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北京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工作的老同事徐和建，给我看了一段他在天坛公园录的“二月兰”视频，特意要我听听里面的鸟鸣声。天坛公园有令基辛格博士感叹不已的古柏树林，有上世纪新种下的排列整齐的松树林，鸟儿们自然有了快乐天地。公园也是城市人秀存在的地方，平日里锣鼓胡琴喧天，据说现在渐渐退出，因此清晨听鸟儿的歌唱会更享受。十几年前，在台基厂市委上班，家住方庄，有班车不爱坐，时不时一大早从天坛的南门进北门出，然后钻胡同。后来有了祈年大街，便是阔步向前。现在想起来那段好时光，真是钱买不来的。
后来到了在亦庄的中国杂技团上班，一路经过树林时，更愿意在林下的土路行走。那土路被过往的人踩硬实了，看到它就会记起鲁迅先生的那段话。其实绿化带外就是修得很好的人行道，但在树林里的美好感受会让你有意回避大马路了。在树林里行走，草木阴凉消解了人的烦躁之气，灰喜鹊突如其来的叫声增添了几分欢喜。想起了巴金先生的散文《鸟的天堂》，但自己对飞禽的知识几乎没有。亲近自然界原来是人的本性，有许多对花花草草特别痴迷的人，比如我过去的同事奚立龙就显得比较另类。他在北京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工作多年，下班路上发现吸引自己的植物，就会蹲在那儿观察拍照，回过头还查资料作总结。他让我又想起了一本书——《1906：英伦乡野手记》（译文出版社，2016年3月第一版）。
世界上有些亲近自然的行为更为疯狂，比如美国每年发生龙卷风，都会有勇敢的“追风人”，在猎奇的同时也会留下不可多得的气象资料。中国人对龙卷风比较陌生，前一段江苏盐城来了一次，造成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人们算是见识了这个凶神恶煞。台风在南方沿海省份不是新鲜事，每年都会遇上几回，只是今年的有点狠。7月9日夜，台风“尼伯特”开始登陆福建，有八九级甚至十一二级的大风、大暴雨和特大暴雨。用国家防办信息处处长杨昆的话：“尼伯特”很可能是强风、暴雨、巨浪、高潮“四碰头”，从气压看是1949年以来登陆我国的最强一号台风。截至9日21时，福建有福州、莆田、三明、宁德、南平6个市、38个县受灾。截至10日13时统计，有9个市、54个县受灾，被淹的城市就有6个。南方的台风是天灾，防不胜防，好的一面是带来了丰沛的雨水。而北京缺的就是水，气候干燥不说，冬季的西北风一不高兴还夹裹着黄沙。北京的风沙主要来自西北蒙古高原，张家口一带是沙碛堆积区域，大风从这里经过，动沙丘，吹死灰，越燕山，过居庸，直向京津袭来。北京冬季有风本是好事，也符合自然规律，问题就在张家口特别是它北部坝上地区的草原植被百年来逐渐遭到人为破坏，因此历史上有那么几十年，北京风沙肆虐越来越重。
下面我们看一些上世纪80年代专家的研究资料。古代坝上地区是一片丰美的草原，从商、周直到清中期，一直有游牧民族活动。《辽史》中曾有过炭山以南适于耕种的记载，但那只是草原上的插花地，并未大面积开垦。所以在辽、金、元，这里都是很好的放牧地和草场。辽代皇帝把沽源、赤城一带的羊城、炭山和张北境内的鸳鸯泊作为每年游幸的场所。金代北方气候虽然处于寒冷期，但仍有皇帝巡幸金莲川的记载。元明时期的坝上是蒙古人的游牧区域，直到清代仍以畜牧为主。清末民初，慢慢地内地移民对坝上草原进行开垦，但在解放初期，草场仍有2300多万亩，占坝上土地面积的70%左右。后来坝上耕地面积愈来愈大，草原原生态的植被过度缩减。