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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伯顿·克拉克；案例研究；中层理论；院校研究；高等教育；创业型大学
摘要：美国高等教育研究的著名学者伯顿·克拉克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在欧美等国开展有关大学变革的案例研究。对伯顿·克拉克案例研究的考察发现：其早期的案例研究属于理论型案例研究，属于高等教育研究的范畴；而其晚年的案例研究则属于应用型案例研究，注重案例研究与中层理论建构之间的互动，具有院校研究的某些特征。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474(2010)04－0042－05
一、中层理论的提出及其含义
中层理论由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罗伯特·K·默顿提出。他提出中层理论的初衷是为了反对社会学界致力于构建宏大理论的研究现状，希望能够更好地建构中层理论，而不是构建社会学总体系。默顿对中层理论的定义是：中层理论既非日常研究中广泛涉及的微观但必要的工作假设，也不是尽一切系统化努力而发展出来的用以解释所能观察到的社会行为、社会组织和社会变迁的一致性的统一理论，而是指介于这两者之间的理论。默顿还引用培根、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等的话，说明中层理论其实远不是一个时髦的名词，它有着悠久的历史，只是在默顿那个时代，社会学家都倾向于完全专心于对包罗万象的统一理论的研究，或者从事几乎没有理论取向的描述性经验研究，在这种情况下，中层理论才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其实，默顿并不是一味否定社会学总体系的构建，而是认为当时构建社会学总体系的条件还不成熟，应该专注于中层理论建构，待到条件成熟后再将中层理论综合为社会学总体系。
由此可以看出中层理论的几个特征：中层理论介于一般的、综合的宏大理论和细节的详尽描述之间，主要强调对经验研究的指导，是建构高度抽象概括的一般理论的前提，涉及到对所观察资料的一定程度的抽象，并涉及范围有限的一些社会现象。
二、对伯顿·克拉克中层理论建构的考察
美国高等教育研究的著名学者伯顿·克拉克十分推崇案例研究，生前一直致力于案例研究，通过案例研究建构高等教育研究的中层理论，并通过多案例研究修正他的中层理论。他认为“案例研究的惊人优点在于我们能够把院校的复杂性编成报道，在报道中我们比通过间接的统计分析或围绕少数抽象的变量号称假设检验，更加可能接近现场的重大相互作用”。因为案例研究主要适用于与研究情境密不可分的研究对象，而大学变革又受到各种因素的复杂影响，所以正好与案例研究相契合；从案例研究中归纳得出的理论，主要是考察各种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意即伯顿·克拉克所提到的概念框架，这正好与中层理论相契合。从这一意义上讲，案例研究与中层理论是十分契合的。
伯顿·克拉克曾经在其《大学的持续变革——创业型大学新案例和新概念》一书中专门援引牛津大学本特·弗吕夫布耶格(Bent Flyvbjerg)教授在其2001年出版的《使社会科学显得更重要：为什么社会研究失败，它如何能再次成功》中的一段话“一门没有得到彻底执行的案例研究的学科，是一门没有系统地产生典型的学科，而一门没有典型的学科，是一门不起作用的学科。在社会科学，特别是在那些发觉自己薄弱的学科，更多的优秀案例研究有助于改善这种局面。”在伯顿·克拉克看来，案例研究方法是对大学进行深层研究的强有力的工具，由案例到概念，再通过多案例研究对概念框架进行修正和完善，这就是伯顿·克拉克所称的“案例一概念一案例的研究方法(case-concepts-casesapproach)”。伯顿·克拉克甚至认为：“一个杰出的典型可以抵得上一千种遥远的理论。”
