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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届九旬的前纳粹党卫军成员、奥斯维辛集中营工作人员奥斯卡·格罗宁于4月21日在德国吕讷堡受审。他被指控犯有“谋杀同谋罪”，对30万犹太人的死亡负有责任。作为奥斯维辛的记账员，他负责清点欧洲各国的被害者的钱财。
格罗宁说：“我从来没有杀人，但提供了帮助，成为杀人机器的一个齿轮，残害了数以百万计无辜者的生命。”他说数十年来一直感到惭愧，希望得到受害者家属的原谅。
7月15日，法院最终裁定格罗宁有罪，并判处他4年监禁。格罗宁静静地听完法官宣读裁决书，离庭时神情黯然。鉴于其他战犯年龄更大，格罗宁或许成为最后一个受到司法审判的纳粹分子。
美国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在审判前夕节选了劳伦斯·瑞思的《奥斯维辛历史》中有关格罗宁的一段，试图还原格罗宁和那些和他一样没有亲自杀人的工作人员的“集中营内的青春”。
从台前到幕后
格罗宁加入奥斯维辛集中营的1942年，他才21岁。
就在那一年年初的柏林万湖会议上，纳粹通过了“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并成为把对犹太人的迫害升级到最终从肉体上消灭的标志。始建于1940年的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开始成为犹太民族的地狱。
格罗宁说，他一开始就亲眼目睹了纳粹党卫军的恐怖行径。“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就像运送牲畜那样被运到奥斯维辛来，刚开始我的任务就是搜查这些犹太人的行李。”
他回忆说，党卫军的医生从一开始就把男女分开来，然后再按照是否具有劳动能力进一步区分，“没有生产力的那些人立马就会被毒气毒死。”
“身体羸弱的人会被赶上一辆辆卡车，而且是带有红十字标志那种，这样这些人就会放松警惕。”格罗宁估计这些人中超过八成会在第一时间被处死。
格罗宁说整个筛选过程井然有序，然而筛选结束后却是一副露天市场的脏乱景象。“各种垃圾遍地都是，老弱病残就直接被扔在地上无人照看，那些藏在火车车厢里企图逃跑的人会被立马枪毙。”
在谈到这些充满画面感的回忆时，格罗宁说他自己当时的情绪是“充满了质疑与愤怒”。他说他跑去找自己的上级军官，抱怨这一切太惨无人道。“如果非要灭绝犹太人，也应该在一定的框架内来搞，而不是像这样无差别地杀掉老弱病残。”格罗宁说，他“不能再在这个地方工作下去”。
上级军官淡定地聆听着这位涉世未深年轻人的抱怨。他提醒格罗宁要谨记曾经对党卫军宣过的誓，告诉他“不要想离开的事”。但他仍然帮助（或是说安抚）格罗宁，他解释说格罗宁一开始看到的一切都是一场例外，奥斯维辛不是杀人的地方，而且“党卫军也不会从事这种残忍的杀戮”。
就这样，格罗宁开始继续在奥斯维辛工作下去。历史文件证实，格罗宁在这之后被转入了幕后，成为一名负责清点钞票的工作人员。
用酒精麻醉自己
在奥斯维辛工作了几个月之后，格罗宁的工作变得模式化起来。他接收新运送来的犹太人身上的钞票，并将它们加以清点后送往柏林。格罗宁说自己在奥斯维辛的生活还算“过得去”。因为长期的办公室工作，他认为自己和外面的各种残酷隔离了开来。一般情况下，他辩解说自己和外面的杀人机器“毫无关系”，因为处决犹太人的地方离办公室很远，他也很少到那里去。
由于被关进奥斯维辛的犹太人从国籍上来说非常多元化。格罗宁的桌子上开始堆满了不同颜色的钞票，一天是法郎，另一天则是波兰兹罗提。“我们不会对特定某一国的犹太人产生同情，除非他们能带来好酒。”格罗宁说，用这些犹太人携带的酒精麻醉自己已经成为惯例。
“奥斯维辛就像个小镇，有电影院，有上演常规戏码的戏院，还有体育俱乐部。”格罗宁说里面的工作人员不愁没有地方消遣和娱乐。“我必须要说这里的职员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没有一个是只会工作的蠢人。”
一天夜里，格罗宁在一阵口哨声中醒来。有犹太人逃走了，他跟着追了过去，随后他看到一群赤身裸体的犹太人被赶进了农场，一名军官带着防毒面具，打开毒气罐，喷到农场里。然后，他听到一片惨叫声，惨叫声中夹杂着怒喝声，很久以后又陷入死一般的寂静中。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格罗宁并没有质疑“灭绝一个民族”的正当性，而只是在抱怨实施过程中的“一些原则问题”。当他看到一群即将走向死亡的犹太人时，他说他的心情“错综复杂”。他把这一切比作战场上的对决。他说：“就好像当你在前线面对着一群用枪口对着你的俄国人时，你必须勇往直前把他们杀个片甲不留那样。”