由于草原被破坏，林木稀少，地面摩擦阻力没有了，风速加快，大风日多。草原这样多的大风天，自然直接影响到北京的大风天也相应增加，草原植被的大面积沙化已经是西北地区的普遍现象，说那里是风沙的源头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以张家口为例，上世纪50年代暴风日数为4.4天，60年代为14天，70年代达到17.4天。狂风严重的地块被刮出犁地层，一般可刮去1寸左右，这样从张家口刮到北京的西北风，含沙量能不大吗？而坝上地区耕地本身由于水资源严重不足，土地日益贫瘠，收成也减少，最后不得不抛荒。这些盐碱化的土地，虽然从理论上说有可能自然恢复，但很慢，需要七八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才会形成新的草地。
2016年7月9日，我、奚立龙、徐和建，三个曾经在一个办公室里奋斗过十年的挚友，十几年后又聚在一起，跟随“北京榜样”廖理纯去河北张北植树。之前，奚立龙已经去了4次，但他在和我说这事时，我始终没想明白这一次的植树，和经历过的植树会有什么不一样。
想起来过去印象深刻的植树有三次：
一是在宣武区139中上初中，1976年前后，到陶然亭公园植树。当时公园刚刚修了个标准的“新北京饭店”风格的水榭，黄白相间，四平八稳。我们挖坑种树用了一天时间。很多年没去这个公园了，不知道那些树还在不在，而建筑说起来也是特殊年代的产物，能保留当然最好。
二是在东城区27中上高中，高考的前一年去密云的穆家峪，在山上修整种果树的台地，一层一层有点像山西大寨的梯田。那时候家从宣武区福州馆前街15号友谊医院苏式筒子楼，搬到东城区东交民巷7号北京医院的德式老洋房，住处离和“老莫”齐名的春明食品店不远，怕自己去密云路上饿着，特意到店里买了几个法式面包。我们到村里的时候正是春荒，老乡除了干活的，每天就一顿饭，而且都是粗粮、杂粮。孩子们饿急了就上树撸榆钱，大人也吃。住在老乡家，女房东对我们很实在，面包就让她家的几个孩子吃了。我们在村里前后一个多月，集体开伙，粮食学校从北京带过去的，馒头大饼是天天有，吃剩下也照顾了村里没上学的小孩。上山连走带爬，一个小时一趟，一天来回四趟，干活连玩带歇四五个小时。相信现在的高中生绝对不会有这样的活法，影响了高考，家长说不定要急红眼。据演绎这里是当年穆桂英带领杨家将戍边的地方，有块大石头还留着她的脚印，到离开也没找着。
三是在市委机关的植树活动，每年一次几乎都去了，基地离潭柘寺不远，要从石景山那边过永定河。开始一两年是植树，以后很多年是养护，年年看，没见着小树长多高。大家说说笑笑很轻松，中午吃个馒头包子一碗汤，下午就打道回府。
而这一次去张北植树有点意思，不但自己去，还把轻易不出门的夫人给忽悠动了。先说早起，4点半的闹钟，洗漱吃喝蹲妥妥的5点半出门，赶城铁亦庄线去宋家庄的头班车。头班没赶上坐第二班，人很多勉强有个座位，我们从没有这么早坐过地铁，想不到大周末还有这么多人要出行，看来真的是“早起的鸟儿有虫吃”。从宋家庄换10号线在角门西换4号线，7点半到北宫门站，上去见着奚立龙、徐和建，认识了《京郊日报》的副总编辑马楠和北京电台策划中心的张雯忻。之后，我们上了“北京榜样”廖理纯先生自己的39个座位的大巴车，让人想不到的是他亲自开车。
10年来，廖理纯在内蒙古高原上义务植树，走公益绿化之路，他亲自参与并见证了恩格贝地区在一批又一批志愿者的努力下，从当年的黄沙漫漫，发展到今天的国家4A级景区。2011年，廖理纯在浑善达克沙地建立了第一绿化基地，2013年又在河北省张北县馒头营乡馒头营村的盐碱地上建立了第二绿化基地。这两个基地投入的资金有1200多万，几乎全部来自廖理纯的个人积蓄。2014年起，他毅然“弃商从树”，辞去所有商业职务，全身心投入环保绿化事业。前后两天的“走进崇高先遣团”志愿者植树活动，到我们这批已经组织195次，近8000人，而廖理纯参加了180多次，活动费用包括吃住行。除小部分由社会捐助外，大部分也都是他个人承担。