伯顿·克拉克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在欧美等国家开展有关大学变革的案例研究。笔者专门查阅了国内翻译出版的《建立创业型大学：组织上转型的途径》一书的原文，伯顿·克拉克在该书前言中提到：“但我要特别关注那些共同的变革途径，如果存在这样的途径，那将有助于我们构建中层概念(middle range conceptualization)。因而，指导研究的概念主要来自研究，然后利用这些概念来指导未来的研究。我的推理模式首先是归纳式的，主要是通过自下而上式地分析经验材料。所以，更多的是从‘实践’到‘理论’，而不是从‘理论’到‘实践’。但我们可以通过做多案例研究来得到解释性的范畴，同时又能够关照到每个学校的独特性。这种‘有现实意义的理论建构’能够极大地帮助我们理解大学的变革”。作为在全球享有广泛声誉的高等教育研究者，伯顿·克拉克在晚年仍对案例研究如此青睐，以案例研究构建中层理论，以中层理论指导案例研究，追求案例研究与中层理论的互动，而不是致力于构建宏大的高等教育理论体系，值得国内高等教育研究者及院校研究者深思和借鉴。
在该书第七章，伯顿·克拉克明确提出研究具体高校的目的是为了构建概念框架即中层理论。“但是我们也看到有关大学的叙事可以以一个共同的概念框架塑造出来。主要通过研究观察，我们找到了五个要素，成为某种研究型大学变革的一般途径，这种途径增强了这些积极进取的大学在科学和学问领域的竞争力。这些经过抽象归纳后的途径，可以用作中层范畴(middle-range categories)的分析。这些范畴由对特定大学的研究归纳得出，突出了诸多大学的共同特征，同时又关照了大学之间的细微区别。”作者接着指出其中层理论不同于管理学的一般理论，这种经过适当抽象的中层理论与具体高校之间的关系较为密切，即能够帮助人们认识了解某类特殊高校的具体特征。他提到，“我的概念框架，也避免了20世纪80、90年代充斥管理学领域的诸如领导和使命、重建和授权、战略和利益相关等的陈词滥调。我保持着与高校这类学术组织的密切接触，力争探求作为社会特定部门的高校的具体组织特征”。从这段话中我们能够隐约感觉到伯顿·克拉克的信念是通过案例研究提取概念，建构概念框架，建构属于高等教育自身领域的中层理论，而不是一味从管理学领域借鉴现成的理论。关于这一点，下文中将结合其晚年所写的一篇文章进行考察。
三、伯顿·克拉克晚年案例研究路向的转换
我们重读伯顿·克拉克的自传后发现，他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师从默顿的学生塞兹尼克(Philip Seiznick)攻读社会学博士时，认为塞兹尼克所进行的组织社会学研究“是一个新领域，一个由默顿和他的天才学生塞兹尼克等开辟的新领域，它范围宽阔，机会无穷。只要通过富有想象力的个案研究，就能创造概念，并通过概念点出一个组织甚至一类组织的‘个性’”。他还提到，“默顿的经典论文已经指明方向，在塞兹尼克指导下我花了几年时间来磨砺我的社会学专业感觉，掌握所需的技能。”从这两段话中，我们可以鲜明地看到伯顿·克拉克十分欣赏默顿的社会学思想，也可以推 断默顿对其攻读博士阶段及以后的研究有着深刻的影响。所以，他在自传中概括说：“我的工作模式都是三步：案例研究、构造概念、写书。”他1991年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退休后做出一个决定：“到了1994年我已十分清楚，若有可能，退休后我最想做的事就是再做一个研究，一个我自己的研究。不要博士后，也没有国际同行，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到现场去，就像当年做博士论文、做社区学院研究和文理学院研究那样。”伯顿·克拉克在这里所指的“再做一个研究，一个我自己的研究”指的就是他晚年所进行的创业型大学的相关研究。