格罗宁说，犹太人必须被“消灭”，因为他们的确已经像敌人那样入侵到了德国。“我们的宣传机构已经营造出一种共识，那就是消灭犹太人是一种战争期间的必然行动，怜悯之心被大众都抛到脑后了。”
当被问到“为何连小孩都不放过”时，格罗宁说，小孩在那时候来看的确不是敌人，但他们的身体里却流淌着敌人的血液。“等他们慢慢长大后，就有可能变得很危险。”
战争是全民行为
为何格罗宁会对毫无威胁的孩子产生敌意？这要从他的成长经历说起。
1921年，奥斯卡·格罗宁在下萨克森州出生。他的父亲是一名思想古板的保守派纺织工人，他的整个家庭都有着非常强烈的日耳曼民族情结。格罗宁童年的早期回忆之一，就是他祖父为不伦瑞克公国服役的戎装照片。“他骑着骏马穿着军装，我觉得这非常令人震撼。”格罗宁说。
当德意志在一战中惨败后，格罗宁的父亲加入了极右翼的党卫军。因为生意惨淡，他父亲的纺织生意在1929年被迫关门大吉。他自己也在1930年代初加入了党卫军少年团。格罗宁家的命运和德意志民族的命运被联系了在一起。同大部分德国家庭一样，他们也认为战败国的耻辱必须得到洗刷。
格罗宁从他的家族里继承了极端的民族主义，认为“纳粹就是人民所想，人民所望”。作为一名少年党卫军，格罗宁参与了焚烧“犹太人书籍”的活动，他也认同这种做法能够帮助德意志民族保持它的“纯洁性”。
“纳粹党上台后六个月之内，500万的失业人口都消失了，我们都有了工作。”格罗宁说他们全家人都感到很高兴，他的父亲还专门开了一瓶好酒。
也是在这个时候，年轻的格罗宁从学校里毕了业，成为了一家银行的训练生。然而就在他入职后的几个月内，二战的欧洲战场开打，像格罗宁一样的男丁都被要求成为预备役成员，他们原先的职位被年轻的女孩子代替了。“德国军队那时候在战场上所向披靡，我们大家都有一种想参与其中的兴奋感。”
就这样，在事先没有告诉父亲的情况下，奥斯卡·格罗宁主动要求入伍。“我回家告诉我爸爸的时候，他有点失望，他说还以为因为我戴有眼镜就会被拒绝呢。”——尽管格罗宁的父亲是个不折不扣的民族主义者，但他还是不想看到自己的儿子走上战场。
对于奥斯维辛里的罪行，格罗宁和他的办公室伙伴们的各自脑内都有两种声音在斗争。他说，我们时常怀疑这究竟“有没有必要，是不是非要这样残忍”，然后这股想法总是被“好吧，这是一场战争，犹太人都是德国人的敌人”而压制住。
格罗宁说：“我从来没有杀人，但提供了帮助，成为杀人机器的一个齿轮，残害了数以百万计无辜者的生命。”他说数十年来一直感到惭愧，希望得到受害者家属的原谅。
7月15日，法院最终裁定格罗宁有罪，并判处他4年监禁。格罗宁静静地听完法官宣读裁决书，离庭时神情黯然。鉴于其他战犯年龄更大，格罗宁或许成为最后一个受到司法审判的纳粹分子。
美国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在审判前夕节选了劳伦斯·瑞思的《奥斯维辛历史》中有关格罗宁的一段，试图还原格罗宁和那些和他一样没有亲自杀人的工作人员的“集中营内的青春”。
从台前到幕后
格罗宁加入奥斯维辛集中营的1942年，他才21岁。
就在那一年年初的柏林万湖会议上，纳粹通过了“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并成为把对犹太人的迫害升级到最终从肉体上消灭的标志。始建于1940年的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开始成为犹太民族的地狱。
格罗宁说，他一开始就亲眼目睹了纳粹党卫军的恐怖行径。“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就像运送牲畜那样被运到奥斯维辛来，刚开始我的任务就是搜查这些犹太人的行李。”
他回忆说，党卫军的医生从一开始就把男女分开来，然后再按照是否具有劳动能力进一步区分，“没有生产力的那些人立马就会被毒气毒死。”
“身体羸弱的人会被赶上一辆辆卡车，而且是带有红十字标志那种，这样这些人就会放松警惕。”格罗宁估计这些人中超过八成会在第一时间被处死。
格罗宁说整个筛选过程井然有序，然而筛选结束后却是一副露天市场的脏乱景象。“各种垃圾遍地都是，老弱病残就直接被扔在地上无人照看，那些藏在火车车厢里企图逃跑的人会被立马枪毙。”
在谈到这些充满画面感的回忆时，格罗宁说他自己当时的情绪是“充满了质疑与愤怒”。他说他跑去找自己的上级军官，抱怨这一切太惨无人道。“如果非要灭绝犹太人，也应该在一定的框架内来搞，而不是像这样无差别地杀掉老弱病残。”格罗宁说，他“不能再在这个地方工作下去”。
