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我(时为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被任命为北京市委文教书记，兼任北京市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1966年7月27日在北师大的群众大会上，康生信口雌黄地说：“在今年2月底3月初，彭真这个大黑帮策划政变，策划把无产阶级专政推翻，变成他们的资产阶级专政，计划在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各驻上一个营的部队。这件事是千真万确的，而且在北大、人大都看过房子。这件事包含着极大的阴谋，陆平知道，人民大学的郭影秋也完全知道。”我认为康生在讲这话时，他自己也知道并无根据，但为了达到某种政治需要，便毫不负责地对彭真栽赃陷害，捏造他搞了什么“二月兵变”。同时，他似乎是随意地说：“人民大学的郭影秋也完全知道。”实际上则是别有用心地要把我端出来。
　　关于“二月兵变”一事，我和康生在此之前就有过对质，我已向他说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早在1966年6月上中旬，在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和北师大相继就“二月兵变”贴出过《郭影秋是什么人?》的大字报。我知悉有这样的大字报后，一笑置之，根本不当成什么事。不料，在一次“中央文革”的会上，康生突然向我发问：“关于‘二月兵变’的大字报你知道不知道?”我说：“大字报我虽未看过，但我知道这件事。”康生又进一步说：“你知道，为什么不汇报?”我又说，“我认为大字报揭发的事是不可能的，是没有的事，所以没有汇报。”当时，康生冷笑着“嗯”了一声，随手从包里拿出个材料给我看，原来是他的联络员给他写的一个汇报。材料中说：北大某某大字报揭发北大、人大都曾有过驻军，是要搞兵变。康生用红铅笔在材料上画了大杠杠，还指着说：“二月兵变’，明明是有的嘛!”为此，我不得不把事情的经过与原委向他说明。现在看来，他问我“为什么不汇报”，更主要的目的，是想让我跟他一起捕风捉影，据此揭发彭真。但我根本不相信会有这种事，又怎么能据此汇报、揭发呢?
　　这件事本来是很清楚的：1966年初我正在海淀苏家坨搞“四清”时，北京卫戍区曾派人到人民大学借过房子。据来人说是中央军委为了加强地方武装建设，决定在北京市新建一个团，归卫戍区建制。该团组建后，一时没有营房。为此，卫戍区先后到各处找房，均无结果。后来海淀区武装部向他们介绍说，海淀区有几个大学的学生都下乡搞“四清”去了，有些空房，是否可去联系暂时借用。当他们到人民大学联系时，在学校的同志表示可以安排些房子暂时借用。学校的同志也向我汇报过此事。但是，后来卫戍区政委刘绍文同志认为部队住在学校不一定合适，决定不在学校借房，而住到郊区的一个靶场。从这件事的前后经过看，怎么能得出是彭真想搞兵变的结论呢?不料，康生却未由此而善罢甘休，他终于于7月27日在北师大的群众大会上讲出了那番耸人听闻的话。这不明明是凭空捏造，有意栽赃陷害，且趁机打我一耙吗?!
　　康生讲所谓的“二月兵变”的第二天晚上——7月28日，人民大学的“造反派”就兴师动众到市委把我揪回人大。这说明，我在未经任何正式组织手续的情况下，被“造反派”揪回学校，其直接导火线就是由于康生捏造的“二月兵变”，并无中生有地指控我“也完全知道”。
　　后来，又是在康生等人的煽动下，红卫兵在全国范围内掀起揪叛徒斗争高潮。1967年三四月间康生在一次群众会上，信誓旦旦地说：“郭影秋是叛徒，现在已有确凿的证据。”这又是进一步的栽赃陷害，必置我于死地而后快。
　　康生对我从拉拢到打击陷害的过程，终于使我逐步认清了他的真面目，联想到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系列罪恶活动，使我清楚认识到，他确实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伪君子、两面派，是一个祸国殃民的大奸大恶。
　　(本文摘自郭影秋口述、王俊义整理《往事漫忆——郭影秋回忆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出版。题目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