伯顿·克拉克一生著述等身，直到晚年，他仍坚持做案例研究，通过案例研究建构中层理论。与早期的研究路向不同的是，他晚年的案例研究更多地关注所建构理论的实用性或应用价值。他在《大学的持续变革：创业型大学新案例和新概念》一书中提到，“我在进行我的研究工作时清楚地认识到，我所追求的是实际的智慧，在理解(understanding)和使用(use)之间的区别，架起桥梁的实用的理性。”笔者认为伯顿·克拉克在此使用的“理解”和“使用”意即理论和应用，“实用的理性”指的就是一种中层理论，架构中层理论的目的还在于探索大学变革的途径，为大学变革与转型提供指导。下面这段话道出了其研究的最终目的：“寻找大学如何改变它们运作方式的最好办法，是从底层到上层和从内部到外部进行研究。从上层到下层的‘系统’分析不能完成这项工作。这种方法没有领会大学内部发展的有机的川流不息的状况。”伯顿·克拉克在2000年前后参加一个国际会议时也提到该会议会成为他“进一步探索的出发点，整合新旧案例研究，引申出可能提供有关启动和持续大学改革的新的顿悟的各种方式的概念框架”。从中可以看到伯顿·克拉克认为案例研究是理解大学变革的主要途径，从案例研究中建构概念框架，意即中层理论，其目的是理解大学变革，探索大学变革途径。
可见，伯顿·克拉克在晚年仍然坚守着攻读博士学位时的工作模式，即案例研究一构造概念一写书，只是他在《大学的持续变革：创业型大学新案例和新概念》一书中把他的工作模式修订为案例一概念一案例。值得注意的是，伯顿·克拉克曾经在1994年、1995年和1996年10次访问欧洲期间，“参加了三次欧洲院校研究的年会。这个院校研究会由研究者和实践者组成。”最后他写成一本书《建立创业型大学：组织上转型的途径》，从中也许可以看到他拉近研究者与实践者的距离所作的努力。并且伯顿-克拉克本人也认为他在退休后所做的有关创业型大学的研究，即通过案例研究所提取的概念框架或中层理论，发挥了其应有的价值和作用，有助于推动创业型大学的变革。我们可以从他下面这句话中感受到他自豪和欣慰的心情：“创新型大学研究很明显是我最后一个研究了。在1991年退休时我就不断地对自己重复那句圣歌：‘退休就是没有时间去拯救世界’。但有意思的是我打破了它。”伯顿·克拉克晚年有关大学转型的案例研究已经不只停留在概念体系的建构上了，而是开始注重所建构的概念体系对高校实践者的指导作用。伯顿·克拉克开始提倡一种新的案例研究路向：因为实践者拥有很多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所以研究者要拜实践者为师，向实践者学习，进行问题导向型(problem driven)的研究，帮助其解决实践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挑战。
其实，伯顿·克拉克早期的很多研究遵从的是以形成理论为导向的社会学研究传统(withintheoretically informed sociological traditions)。伯顿·克拉克晚年有关研究者与实践者之间关系的论断，主要形成于其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欧洲所做的有关大学转型的案例研究。伯顿·克拉克在其2006年发表的《关于追求有用之物的评注》(A Note Dn Pursuing Things That Work)中，虽然在文章开头批评那些过于关注实践者直接需要的研究，但他仍然倾向于实践导向的研究，甚至严厉批判那些以得出理论为目的的冗文，而这种研究正是实践者所讨厌的。他在文章中明确提到：“研究者和实践者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研究者运用某一学科或多学科视角分析问题，但所写的文章只在他们之间传阅，实践者是不关心这些文章的；而实践者之间相互交流学习，解决实践领域中所遇到的挑战或问题，对他们来说，那些学术理论是不准确的，离他们的实践是非常遥远的。”接下来他考察了美国管理学领域和中等教育领域中的有益经验。“高等教育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正如20世纪60年代的工商业界那样。但商学院通过注重案例研究分析、关注典型的公司和最好的实践案例而弥补了这一差距。”而“中等教育界也开始严肃对待实践者和研究者相脱离这一问题，开始更多地关注实践，开展应用导向型(used-dfven)或实践导向型(practice—based)的研究，开始寻求将基础研究和实践应用联系起来”。在考察了工商领域、中等教育领域和科学领域中的经验后，伯顿·克拉克提出以后要更多地集中在应用导向和实践导向的研究上，这种研究有助于增加对事物的基本理解。