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的发展，每个人都可以开出“问题”单子，我开出的单子就是四个：
　　首先，中国在全球怎么定位？
　　一个大国经济，怎么可以连续多年年增长10%以上？很大程度是我们长期封闭，然后走向开放，释放了一个战后罕见的潜能。
　　战后全球有两个“海平面”：一是发达国家组成的高海平面，一是发展中国家形成的低海平面。高海平面的国家创造了一个很高的现代化生活、生产水平。但这个海平面在战后长时间冷战，跟中国、印度、前苏联等发展中国家不来往，而这些国家当时都相信进口替代：不引进发达国家的产品，空出国内市场发展民族工业。
　　中国不开放，经济水平就会下去;开放后，中国工人的工资也渐渐向发达国家靠拢。我们从低海平面往上走了，越南、印度、非洲的工资都比我们低，中国的投资也开始往外走了。未来五年，中国可以继续享受低海平面上升的好处，但跟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我们已经在一定的高位，当年我们怎么用自己的发展压迫发达国家，今天我们也将面临同样的压力。我们该怎么定位？受其利，防其害。
　　第二，提高空间“经济产能密度”，生产潜能会很快爆发。
　　阿里巴巴融资后要把互联网革命闹到农村去，把村庄这一级的生产、消费，跟整个国家，跟全球联系到一起。其实，农村积聚了一些购买力（比如对绿色食品的需求），因为商业通路不够发达，这个购买力被抑制了，提高了储蓄率。
　　美国85%GDP集中在城市，GDP只占国土面积的3%，香港、新加坡一平方公里创造4～5亿美元GDP，而国内一平方公里才创造不到1亿元。现在无论是企业家还是地方领导，都应建立起空间观。未来一定空间的“经济产能密度”提高了，中国的生产潜能就会很快爆发。
　　第三，产品质量。
　　我们进口这么猛，当然有人民币汇率升值、购买力提高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产品质量，粗看差不多，细看差一截。
　　我们的竞争，很大程度上还是价格竞争，没有品质竞争的力量。现在有了好的苗头，华为现在主要利润来自境外，不是靠低价，而是靠品质、靠想法，小米现在有一些东西做得很好，信奉的就是品质好。这种企业家开始有了，但不够多。我们还是农业文明的特点，差不多就行，没有品质意识。这里头有大问题，也有大机会。
　　当品质提高到一定程度，创新的问题就重要了。当时爱丁堡（当年英国启蒙革命、经验主义发源地）只有5万人，7.7万平方公里，比今天的重庆市还小，十七世纪前还很野蛮。就是几个脑袋改变了它。亚当·斯密的老师把一些新想法带到了苏格兰，当地市长、商人，愿意支持思想活动，就这么一个条件。
　　我们有过悠久的古代文明、灿烂的古代文化，但我们跟欧洲比缺三个东西，文艺复兴、科学革命、近代启蒙运动。我们的教育要好好反省。
　　最后一条，就是我们的官民关系。
　　这一波反腐，老百姓评价挺好。可是，这件事情真正要靠的不是抓人，而是要变成一套体制，一种文化，但这谈何容易。现在，一个官出问题，一批企业家跟着出问题，一批企业家出问题，一批官也出问题。其实，这些官员和企业家不是都没做过好事，是体制错了、文化错了、氛围错了、风气错了，就一个接一个掉进去。
　　市场中的政府，太弱不行，不然怎么处理纠纷？可政府真要很强，谁管得了政府呢？这就是市场里政府的麻烦，我们几千年来都没有解决好。
　　中国为什么创新、产品质量不足？我们的企业家很多时间、精力没放在产品、技术和市场上，而在官场上。问题是，你不放在上头还真不行，你不放，你的对手放，你就要输。这是一场“每个人都不想要，但每个人都陷进去”的游戏。
　　这些问题如果好好解决，它是有可能构造我们的未来的。发展前景，取决于我们的行动。
　　[编辑 陈  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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