反奉”，率领7万精锐直逼奉天，却因日本关东军掣肘，最终兵败巨流河畔。
在郭松龄反奉的过程中，作为东北航空司令官的冯庸仅仅是率领空军向阵地上播撒传单，始终没有执行“轰炸郭部”的命令。他最终甚至挂印封金，出走大连，引起张作霖的强烈不满。
军阀混战，尤其是东北军内部兵戎相见，对冯庸的触动非常大，他彻底对军旅心生厌倦，“即有专心教育的志向”。引导冯庸弃武兴学的关键人物是其父冯德麟与乡贤阎宝航。自1917年参与“丁巳复辟”落败后，冯德麟痛定思痛，淡出军界，在奉天各地开办了许多工商企业，致力实业。在父亲的嘉许与支持下，1924年，冯庸在奉天小东门外创办了大冶工科学校，取得了良好的办学效果，为日后组建大学积累了宝贵经验。
另一位对冯庸思想予以触动的人，是革命家、社会活动家阎宝航。阎宝航是海城人，与冯庸是同乡，比冯庸年长6岁。阎宝航在奉天城的大南关、大北关、大西关和小东关等地陆续兴建了“贫儿学校”，专收无力就学之贫苦儿童，授以生活必需之知识技能，免收学费，还发放学习用品。此举对冯庸触动很大。 经过数年的筹备，冯庸决定个人出资兴办新式大学。由于大冶工科学校是依附于工厂建立的，不具备进一步扩建的条件，经过多次走访、考察，冯庸最终将新校址选定在奉天西郊汪家河子村附近（今沈阳市铁西区滑翔小区），距离城垣较远，有利于学生心无旁骛地静心读书。1927年春，他投资310万银元（另有150万和400万两种说法），创建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近代大学——冯庸大学（以下简称“冯大”）。
冯庸创办的这座私立、公益综合型大学，其命运与中国近代史息息相关。1927年8月8日，冯大在奉天正式成立；同年10月1日正式启用校印，并举办了盛大的落成典礼。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冯庸被日军扣押，校园被抢占。次年10月1日，在张学良的帮助下，冯大在位于北平西直门内的崇元观5号、原陆军大学校舍復校授课（今北京市西城区教育研修学院），直至1933年解散，历时6年。
作为校长兼训练总监，冯庸曾公开表明自己的办学初心：“我并不是富于教育经验的。因为社会的混乱，欲以挽狂澜于既倒，所以破产兴学。以改造社会，造成新中国的青年。”（中国学生社编《全国大学图鉴》，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3年版）冯庸的教育理念主要涵盖以下四个方面。其一，“工业救国”，使国家逐步摆脱积贫积弱的落后面貌。其二，“孝悌忠义”，要求学生们恪守“八德八正”“五戒五尚”。其三，“教育机会均等”，学校为每位学生提供平等的教育环境。其四，军事治校，重视对学生进行体育锻炼和军事素质的培养。
冯大设有工学、法学、教育学三大学院，下辖机械、土木、法律、文学、教育等九系，先后延聘了数十位国内外知名学者来校任教，其中包括大量“海归”学者。如美国哈佛大学电机工程学硕士刘锡瑛、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物理学硕士张维正、法国巴黎大学数学硕士朱兆雪，以及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的郭甄泰等，师资力量雄厚。
学校实行公益办学政策，每年的运营经费约为13.3万元，均由冯庸设立的教学基金出资。凡进入冯大学习的学生，大学部包吃包住，费用全免；中学部则享受半免待遇。
20世纪30年代初，东北局势动荡导致经济环境日趋恶化，学校财政也入不敷出，“周转维艰”。无奈之下，冯庸只好将办学政策调整为带有普遍性的奖学金制度，按学生智、德、体考核分数确定免费标准：95分以上全免、90分以上半免、85分以上免1/3。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校舍和游泳池外，出身空军的冯庸还在校园北面铺设了小型飞机跑道，上面泊着数架颇为先进的飞机。此举不仅为广大师生提供了研究、揣摩机械原理的机会，也让冯大藉此跻身国内47所重点大学之列，名噪一时。
强健体魄，枕戈待旦
随着日本加紧对我国东北进行政治、经济压迫，冯庸清楚地认识到，在民族危机面前，军事卫国与工业救国同等重要，务必要让青年学生“了解国际间之情势，邻邦之军备，国境之情形，国防之重要，国军之概况。促成学校军事化、军事科学化，共达救国卫家之目的”。（《冯庸教育主义》，《冯庸大学校刊》1930年第2期）有鉴于此，冯庸更加重视培养学生的军事能力，将其与道德修养和科研水平等量齐观。