这也就是伯顿·克拉克在《大学的持续变革：创业型大学新案例和新概念》一书中所声明的要把“为理解而研究”(research for understanding)与“为使用而研究”(research for use)结合起来，创造一种“使用引起的基础研究”(use-inspired basic research)”]。伯顿·克拉克认为，“如果研究大学变革的话，目前有两种最迫切最有效的途径，可以缩短研究者和实践者之间的距离：首先，我们可以从实践者的实践经验中归纳出理论；然后再去借鉴工商管理和公共管理领域中发展起来的宏观框架，比如资源依赖、路径依赖和全面质量管理等。因为每个高校都是独特的，有着独特的使命和项目，并且随时间的变化，这些使命、项目等又是不断变化的，所以从这些学科领域中借鉴的现成的理论，根本无法解释大学决策的复杂性。”在提出两条途径后，伯顿·克拉克建议开展案例研究，如果要想归纳出大学变革的真知灼见，就要进行国际性的案例研究。伯顿·克拉克在这里所提到的两条途径，正好印证了上文中提到的伯顿·克拉克始终坚信要建构高等教育研究自身的中层理论，而不是一味地从管理学等相关学科照搬理论，应用到高等教育研究领域。
四、结论及建议
综上，伯顿·克拉克晚年所进行的有关大学变革的案例研究，标志着他学术思想上的重大转折。在早期的研究中，他主要通过案例研究提取概念，构建理论体系，仍属于以构建理论体系为导向的研究传统，我们可以将其早期的研究称为理论导向型的案例研究，归属于高等教育研究。他晚年的研究，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研究，更多关注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注重弥补研究者和实践者之间的鸿沟。我们可以将其晚年的研究称为应用导向型的案例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讲，伯顿·克拉克晚年所进行的创业型大学变革的相关研究，与院校研究中的案例研究有着某些相同的旨趣和路径，具有院校研究的某些特征。
晚年的伯顿·克拉克注重能够指导大学变革实践的中层理论的建构，并通过跨国性多案例研究修正和完善中层理论，以期能够更好地指导大学的变革。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案例研究与中层理论是互动的关系，通过案例研究可以建构中层理论，而案例研究的设计又需要中层理论的指导。从伯顿-克拉克的建议中，我们还可以看出，他期望高等教育研究者能够更多地关注现实，更多地向实践者学习，从实践者的实践经验中挖掘信息和材料，建构属于自己的中层理论。而从工商管理和公共管理领域中借鉴成熟的理论来指导高等教育实践，则是居于第二位的。
伯顿·克拉克以组织分析享誉高等教育研究领域，早期致力于应用组织理论或组织行为学来分析高等教育组织，建构中层理论；晚年则更多地倾向于通过应用型案例研究来建构中层理论。可以说，伯顿·克拉克的研究也开创了院校研究的新局面，为我们留下了非常有益的经验，值得每一位院校研究者深思和学习。
以上重点考察了伯顿·克拉克晚年所进行的有关创业型大学变革的案例研究，并得出了一系列结论。反观国内，2007年中国院校研究年会的召开是我国院校研究的重要转折点，会上刘献君教授提出了深入开展院校研究应以专题研究为突破口，以案例研究为专题研究的基本方法，努力将院校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但目前中国院校研究面临的一个困境是缺乏能够指导案例研究的中层理论。鉴于此，笔者就中国院校研究提出几点建议：
第一，梳理西方已有的院校研究的中层理论。因为西方的院校研究开展相对较早，发展相对成熟，已基本形成自己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对西方既有的院校研究的中层理论进行梳理和归纳，能够避免我们走弯路。
第二，扎实开展案例研究。我们可以以西方院校研究的中层理论为指导，来分析中国高校管理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并结合中国高校的特殊性，修正和完善既有的理论体系。
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刘献君教授的悉心指导，特此感谢!
