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话三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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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一部中国文学史,遗漏了曹操是难以想象的,而加入了诸葛亮也是难以想象的。
  ●诸葛亮在文学上表达的是君臣之情,曹操在文学上表达的是天地生命。
  ●曹操,一心想做军事巨人和政治巨人而十分辛苦,却不太辛苦地成了文化巨人。
  有时我们喜欢把中华文明说成是“汉唐文明”,但是,不要忘了,在汉代和唐代这两个历史高地之间,还夹着一个历史的丛林地带,那就是三国两晋南北朝。
  在这个历史的丛林地带,处处都是混乱和争逐,时时都是逃奔和死亡。然而,文化在乱世中却会产生一种特殊的魅力。
  
  文化上的三国对垒
  
  说起曹操,人人都可以从不同的方面猜测他、议论他、丑化他。他的全部行为和成就都受到了质疑。无可争议的只有一项:他的诗。设想一下:如果三国对垒不是从军事上着眼,而是从文化上着眼,互相之间将如何一分高下?
  首先出局的应该是孙吴集团。他们的骨干是一帮年轻军人,英姿勃勃。周瑜全面指挥赤壁之战击败曹军时,只有三十岁;陆逊全面指挥夷陵之役击败蜀军时,也只有三十岁。清代学者赵翼在《二十史札记》中说,三国对垒,曹操张罗的是一种权术组合,刘备张罗的是一种性情组合,孙权张罗的是一种意气组合。当时孙权手下的年轻军人们,天天追求着硝烟烈焰中的潇洒形象,完全不屑于吟诗作文。这种心态也左右着上层社会的整体气氛,因此,孙吴集团中没有出现过现在值得一谈的文化现象。
  当时的东吴地区,农桑经济倒是不错,航海事业也比较发达。但是,经济与军事一样,都不能直接通达文化。
  至于刘备领导的巴蜀集团,本来也不能对他们在文化上抱太大的希望。谁知,诸葛亮的两篇军事文件,改变了这个局面。一篇是军事形势的宏观分析,叫《隆中对》;一篇是出征之前的政治嘱托,叫《出师表》。
  《隆中对》的文学价值,在于对乱世的清晰梳理。清晰未必有文学价值,但是,大混乱中的大清晰却会产生一种逻辑快感。当这种逻辑快感转换成水银泻地般的气势和节奏,文学价值也就出现了。
  相比之下,《出师表》的文学价值要高得多。这种价值,首先来自于文章背后全部人际关系的整体背景。诸葛亮从二十六岁开始就全力辅佐刘备,写《出师表》的时候是四十六岁,正好整整二十年。这时,刘备已死,留给诸葛亮的是一个难以收拾的残局和一个懦弱无能的儿子。刘备遗嘱中曾说,如果儿子实在不行,诸葛亮可以“自取”最高权位。诸葛亮没有这么做,而是继续领军征伐。这次出征前他觉得胜败未卜,因此要对刘备的儿子好好嘱咐一番。有了这个背景,就是一篇好文章的由来。
  除开《三国演义》中的小说形象,真实的诸葛亮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历史上获得超常名声,多半是因为这篇《出师表》。历史上比他更具政治能量和军事成就的人物太多了,却都没有留下这样的文学印记,因此也都退出了人们的记忆。而一旦有了文学印记,那么,即便是一次失败的行动,也会使一代代拥有英雄情怀的后人感同身受。
  
  曹操的文学地位更高
  
  不管人们给《出师表》以多高的评价,但是在文学地位上,曹操不仅高于诸葛亮,而且高出太多太多。
  同样是战阵中的作品,曹操的那几首诗,足可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流的文学家,但诸葛亮不是。任何一部《中国文学史》,遗漏了曹操是难以想象的,而加入了诸葛亮也是难以想象的。
  那么,曹操在文学上高于诸葛亮的地方在哪里呢?在于生命格局。诸葛亮在文学上表达的是君臣之情,曹操在文学上表达的是天地生命。“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读后不能不让人惊叹其间的从容大气。这些诗作还表明,曹操一心想做军事巨人和政治巨人而十分辛苦,却不太辛苦地成了文化巨人。
  但是,这也不是偶然所得。与诸葛亮起草军事文件不同,曹操是把诗当作真正的诗来写的。他又与历来喜欢写诗的政治人物不同,没有丝毫附庸风雅的嫌疑。他所表述的,都是宏大话语,这很容易流于空洞,但他却融入了强烈的个性特色。
  曹操的诗,干净朴实,简约精悍,这就更让人倾心。真正自信的人,总能够简单得铿锵有力。
  
  曹氏父子的文学成就
  
  在文化成就上,曹操的儿子中有两个非常出色。父子三人合在一起,占去了当时华夏的大半文化。
  哥哥曹丕,弟弟曹植,兄弟俩关系尴尬。有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传说,对曹丕不大有利。说的是,曹操死后曹丕继位,便想着法儿迫害弟弟曹植,有一次居然逼弟弟在七步之内写成一首诗,否则就处死。曹植立即吟出四句:“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个传说的真实性,无法考证。
  传说中的曹操是违背朝廷伦理的,传说中的曹丕也是违背家庭伦理的。中国古代的主流思维,无非是朝廷伦理再加上家庭伦理,结果,全被曹家颠覆了。父子两人,正好成了主流思维两部分的反面典型。
  在历史上,曹丕登了大位,曹植终生失意,但这是在政治上。如果从文化的视角看去,曹植的地位要比曹丕高得多。
  应该说,曹丕也是杰出的文学家。理由有三:其一,他写了不少带有民歌色彩的好诗,其中一半是乐府歌辞,并且由他首创了完整形式的七言诗;其二,他写了文学理论作品《典论·论文》,第一次宏观地论述了文学的意义、体裁、风格、气质;其三,他曾是一个热心的文坛领袖,身边集合了很多当时的文人,形成过一个文学集团。
  曹丕的作品,本来也很可读读,尤其像两首《燕歌行》。但他不幸受到了围堵性对比,上有父亲,下有弟弟。一比,比下去了。
  弟弟曹植由于官场失意,反倒使他具备了另一番凄凄凉凉的诗人气质。他的诗,前期透露出贵公子的豪迈、高雅和空泛,后期在曹丕父子的严密监视下日子越来越不好过,笔下也就出现了对纯美的幻觉,对人生的绝望,诗境大有推进。
  父子三人的文学成就应该如何排序?多数文学史家会把曹植排在第一,而我则认为是曹操。曹植固然构筑了一个美艳的精神别苑,而曹操的诗,则是礁石上的铜铸铁浇。
  父子三人,权位悬殊、性格不一,但一碰到文学,却都不约而同地感悟到了人世险峻、人生无常。这是那个时代一切智者的共同语言,却被他们父子三人最深切地感悟了,最郑重地表达了。
  (摘自《寻觅中华》,作家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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