这一教育理念的转变，既是冯庸忧患思维和拳拳报国之心的体现，也是上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东北历史的真实反映。为了在危难时刻组织义勇军，随时投入到保家卫国的战斗中，冯庸要求学生们务必“以精神的锻炼与体格的养成为宗旨”，力争每一位由冯大所培育出来的中国青年不仅具备新思想，更拥有强健的体魄和过硬的军事素养。
冯庸在日常的教学实践和军事操演中，将日本驻军作为假想之敌。为防患于未然，学校的飞机、大炮和机枪所对准的目标均为日本军营。冯大的学生每天至少有一堂军训课，保证每天学习结束后有两个小时的运动锻炼时间。春秋两季，学校还会组织野外军训，锻炼体能，培养军事素质。
虽然冯大的学生日以继夜地操练军事，枕戈待旦，但面对日军的铁蹄，仍无力回天。“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部派出大队士兵冲入冯大校园内肆意劫掠，不仅将飞机、书籍、教学仪器等悉数拉走，连办公室及门窗器具也被捣毁。
与此同时，校长冯庸被日方拘捕扣押，日方逼迫他代替张学良，主持东北大局。在民族大义面前，冯庸誓死不屈。在冈部平泰等10多名日本友人的保释下，冯庸得以避居大连，但仍受到监视。为了脱离日军掌控，冯庸假借“出洋考察”之名，乘飞机至东京，又转火车至神户，再搭乘轮船抵达上海吴淞，最终辗转回到北平，与冯大的学生汇合。他们一边筹备复课，一边为抗战奔走呼号。
1931年10月，冯庸担任总指挥，与阎宝航、高崇民等民主人士共同组建了“东北民众救国请愿团”，赴上海、南京进行请愿活动，提出“抗日收复东北失地”等8项主张，揭露日军的野蛮暴行，表达了东北各界救亡图存的决心。所到之处，群情激昂，反响热烈。
从军多年的冯庸深知，日本人的野心绝不会止步于山海关。为了抗击敌寇、保家卫国，1931年11月1日，冯庸在北平南苑机场誓师成立了“冯庸大学抗日义勇军”（以下简称“冯大义勇军”）。这支队伍由百余名冯大健儿组成，共有男生两队，女生一队，校长冯庸亲自挂帅，“全体武装，进行军事训练”（《冯大成立义勇军？男两队女一队》，《盛京时报》1931年11月1日）。仅仅数月后，淞沪抗战的枪声打响。由126人组成的冯大义勇军，身穿黄色校服奔赴前线，在浏河防线修筑防御工事，与十九路军、华侨大刀义勇军等部队一起抗击日寇。
1933年初，日军逼近热河。作为东北四省中唯一尚未被侵占的省份，热河的得失乃千百万同胞所系。为了保卫这块最后的黑土地，张学良调动北方各支部队和义勇军，统编为7个军团，任命冯庸为第7军团总指挥。冯大师生再次扛起黄底蓝星的校旗，在冯庸的带领下义无反顾地投入战斗，奉命守卫省会承德的东北门户凌源县（今辽宁省朝阳市凌源县）以及朝阳等地。由于敌强我弱，热河最终沦陷。是役，冯大义勇军英勇抗敌，损失惨重：共产党员、教师黄绍谷阵亡，两名学生被俘，另有一名女生被俘后脱险。
热河抗战失败后，局势更加艰难。1933年秋，对前途绝望至极的冯庸无奈宣布解散冯庸大学。冯大的大部分师生并入东北大学，中学部学生划归天坛中学。
后来隐居杭州的冯庸，唯一心存安慰的事，就是他与龙文彬的爱情终于修成正果。冯庸的第二任妻子龙文彬（初名龙竞）是辽阳人，毕业于奉天同泽女中。1932年，冯大设体育系，招收新生，龙文彬前往报考，成功入选。在校期间，冯庸深深地被龙文彬所吸引。
淞沪抗战之际，龙文彬仅仅是一名本科一年级的新生，却毅然决然地投笔从戎，与孙凤云等女同学共同组建了“女子抗日义勇中队”。这些投身抗日洪流的巾帼英雄，被时人誉为“抗战花木兰”。尤其是担任“女子抗日义勇中队”队长的龙文彬，格外惹人关注，还登上了1932年3月上海出版发行的《中华画报》。画面中的她英姿飒爽，持枪瞄准，随时准备射杀来犯的日寇。刊物发行后，龙文彬和冯大“女子抗日义勇中队”名声大噪，极大地鼓舞了淞沪战场的士气。这段共赴国难的岁月，使冯庸与龙文彬之间感情迅速升温，最终谱写了一曲颇具浪漫主义色彩的佳话。1933年9月，冯庸结束了与江锦涛之间的政治婚姻，与龙文彬在杭州喜结连理，一对抗战伉俪终成眷属。
回首30年多来的家国功业，无论是毁家办学的艰辛岁月，还是金戈铁马的抗战烽火，冯庸始终不惜财帛、不畏艰险，义无反顾地践行着自己的教育理念与救国抱负，实在让人钦佩。
（作者系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