摘要：美国高等教育研究的著名学者伯顿·克拉克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在欧美等国开展有关大学变革的案例研究。对伯顿·克拉克案例研究的考察发现：其早期的案例研究属于理论型案例研究，属于高等教育研究的范畴；而其晚年的案例研究则属于应用型案例研究，注重案例研究与中层理论建构之间的互动，具有院校研究的某些特征。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474(2010)04－0042－05
一、中层理论的提出及其含义
中层理论由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罗伯特·K·默顿提出。他提出中层理论的初衷是为了反对社会学界致力于构建宏大理论的研究现状，希望能够更好地建构中层理论，而不是构建社会学总体系。默顿对中层理论的定义是：中层理论既非日常研究中广泛涉及的微观但必要的工作假设，也不是尽一切系统化努力而发展出来的用以解释所能观察到的社会行为、社会组织和社会变迁的一致性的统一理论，而是指介于这两者之间的理论。默顿还引用培根、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等的话，说明中层理论其实远不是一个时髦的名词，它有着悠久的历史，只是在默顿那个时代，社会学家都倾向于完全专心于对包罗万象的统一理论的研究，或者从事几乎没有理论取向的描述性经验研究，在这种情况下，中层理论才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其实，默顿并不是一味否定社会学总体系的构建，而是认为当时构建社会学总体系的条件还不成熟，应该专注于中层理论建构，待到条件成熟后再将中层理论综合为社会学总体系。
由此可以看出中层理论的几个特征：中层理论介于一般的、综合的宏大理论和细节的详尽描述之间，主要强调对经验研究的指导，是建构高度抽象概括的一般理论的前提，涉及到对所观察资料的一定程度的抽象，并涉及范围有限的一些社会现象。
二、对伯顿·克拉克中层理论建构的考察
美国高等教育研究的著名学者伯顿·克拉克十分推崇案例研究，生前一直致力于案例研究，通过案例研究建构高等教育研究的中层理论，并通过多案例研究修正他的中层理论。他认为“案例研究的惊人优点在于我们能够把院校的复杂性编成报道，在报道中我们比通过间接的统计分析或围绕少数抽象的变量号称假设检验，更加可能接近现场的重大相互作用”。因为案例研究主要适用于与研究情境密不可分的研究对象，而大学变革又受到各种因素的复杂影响，所以正好与案例研究相契合；从案例研究中归纳得出的理论，主要是考察各种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意即伯顿·克拉克所提到的概念框架，这正好与中层理论相契合。从这一意义上讲，案例研究与中层理论是十分契合的。
伯顿·克拉克曾经在其《大学的持续变革——创业型大学新案例和新概念》一书中专门援引牛津大学本特·弗吕夫布耶格(Bent Flyvbjerg)教授在其2001年出版的《使社会科学显得更重要：为什么社会研究失败，它如何能再次成功》中的一段话“一门没有得到彻底执行的案例研究的学科，是一门没有系统地产生典型的学科，而一门没有典型的学科，是一门不起作用的学科。在社会科学，特别是在那些发觉自己薄弱的学科，更多的优秀案例研究有助于改善这种局面。”在伯顿·克拉克看来，案例研究方法是对大学进行深层研究的强有力的工具，由案例到概念，再通过多案例研究对概念框架进行修正和完善，这就是伯顿·克拉克所称的“案例一概念一案例的研究方法(case-concepts-casesapproach)”。伯顿·克拉克甚至认为：“一个杰出的典型可以抵得上一千种遥远的理论。”