（编辑·麻雯）
mawen214@163.com
后来到了在亦庄的中国杂技团上班，一路经过树林时，更愿意在林下的土路行走。那土路被过往的人踩硬实了，看到它就会记起鲁迅先生的那段话。其实绿化带外就是修得很好的人行道，但在树林里的美好感受会让你有意回避大马路了。在树林里行走，草木阴凉消解了人的烦躁之气，灰喜鹊突如其来的叫声增添了几分欢喜。想起了巴金先生的散文《鸟的天堂》，但自己对飞禽的知识几乎没有。亲近自然界原来是人的本性，有许多对花花草草特别痴迷的人，比如我过去的同事奚立龙就显得比较另类。他在北京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工作多年，下班路上发现吸引自己的植物，就会蹲在那儿观察拍照，回过头还查资料作总结。他让我又想起了一本书——《1906：英伦乡野手记》（译文出版社，2016年3月第一版）。
世界上有些亲近自然的行为更为疯狂，比如美国每年发生龙卷风，都会有勇敢的“追风人”，在猎奇的同时也会留下不可多得的气象资料。中国人对龙卷风比较陌生，前一段江苏盐城来了一次，造成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人们算是见识了这个凶神恶煞。台风在南方沿海省份不是新鲜事，每年都会遇上几回，只是今年的有点狠。7月9日夜，台风“尼伯特”开始登陆福建，有八九级甚至十一二级的大风、大暴雨和特大暴雨。用国家防办信息处处长杨昆的话：“尼伯特”很可能是强风、暴雨、巨浪、高潮“四碰头”，从气压看是1949年以来登陆我国的最强一号台风。截至9日21时，福建有福州、莆田、三明、宁德、南平6个市、38个县受灾。截至10日13时统计，有9个市、54个县受灾，被淹的城市就有6个。南方的台风是天灾，防不胜防，好的一面是带来了丰沛的雨水。而北京缺的就是水，气候干燥不说，冬季的西北风一不高兴还夹裹着黄沙。北京的风沙主要来自西北蒙古高原，张家口一带是沙碛堆积区域，大风从这里经过，动沙丘，吹死灰，越燕山，过居庸，直向京津袭来。北京冬季有风本是好事，也符合自然规律，问题就在张家口特别是它北部坝上地区的草原植被百年来逐渐遭到人为破坏，因此历史上有那么几十年，北京风沙肆虐越来越重。
下面我们看一些上世纪80年代专家的研究资料。古代坝上地区是一片丰美的草原，从商、周直到清中期，一直有游牧民族活动。《辽史》中曾有过炭山以南适于耕种的记载，但那只是草原上的插花地，并未大面积开垦。所以在辽、金、元，这里都是很好的放牧地和草场。辽代皇帝把沽源、赤城一带的羊城、炭山和张北境内的鸳鸯泊作为每年游幸的场所。金代北方气候虽然处于寒冷期，但仍有皇帝巡幸金莲川的记载。元明时期的坝上是蒙古人的游牧区域，直到清代仍以畜牧为主。清末民初，慢慢地内地移民对坝上草原进行开垦，但在解放初期，草场仍有2300多万亩，占坝上土地面积的70%左右。后来坝上耕地面积愈来愈大，草原原生态的植被过度缩减。由于草原被破坏，林木稀少，地面摩擦阻力没有了，风速加快，大风日多。草原这样多的大风天，自然直接影响到北京的大风天也相应增加，草原植被的大面积沙化已经是西北地区的普遍现象，说那里是风沙的源头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以张家口为例，上世纪50年代暴风日数为4.4天，60年代为14天，70年代达到17.4天。狂风严重的地块被刮出犁地层，一般可刮去1寸左右，这样从张家口刮到北京的西北风，含沙量能不大吗？而坝上地区耕地本身由于水资源严重不足，土地日益贫瘠，收成也减少，最后不得不抛荒。这些盐碱化的土地，虽然从理论上说有可能自然恢复，但很慢，需要七八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才会形成新的草地。