上级军官淡定地聆听着这位涉世未深年轻人的抱怨。他提醒格罗宁要谨记曾经对党卫军宣过的誓，告诉他“不要想离开的事”。但他仍然帮助（或是说安抚）格罗宁，他解释说格罗宁一开始看到的一切都是一场例外，奥斯维辛不是杀人的地方，而且“党卫军也不会从事这种残忍的杀戮”。
就这样，格罗宁开始继续在奥斯维辛工作下去。历史文件证实，格罗宁在这之后被转入了幕后，成为一名负责清点钞票的工作人员。
用酒精麻醉自己
在奥斯维辛工作了几个月之后，格罗宁的工作变得模式化起来。他接收新运送来的犹太人身上的钞票，并将它们加以清点后送往柏林。格罗宁说自己在奥斯维辛的生活还算“过得去”。因为长期的办公室工作，他认为自己和外面的各种残酷隔离了开来。一般情况下，他辩解说自己和外面的杀人机器“毫无关系”，因为处决犹太人的地方离办公室很远，他也很少到那里去。
由于被关进奥斯维辛的犹太人从国籍上来说非常多元化。格罗宁的桌子上开始堆满了不同颜色的钞票，一天是法郎，另一天则是波兰兹罗提。“我们不会对特定某一国的犹太人产生同情，除非他们能带来好酒。”格罗宁说，用这些犹太人携带的酒精麻醉自己已经成为惯例。
“奥斯维辛就像个小镇，有电影院，有上演常规戏码的戏院，还有体育俱乐部。”格罗宁说里面的工作人员不愁没有地方消遣和娱乐。“我必须要说这里的职员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没有一个是只会工作的蠢人。”
一天夜里，格罗宁在一阵口哨声中醒来。有犹太人逃走了，他跟着追了过去，随后他看到一群赤身裸体的犹太人被赶进了农场，一名军官带着防毒面具，打开毒气罐，喷到农场里。然后，他听到一片惨叫声，惨叫声中夹杂着怒喝声，很久以后又陷入死一般的寂静中。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格罗宁并没有质疑“灭绝一个民族”的正当性，而只是在抱怨实施过程中的“一些原则问题”。当他看到一群即将走向死亡的犹太人时，他说他的心情“错综复杂”。他把这一切比作战场上的对决。他说：“就好像当你在前线面对着一群用枪口对着你的俄国人时，你必须勇往直前把他们杀个片甲不留那样。”
格罗宁说，犹太人必须被“消灭”，因为他们的确已经像敌人那样入侵到了德国。“我们的宣传机构已经营造出一种共识，那就是消灭犹太人是一种战争期间的必然行动，怜悯之心被大众都抛到脑后了。”
当被问到“为何连小孩都不放过”时，格罗宁说，小孩在那时候来看的确不是敌人，但他们的身体里却流淌着敌人的血液。“等他们慢慢长大后，就有可能变得很危险。”
战争是全民行为
为何格罗宁会对毫无威胁的孩子产生敌意？这要从他的成长经历说起。
1921年，奥斯卡·格罗宁在下萨克森州出生。他的父亲是一名思想古板的保守派纺织工人，他的整个家庭都有着非常强烈的日耳曼民族情结。格罗宁童年的早期回忆之一，就是他祖父为不伦瑞克公国服役的戎装照片。“他骑着骏马穿着军装，我觉得这非常令人震撼。”格罗宁说。
当德意志在一战中惨败后，格罗宁的父亲加入了极右翼的党卫军。因为生意惨淡，他父亲的纺织生意在1929年被迫关门大吉。他自己也在1930年代初加入了党卫军少年团。格罗宁家的命运和德意志民族的命运被联系了在一起。同大部分德国家庭一样，他们也认为战败国的耻辱必须得到洗刷。
格罗宁从他的家族里继承了极端的民族主义，认为“纳粹就是人民所想，人民所望”。作为一名少年党卫军，格罗宁参与了焚烧“犹太人书籍”的活动，他也认同这种做法能够帮助德意志民族保持它的“纯洁性”。
“纳粹党上台后六个月之内，500万的失业人口都消失了，我们都有了工作。”格罗宁说他们全家人都感到很高兴，他的父亲还专门开了一瓶好酒。
也是在这个时候，年轻的格罗宁从学校里毕了业，成为了一家银行的训练生。然而就在他入职后的几个月内，二战的欧洲战场开打，像格罗宁一样的男丁都被要求成为预备役成员，他们原先的职位被年轻的女孩子代替了。“德国军队那时候在战场上所向披靡，我们大家都有一种想参与其中的兴奋感。”
就这样，在事先没有告诉父亲的情况下，奥斯卡·格罗宁主动要求入伍。“我回家告诉我爸爸的时候，他有点失望，他说还以为因为我戴有眼镜就会被拒绝呢。”——尽管格罗宁的父亲是个不折不扣的民族主义者，但他还是不想看到自己的儿子走上战场。
对于奥斯维辛里的罪行，格罗宁和他的办公室伙伴们的各自脑内都有两种声音在斗争。他说，我们时常怀疑这究竟“有没有必要，是不是非要这样残忍”，然后这股想法总是被“好吧，这是一场战争，犹太人都是德国人的敌人”而压制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