伯顿·克拉克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在欧美等国家开展有关大学变革的案例研究。笔者专门查阅了国内翻译出版的《建立创业型大学：组织上转型的途径》一书的原文，伯顿·克拉克在该书前言中提到：“但我要特别关注那些共同的变革途径，如果存在这样的途径，那将有助于我们构建中层概念(middle range conceptualization)。因而，指导研究的概念主要来自研究，然后利用这些概念来指导未来的研究。我的推理模式首先是归纳式的，主要是通过自下而上式地分析经验材料。所以，更多的是从‘实践’到‘理论’，而不是从‘理论’到‘实践’。但我们可以通过做多案例研究来得到解释性的范畴，同时又能够关照到每个学校的独特性。这种‘有现实意义的理论建构’能够极大地帮助我们理解大学的变革”。作为在全球享有广泛声誉的高等教育研究者，伯顿·克拉克在晚年仍对案例研究如此青睐，以案例研究构建中层理论，以中层理论指导案例研究，追求案例研究与中层理论的互动，而不是致力于构建宏大的高等教育理论体系，值得国内高等教育研究者及院校研究者深思和借鉴。
在该书第七章，伯顿·克拉克明确提出研究具体高校的目的是为了构建概念框架即中层理论。“但是我们也看到有关大学的叙事可以以一个共同的概念框架塑造出来。主要通过研究观察，我们找到了五个要素，成为某种研究型大学变革的一般途径，这种途径增强了这些积极进取的大学在科学和学问领域的竞争力。这些经过抽象归纳后的途径，可以用作中层范畴(middle-range categories)的分析。这些范畴由对特定大学的研究归纳得出，突出了诸多大学的共同特征，同时又关照了大学之间的细微区别。”作者接着指出其中层理论不同于管理学的一般理论，这种经过适当抽象的中层理论与具体高校之间的关系较为密切，即能够帮助人们认识了解某类特殊高校的具体特征。他提到，“我的概念框架，也避免了20世纪80、90年代充斥管理学领域的诸如领导和使命、重建和授权、战略和利益相关等的陈词滥调。我保持着与高校这类学术组织的密切接触，力争探求作为社会特定部门的高校的具体组织特征”。从这段话中我们能够隐约感觉到伯顿·克拉克的信念是通过案例研究提取概念，建构概念框架，建构属于高等教育自身领域的中层理论，而不是一味从管理学领域借鉴现成的理论。关于这一点，下文中将结合其晚年所写的一篇文章进行考察。
三、伯顿·克拉克晚年案例研究路向的转换
我们重读伯顿·克拉克的自传后发现，他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师从默顿的学生塞兹尼克(Philip Seiznick)攻读社会学博士时，认为塞兹尼克所进行的组织社会学研究“是一个新领域，一个由默顿和他的天才学生塞兹尼克等开辟的新领域，它范围宽阔，机会无穷。只要通过富有想象力的个案研究，就能创造概念，并通过概念点出一个组织甚至一类组织的‘个性’”。他还提到，“默顿的经典论文已经指明方向，在塞兹尼克指导下我花了几年时间来磨砺我的社会学专业感觉，掌握所需的技能。”从这两段话中，我们可以鲜明地看到伯顿·克拉克十分欣赏默顿的社会学思想，也可以推 断默顿对其攻读博士阶段及以后的研究有着深刻的影响。所以，他在自传中概括说：“我的工作模式都是三步：案例研究、构造概念、写书。”他1991年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退休后做出一个决定：“到了1994年我已十分清楚，若有可能，退休后我最想做的事就是再做一个研究，一个我自己的研究。不要博士后，也没有国际同行，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到现场去，就像当年做博士论文、做社区学院研究和文理学院研究那样。”伯顿·克拉克在这里所指的“再做一个研究，一个我自己的研究”指的就是他晚年所进行的创业型大学的相关研究。
伯顿·克拉克一生著述等身，直到晚年，他仍坚持做案例研究，通过案例研究建构中层理论。与早期的研究路向不同的是，他晚年的案例研究更多地关注所建构理论的实用性或应用价值。他在《大学的持续变革：创业型大学新案例和新概念》一书中提到，“我在进行我的研究工作时清楚地认识到，我所追求的是实际的智慧，在理解(understanding)和使用(use)之间的区别，架起桥梁的实用的理性。”笔者认为伯顿·克拉克在此使用的“理解”和“使用”意即理论和应用，“实用的理性”指的就是一种中层理论，架构中层理论的目的还在于探索大学变革的途径，为大学变革与转型提供指导。下面这段话道出了其研究的最终目的：“寻找大学如何改变它们运作方式的最好办法，是从底层到上层和从内部到外部进行研究。从上层到下层的‘系统’分析不能完成这项工作。这种方法没有领会大学内部发展的有机的川流不息的状况。”伯顿·克拉克在2000年前后参加一个国际会议时也提到该会议会成为他“进一步探索的出发点，整合新旧案例研究，引申出可能提供有关启动和持续大学改革的新的顿悟的各种方式的概念框架”。从中可以看到伯顿·克拉克认为案例研究是理解大学变革的主要途径，从案例研究中建构概念框架，意即中层理论，其目的是理解大学变革，探索大学变革途径。