2016年7月9日，我、奚立龙、徐和建，三个曾经在一个办公室里奋斗过十年的挚友，十几年后又聚在一起，跟随“北京榜样”廖理纯去河北张北植树。之前，奚立龙已经去了4次，但他在和我说这事时，我始终没想明白这一次的植树，和经历过的植树会有什么不一样。
想起来过去印象深刻的植树有三次：
一是在宣武区139中上初中，1976年前后，到陶然亭公园植树。当时公园刚刚修了个标准的“新北京饭店”风格的水榭，黄白相间，四平八稳。我们挖坑种树用了一天时间。很多年没去这个公园了，不知道那些树还在不在，而建筑说起来也是特殊年代的产物，能保留当然最好。
二是在东城区27中上高中，高考的前一年去密云的穆家峪，在山上修整种果树的台地，一层一层有点像山西大寨的梯田。那时候家从宣武区福州馆前街15号友谊医院苏式筒子楼，搬到东城区东交民巷7号北京医院的德式老洋房，住处离和“老莫”齐名的春明食品店不远，怕自己去密云路上饿着，特意到店里买了几个法式面包。我们到村里的时候正是春荒，老乡除了干活的，每天就一顿饭，而且都是粗粮、杂粮。孩子们饿急了就上树撸榆钱，大人也吃。住在老乡家，女房东对我们很实在，面包就让她家的几个孩子吃了。我们在村里前后一个多月，集体开伙，粮食学校从北京带过去的，馒头大饼是天天有，吃剩下也照顾了村里没上学的小孩。上山连走带爬，一个小时一趟，一天来回四趟，干活连玩带歇四五个小时。相信现在的高中生绝对不会有这样的活法，影响了高考，家长说不定要急红眼。据演绎这里是当年穆桂英带领杨家将戍边的地方，有块大石头还留着她的脚印，到离开也没找着。
三是在市委机关的植树活动，每年一次几乎都去了，基地离潭柘寺不远，要从石景山那边过永定河。开始一两年是植树，以后很多年是养护，年年看，没见着小树长多高。大家说说笑笑很轻松，中午吃个馒头包子一碗汤，下午就打道回府。
而这一次去张北植树有点意思，不但自己去，还把轻易不出门的夫人给忽悠动了。先说早起，4点半的闹钟，洗漱吃喝蹲妥妥的5点半出门，赶城铁亦庄线去宋家庄的头班车。头班没赶上坐第二班，人很多勉强有个座位，我们从没有这么早坐过地铁，想不到大周末还有这么多人要出行，看来真的是“早起的鸟儿有虫吃”。从宋家庄换10号线在角门西换4号线，7点半到北宫门站，上去见着奚立龙、徐和建，认识了《京郊日报》的副总编辑马楠和北京电台策划中心的张雯忻。之后，我们上了“北京榜样”廖理纯先生自己的39个座位的大巴车，让人想不到的是他亲自开车。
10年来，廖理纯在内蒙古高原上义务植树，走公益绿化之路，他亲自参与并见证了恩格贝地区在一批又一批志愿者的努力下，从当年的黄沙漫漫，发展到今天的国家4A级景区。2011年，廖理纯在浑善达克沙地建立了第一绿化基地，2013年又在河北省张北县馒头营乡馒头营村的盐碱地上建立了第二绿化基地。这两个基地投入的资金有1200多万，几乎全部来自廖理纯的个人积蓄。2014年起，他毅然“弃商从树”，辞去所有商业职务，全身心投入环保绿化事业。前后两天的“走进崇高先遣团”志愿者植树活动，到我们这批已经组织195次，近8000人，而廖理纯参加了180多次，活动费用包括吃住行。除小部分由社会捐助外，大部分也都是他个人承担。
（编辑·麻雯）
mawen214@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