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让不让人说话，是衡量一名官员是否开明的重要标准。很早之前，古人就总结出一条良训：“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不让百姓说话，必有大害，可总有人以为“堵和瞒”才能高枕无忧。
　　明天启年间，大太监魏忠贤专权误国，靠厂卫特务机构钳制舆论，打击异己。即便上层官宦的隐私也很难躲过厂卫的耳目。如宁安大长公主之子李承恩，藏有公主所赐器物，亦被发现。工部郎中叶宪祖见内城建魏忠贤生祠，颇有感触，叹道：“此天子幸辟雍道也，土偶能起立乎！”把魏忠贤神像称作“土偶”，魏闻知，即刻将其罢官削籍。厂卫的触角也伸入民间，有这样一件事：四个人在密室中饮酒，一人酒酣，谩骂魏忠贤，其他三人吓得不敢出声。还没等那人骂完，便有锦衣卫进来把四人抓走，骂者被凌迟处死。对另外三人赐以黄金，三人却吓得魂飞魄散（清·张廷玉《明史·刑法三》）。魏忠贤专权时禁言，民众道路以目，倒台后，千夫所指，东林党人趁机痛打落水狗。
　　“胄籍升降，行能臧否，或素定怀抱，或得之舆论”，这是南朝梁武帝对“选士”的看法。算不上真知灼见，但也有一定道理，意思是选官要合乎规矩，要有尺寸，用或不用，要么做到平时心中有数，要么从舆论中得到对某人的评议。西哲黑格尔也说：“无论哪个时代，公共舆论总是一支巨大的力量。”
　　如今，仍有官员做贼心虚。“张口闭口狗咬狗，黑黄白花满地走。日结月结年年算，原来只为大肥肉。”因为这首打油诗，廉江市政府门卫阮国源不仅丢了工作，还被关押17天，理由是包括市委书记伍杰忠在内的几名当地官员，认为这首诗是为他们“量身定做”的。后来，抓捕阮国源的公安局长因涉黑被捕，下达抓捕令的伍杰忠也因涉嫌受賄落马，“廉江诗案”不了了之，但它给受害人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百姓因言得咎，公权力成为官员为虎作伥的帮凶，此案并非個案。比如，屡有地方官员利用手中职权，对其他省份通过网络发帖进行异地监督、批评的网民进行抓捕，催生了“谢绝跨省追捕”的黑色幽默句式。像陕西潼关国土资源局原局长赵永峰等，率众殴打记者的事件层出不穷，连新华社、央视的记者也屡遭官员黑手。权力的傲慢与偏见，在封堵舆论过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许多地方的新闻舆论监督被严重弱化、奴化。
　　不难看出，对舆论抱有恐惧之感的往往是那些心怀叵测者，做了亏心事才怕鬼叫门。他们满嘴党和人民的事业，私下净做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对不利于自己的言论一概封杀。于是，就出现这样一种怪现象：贪官在任上时，当地舆论噤若寒蝉，百姓发牢骚不行、开玩笑不行，媒体一律报喜不报忧，对外地的批评监督更是动用各种资源，不遗余力予以剿杀，甚至跨省追捕当事人；落马后，群众无不义愤填膺，奔走相告，拍手称快，有关该官员平日之各种不轨开始在坊间流传，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这些官员一旦东窗事发，媒体立刻掉转枪口，民情汹汹，痛打落水狗，有“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捶”之嫌，有人对此颇感慨，甚至有些愤愤然，说当地干部群众落井下石，怯懦卑微，狗落到水里了，才逞一时之快，早干嘛了？
　　“落水狗”该不该打？鲁迅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早已给出了答案，对“塌台人物”不但要打，还要痛打，他告诫我们“不打落水狗，反被狗咬了”。今天，落水狗不但要痛打，而且要早打，最好是在其落水之前就出手。如果我们每个人不再“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而是挺身而出，不畏强权，不装聋作哑，再狡猾、再狠毒的贪官也必会成过街老鼠，早一日现出原形，落下马来，遗臭万年。