可见，伯顿·克拉克在晚年仍然坚守着攻读博士学位时的工作模式，即案例研究一构造概念一写书，只是他在《大学的持续变革：创业型大学新案例和新概念》一书中把他的工作模式修订为案例一概念一案例。值得注意的是，伯顿·克拉克曾经在1994年、1995年和1996年10次访问欧洲期间，“参加了三次欧洲院校研究的年会。这个院校研究会由研究者和实践者组成。”最后他写成一本书《建立创业型大学：组织上转型的途径》，从中也许可以看到他拉近研究者与实践者的距离所作的努力。并且伯顿-克拉克本人也认为他在退休后所做的有关创业型大学的研究，即通过案例研究所提取的概念框架或中层理论，发挥了其应有的价值和作用，有助于推动创业型大学的变革。我们可以从他下面这句话中感受到他自豪和欣慰的心情：“创新型大学研究很明显是我最后一个研究了。在1991年退休时我就不断地对自己重复那句圣歌：‘退休就是没有时间去拯救世界’。但有意思的是我打破了它。”伯顿·克拉克晚年有关大学转型的案例研究已经不只停留在概念体系的建构上了，而是开始注重所建构的概念体系对高校实践者的指导作用。伯顿·克拉克开始提倡一种新的案例研究路向：因为实践者拥有很多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所以研究者要拜实践者为师，向实践者学习，进行问题导向型(problem driven)的研究，帮助其解决实践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挑战。
其实，伯顿·克拉克早期的很多研究遵从的是以形成理论为导向的社会学研究传统(withintheoretically informed sociological traditions)。伯顿·克拉克晚年有关研究者与实践者之间关系的论断，主要形成于其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欧洲所做的有关大学转型的案例研究。伯顿·克拉克在其2006年发表的《关于追求有用之物的评注》(A Note Dn Pursuing Things That Work)中，虽然在文章开头批评那些过于关注实践者直接需要的研究，但他仍然倾向于实践导向的研究，甚至严厉批判那些以得出理论为目的的冗文，而这种研究正是实践者所讨厌的。他在文章中明确提到：“研究者和实践者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研究者运用某一学科或多学科视角分析问题，但所写的文章只在他们之间传阅，实践者是不关心这些文章的；而实践者之间相互交流学习，解决实践领域中所遇到的挑战或问题，对他们来说，那些学术理论是不准确的，离他们的实践是非常遥远的。”接下来他考察了美国管理学领域和中等教育领域中的有益经验。“高等教育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正如20世纪60年代的工商业界那样。但商学院通过注重案例研究分析、关注典型的公司和最好的实践案例而弥补了这一差距。”而“中等教育界也开始严肃对待实践者和研究者相脱离这一问题，开始更多地关注实践，开展应用导向型(used-dfven)或实践导向型(practice—based)的研究，开始寻求将基础研究和实践应用联系起来”。在考察了工商领域、中等教育领域和科学领域中的经验后，伯顿·克拉克提出以后要更多地集中在应用导向和实践导向的研究上，这种研究有助于增加对事物的基本理解。这也就是伯顿·克拉克在《大学的持续变革：创业型大学新案例和新概念》一书中所声明的要把“为理解而研究”(research for understanding)与“为使用而研究”(research for use)结合起来，创造一种“使用引起的基础研究”(use-inspired basic research)”]。伯顿·克拉克认为，“如果研究大学变革的话，目前有两种最迫切最有效的途径，可以缩短研究者和实践者之间的距离：首先，我们可以从实践者的实践经验中归纳出理论；然后再去借鉴工商管理和公共管理领域中发展起来的宏观框架，比如资源依赖、路径依赖和全面质量管理等。因为每个高校都是独特的，有着独特的使命和项目，并且随时间的变化，这些使命、项目等又是不断变化的，所以从这些学科领域中借鉴的现成的理论，根本无法解释大学决策的复杂性。”在提出两条途径后，伯顿·克拉克建议开展案例研究，如果要想归纳出大学变革的真知灼见，就要进行国际性的案例研究。伯顿·克拉克在这里所提到的两条途径，正好印证了上文中提到的伯顿·克拉克始终坚信要建构高等教育研究自身的中层理论，而不是一味地从管理学等相关学科照搬理论，应用到高等教育研究领域。
四、结论及建议
综上，伯顿·克拉克晚年所进行的有关大学变革的案例研究，标志着他学术思想上的重大转折。在早期的研究中，他主要通过案例研究提取概念，构建理论体系，仍属于以构建理论体系为导向的研究传统，我们可以将其早期的研究称为理论导向型的案例研究，归属于高等教育研究。他晚年的研究，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研究，更多关注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注重弥补研究者和实践者之间的鸿沟。我们可以将其晚年的研究称为应用导向型的案例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讲，伯顿·克拉克晚年所进行的创业型大学变革的相关研究，与院校研究中的案例研究有着某些相同的旨趣和路径，具有院校研究的某些特征。
晚年的伯顿·克拉克注重能够指导大学变革实践的中层理论的建构，并通过跨国性多案例研究修正和完善中层理论，以期能够更好地指导大学的变革。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案例研究与中层理论是互动的关系，通过案例研究可以建构中层理论，而案例研究的设计又需要中层理论的指导。从伯顿-克拉克的建议中，我们还可以看出，他期望高等教育研究者能够更多地关注现实，更多地向实践者学习，从实践者的实践经验中挖掘信息和材料，建构属于自己的中层理论。而从工商管理和公共管理领域中借鉴成熟的理论来指导高等教育实践，则是居于第二位的。
伯顿·克拉克以组织分析享誉高等教育研究领域，早期致力于应用组织理论或组织行为学来分析高等教育组织，建构中层理论；晚年则更多地倾向于通过应用型案例研究来建构中层理论。可以说，伯顿·克拉克的研究也开创了院校研究的新局面，为我们留下了非常有益的经验，值得每一位院校研究者深思和学习。
以上重点考察了伯顿·克拉克晚年所进行的有关创业型大学变革的案例研究，并得出了一系列结论。反观国内，2007年中国院校研究年会的召开是我国院校研究的重要转折点，会上刘献君教授提出了深入开展院校研究应以专题研究为突破口，以案例研究为专题研究的基本方法，努力将院校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但目前中国院校研究面临的一个困境是缺乏能够指导案例研究的中层理论。鉴于此，笔者就中国院校研究提出几点建议：
第一，梳理西方已有的院校研究的中层理论。因为西方的院校研究开展相对较早，发展相对成熟，已基本形成自己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对西方既有的院校研究的中层理论进行梳理和归纳，能够避免我们走弯路。
第二，扎实开展案例研究。我们可以以西方院校研究的中层理论为指导，来分析中国高校管理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并结合中国高校的特殊性，修正和完善既有的理论体系。
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刘献君教授的悉心指导，特此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